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或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那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1．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少。
2．竞争以生存为界域，过此界域，就有弊害。
3．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
4．竞争之途径有二：一是向外用力，进攻他人；一是向内用力，返求诸己。向外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冲突的，我与人二力不等，则一胜一负；二力相等，则两败俱伤。向内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不冲突的；我与人用力相等，则并驾齐驱，一人用力独深，则此人即占优势。
5．凡事以人己两利为原则，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
根据上述五条公例，就觉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应该修正。因为达氏的公例，是从禽兽社会中得来的，律以人类社会，处处矛盾。达氏的公例，如果用于禽兽社会中，当然可以不管，如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基于这种学说，造出世界，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故非加以驳斥不可。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观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做一团，就从中打出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深林一看，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众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
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人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被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他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他们不过。何以虎豹，又几乎绝迹？欧战时，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反遭失败？
有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即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他；德皇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消灭，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高，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
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
问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的：“有饭大家吃。”
平情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因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为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惟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
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的“地心吸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逸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征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厚黑教主荣录》。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怕老婆哲学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证。
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作《方山子传》上的陈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事，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瞍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吼，从“怕”字做工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