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只要有人称颂其有才，甚至是自称有才，都有可能被贵族接纳而成为“士”。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中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完成使命的人就能称为“士”。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武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绅与士由原来各有所指的含义，发展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表现出“绅士”合指的趋向。叶梦殊《阅世编》“冠服”中就将职官和举贡生员概称为绅士。该书在记述1660年（顺治十七年）苏松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人案时，把曾出仕者称为乡绅，未出仕者称为士、衿，合而言之则统称绅衿。在此，绅衿即绅士，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在近代时期，绅士或绅衿的这一含义已具有社会普遍认同的意义了。《申报》刊文：“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
在近代社会中，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取得封建社会法律所认可的身分、功名、顶戴者，“无论出仕未仕”，概属于绅士阶层。“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异致”。
事实上，士的构成成分非常复杂，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着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二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三类是方士或术士，有的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家，也有的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第四类是食客，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这种分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分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出现了一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士，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着作。
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士只是与武士相对的，应该包括辩士在内。墨子就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是对文士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文士的种类很庞杂，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道德之士。孔子说：“士志于道。”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就是儒家道德规范“忠、孝、信、悌”。《吕氏春秋·正名》记载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称呼很多，如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正士、劲士等。第二类可谓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他们不一定讲道德，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置道德于不顾。如文学之士（指儒士）、学士（游学之人）、法律之士（法家之士）、辩士、游士、巧士、博士、游宦之士等；第三类是隐逸之士，有隐士、居士、处士、高士等称谓。这类文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都是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
《汉书·食货志上》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认为士应该是拥有知识学问而并以此博得一定的职务的人。文士的主要产品是精神（即理论），以他们的精神产品与他人发生劳动交换或产品交换。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仅要靠物质力量，而且必须依靠精神力量，需要精神力量指导物质力量。统治者需要求得士的帮助，而士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市场意义上的供求关系和交换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君主“礼贤下士”和士“学而优则仕”的现象。《荀子·儒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道出了文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文士要维护好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也要担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文士阶层逐渐知识化，其动力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仕途。“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他们最关心的，也是终生追求的目标。以读书为业并以知识参与社会交换，以知识服务社会，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的中国人对文士（读书人）的一种认识。
（2）士人。士人，一般是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士人可分为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等。朝士指在朝廷任官，兼而研习经学或传授门生、故吏者。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的共同特点是未出仕任官。白衣士人是庶民中的知识分子，具有被征辟、察举入仕的可能性。隐士是隐而不仕者，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可包括白衣士人，但也指在太学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在汉代，士人注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所以士人中一般都注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以成就清名；也有一些人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随着士阶层人数增多，并在优厚的政治环境中形成宗族势力。一方面是强宗大姓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得势之后转而扩张家族势力，两者互为因果循环，士家大族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个士人的浮游状态，为其参与、影响国家政治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由中正品评人物，并根据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定出不同品第，授以各种官职，品第较低者不得为官。至此，“士大夫”一词具有名实相符的社会阶层意义。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庶对立，渐趋激烈，东晋时达到鼎盛，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了，不再特指官员。
（3）士大夫。“士大夫”一词，学界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周礼·考工记》为证：“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为之谓之士大夫。”这里“王公”指的是天子和诸侯，王是王，公是公，不是一个词。“士大夫”与“王公”对举，结构相同，也应该是“士”、“大夫”两个词的并称。士和大夫，都是古代的职能官，大夫级别高于士。《孟子·万章下》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辞海》对“士大夫”的解释“一是指古代之官僚阶层。二是古代称军士将佐”。后来由于社会的变化，士的地位下降了，被挤出了官僚阶层，成了“四民”之一。但是，由于士有才能、有追求，通过举荐、科举等途径，士是有机会重新进入官僚行列的，而官员离职退休后也回到了士的行列。士和大夫是相通的，今天的士可能是明天的大夫，今天的大夫也可能是明天的士。所以古人将两者并称，并不是说士大夫是一种人，而是因为长期连用，词义重心渐渐移到“大夫”而专指官僚阶层了。可见有些人的解释是错误的。
（4）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也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的概念。《汉语大词典》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但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这个标准很难把握，20世纪中后期，人们认为只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知识的空白和文化教育的荒芜，有些地方将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以上学历的人，都当做知识分子看待。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的标准也有所提高，《现代汉语词典》就界定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较高文化水平”，一般来说应该指大学以上学历。在这里，知识分子是以知识水平和职业特征划分出来的一个群体。“有知识”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突出的特征。
西方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单单从知识学历和文化程度入手，而是更加注重社会道德评价和人文关怀精神。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含义是什么呢？
“知识分子”一词，其来源有两个：一是intelligentsia，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诞生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有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认为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极为丑恶和不合理，于是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像拉吉舍夫这样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人，就被看做知识分子。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intelligentsia，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就是这样认为的。
另一个词源学来源intellectual，来自19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1894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无辜被捕，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无期徒刑。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出于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报纸主编克雷孟梭给它冠以大字标题《我控诉！》，猛烈抨击军方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公然侵犯人权和亵渎法律的行为。这篇文章激励了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人们，纷纷加入了主持正义的行列。这一事件被看做法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我控诉！》则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
俄国的intelligentsia和法国的intellectual两者之间，有何区别？从起源来看，他们在相似之中亦有不同之处：从地域而言：intelligentsia盛行于东欧，而intellectual则流行于西欧和美国。从结构而言：intelligentsia属于当时特别的社会阶层，有较明确的认同感和群体意识，由城市中的精英分子组成，而intellectual的成员则较为复杂，是社会上成员复杂的群体。从内涵而言：intelligentsia除了担任批评社会的角色外，还特别强调专业能力，intellectual则着重心态上对相应社会角色的扮演，以致艾尔文·古德纳把intelligentsia称为“技术知识分子”，把intellectual称为“人文知识分子”。
无论俄罗斯还是法国，“知识分子”身份都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还应该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萨义德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质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知识分子应具有较强烈的社会关怀，勇于充当“社会良心”。“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余英时也说：“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知识分子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总之，他们强调的是对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