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时天色阴沉，感觉是要下雨了。果然，还未到山顶就下起了细雨。时值九月，正是多雨的秋季，站在烟雨笼罩下的山顶，观望萧瑟的树木和山坳里树木掩映中的寺院，就使人想起寺院中的杜少陵祠和杜甫那些关于秋风秋雨凄楚悲凉的诗句。在这样的环境氖围中，冷意就如山顶弥漫的雾一样笼上心头，不由得使人紧了紧衣领，十分茫然地朝山坳中的寺院走去。
一
脚下的山叫慧音山，在西北一隅，甘肃东南部的天水域南，绵延的山峦与北山对峙，俗称南山。南山有寺，日南郭寺。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登山入寺，正是秋季。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天气很好。流离困顿的杜甫置身于红墙青瓦、树木蓊郁的寺院中，郁闷的心情有了舒展，诗句如阳春的花蕾从心中舒缓地绽开，又如南山的溪水一样在山谷间泠泠作响，清丽的诗句浸润、丰厚了南郭古寺的文化内蕴。那时，寺院的主持并没有意识到，因了杜甫的诗“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使南郭寺更添神韵和风采，这山这寺便与中国的诗圣联系了起来。也许，当时寺院的主持只是把杜甫当作一个流落的穷书生对待，不会在意他口中喃喃有辞、低吟浅唱的潜心推敲。只是以僧人的怜悯之心，给杜甫沏了热茶，管了顿斋饭而已。不然杜甫也不会在那样好的秋日平添许多忧愁，“俯仰悲身世”了。
时代的悲哀，在于当时的人不能认识本时代杰出人才的价值和贡献。
杜甫一生多艰难。困窘的生活从“安史之乱”开始。公元757年，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已被安史叛军占领了的长安逃了出来，往西行，经过平叛战争的前沿阵地，走了大约四百多里的荒辟小路，历尽危险，才到达陕西凤翔，投奔了肃宗朝廷。在那里他的日子过得也不好。最困窘，甚至饥寒交迫的生活，是他由华州弃官赴秦州（今天水）、转同谷（今陇南成县）、再到四川成都的流亡日子。可以说一路困顿，生活无着落，是一个到处投亲靠友的流浪者。“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强将笑语供主人”。可见，在秦州作诗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在秦州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因战争的气氛紧张，正处乱世，秦州官吏富豪没有礼遇他。起初杜甫靠卖药和旁人周济过日子，住在城里，并在西枝村一带逗留。后来在离秦州城五十多里的柳家河村东柯谷，寄居在侄儿杜佐的家里。寄人篱下，妻子儿女一家人，时间久了是很难为情的。随着天气渐冷，饥寒相迫，加之秦州战事在即，为了不使自己难堪，也为了逃避战争，杜甫应同谷县令的邀请，仓促离开了他在诗中赞美流连的秦州，赶往同谷。
有了“安史之乱”，有了杜甫的流浪生活，这才有了杜甫一路留下的东柯草堂、同谷草堂、成都杜甫草堂，使后人有了多处游览的胜景。
二
往同谷的路上和在同谷的寓居生活，杜甫吃尽了苦头。路途上“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常恐死道路”。到了同谷，那个写信邀杜甫前往的同谷县令，并没有太多的盛情，大概只待诗人一顿便宴了之。杜甫在同谷人生地疏，生活十分困难，绝粮断炊，只能同养猴的老人到深山老林中拾橡粟，挖黄独充饥。
看来历代的诗人都生活的不怎么好，尤其既是诗人，又想挤进政界弄个一官半职的诗人，生活就更为悲怆。屈原一生悲悲切切，最后抱块石头投江白尽，直至死前仍念念不忘参政议政，总想着让君主听他的济世良策。这使人总觉着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牢骚话说了许多，有什么用呢？杜甫在长安生活了八九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天宝十年献《三大礼赋》，待制集贤院，与长安的名流显贵们有了交往。看起来在长安求官的时日，生活还是满自在的。其实，杜甫在那些达官显贵、王侯公卿眼里，不过是一个门客、合人，其作用也只是陪游侍宴、助兴捧场、代人唱和罢了。言谈举止，都不免要看主人眼色，稍有失度，便会遭白眼，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看看他写的诗：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几多辛酸溢于言表。此时，我甚至看到快马扬起的尘土，有了尘埃呛鼻的感觉。
何苦啊！人生命的痛苦，往往是被虚无的东西所折磨而生成的。但谁能脱俗呢？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一个光宗耀祖的重荷和成功男儿要取得功名的标准，使多少有志男儿气短！
与杜甫同时代的李白好些，他看得透，并不是不想或不愿一直把官当下去，而是冷不防就被人从政界挤了出来。但李白是有远见的，他不是一个纯粹靠卖诗文吃饭的人，他有后路，做着矿石生意，也就是时下所说的矿贩子。手里有些积蓄，不像杜甫到处流亡，朝不饱夕。李白是有饭吃有酒喝的。这个道理今天的文人们好像也省悟到了，纷纷开办公司或靠公司资助。但大多数穷酸且未成名的文人，仍然比杜甫好不到哪里。
有什么办法呢？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行的。陶渊明意气用事，“一惭之不忍”，扔掉纱帽回家耕种，幻想“桃花源”中的生活，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渊明耕植不足以自给，只好沿街乞食。乞丐有什么尊严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闲情雅趣，恐怕也不会有了。而苏东坡就聪明得多，他被朝廷一贬再贬，多辱再辱，还是忍着气苦熬着，只是到了晚年才说上那么一句漂亮话：“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给后世的人留下一个劝导良言和好名声。
诗人乃至文人的不幸，也许都过于执著，甚至迂腐。一方面苦守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贞者不休，安道苦节。”一方面又想着治国平天下，对某个朝廷的幻想，成为一生一世的追求。把生命的所有悲欢系于此，并为此展示着自己毕生的才华，热切地期盼着朝代的认同或赞许，却忽视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忽视了自己的存在和对时代文化发展的贡献。
前几日与朋友谈今天的现代诗人，感到境况也都不怎么好。如今的时代开放搞活，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诗人们不像当年的杜甫，是一个无业游民。如今的诗人都有职业，大多数有同定的工作，定期的收入，各种头衔也耀眼得很。而现代诗却被人们冷落，失去了读者群和当年的热闹情景。所以诗人们抱怨，有的甚至自杀或自残。这倒让人更加敬仰诗人杜甫了！他能在那么一个动乱的年代，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仍然保持着诗人的品质，诗人的感觉和感悟，在一生最艰难困窘的岁月，流浪的途中，一路走，一路诗。陇右期间写诗117首，仅在秦州就写诗93首。
乾元二年是杜甫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期间的部分诗作，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这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诗人，这以后，唐代的诗人就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是苦难造就了杜甫，还是杜甫升华了苦难呢？后世的诗人文人们能不感叹吗？
这话是说远了，而杜甫总算在江陵住了下来。那半年多的时间，杜甫的日子过得相当轻松，再未作穷途之叹。直到诗人去世，他还雇有童仆和船工。杜甫有了一个安逸的晚年生活，这倒让人稍有些安慰。
三
今日慧音山有雨，南郭寺朦胧在雨雾中。雨中走进南郭寺，凄凉的感觉，使人有了关于诗圣杜甫流亡经历的联想，有了凭吊的心情。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葺新建了南郭寺，同年将寺内的“东禅林院”改为杜少陵祠。应该感谢那位秦州知事张珩，感谢知事崇尚文化，认识到杜甫在中国文化史中的位置和杜甫在秦州所作的杂诗对秦州的重要性。这是应该庆幸的，因为从此天水不但有了东柯草堂，而且在这样一个风景尚佳的南郭寺中，有了一处杜甫落脚的地方。
这个幽静的地方，是南郭寺内东西相连的一座甬道式庭院，院子清静幽雅，有一丛青翠的竹子。祠内杜甫和侍童的塑像平凡而亲近。院子里的气氖使人平和，雨中行走时想到的那些困顿的事和郁闷的心情，也因了这处宁静的院子而舒展。
认识一个时代需要时间，需要平和的心态和中正的态度。而对一个人的认识，特别是对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过贡献的人，这个认识就更需要等待。等待的过程，表面上是一个具体人的不幸，抑或是某一个人的劫难，但实质上是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不幸或者损失。回想古今中外～些伟大的文学艺术人才，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都是十分窘迫的。如今，拍卖行里常报出天价的那些艺术品或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的手稿等，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却一文不值。这种情景让后人们感慨，并因此对前一个时代进行批判，进而产生某种幽怨情结。这种情结实质上或多或少隐含着关于对本时代的人生存价值的思考。有了一代接一代的思考，一个民族的文化才逐渐成熟了起来，它的内涵也不断地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