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者，以文字系狱之谓也。有了文字，便有了文字狱，或者说便埋下了文字狱的种子。
文字狱形成的主因是什么，同仁邢魁学以为，在于帝王们（可能还包括某些自称公仆的人）的“略输文采”与“稍逊风骚”，在于他们某些人“只识弯弓射大雕”。何故？因为“人一旦对某事稍逊略输，内里便自惭生，外形如言如形便有忌讳露，于是常耿耿于怀，念念都要寻些别人的疵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帝王们妒忌知识分子的才情风骚，便寻他们的短处，便惩治他们（见《银川晚报》1992年6月7日一版《稍逊风骚，略输文采》）。此言大抵不差，却也未必尽然。
说历代帝王比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采略输且风骚稍逊，证据不足；说搞文字狱的君主“略输稍逊”，似乎更难以服人。毛老人家赋那阙有关略输稍逊的词，其意在于抒发其睥睨一切的凌云壮志，是将旧时帝王与他自己以及由他代表的领袖群体相比的，并不是拿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与同时代的文人比。否则，何以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结论。另外，何以老人家讲的“略输”“稍逊”的那几位，又未创造文字狱之最呢？
文字狱于秦朝发端（指严格意义上的），却于明清最盛（非极盛）。最盛的原因，窃以为不在于朱元璋当过和尚，也不在于清朝皇帝们汉学功底不如文人。朱元璋是出过家讨过饭当过下九流，但朱元璋并非没有思想没有才情，他于打江山时所吟的“一夜不敢伸足睡，唯恐蹬倒太行山”的诗句，其感情之浓郁，气魄之恢弘，有明一代，有几个文人能望其项背？何“输”何“逊”之有！比之“飞鸟尽”后藏起的“良弓”和“狡兔死”后烹掉的“走狗”，又怎能谈及“输”“逊”之类言词！
清朝康熙乾隆等皇帝在儒家经典方面的功力，也不在因文字狱而被诛的那几个人之下。观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浏览一下清史稿，可以看到清朝皇帝个个能书能画能吟诗作赋，其水平之高，可以称得上诗人画家书法家，有的还是思想家。有清一代，又有多少文人在这些方面能超得过帝王，能招致帝王嫉恨！
文化水平的高低，毕竟是人能力的一个方面。对于帝王来说，似乎可以说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只要能纳谏，能“亲贤臣远小人”，能做到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江山可基本无虞。贵为一国之君，又何必在文化方面与文人比高低并进而嫉妒杀灭文人。作嫉妒观，委实太小瞧和冤枉了帝王们尤其冤枉了明清以来的帝王。
那么，文字狱盛行的原因何在？在于封建社会的“烂熟”，在于封建专制主义走向了极端。文化的专制，仅仅是政治专制的表现而已。“维民所止”的考题，被怀疑是要砍雍正皇帝的脑袋，雍正想到的，是犯上作乱危害社稷，而非文人才高于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词句，触动的是满族统治阶层唯恐丧失政权的神经，是让他们感到了异族的不满乃至反抗，而非“不识字”的讥诮造成的愤恨。维护统治，稳固地位，保“根子”而非顾面子，概文字狱形成之主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欲防止文字狱的再生与大兴，要害在于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于走出封闭的政治圈而非文化圈。当然，文化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更不可无视。但把宝完全押在文化上，认识不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某些时期的滞后性，那是要误大事的。
对于未来，我与邢君同怀乐观，相信以后会好。但这个“以后”是多久，我心里没有谱。我想，这个问题只有12亿人共同来解答，才答得好。
（载《宁夏宣传》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