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问题，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的。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的所谓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而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形”，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
其实，妓女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这些需要和可能：
第一，私有制建立以后，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
既然女子是玩物，对有些男子来说，就要换换新鲜，玩女子越多越好，光是一妻数妾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野花“比“家花”更富有刺激。
第二，在私有制社会，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巩固，随着商人的出现，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这使某些人迷恋声色犬马、耽于享乐成为可能。
第三，当时的大小奴隶主在家庭中占有和蓄养大批女奴，这样就使社会上的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了不少娶不到老婆的鲸夫。同时，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人员流动的增加，有不少军人、商人、游士、手工业者远离家庭，外出谋生，他们和鲸夫一样，要解决性欲问题，或暂时解决性欲问题，这就增加了对妓女的需要。
第四，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使有些农村经济破产，有些妇女无以为生，商品交换原则使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来换取金钱，并成为可能。
二、管仲设“女闺”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至于“家妓”，也许是从夏架蓄女乐、倡优达3万人开始的，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以后，此风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蓄女奴为乐，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周礼》上所举女酒，女春抗，美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淫乐。对皇帝的家妓后世也有称之为“御妓”、“宫妓”的。
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所以可以认为“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始。
以后，这些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逐渐演变为“官妓”，即由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发展为面向社会、为奴隶主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在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阁”，《东周策》叙述这件事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间七百”。”间”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据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二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人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情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间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
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元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元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院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剌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洒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元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80名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30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此外，还有晋献公赠破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络，郑遂得以保全；越王句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就输送了一批妇女到军队“慰劳”，这是管子“女间”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都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战国时“滕“制已消灭，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是娼妓兴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来这个“最大原因“还是要到经济发展中去寻找。
对此，古书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瞄踊，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摆鸣琴，揄长抉，摄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从这个时代开始，娼妓问题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穿在中国的整个性文化中，直到今日。现代社会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计地以色相勾引男子，为了“奔富厚”，不择老少、不远千里地外出卖淫，和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传》的那段描写，是何等相像啊！
第六节同性恋的最初记载
同性恋是在世界范围内、古今历史中一种重要的性现象。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散布面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哪个文明的阶段里，都有它的重要地位；第二，人数很多，根据现代性科学的分析研究，同性恋者约占世界总人。的2%至4%，以此推断，则有一亿至二亿人左右；第三，许多着名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经历。
在形形色色的性现象中，同性恋是很能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在许多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是一种重要的风俗，而同性恋者往往得到别人的尊敬。在西方的古代文明中也是这样，亚述人中间是有这种现象的。四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把男性的鸡奸看得相当神圣。同性恋不但和宗教有关系，而且和武德有联系。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都曾经以这种立场对同性恋特别下过一些培植的功夫。而在后来的古希腊人中间，同性恋的受人尊崇就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同性恋不但和武德有关，而且和理智的、审美的、道德的种种品性都有联系，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它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
一、历史悠久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虽未把同性恋抬到这么尊崇的地位，但其记载也是不绝于史书的。其最早的记载，是《杂说》中所谓“姿童始于黄帝”。《商书·伊训》中有所谓“三风十惩”，“乱风”是“三风“之一，“乱风“中包括“四惩”，其中的一“惩“就是“比顽童”。不过有人认为这两种记载都不十分可靠，不足为据。
以后，《周书》的《逸周书》中有“美男破老，美女破居，武之毁也”的话，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则为“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由此看来，中国的同性恋无论如何在商代和周代已经存在了。
在周朝的民间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如《诗经》中的《郑风》，“子矜“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他如“山有扶苏”、“狡童”、“赛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海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同性恋有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都有崇尚美男之风，记载也多了起来。墨子在《尚贤》中说“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苟子在《非相》中说“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偎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战国策·秦策》中有一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献公想进攻虞国，但怕虞国名臣宫之奇的存在，于是苟息就建议献公送美男给虞侯，并且在虞侯面前说宫之奇的坏话。这个计策实现了，宫之奇劝谏虞侯，虞侯不听，宫之奇只好逃走。虞侯失去了股股之臣，最后亡于晋。由此看来，在那个时代“美人计”的“美人”，既包括女子，也包括男子呢！
二、同性恋的爱与憎
那时宫延内的同性恋，当然主要是统治者凭借权势，玩弄俊男，但似乎也有真正的恋情。例如《战国策·魏策》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虽然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可是却哭了。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因为我不过是王的一条鱼。魏王很不理解，于是龙阳君解释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于是将第一条弃之于海了。现在我受宠于君，与你共枕，位至人君，人们都敬我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于你，而我有朝一日也会如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念及此，我怎能不哭呢？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于是颁布命令，如果有人敢在王的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要满门抄斩。这个故事很有名，以至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之好”。
《战国策·楚策》中的安陵君也有类似情况，他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得到长期的信任与眷顾。他找了一个机会和共王讲了，共王大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所以，后来同性恋又被称为“安陵之好气《吴下阿蒙·断袖篇》所记载的“向魁“一段就更生动了：向魁是宋恒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
有一次，向魁知道恒公之子公子信有四匹白色的骏马，想、耍，恒公就瞒着公子信，将马的尾霞染成红色送给了向。以后公子信知道了，大怒，派人将马取回。向魁很害怕，想逃走，恒公知道后，闭门而哭，眼睛都哭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