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时如淳注《汉书·季布传》“任侠”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这是说，侠士是以“信”为上，在相同的是非原则下帮助他人的。但是刺客却不讲是非原则，只要谁对他有恩就报谁的恩，谁对他有仇就报谁的仇。梁启超曾说：暗杀之为物，其所暗杀之人约二种：一曰恶人，二曰名士。其暗杀的动机亦二种：一曰沽名，一曰雪恨。其暗杀之目的亦二种：一曰公愤，一曰私仇。其行暗杀之方式亦二种：一曰躬亲，一曰贿嗾……暗杀之动机，出于义愤者最上已，然君子故已怜其愚；出于沽名者亦其次也，然斫国家之元气以成一己之名，居心既不可问矣；若乃自挟宿怨蓄志欲死其人，又惮法网不敢躬亲，而贿嗾人以行之，则是合蛇蝎鬼蜮而为一，不足复齿于人类，而彼之受贿嗾而代人犯科者，则操业更与倡优无异，斯益不足责矣！
梁启超对受人贿嗾杀人者和贿嗾人的愤恨溢于言表。其实，古代社会中谋刺主使者和刺客之间的关系往往并非简单的金钱关系（聂政并不因为公子光送钱，而是因为公子光对他的重视），而是一种较为微妙而稳定的主仆关系，刺客们实际上是通过杀人冒险这一极端行为来最有效地酬报恩主。
王立先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角度，阐释了刺客生成的原因。“角色”概念取自于戏剧舞台术语，反映了社会与戏剧舞台之间的内在联系。角色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一方面是社会的客观期望，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表演。侠这一特定的社会角色，使他自身的“利他动机”分外强烈，他将自己看成是救苦救难的责无旁贷的替天行道使者，一有不平之事就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从不计较也不愿接受别人的酬报。“利他动机”要求无私奉献，因此，一旦接受了别人哪怕一丁点恩惠他也会于心不安。社会上普遍的慕侠心理使大家觉得只有侠才最应该去惩恶锄强扶危济困，而侠自身的角色使命又驱动着他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恳求，甘愿为知遇恩公履危受命，由此造成了侠的易受利用的特点。这是其性格弱点。王先生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很早也说过类似的话：“侠之犯禁，不特妨害国家与社会之秩序而已，且不求分别是非，徒以不死之虚荣浪掷其自身之生命……侠客而至于奉其生命，以私剑刺杀明法术而无罪过之人，其堕落直与近世反动政权之特务分子无异，鹰犬自居，罪恶山积，其人虽勇，又何足道哉！”事实上，唐代着名诗人李白也在《笑歌行》诗中表达类似看法：“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其《结袜子》：“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诗中谈到了豫让、屈原、高渐离、专诸等人，豫让行刺赵襄子，高渐离行刺秦始皇没受人托，是出于自愿，而专诸鱼腹藏剑刺杀吴王僚，是受公子光之托的，他充当了公子光篡夺王位的工具。至于屈原，算不得侠士，只是个文人，但他身上有侠气。
3.卿相之侠
卿相之侠，指的是身居高位而有侠义行为之人，如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平原君养士数千，权倾一国，斩美人以请罪，不屈强权，义不卖友，谋存祖国，都是侠义行为；信陵君竭诚待客，为存魏救赵，冒死窃符矫诏，拒强秦于国门之外，更是地地道道的侠行；孟尝君也好养士，上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待之；燕昭王为使弱小的燕国强盛，报齐国杀父之仇，采纳郭隗建议，筑黄金之台，招揽天下贤士，乐毅、邹衍等贤士争相投奔燕国，最终雪耻尝愿。司马迁的描写对这些人极尽艳羡之能事，令后世冀知求遇、渴望建立不世之功的文人士子们崇拜不已。但是，那些贪慕虚荣的公子阔少，为了招名引誉、抬高身价，往往借此相标榜，笼络党羽，结交权贵，受人唾弃。明代高启《结客少年场行》就揭露过这些上流无赖附庸风雅之人，表达了对冒充侠者毫无信义现象的极大愤慨：
君不见，魏其盛时客满门，自言一一俱衔恩。魏其既罢谁复见？养士堂中尘网遍。始知结客难，徒言意气倾南山。食客之禄有不报，何况区区杯酒间。结客不必皆缙绅，缓急叩门谁可亲？屠沽往往有奇士，慎勿相轻闾里人。
在他看来，那些依附权贵、“自言一一俱衔恩”、“徒言意气倾南山”的人，有许多是趋炎附势、谋取利益之徒，并不是真正的侠客；真正侠客“不必皆缙绅”，而“屠沽往往有奇士”。所以，他告诫世人，不要迷信什么卿相之侠，应该看重游侠，“慎勿相轻闾里人”。
二、侠与文人的关系
文人和侠客是中国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两个群体，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文人欣赏侠士的精神，并通过文字加以阐释和传播，使之万世流芳，而且许多文人自己身上也体现了鲜明的侠的个性特征。
1.从产生来源看，文人与侠客都产生于古代的“士”
先秦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士”，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因为有勇力和武艺，所以被特别选拔出来。刚开始时，是平时和农民一样从事耕耘，有战事的时候则组成军队作战，后来慢慢地不再耕田，专门作为武士。冯友兰认为：“士字之本义，似是有才能者之通称。”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论述得更为清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就是说，“士”原本是“士伍”之士，是武士，以后才分化出文士的。为何武士中会分化出文士来呢？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各个诸侯国渐渐意识到，仅凭武力不可能击败对方，必须依靠计谋和智慧，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武士中那些有才华、会谋划、能用兵、善外交的人受到上级的青睐和重视；同时，各个诸侯国还以重金高位为诱饵，在普天下招徕人才，而这些人才并不一定是武士，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被重用。这些有才能的人，就是文士，能言善辩的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随着文士地位的升高，人数的增加，影响力也日显突出，于是文士阶层形成了。
2.从精神特质上来看，文人与侠士惊人相似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文士在治理国家、稳定天下中的重要性的迅速增加，盖过了武士。但是，不管是文还是武，他们都是有理想和有抱负的群体，他们对世界和人生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精神领域上两者几乎一致，并没有什么不同。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观点，说明了文武之间只是动口还是动手的行为上的差异，武者意气用事，容易玩命，这样这个集团才很难维持延续性，以至后来的边缘化……顾颉刚先生高屋建瓴，指出：“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一语中的，道破了文人与侠这两者的关系。
从性格特征看，侠士一般使气任性、好武扬名，轻则易死、刚猛好争；从人文内涵和思想特质看，侠一直尊奉为人正直，重情守信，伸张正义，视死如归等为人操守。这些与儒家讲求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尊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节操守是一致的。司马迁《游侠列传》中那些布衣大侠们“一箪食，一瓢饮”，不以功业自矜，不求诸侯闻达，甘于淡泊，宁以布衣终老，“遗遗有退让君子之风”，这与儒家追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也是一致的。
侠士们的人格理想与道家倡显个性，崇尚自然，蔑视权威，拒绝秩序和规则的自由境界合拍。战国时期动荡不定的社会状态决定了游侠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以一种性情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无视社会的礼仪和等级，“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蔑视权威，他们过着理想国的生活，尽管这些行为是建立在践踏现实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这些社会规范和条律限制。这跟文人身上天生的傲骨和气度是一致的。李白具有非常明显的游侠精神：他重然诺，贱富贵，轻生死，知恩必报，他希望安社稷，济苍生，建功勋，然后功成身退；他追求自由，蔑视权贵，叛逆不羁，傲岸不羁。游侠精神贯穿于李白的政治生活和诗歌创作中，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说出时代文人傲视权贵的心声。让高力士给他脱靴，让杨贵妃给他拿砚台，表现了李白不满现实、憎恶权贵，傲岸不羁，不同流俗的可贵品质，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理想世界和美好人生的追求。
从侠客精神上看，“义”、“武”、“豪”，这三个方面既表现了侠客的特点，也表现了侠客的精神。“义”反映的是侠的道德内涵，“武”表现的是侠的功夫技艺，“豪”则展现出侠的精神风貌。在平民眼光中，三者居首的无疑应该是“义”，而且是坚持社会公正的“大义”，而不是“恩仇必报”的“小义”。只有伸张和维护这种“大义”，侠客才具备了作为“义”的最重要的精神品格。
3.中国文人的侠客情结
侠客一道，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始终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
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物不平则鸣，社会不公平是造成“以武犯禁”的根本原因。侠客多为“布衣之徒”，本来属于下层社会，与贫者弱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是平民的代表。侠客知道百姓痛在哪里，痒在何处，需要什么，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论亲疏，不求回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侠客身上承载着一种侠义精神，那就是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大智大勇、生死不惧、一诺千金、不矜其功等美德，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这是人们崇拜侠客的根本原因。
所谓“侠客情结”，实际上是平民百姓的侠客情结，是社会底层的侠客情结，应该与达官贵人、豪强富绅基本无涉。透过侠客情结，后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种有关侠客的心绪纠结，主要是在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宣泄作用，起着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用以抚慰不平的情绪。
中国古代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他们最不愿意受到束缚，他们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不屑与秘密社会为伍。他们自恃武功卓绝，且行事诡秘，不太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们富有正义感，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己任。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已沉淀到中国的文化中，使“侠”字无处不在！
中国的文人对侠客非常向往，有许许多多诗文歌咏侠客。李白的《侠客行》应当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李白自幼勤苦读书之外，“十五好剑术”“高冠佩雄剑”，甚至他一生都剑不离身，常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事业心和抱负的驱使下，尚任侠的少年企求干一番豪纵、快意的事，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赞誉。李白这首《侠客行》就是通过歌咏朱亥和侯嬴为信陵君赴义解难的故事，抒发自己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诗人少年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诗的开篇描绘了侠客雄姿勃发的英武形象，人物形象鲜明丰满，诗人的钦敬之情溢于言表。其“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冲天豪情和“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的千年书生叹，流露出文人不愿皓首穷经而欲建奇功伟业的心迹。全诗写得意气风发，驰骋纵横，读来颇能激动人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闲过信陵饮”，李白表达了希望自己像朱家、侯嬴结识信陵君那样被明主发现，并受到重用，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前人有言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李白这首诗亦当作如是观！一首《侠客行》写绝了文人的侠客梦。
唐朝诗人贾岛《剑客》写道：“十年磨一剑，霜刃末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人以剑客的口吻，着力刻画“剑”和“剑客”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兴利除弊的政治抱负。贾岛豪情万丈，希望自己像侠客一样仗剑行游，主持正义，摆平天下“不平事”。但是，这只是文人一厢情愿式的理想，或者是展示文人的豪气而已，不一定真正要当侠客。北宋文人苏轼也曾高唱：“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理想是有，豪气也壮，但是至死没有出征过，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
其实，文人崇尚侠客是无奈之举。源自于千百年来他们面对现实的困顿和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