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会在这个时候编选一本这样的集子，如果不是诗人蒋浩的突然来访，我甚至不知道当下还会有这么一个“70后诗系”。这早就不是一个诗人的时代，写诗和读诗都已经具有调侃意味。10年过去，我几乎已经忘却那段激情迸发的以诗人之名折腾不已的青春期，更别说向人提及私底下依然保持的写作习惯。不过这也很好，因为一旦写诗成为隐私，写作的目的性就明朗起来，当生产不再唯一指向销售，精工打磨和自娱自乐的个人趣味才可能达成真正的默契。维特根斯坦说：“所有能思考的事情都可以思考清楚。所有能说的事情都能说清楚。但不是所有能思考的事情都可以说”。辞不达意和言外之意是思考和表达的永恒宿命，在我看来，诗歌就是这种带着思维自虐性质的个人挑战。多数时候，这种挑战也是无聊无谓的，正因此它也才成为一种真正小众和私人化的可以称之为艺术的行为。
依据写作的目的性和状态，我把自己的写作以2000年为界分作两段：此前10年和此后10年。20世纪90年代，经历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浪潮的洗礼，成长中的少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无缘整整一个80年代的中国式启蒙。这种先天的不足以及整个90年代平庸寡淡的文学气场，对于正处于青春期冲动的青年们几乎毫无影响，他们摆着各种POSE讲着各种宣言奔向世纪之末。北岛们出走，海子们逝去，第三代集体下海，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充满了小屁孩的喧闹。韩东和于坚们“诗到语言为止”“零度写作”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成为他们的顶戴，对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过度反叛暗合了彼时社会性的精神阉割。但退回10多年以前，身处其间的愤青艺青们是无法自觉的，甚至反而获得了“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似的成就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也兴奋地裹挟掺和在青春期诗歌的幻觉里，展开了整整10年的词语的狂欢。
整个90年代，我沉浸在纯粹的语言实验里。在极端自由的大学校园，诗歌的形式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1993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矮种马》出版，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几乎使我获得了过度的薄名。我甚至热衷过将连夜激情书就的诗剧或长诗排练搬上舞台。借此我也得以北上南下，在北京、上海、成都幸会了许多“诗人着和不再诗人着”的诗人们。正是他们使我重新定义了写作。纯粹的语言实验遭到了内在自我的否定再否定，一度使我有长达数年的时间无法或者下意识拒绝写作。在《最后》和《现实人格》两首长诗以后，我的自我怀疑达到顶峰：突然之间竟然完全不能够下笔了。
正是在这停止宣泄的数年间，我埋头阅读。从欧洲到拉美，从印度到美国，每一个作家都成为我整学期整学期翘课自习的心理台阶。我甚至远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专程拜访了日本汉学家秋吉九纪夫，为的只是请教如何欣赏俳句。那时我的身边也还聚集着一小撮依然热血着的诗人作家：赵晓梦在谋划着赶超余华、格非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事业；音色暗哑脾气暴躁的曾蒙沉醉于惊醒时代的“大诗”，何房子逐间寝室普及着布罗茨基和叶夫图申科，杜敏和韩敏在提供周末物质食粮的同时，简陋的书架上挤满了艾略特聂鲁达米沃什昆德拉。米罗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则是我秘而不宣的枕边书。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身体和心灵日夜忘我地打着飞机，压抑中的无穷快感催生了数年之后的释放和回归。
多年以后，回望这迷茫的数年，反而感觉到停顿的收获。写作一旦摒弃纯文本迷恋，其完善人自我心性的目的也就差不多实现了。没有为写而写的压力，没有出版发表的功利动机，时代无情地抛弃了诗歌，诗人成为一个羞于启齿的称呼。写作彻底慢下来了，不再寄望于大诗，不再是想写给人看，不再激情万丈追求辞采飞扬。回归内心，短小明澈成为个人明心见性的初衷，言说的可能性反而空前开阔起来。2008年冬天，我在北京上园见到蒋浩，他清贫中的坚持令人震惊：诗歌的力量在他身上显现出时间的光芒。他令我真正从世俗的顾盼中审视内心：诗人何为？在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面前，诗歌一无是处，但直面苦难甘于并且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才是诗歌精神的内核。绝圣弃智，朴素求真，这10年，我选择那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文本出来，以简化到近乎“非诗”的诗歌去体现个人返璞归真的后文本体验。
这就是我以2000年为分界线，按照之前10年、之后10年两个部分编选这本集子的简单逻辑。利用不到一周的整理筛选作品的有限时间，我第一次得以安静地回顾了过去20年的写作经历：从形式上看，感觉自己是越写越短，越写越收敛；从心理上看，是越写越个人，越写越宁静了。类似《最后》的借古讽今和《现实人格》中那种悲天悯人的使命感竟是越来越远几乎消失不见。两个10年，竟有如此差异，诗歌没有变，只有我变了。
幸乎？信乎？
好了，就写这么些吧。写作原本就是私人的事，言说可以因时因事停停走走，但思考却一刻也不会停下来。诗人首先是个活着的真实的人，然后才是一个激情勃发实施语言催眠的人。愿每一个偶然读到这则短文甚至于还有勇气和乐趣继续浏览下去的人们：阅读快乐。至少，你将看到的是一个活在当下的真实的人，而不再是通过分行书写装B弄玄的所谓诗人。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