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认识的公家，就是您指的那个肃然的院落，它的大门口挂着什么人民公社，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坚决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我认得这些字，您却不认得，统统把这叫做公家。
公家就是这小村的天。村人因偷走家里的两只羊，半袋白薯干，生气的您只说了一句：那，到公家表（说）你！那人就泄气地低头认罪了；那个蛮不讲理小村霸的锄头，碰伤了哥哥的额头，妈妈气势汹涌，非要“到公家说你”；甚至那次，和奶奶因了一张陈旧的狗皮，争执不下，万般无奈之际，伤心的您也不得不脱口而出绝境中的那根稻草“到公家说你”，这公家，蕴含了您多少的期待、信任和神圣不可侵犯。
后来，我们上学，姐姐的宣传队夜半演出，您也称是公干，无怨无悔地守一捻豆光到深夜。我的小学校，那间土桌子土凳子的小房子，布置了给兔子割草、拾麦穗的作业，您自是不遗余力，带着我，好像带着与公家有某种联系的一个小东西，在田埂上不辞劳累。并且那次，我谎称了公家需要我们购置一支圆珠笔，那是一支多么美丽奢侈的笔，竟然，您爽快地答应了。这公家真好，好像我成长中的一个后盾。
再后来，上班，那可是个不怎么样的班，但，您不嫌弃，您弄不懂什么是私营企业，只要有房屋、大门，有岗位、工资，准确地说，只要是谋生的地方，那就是无可挑剔的公家。这以后，我换了好几个公家，这让您有点措手不及和茫然，但是，出于对孩子的极度爱护，您接受了这些接应不暇的公家。
终于，在一个我认为满意的公家，稳住了心。
当然，我出色地完成了活儿，年终领会了一个不错的红包，还匪夷所思地领了一个大红绒面的荣誉证书，我把这一切呼啦一下堆在妈妈面前，您的脸笑成一朵好看的菊花，我说：公家奖的。把您崇拜的公家二字说得又重又稳又清晰。妈妈的双手缓缓地、疼爱的去摸那个红本本。我并不介意，那又算什么呢？单位里有谁如此稀罕它呢？
那次办活动，我和同事统一着大红色西服、大红色领带和雪白的衬衣。我请妈妈也去了。路上，您不断地侧着身、仰起脸看我的这身行头，手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现场，俨然一副极有身份地位的尊贵客人的派头，目光很有分寸地谨慎地四处审视。我在离您不远的一个座位上，安泰而又幸福，因为这意味着对您说：妈，看，这是多好的公家！我的目光一遍遍地触碰到您瘦弱的后背和灰白稀疏的短发。我想，老人一生的慰藉，其实是那样的简单，又是如此之重。
生病时，穿着白大褂、把着手腕上的脉搏、把着听诊器、开着药方的医生，是您的公家；坐公交车，握着方向盘、收着车票钱的人，是您的公家；去饭店，摆着酒水的吧台、端着盘子的小伙、拿着菜谱的姑娘是公家。超市里，货架旁的导购员、拿着笤帚的保洁员、忙碌的收银员、肃然的保安员，也是您的公家；乡村里的标语、磁卡电话、收税收费是公家；城市里的洒水车、警察、街心花园更是公家。
这公家，是妈妈的敬重。
但是，超市的收银员姑娘，有时因为心情不好，总会有一张冷冰冰的脸和一双怠慢的手；值勤的警察，也会急躁地让人闪个趔趄，还有清洁工，只是问问路，他就极不耐烦地一挥手。为此，妈妈很是小心，讪讪地笑，您总是想：公家人，公家事，也是很不易的。像宽容您的孩子。
现在，我工作的大门口，会遇到要向公家讨个说法的上访群众，有时场面极吵闹，不易控制，有时是年富力强的人，有时则是年迈体衰的老人。那天，遇上一个老妇人，执著地要见妈妈说的那个公家，与门岗的小伙子争执不止。她蓝色的小碎花上衣，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土，深色的裤子皱皱地卷到脚踝，一双棕色塑料旧凉鞋，没穿袜子，脚趾粗糙。她颓废地无助地坐在公家门口的花坛边，抹着眼泪，身后的月季和红刺梅，正娇艳芬芳地开放，行色匆匆而又神情平静、抑或漠然的公家人，不时从她身边走过。我站在离她很近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看见她苍白的发和颤抖的肩，我忽然地想起了——妈妈，我的脚下，这就是妈妈一辈子为之心驰神往的那个叫做公家的地方吗？
我只有默默地离开。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卑琐的女儿，几乎什么都帮不上她，只任凭这貌似优雅的脚步一下一下踩疼一颗无助母亲的心。
深刻贯穿了妈妈整整一生的公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更为遥远的将来，它注定和任何一种生命一样，不断地生长、发展与变化着，然而，也许，只是公家还尚且不知，它是妈妈唯一不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