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第一次也是由这位女同学通知同学聚会的事情来……那是一月前，我去探望父母亲，回来后不久，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说是她接到常某同学的通知，集合了一些高中时的同学，去吃某同学儿子刚开张饭店的喜筵。对这种请吃的邀请，我向来不愿涉足，却架不住这位同学再三申明仅仅是聚会而已，妻子在旁也鼓动我多出去走动，全当是寻乐头。我想想也是，我们这些即将步入老年人行列的一代人，对中学时代同学建立的情谊又看得极重，能有几次大家再相逢？尽管那天我觉得很累，但还是决定前往，一是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二是也怕人言：你架子大……临行前，妻子对平时不修边幅的我做了简单“打扮”，我按着所说的地址前往赴会。看来这次聚会——我是最后一位报到者，刚一落座，常某同学即指着他所就座的桌前已放好的一沓钞票向我频频示意，我看时却都是一些百元大钞。我暗暗叫苦：刚才通知的是那位同学儿子开饭店请大家聚餐庆祝，现在成了AA制就餐会。好在临行前，妻子让我带些钱，才让我未当场出丑，我顺应举办者的意思，也拿出了百元钱。原来还有些欠人家请吃不过意的情调一扫而光，现在心安理得，大吃海喝起来。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起酒宴上的事情，乐得她哈哈大笑起来。
那位女同学怕我不来，在电话那头又补充道：“有两位你的好朋友在西固城都来了，你不能按兵不动啊！”面对这位热心公益活动的女同学，我只好笑告她：“若是你们大家到了谭君同学家，请谭君务必亲自给我来电话，我将抱病前往赴会。”
电话那头，戛然无声，我耳边只有“嗡嗡”声响……
始料未及的二位同窗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参加上高中时候的同学的聚会联谊活动：或是参加某同学的子（或女）的婚嫁喜事；或是参加某同学的为老人祝寿（也有其父母亲病故治丧事情）；或是参加自“上山下乡”之后，几十年未见面的同学再聚首而举办的宴会；当然为一些遇有困难的同学排犹解难的同学聚会，也是有的。总之，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老同学们团聚，在畅谈而高兴之后，有喜欢热闹的同学少不了要喝上几盅酒，为的是杯盏交错，酣畅淋漓，忆往昔，同学之情乐融融。
在同窗学友团聚联谊活动中，有两位热心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一位是被同学们亲昵的称作“蕙蕙”的女同学，一位是被大家叫做“老大”的男生。他们的开朗性格和空前卓著的组织能力，是与以前学生时代大不一样，令大家由“大惑不解”到为之高兴，也引发了我要将他们写出来的由头。
先说被大家称作“老大”的韩先生。这位当年上学时候沉默寡语不善交际的消瘦少年，经过岁月的流逝，生活的磨炼，变成潇洒开朗、善谈的成熟男子汉。他的变化太大，现在唧唧呱呱，爱说爱闹。尤其是过去的同窗好友们聚会，他就像是有多少话要说，总也说不完，一副乐融融、笑眉笑脸的样子。喝上几杯联欢酒，他则是正襟危坐笑眯眯地说个不停，重复最多的是：“咱们这些人还有几个三十年再相逢，得乐且乐，健康长寿……”一旁的同学们深为他的直言所感动，不约而同地点头称是。在“老大”和“蕙蕙”同学倡议下，集合了班上部分同学赴“官鹅沟”风景区旅游观光的联谊活动中，至今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最让大家难忘的是，大家印象中沉默少语的“老大”，竟能以诙谐的言语，鼓动一位善歌善舞的“蛾眉”同学，在大家“一展歌喉”的欢呼声中，情不自禁地载歌载舞起来。使同学们的情愫又回到“恰同学少年”的友爱中去。
大家都为“老大”的这一举动拍手叫好。这时候的“老大”则又笑着说：“请黄先生来段山东快书：‘好汉武二郎’，要不要？”大家齐声应道：“要！拍手呱唧……”将同学们聚会的欢乐气氛推向更热烈的高潮中去。
上学时期就和我关系交好的“蕙蕙”同学，向来被学友们称誉为沉稳、典雅端庄且又腼腆、秀丽的好女孩。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她关爱同学、与人为善的品质一点没变，甚至比过去变得更加优秀和突出。瞧着她为同学们聚会去“官鹅沟”旅游观光，一会儿筹备旅行路上吃的食品，一会儿又去购置必不可少的饮用水等物品，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个高血压病患者。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知道她的种种善举来。
记得我刚从甘肃河西地区某偏远小县城调回省城，初来乍到，我租住在市郊农民的房子，生活较困苦。“蕙蕙”同学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在省城的部分同学来到我住处，一方面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在精神上鼓励我们全家战胜暂时的困难。使我和我全家感受到来自同窗好友的纯纯温馨关爱之情。这件事过去了10多年，至今我仍记忆在心。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蕙蕙”得知一位曾和她一起下乡插队的女友的夫君突患病不幸去世的消息，立即通知并组织一些同学前去慰问，帮助料理丧事，使那位同学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候感受到同志们的关爱和帮助。
至于说在联系30多年同学们的再聚首的活动中，“蕙蕙”同学自费打电话联系在外地同学前来聚会的故事，许多同学感动地说：“‘蕙蕙’是个有诚心又热心的好人啊！”
在我们班级，像“蕙蕙”和“老大”这样热心于集体公益事宜的同学很多，而为什么单挑他们二位事迹加以表述呢？那是在我心目中，在学生时代，他们都是一些沉默寡语，不声张的学子们，经过大半人生历练，岁月不仅使他们额头上增加了皱纹，而且使他们思想变得更加成熟，尤其是在珍惜同学友情方面更是令人叹服。
知足乐悠悠
我有幸成了提前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那是缘自我已步入了人生的黄昏年龄。近几年，我常和友人及同学们谈起自己这大半人生的种种往事和所经历的坎坷与所得，比较而言，我算是幸运者。因此产生知足的感觉，由此乐悠悠、喜滋滋。
我的知足感觉，并非空穴来风。我是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来说明的。
从我懂事，就是我读小学（也就是有了对事物朦胧认识）那天起，先是在敬爱张宝玉姨姨那里感受了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开始了我的上小学生活；接着又在从抗美援朝战争归国回来的父亲“兵营”里，全家人团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使我的金色童年充满阳光和温馨。虽说不知道什么叫知足，但我总觉有无限的情趣和无尽的快乐；只是在上初中那年，正赶上大人苦、孩子叫的1960年挨饿时期，让我觉察到饥饿难耐的滋味不好受，能有一块垫饥玉米面窝头吃，便是最大的享受和自豪的事了。所以这些，但凡有天大的事情都由父母亲顶着，也未知有多大的忧愁和不知足。
初中毕业考高中，在1000多名应考学生中仅录取120名学生，而我以第11名的榜次进入高级中学学习。据我的老师说，这与我偏爱语文和历史的学习分不开。从那时候起，我就与文学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心底里暗下决心，将来当个历史考古学者或文学作家。1966年“文革”运动，既未能使我如愿上大学，当然我的做历史考古学者或当“作家”的梦想也就被碾得粉碎。我只能和同龄人一起向广阔天地——农村进发，当老老实实的地球“修理工”。在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重体力劳动相伴的农村生活中，残留在我内心世界的当学者和“作家”的原始欲动仍未熄灭，我受“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的影响和“毒害”太深，在劳动工余，用装衣物的箱包当桌几，写下农村生活的见闻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
想不到30年后，我所写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和经历的文章，竟能在兰州晚报副刊栏目——“说吧，记忆知青的日子”上得以发表和展示。我没有成为学者和“作家”，但我记忆往事和展现劳动农民及知识青年优秀品质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我知足了。许多亲朋为我能在文学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祝贺，我尽管不动声色，但心里却是异常的激动：喜滋滋、乐悠悠。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我有了上大学的机遇。但是因为我当时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教学，鉴于师资少，教学离不开，公社革委会领导也不同意我们报考，为了农村教育事业，我只好放弃第一次参加高考，在农村继续教书育人；1978年调入玉门市区某小学任教的我，还有报考上大学的机会。为此，在当年高考时，我又填报考大学的登记表，未曾料到由于报名点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将我报名文科类考试归类到理科高考生范围，当考试前一天我拿到准考证时，已无更改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仓忙上考场应考，结果是以总成绩离录取分数线仅差2分名落孙山，我无法形容此时此刻的懊丧心情，只好伺机准备再参加以后的高等院（校）的录取考试……
又若干年过去了，在某中学任教时，有幸遇到一位大学生当校长的同志和一位农民家庭出身的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关怀和鼎力相助，使我和一些失去上大学的同志们一面坚持学校教学工作，一面参加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经过三年的拼搏，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上大学毕业文凭。当我激动地从“电大”学校领导手中接过那张盖着红艳艳大学印章、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心里是好一阵热浪，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为此而知足，那是因为自己多年付出的努力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
“电大”学历的取得，使我跻身于知识分子行列。1985年，我从教学工作岗位进入了国家机关——中共玉门市委组织部。在工作中，我深知除了有较强的革命理论和政治思想素质以外，还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又与厚重的文字水准休戚相关。我不断地学习，向一切内行请教学习，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为玉门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党员思想及组织建设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起草了政策文件，受到上级和市委的表彰奖励，并在职务上得到了提升，成为县（市）级的一名科级干部。我深深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正是那时候的思想和业务水平的飞跃，使我调回省城某国家机关，又为国家聚财和理财，并在财政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组织上和领导们对我工作予以了肯定，并对我的职级由副科级升迁至主任科员，又在1999年调升为助理调研员，尽管是非领导职务，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龄段，学历又不是很高且工作能力平平的人，已是很照顾了。想到这里，我知足了，心里不由得乐和起来。
女儿在上小学二年级时作文写过中一段话：“我家住在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二楼，家里电灯、电话、冰箱、空调机和洗衣机，样样有……我的小居室摆满了小熊和布娃娃，它们拍手朝我笑，我在梦里常常被笑醒了。”读到这里，我心里一颤，想起了往事。那时候，我乍到省城，单位没有住房，我全家只好暂住在市郊农民的出租房。女儿将那未来的安居工程蓝图描绘在她的作文里。可见住房问题，不仅大人着急，就连年幼的小孩子都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未来）会“天堑变通途”。15年后的今天，女儿作文里的童话和梦想不仅实现了，而且是有过之。这不能不说是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正确，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可喜变化。看看现在，想想过去，我不但知足，现在过得简直是天堂生活。怎能不让人不高兴、不自豪？
当年我在玉门市工作时，曾和同志们对今后进入新世纪时候人均工资情况进行了预测。根据可持性经济发展，对人均工资情况进行了分析，做出预言，像我们这些人，到那时候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以上，为此而欢欣鼓舞，雀跃欢跳。今天在即将进入2005年之际，国家又从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角度出发，根据国家经济条件更加好转的形势，颁布工资改革新政策，给像我这样的副县级同志能拿到2000元。想到这些，我知足了，心里比吃了蜂蜜还要甜。
他们是这样言归于好的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要追溯几十年后同学们再相逢说起。
推托不过高中同学L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由她主办的同学聚会。在同学们一起动手忙活准备饭菜的间隙，唯有我却“岿然不动”，那是我在细心打量与我一样“雷打不动”的同学W。他那原本消瘦的脸庞，三十年后，现在变得方圆红润。他一面和我漫不经心的应答着别后多年的经历（我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一面眼睛却总是向那位请客的同学L那堆人群里瞅。他的这一举动，我是心领神会的。
我不由得想起了在1968年我们高中即将毕业离校之前，大龄的同学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那时候W热烈追求L君。正是那场“文革”运动，使他们遗恨终生，与结“秦晋之好”擦身而过。我曾听人说过（后来W也亲口对我说过确有此事），L君去了甘肃河西某厂（矿）当了工人，而对爱情专注又“执迷不悟”的W，却是忘不了那段情，宁愿花几十元钱乘车去L君所在单位，想要两个人重新言归于好，结果“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两人最终未能见上面，W却被当作盲流送到收容站，强行押解离开此地。为此，W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想找个机会向L君问个子丑壬卯；而后来得到消息的L君也深深内疚，觉得对不起W，只是在那人性泯灭的“文革”年代，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将愧疚深深埋在心底。正是那次的冷遇，使得W暗下决心，一定要凭着自己的本领，挣出个好进身——出人头地，也出出心中那股闷气……这机会真叫他逮住了。他历经“上山下乡”，吃遍千辛万苦；后来又在农村当民办教师，不断学习，刻苦钻研，终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这位有“华罗庚头脑”的W君一举考中上了大学。数年后大学毕业，又在人事部门干了几年。他审时度势，响应“先富起来”的号召，放弃人事副科长不当，辞职下海，干起经营无线电销售的行当。由于他的精明和能干，他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其产品供销全国各地，他成为万人羡的富户。这次参加同学的聚会，是坐着“皇冠”小轿车来的，出手大方，大有鸟枪换炮，今非昔比，让人刮目相看。三天后，由W做东道主而邀请同学和好友而主办的聚餐会，让他风流倜傥，出尽了风头，当然在大家（我功不可没）的撮合下，又与L君和好于初，尽释前嫌，成为永远的好朋友。
W同学的住处按“行必溯水，住必依河”设计构思，选择在濒临黄河畔的别墅群里。W虽然大发了，但由于他为人豪爽，对人彬彬有礼、谦虚“恭谨让”的原因，所以同学们都愿意和他交往，那天他家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过去不甚来往的也趋之于前，当然L君也毫不例外的参加这次同学联谊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