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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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言多必有失

本刊第5期《思想论坛》发表的余之题为《套话、假话与错话》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就此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死去的和尚未出世的。由此而论,地球上除了襁褓中的婴儿和聋哑人,恐怕不存在没有说过错话的人,在理论探索中不出差错者更属罕见。伟大如马克思、毛泽东,也不能说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自己的“三七开”说,就足以说明问题。

“言多必有失”。对这句常言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多一点宽容,少几分苛求,使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增强对改革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使整个社会充满民主和谐、团结奋发的情绪和精神,此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弃旧图新的先决条件。而在此方面,我们恰恰缺少宽容,太多苛求,要求人们的言论字字珠玑、章章锦绣、篇篇真理,结果造成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此等状况,令人生忧,更令有识之士扼腕。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又如何期望理论研究不断地全方位地突破呢?

言多必有失,如从消极意义上理解,社会既不容言谈及文章稍有差错,那么人们只好免开其口,少说为佳。几千年来,我国的老百姓把“祸从口出”“多磕头,少说话”奉为处世哲学和人生信条,唯唯诺诺,缺少独立见解和独立意志。当然,不规矩者亦间或有之,如宋代的范仲淹也曾喊出过甚至令今人也为之咋舌的口号:“不直言,毋宁死”。但封建社会直言者是断没有好下场的。清朝文字狱之兴,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纷纷缄口政治,埋头注经释文。自清以降,注经之风久盛不衰,相沿至今。时下有人不想注经,想搞点于国有益、于事有补的研究,也是瞻前顾后,耳边挑剔指责之声不绝,心头“言多必有失”之声嗡嗡,必得有人加以再三劝勉——“大胆探索”。理论工作者搞正常的研究工作,还须像进深山猎豹,下大海捕鲨,临行之前,喝二两“大胆探索”之类的“白干”,以壮行色,悲剧色彩似乎太浓。

最近,赵紫阳同志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愿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于“言多必有失”之论,多一点积极理解,少几分消极认识。

(载《共产党人》198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