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祭泪悼总理
那是31年前的元月8号，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这是个阴云密布的早晨，我顶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凛冽寒风，骑着自行车，艰难地蹬着像是锈蚀住了的脚踏子，向着单位的方向骑去。
小刀子般的寒风，直往棉衣里钻，但我感觉不到冷，捂在脸上的口罩刚开始还被呼出的热气打得湿漉漉的，但很快就冻成了一块冰布，除了嘴中间那一坨儿呼出的热气外，其余已冻硬了。眼泪却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淌，淌下的热泪在口罩上又冻住一层，寒风再一吹，脸被冰冷的口罩捂得难受。
一介小民为何如此为一个大国总理逝去的噩耗恸哭呢？我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反正眼泪就是止也止不住、流也流不完。
我正费力地骑到双城门的桥坡时，忽然听到，从远处什么地方的大喇叭里，传来了高亢嘹亮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欢快歌声。乍一听，我先是感到奇怪，继之愤怒：总理逝世的悲痛时刻，怎么还放这种歌曲？是谁这么不负责任？我以为，一定是哪个单位的播音员一时失误、放错了唱片吧，一定是想放哀乐的，却错放了这首歌了。我却不知、也压根儿想不到，这里是有着一个阴谋的。这，是以后才听说的。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内科二病区的交班晨会上，小小的护办室里，近二十名医生护士个个垂头啜泣。
护士们抽咽得难以抑制，冲进隔壁的值班室里，放声痛哭起来……
悲哀与剧痛将我们压得心力交瘁，但工作还得完成，医生们要进病房查房、问患者情况、开医嘱；治疗班护士得赶紧去给患者打针、输液；主班、临床班各有各的事情，都是每天要按点完成的临床工作。我们尽可能地用帽子和大口罩将脸捂得只剩两只眼睛，但病房的患者和家属全都看到了——医生、护士的两眼几乎都是红肿的，医生没戴口罩，脸色因为悲哀显得十分凝重而沉痛。我去给患者做治疗，有几位患者与家属让我感到无比反感，我一走进病房，他们都奇怪地盯着我看，一副浑然不解、好奇的样子。我不知他们听没听早晨的新闻联播？知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我愤愤地想着，是不是这些人的情感因为迁延不愈的疾病而变得麻木了？
天已黑尽。没有谁动员，也没有谁出头组织，医生护士们都不下班、不回家，不约而同地留在了科里，大家分头行动，有的从外边的小商店里买来成捆的大白纸和白皱纹纸，有的从电工室扛来很大一捆细铁丝，还有的拿来了剪刀、白线，到食堂端来还热腾腾的糨糊，大家将所有东西抱到大值班室里，连夜开始做花圈、扎白花、进行悼念周总理的准备工作。
忠魂已化赤血飞，八亿人民泪滂沱！皆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连遗骨也抛撒大海间，真正地去如长烟一空。”每个人的脸上都淌着两行流也流不完、擦也擦不干的泪河，每个人的手里都忙碌着，有裁纸的、叠纸的，有做胸前小白花的，有将一圈圈的细铁丝铰成一段段的……护士们将折叠好的皱纹纸用细铁丝扎住，又用灵巧的手将其翻折成一朵朵的大白花，年轻的男医生们则忙着将找来的芦苇秆扎成花圈的架子……渐渐地，大大小小的白花堆成了堆儿，直到大家觉得内科的医生护士都够戴，直到一个又一个花圈连走廊里也摆满了为止……
第二天早晨的交班会，大家的左胳膊上，全都戴上了黑纱。在这之后，黑纱又用了一次——那是为了悼念逝世的毛泽东主席。
这些小白花、这些最不够水平却饱含真情厚意的一个个花圈并未能派上用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追悼会是这一年的1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我们不可能到北京去，只能收听实况广播，又没有追悼会能够让我们就近参加——那些小白花，我们戴在了胸前，每一朵小小的白花，都在替我们无声地诉说着难以抑制的、失去亲人般的彻骨之痛；那些花圈，好像在内科走廊里摆放了一段时间，供大家吊唁。
这一年，“清明不清”。祭扫节刚过，耳语般的悄悄话像暗流一样迅速蔓延开，“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听到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听说北京发生了“四·五反革命暴乱”、天安门广场在举行“反动诗歌”朗诵会、当场抓了很多人；听说那些“反动诗歌”都通过信件从北京寄往全国各地……一时间，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十分紧张、神秘而又诡异，谁也不敢随便说什么。
有一天，我正上班，在走廊里碰到了内科一名老资格的女干部，她很严肃地问我，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我说没有。她说，如果有，必须立刻交给组织，要查查信里有没有反动内容，如果有信不交，后果自负。我有些紧张地对她说，北京我认识谁呀？哪会有人给我写信？我确实没有收到这样的来信。但前一句却是假话，我爸爸的姐姐、哥哥都是北京市民，我大爷一家就住在离天安门不太远的东厂胡同里。但我哪儿敢说啊，怕说了被深究。
阳光总在风雨后，阴霾必有散尽时。
一年后的周总理祭日，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匆忙吃过晚饭，来到银川剧院，观看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剧场里座无虚席，却鸦雀无声，悲放激昂的思念歌声与旋律悬梁绕柱，舞台上的演员们将怀念与歌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当背景幕显现出周总理的慈祥面容、激情的音乐声中响起“三唱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的悲歌时，全场沸腾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几乎要冲破剧院的穹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刷”地流了下来，我明知这只是一场文艺演出，但此情此景，将人内心深处的所有爱戴之情又一次激惹了出来。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同事家玩儿，同事取出两幅周总理的画像，说送我一张，让我挑，给他留一张。这两张画像是当时市面上非常难得见到的，我都很喜欢，但不敢显得太贪，左选右选，选了总理出访归国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到机场亲自迎接的那一张（后来听说刘少奇旁边本是邓小平，但被删去了）。他还送给我一套《革命诗抄》（一、二集），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编纂印刷的。真应该感谢以“童怀周”的名义编印本书的勇敢者们，是他们将无数群众当时冒着极大的政治危险，去天安门广场拍照、写作、抄存后珍藏在地里、花盆里、蜡烛里、炉壁内的所谓“反革命照片”“反动诗词”一一收集起来，先是油印成《天安门革命诗抄》，后又增订铅印、更名成册为《革命诗抄》，广为发行，以寄托人民群众的无尽哀思、无比怀念之情。这两本诗集让我兴奋无比、如获至宝，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
这两本诗集的封面图案一红一蓝，蓝天、白云作背景，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中央，由无数白的花圈、黑的挽联、绿的松柏相环绕。扉页是总理遗象，伟人气质与儒家美德集于一身之神韵光芒四射。后边十多张黑白照片里，张张再现了1976年4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国旗半降、泪雨悲风、花圈林立、挽联低垂、人山人海、纪念碑下万树白花滴血、祭文诗词满眼流泪的悼念场景，其情其痛其悲其壮，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和表达。我捧着这本弥足珍贵的诗集，边翻看，边念出了声，很多诗句熟悉得可以倒背如流：“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烈，扬眉剑出鞘！”再念，就念不下去了——那些场景、那些饱含着万众冲破黑云阴霾怀念敬爱的总理的巨大悲哀的诗句催人泪下、令人浮想联翩……
31年了，这套《革命诗抄》被我视为爱物精心收藏。有时，也从书柜里取出，再逐句默诵那些熟悉、感人而又震撼人的灵魂的不朽诗句。思念，如是不减。
车厢里的吊唁灵堂
1976年的9月6日，宁夏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防疫大队的全体队员圆满地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从北京往宁夏返回，有关方面将我们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洗去了一身疲劳和紧张情绪的队员们都兴高采烈地游过人民公园，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五个小分队的队员们在广场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下分别合影留念。9月8日晚上，我们从北京站出发，乘着西行的隆隆列车回银川。
列车疾速行驶着，午后的阳光斜射进热闹的车厢。从巨大的压抑、紧张和劳累中解脱出来的队员们显得无比的轻松，就要到家的喜悦又让大家异常兴奋。在硬卧车厢里的队员们有的随着欢快的乐曲声哼唱着，有的三三两两地在说笑，有的看着窗外的风景，有的四人一伙儿在打扑克。我将削好的梨给了一名队员，又拿起一只削了起来……
突然，正在播放着的欢快乐曲声中断了，接着响起的却是极其低沉而又悲恸的哀乐，霎时，所有坐着的人都吃惊地抬起了头，正在走来走去的乘客也都站在原地呆愣住了，车厢里一下静了下来，大家听着长长的哀乐声，惊诧地喃喃互问：“又是谁逝世了？”这一年，1月有周恩来总理、7月有朱德元帅都先后离开了中国人民。7月28日，唐山又遭受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灾害之惨烈令全世界震惊！一年里几次噩耗接踵而来，每次都令人感到心惊肉跳。这次，又会是什么坏消息呢？
沉痛的哀乐过后，先是几秒钟令人焦急不安的停顿，继之，播音员用极其低沉、极其悲痛的声音、一字一顿地播送起《告全国人民书》。当我们听到“伟大的领袖”这几句耳熟能详的专用称号时，心里“咯噔”一震，全都猜到了，但立刻否定不会的、不会的，直到从播音员嘴里真真切切地听到那如雷贯耳的伟人名字时，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毛泽东同志逝世了！
霎时间，长长的车厢里悲声四起，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泪如雨下，难以克制地倾泻着巨大的悲痛，天塌地陷般的感觉让人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觉得头晕目眩，手里正削了一半儿的梨一下子掉在了小桌上，又滚落到了地上……此时，呼啸的列车拉起长长的、恸哭般的、惊心动魄的汽笛声，载着溢满车厢的悲痛，狂龙似地撞向前方……
当车厢里的哭声渐渐低沉下来后，有人提议在车厢里设一个吊唁主席的灵堂。
主席像及毛笔、墨汁，是列车员给找来的，我仔细地将相框用墨汁涂黑，毕恭毕敬地将遗像立在小桌上，以供大家吊唁。王老师、小吴用医用白纱做成挽联垂挂在遗像两侧，由毛笔字出众的王炳欣挥泪书就。
不知谁说，在主席遗像前放些祭品吧。马上，旁边的队员们、同车厢的乘客们都翻开自己的提兜，取出了苹果、梨等水果，虔诚地摆在了主席遗像前。
吊唁仪式开始了，先是抗震救灾医疗防疫大队的60多名队员——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主席遗像前默哀、三鞠躬，接着是列车长、列车员们，在他们的后边，又排上了许多抹泪啜泣、等待吊唁的无数乘客……
我望着车窗外流泪，只见列车经过的一个小城的街道上，所有人都愣怔地站在原地不动……
三个月后的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83岁诞辰日，医院大礼堂里，矗立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周围挽联、白纱簇拥，花圈满堂，一张张白纸黑字的悼文贴满了墙壁，临时拉起的排排铁丝上，挂满了各科室或个人的悼念文章。吊唁活动持续不断。这天晚上，我组织支部的团员青年，在这里召开了悼念毛泽东同志逝世诗歌朗诵会。我含着热泪，朗诵了所写的诗歌，以最真诚的心声，表达了对一代伟人的不尽哀悼之情。
永远的总设计师1997年春节，我一家于大年初四，乘着空空荡荡的火车，到上海旅游。这是我们头一次出门在外过春节，兴奋得忘掉了传统春节的规矩。
上海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是巨变。我三年前随领导出差到过上海，兄弟医院的领导特意带我们到外高桥保税区参观，那是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再往前数，我和老公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上海旅游结婚。我俩从重庆沿长江乘江轮到达十六铺码头下船，住在附近一家小旅馆里，周围都是破旧不堪的低矮民房和沿街小店铺。这次再从十六铺码头经过，去往外滩各处，过去的印象了无痕迹，老旧的建筑、拥挤的民居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大都市的腾飞气派。上初中的女儿是第一次到上海，我们就带她四处游玩。东方明珠、南浦大桥、黄浦大桥、陆家嘴开发区等等都让人感到新鲜、惊奇，使人眼花缭乱；外滩公园的璀璨夜景让人流连忘返；隧道线海底世界让人称奇——我深切地感受着改革开放给这个过去的十里洋场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叹着上海越走越快的发展步伐……
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快乐的春节。
2月19日晚上，我们来到酒店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边吃晚饭，边看着电视新闻。正吃着、看着，却听到了多年已经十分耳生的低沉的哀乐，紧接着，荧屏上出现了国人非常熟悉的央视女主播，她身穿素色正装，一脸的凝重，用沉痛的声音，报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病逝世的不幸消息。本是美味可口的饭菜，一下子让人感到味同嚼蜡，难以下咽，也无心再出去游玩了，我们三人一商量，马上在酒店里订了第二天中午的返程机票，乘飞机赶回了家。
当天下午2点我赶到单位，得知全院已经开始了悼念仪式，我从工会领到黑纱、戴好小白花后，在设于四楼大会议室的吊唁厅里，面对邓小平同志微笑的形象，毕恭毕敬地低头默哀。
三位伟人，来自于人民，回归于大地，彪炳于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