赫鲁晓夫全家正经历着一个需要调整的艰难时刻，那就是新闻记者的质问。对华盛顿和纽约街道两旁站立的人群，他们感到困惑。那些人既不欢呼，也不大喊大叫，只是沉默不语，仿佛来自外星。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或许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见美国人，也让他们见见自己。“我头上没有长角。”他对纽约的一群美国人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想让美国人看到真实情况，消除对他本人及克里姆林宫的误解。
然而，他也开始相信，在他和美国人民之间已经筑起了一堵墙，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不相信需要那么多警察来保护自己，还要坐在一辆封闭的高级轿车里。他向洛奇大使抱怨全程保护他的警卫，还有作出全程访问安排的国务院，好像他们有意要把美国民众和一个传染病人隔离开。
整个访问差点要在加利福尼亚提前结束了。赫鲁晓夫一直提防着某种挑衅企图，但在洛杉矶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先是安排他会见了当地的一个大人物。维克托·卡特是电影界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家电影公司，在当地还有一家医院。多年前，他从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逃到美国。当卡特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时，赫鲁晓夫断定，他面对的是一个阶级敌人。按照沙皇的规定，犹太人不能住在罗斯托夫，除非他们是富商。赫鲁晓夫私下纳闷，怎么来理解美国政府的行为：安排一个俄国移民站在他旁边。在洛杉矶剩余的24小时里，赫鲁晓夫把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这位犹太商人儿子的邪恶传统上。
当代表团被告知不参观迪斯尼时，又引起赫鲁晓夫的不快。本来安排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参观迪斯尼乐园，但当他们全家午餐时，赫鲁晓夫得知，洛杉矶警方认为那里很危险。其子女自然非常失望，对此，他自己也颇感不快。倒不是因为他很想看米老鼠，而是感觉自己再次被主人隔离起来。
9月19日，参观21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方以盛大的午宴招待赫鲁晓夫全家。宴会上，赫鲁晓夫大声抱怨没有让他们全家去看迪斯尼。“那里有霍乱还是要发射火箭？”他质问道，“你们的警察强壮得可以举起一头牛，然而他们却说不能保证迪斯尼乐园的安全。”赫鲁晓夫的抱怨让好莱坞大人物的这场聚会变得索然无味，“这和我这些年来参加的一场好莱坞大型葬礼差不多”，一位参加宴会的客人嘲弄道。350位客人挤满了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餐厅，其中就有朱迪·嘉兰、爱德华·罗宾逊、小山米·戴维斯、格利高里·派克、吉恩·凯利和丽塔·海华斯。坐在宴会首席桌赫鲁晓夫夫人身边的明星是弗兰克·辛纳特拉和鲍勃·霍普，正对面的是一贯轻松活泼的大卫·尼文。“她绝对可爱。”尼文向记者说出了对苏联第一夫人的印象。辛纳特拉的评论也很有特点：“她英语讲得也很好……我也没有谈爵士乐。”
午宴后，赫鲁晓夫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又被陪同到8号舞台，那里搭建了一个特别的阳台，以便让代表团成员可以观看福克斯康康舞的拍摄场景，那是为辛特拉、路易斯·乔丹和年轻的雪莉·麦克雷恩编排的一出明星剧。身着长裙的演员高高向前踢腿，赫鲁晓夫没有被逗乐，却断定这是在有意羞辱他。当电影公司负责宣传的摄影师让两位女演员在赫鲁晓夫两边撩起长裙时，赫鲁晓夫生气了。两位女演员也拒绝摆这个动作，这才避免了一场外交风波。
赫鲁晓夫的随行人员对康康舞表演也不满意，但访问能否成功，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是个保守派，还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当天下午他似乎有意要和赫鲁晓夫展开一场公开辩论。波尔森要在洛杉矶世界论坛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在此之前的鸡尾酒会上，洛奇大使提前得到一份发言稿。发言稿的开头几句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今天非常有名的“我们将要埋葬你们”的断言——来嘲讽他。
洛奇认为赫鲁晓夫在华盛顿就已经平静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洛杉矶市长再次在午宴上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会大发雷霆。当洛奇要求波尔森放弃这段文字时，波尔森市长却拒绝了。“发言稿已经修改过，而且已经散发出去，”主意已定的波尔森说道，“修改发言稿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不涉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第二号人物，那么，其结果至多也就是一个玩笑。洛杉矶市长的发言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我们将不会埋葬你们，你们也不会埋葬我们，我们将和平共处。”这时，赫鲁晓夫打断了市长的讲话，向吓了一跳的听众们说道，从苏联飞到美国只用了12个小时，直接从加利福尼亚飞回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也只要10个小时。赫鲁晓夫大声问图波列夫的儿子，他正坐在听众席上，“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感觉自己就像俄国马戏团的巨熊一样被人到处展示，就像现在展示给美国人一样。
回到旅馆，赫鲁晓夫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开始大发雷霆。“这个人（波尔森）竟敢攻击美国总统的贵宾？”赫鲁晓夫咆哮道。他要让全家，还有那些随行人员和他们的妻子知道，他正在严肃地考虑是否要取消其余的行程。他不想去旧金山。按照行程，旧金山是下一站。他不想去其他地方，除非美国政府道歉。赫鲁晓夫的语气很强硬，以至于葛罗米柯的妻子想要跑到浴室给他找一片镇定药，但是赫鲁晓夫用眼神制止了她。“我就是要把我的愤怒发泄出来，让那些陪伴我们的美国人听到。”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敢肯定，我们房间有窃听器，洛奇先生也住在这家饭店，他正坐在一个扬声器前，有个翻译陪着他，正在听我们的所有谈话呢。”
担心中情局没有实施监听，下午2点，葛罗米柯走进洛奇的房间，向他正式表达不满。苏联人收集了许多不满的证据，但决定只提其中的一件：一位妇女站在一处街角，手上举着一面黑色旗子，上面写着“绞死匈牙利的屠夫赫鲁晓夫”。苏联领导人认为，因为艾森豪威尔想让她这么做，所以她才不得不站在那里。洛奇竭尽全力向他解释，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位妇女有权表达其看法，尽管这让白宫或美国国务院感到麻烦。对赫鲁晓夫所遭遇的部分美国人的不当行为，洛奇表示遗憾。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个解释，回到自己的房间。访问变得极不愉快。洛奇上床后还在忧虑，赫鲁晓夫的访问“要失败了”。他想要采取行动来挽救这个局面。
次日上午，洛奇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行程安排。如果赫鲁晓夫同意，洛奇将重新安排赫鲁晓夫的警卫工作，以便让他有机会能和更多的普通美国人交流。洛奇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主意：把赫鲁晓夫当成一个竞选的政治人物来对待。按照计划，苏联代表团的下一站将是旧金山。洛奇想让他在沿途多停几次。他还决定让赫鲁晓夫接触列车上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下，记者都不准靠近赫鲁晓夫。
第二天，赫鲁晓夫的情绪不太高。原来希望他的复仇对象——波尔森市长会设法在火车站发表一个讲话来欢送他。但站台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麦克风立在那里，市长没有露面。当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波尔森市长时，赫鲁晓夫向洛奇嘲讽起洛杉矶市长来，“他想放屁，但却把屎拉在了他的裤子上”。
洛奇的新想法很合赫鲁晓夫的胃口。“我感觉你好像把我软禁了六天。”他告诉洛奇大使。赫鲁晓夫坐在火车上，迎候记者们。为了吸引苏联领导人，让他在自己的车旁停下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带来一大瓶伏特加，打开瓶盖，就放在他旁边的圆桌上。赫鲁晓夫决定直接走过去——妻子多年来一直在抱怨，他也在尽力克制自己，但他爱交朋友的鲜明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圣塔·芭芭拉，他迫不及待地下了火车，投身到站台上的人群中。赫鲁晓夫喜欢出风头，这些美国人也不惧怕他。有个美国人对这位第一书记的影响特别大。赫鲁晓夫下了两次火车，其中一次因为过于匆忙，以至于把他的列宁勋章挤丢了。对这枚勋章，他颇感自豪，把它别在夹克上。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它，他没有把这枚金质奖章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而是交给了洛奇大使。还不待赫鲁晓夫知道奖章丢失，洛奇大使就把奖章还给了他。“这个意外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这个人把奖章还给我，我对这些美国人的敬意油然而生。”美国之行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就赫鲁晓夫所关心的事而言，美国之行将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