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小说观念？就是小说这种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性形象。宁宗一认为小说观念有四个意义层次：“一、小说观是小说家对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总体看法，包括小说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所恪守的艺术方法、创作原则等复杂内容；二、小说观是小说家和读者审美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在创作中无所不在，渗透在作品的思想、形式、风格之中；三、小说观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各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其代表性的小说观，小说家们的各种小说观之间存在着沿革关系；四、小说观像一切艺术观念的变革一样，一般说都是迂回的、缓慢的，有时甚至出现了巨大的反复。”这实际上涉及小说的思想、功能、方法等层面，抓住和凸显了小说的本体因素，较为全面地反映和把握了小说的文体特质。
小说发展到近代，不仅数量激增，而且人们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在“小说界革命”口号的引导下，人们开始探讨小说的作用与地位，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小说的艺术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小说的政治功利观、非功利的艺术审美观以及小说的消遣娱乐观，标志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化”的转化。
第一节近代文人的小说观念
一、小说的地位观：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
由于受经史的强力威慑和视小说为“小道”、“末技”、“街谈巷语”传统观念的影响，小说长期受到压抑与排挤，其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均较为低下，就连小说作者自己也鄙称写小说是“雕虫小技”，是为了“糊口”才不得已为之的工作。每当作品编成，他们常常羞于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代之以各类隐晦的字号。古代小说写作和编撰，遂成为明清社会的一种灰色职业，这与明清诗文炽盛的结社、征稿、联咏、酬赠、唱和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明一代，小说创作出现繁荣局面，推动了小说观念的快速前进，出现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等小说理论家。他们推重小说，并亲自评点小说。他们把小说的作用和地位与经史等量齐观，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经史。比如李贽一反视《水浒传》为“诲盗”之书的传统观点，而认为是“忠义”之书，并将其置于《史记》《汉书》之上。金圣叹认为天下有《水浒》《庄子》《离骚》《西厢》《史记》《杜诗》等六大奇书，写得雅驯、透脱、精妙，当以“才子书”名之。他把《水浒传》看做“六才子书”之首，足见小说在他心目中地位之高。但是，他们的观点只得到同道的赞同，并没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影响。
到了晚清，由于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小说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重新认识，改变了长期对小说的鄙视态度，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最先重视小说作用和地位的是康有为，他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一诗中写道：“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他看到了小说销量胜过经史，为何这样呢？因为小说的艺术形式来自民间，受群众的欢迎。所以他把小说与儒家六经相并列，“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梁启超对小说的作用和地位的论述最为系统，影响也最大。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宣布：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文章结尾处，他再次强调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抬高小说社会地位，鼓吹“小说界革命”，大力倡导政治小说，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服务，具有鲜明的功利性。
另一批理论家则从文学艺术角度肯定小说作用和地位。如严复和夏尊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从小说的艺术功能方面，表达了小说比经史更深入人心的观点：“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狄平子则从文学角度肯定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中，借鉴西方各国文论中必以小说为第一的思想，大胆提出“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他以“文学之眼”观察小说，指出小说具有“繁简”“古今”“蓄泄”“雅俗”“虚实”等到五个互相联系的特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小说抒写现实，叙事详尽，通俗易懂，审美性强，是其他任何文体不能比拟的。这样看来，晚清小说理论家不仅能从小说的政治功能方面提高它的社会地位，而且也能从“文学之眼”的角度去认识它的“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质变奠定了基础，搭起了一座过渡的桥梁。
二、小说的政治功利观：“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
关于小说的功能作用，历代文艺理论家做了认真的探讨，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中国古代非常注重“道”，强调“文以载道”，而“街谈巷议”的小说只能述“小道”，不能述“大道”。为提高小说的地位，一些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们就在“小道”上动脑筋，大力强调和渲染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以期能被人们接受。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地强化了以儒家道统思想为尺度的小说“传道”观，历朝历代的小说作品几乎都以表现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为旨归。到了晚清，政治功利观成为小说理论最突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既与此前的小说的“传道”观有一定的传承，但又具有“现代化”特点的超越和突破。这种“现代化”表现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凭借政治的力量极力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把小说从“小道”提升为“大道”，作为政治革命的工具。
康有为认识到了小说的启蒙教育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小说传达政治思想、教育民众，尤其应该教育开导那些地位低下的童蒙、愚人、粗人，所以“亟宜译小说”，教育他们。这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新观点了。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特别夸大政治小说的功能，认为“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后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又夸大小说的政治作用，提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的主张。他翻译并向国人推荐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自己也亲自操刀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这部自创的政治小说在内容上大都是些党纲条文，整篇小说就像一篇演讲稿，充满了政治说教气息，艺术上非常粗糙。他自己承认这部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释史非释史，似论着非论着，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知失笑。”造成这种文体不伦不类的原因，不是梁启超不懂小说文体的特点，也不是他没有形象思维，而是他的小说政治功利观决定的。他有意识地夸大小说的政治作用，是要把小说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所以，他翻译推介政治小说、自创政治小说和办杂志辟专栏等做法都是为了宣传政治革命、社会改良思想。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们竞相谈论小说与政治的话题，争创鼓吹社会、政治的小说，风气为之一变。
在小说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王锺麒（天戮生）赞同、支持梁启超的观点。他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说：
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丽沙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为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
他认为英国社会的发展与创作小说密切相关，小说是他们救国强国的工具，所以他进而提出：“吾以为吾济今日，不予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救国要向民众宣传爱国思想，而宣传爱国思想，“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在这里，他把小说看做政治宣传的工具，更看成爱国救国的良药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被彻底打碎，小说在文学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真正确立。同时，这些人大肆鼓吹、倡导小说的政治功利观，进一步强化了晚清小说的政治功利色彩。
三、小说的审美特征：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
梁启超等人大力发扬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片面夸大小说的教育和宣传作用，必然造成对小说艺术规律、审美特征等的忽视。这引起了王国维、徐念慈、黄人等人的不满。他们避开热闹的“政治功利主义”浪潮，探索小说的艺术规律，发掘小说的美学特征，发出不大不小极不和谐的“超功利主义”声音，对现代小说的发展有巨大而良好的影响。
王国维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剧烈撞击的时代，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并能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解读中国古典小说名着《红楼梦》，提出一系列文学批评的新概念和新范畴，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运用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提出“超脱论”、“眩惑论”以及悲剧美学观念，这些观点主要是非功利性的、审美的。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的痛苦在于人有欲望，有了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但是，人的欲望满足了又会对生活产生厌倦，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在“欲望不得满足的痛苦和欲望满足之后的厌倦中像钟摆一样地不停摇摆”。故曰：“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可以说，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
那么如何来摆脱痛苦呢？王国维认为文艺创作具有无利害关系、非实践性特点，在对天才艺术作品的静观与欣赏中，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他说：
故美术（即文学艺术——引者注）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而得其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很显然，他这是把艺术的审美虚拟世界当成了逃避人生痛苦的避风港了。他这里谈的“欲”与“痛苦”之说是叔本华“生存意志”说的翻版。
但是，这种逃避只能是暂时的。怎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王国维认为：“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而不是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争斗。这种“超脱观”实际上就是非功利的文学观。
当然，文艺不能全是“超脱的”，也不能与功利全然分开。所以，王国维又提出“眩惑说”，对他的“超脱论”加以补充。他说：
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超脱”相对立的概念“眩惑”，并把“眩惑”看做与文艺之美相矛盾的杂质，因为那些有“眩惑之原质”的文艺作品，不仅不能使人忘“欲”，反而诱使人们加强欲念。所以，文学创作应该排斥“眩惑”。《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眩惑之原质殆绝焉”。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非功利文艺观。
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对当时极力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认为小说能够挽救社会一切的理念，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
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鸿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新，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故不足生社会，而唯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动作，离合悲欢，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结处，决不能越乎此二者之范。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即谓小说与人生，不能阙其偏端，以致仅有事迹，而失其记载，为人类之大缺憾，亦无不可。
该文首先指出小说的基本性质是“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即是说小说通过其审美作用，以情动人，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的性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以此为原则，他批评了近代之前对待小说“不免失之过严”的态度和当时梁启超等人无限夸大小说社会作用、“又不免誉之失当”的做法，摆正了小说与社会、人生的关系，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使当时失控的近代小说观念回复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功不可没。这也表现出徐念慈清醒的头脑、公允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