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忧时与感伤
严复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严复在英国留学时，通过中西对比，由中国的船炮等物质文化不如西方，进而认识到政制学术文化也大有差距，故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寻找富强之路。平时，他还经常去拜访驻英公使郭篙熹，与其“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对民族生存的危亡处境怀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严复的心灵震撼更大，昔日“蕞尔小国”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熑矣”。丧权辱国的失败结局，使严复心中蓄积已久的忧患意识，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巫》《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四篇重要的政论文章，以激烈的笔触，抨击时政，介绍西学，宣传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思想，从而对民族危机的产生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感悟。
首先，严复对“仿行西法”的洋务运动作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虽然“自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移至中国，不仅未收得应有之成效，反而发生了扭曲和异化，令人不免有“淮橘为枳”之叹。这内中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素质太低，他说“民力已尒，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严复认为，文化的优劣对国民素质的高低影响极大，西方学术上“默伪而崇真”，讲究的是科学，刑政上“屈私以为公”，坚持的是民主，这是西洋富强的命脉所在，也是其国民素质很高的原因所在，中国之所以民力尒、民智卑、民德薄，仿行西法而至淮橘为枳，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科学”与“民主”。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之下，不可能塑造出优秀的国民素质。因此，严复深切地感悟到中国旧文化的危机，“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为挽救危亡，中国必须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更新与改造，“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提高国民素质，力争尽快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其次，从忧时心态出发，严复对中西历史进化观的不同也做了深层思考。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厚古薄今，追求的是“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的三代之遗意，笃信的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论，所以，“中土之学，必求古训”。言必称先圣先贤，行必符圣贤教诲，而不管时代世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倒退复古的历史观已完全落后于当今充满竞争进取精神的时代要求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认定“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坚信“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历史进化论，为学行事“喜善疑而慎信古”，所以西方能够积极进取，不断进步。在这里，严复认识到中西之间“好古”与“力今”的对立，看到了中西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化论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感悟到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因此，他主张要及早向西方学习，“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时，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
此外，严复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感悟。他在《论世变之巫》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的不同，“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基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从政治、经济、学术、伦理等方面，对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作了较系统全面的对比。虽然严复在作出上述对比之后，接着声明：“吾实未敢遮分其优细也”。但他提醒人们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候于通达财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可见，在时局危亡的刺激下，严复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褒贬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晚清社会政局动荡，朝纲废弛，处处显露出易代之忧，而易代之际往往会在文人的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淞滨琐话》中就处处体现了末世文人对事功的彻底绝望和对儒家济世原则的无奈摒弃。末世文人的文化人格是脆弱而又无奈的，传统儒家济世安民的文化心态在黑暗现实的挑战面前一次次地遭受冲击而败下阵来。他们难以保留希望，只能被迫接受现实。在《因循岛》篇中，作者以拨肤见骨的深入刻画，发出了末世文人抗争的最强音。那与世隔绝的因循岛，就是当时动乱社会的缩影。通过猎户项某在岛上的奇闻异见，刻画了如狼似虎的晚清官僚群像：“生于门隙窥之，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舆中端坐一狼，衣冠颇整。骇绝，入问雯。雯惨然曰：‘此地本富厚，二年前不知何故，忽来狼怪数百群，分占各处，大者为省吏，次者为郡守、为邑宰，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类。始到时，尚现人身，衣冠亦皆威肃。未数月，渐露本相，专爱食人脂膏。’”《淞滨琐话》深受《聊斋志异》影响，《因循岛》一篇亦能见《聊斋志异·梦狼》篇的影子，但把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官僚直写作狼，比起《梦狼》篇中官僚为虎狼的本相仅仅是白翁在梦中才得见，无疑是更加尖锐、更加深刻。而《梦狼》篇以鬼神之怒，力惩民贼结尾，《因循岛》却是由黑猿报恩，助项生辗转逃离是非之地收束，绝望与无奈之情立现。这就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聊斋》中虽有许多科举名篇，如《叶生》《贾奉稚》等，但“蒲松龄并不反对科举制度本身，相反，他对科举表现出十足的崇拜和由衷的拥护，他批判的只是科举运行机制中出现的偏差与失误。”而《淞滨琐话》中的文人形象却多放弃儒家传统的文人理想，追求现世的逍遥快乐。《严寿珠》篇中的栾生“博学多才”，“平日于书无所不窥”，乃是四方闻名的风流名士。他与金陵名妓严寿珠以文墨相交心，观异书，对名花，过着神仙眷侣般优游自得的生活。而当寿珠劝生“勤习帖括，为抡元夺魁计”时，生笑而答道：“卿雅人，亦达人，何忽作禄蠢想耶！功名之得失迟早，固有命在，况余非功名中人，岂能强致哉？不过逐队随行，吃三场冷饭耳。”像栾生这样饱读诗书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把功名欲只当做“禄蠢”想，认为科举考试的意义也不过是“逐队随行，吃三场冷饭”。《淞滨琐话》中，大量文人士子的正面形象对待功名的态度皆如栾生，反映了末代文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但这种取向是无奈而又被迫的，是无力扭转乾坤之后的一种逃避。深受儒学传统煎染的文人，作出这样的抉择对其而言无疑是痛苦而伤感的，是动乱的社会现状让他们壮志难酬，表面豁达的背后则是末世文人敏感的感伤情绪。
三、失落与淡漠
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社会忧患意识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外患内忧的时候不断地参与到挽救国家民族的社会活动中去，迫切地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但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受侵略、受掠夺的命运。特别是经历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民主共和的梦想也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被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击得粉碎。正如瞿秋白所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中，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成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努力后面临的居然是“失去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的严峻局面，社会上各种越轨及社会犯罪行为的涌现，许多人感觉人生苦短，生死无岸，使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对现实社会强烈的不满和疏离。瞿秋白在1917年写道：“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残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之痛苦。”鲁迅也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一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许多人为了摆脱精神的痛苦，纷纷遁入空门，自杀也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自杀以摆脱现实的烦恼。陈独秀分析这一现象时说：“这班现代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不幸出生在思潮巨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权威，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面八方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尽管当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依然充满激情地追求社会前进的方向，探索国家民族前进的道路，但是这种信仰破灭所产生的失落感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有强有弱而已。而那些灰心失望，甚至不能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的人也不在少数。
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少数知识精英，他们能洞察社会潜在的危机，敏锐地把握跳动的时代脉搏，捕捉时代发展的方向，先于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大势。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危机比一般人强烈，也就决定了他们急切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在国家民族的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刻，面对绝大多数茫然不知或是麻木不仁的大众和危难的局势，他们执着的追求与努力幻化为悲恰的行动，孤独、无助、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章太炎看到晚清政治的黑暗，外敌肆虐，民族感情在心头荡漾，独立的呼声激荡于胸。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朋友时，闻者总是摇头，有说他疯癫的，有说他叛逆的，有说他这是自取杀身之祸。但他坚守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认为“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开风气之先者所遭遇到的不被理解、支持、认可的情形。他们希望改变国家的困境，找寻民族的出路，而响应者寥寥，种种令人悲愤的经历，读来令人心酸而又充满敬意。
近代知识分子遭遇到的各种各样与社会的隔膜所引发的文化失落心态，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的纷繁芜杂和社会急剧变动对于活动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晚清世纪之交，科举制度已面临寿终正寝，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科举功名已流露出淡漠态度，对新式学问、教育及现代知识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一是已通过科举而获功名的知识分子，对功名的唾弃。甲午状元张謇就是这样。状元头衔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在张謇的眼中却并非如此。1898年前后，翰林院掌院多次催其进京到院，而无欲做官的张謇却说：“现今叹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张謇对官不官的问题，已抛至九霄云外，丝毫无顾恋。张謇在放弃仕途的同时，已认识到近代实业、学问、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欲雪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兴。”“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立。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日渐兴起一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在这样一种心理下，辞官轻仕转向新学、教育和实业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张謇作为封建科举时代最高功名的获得者，居然背弃功名而对近代实业、教育发生兴趣，足以表明国势日蹙之时的知识分子的务实心理。除张氏外，曾朴、马相伯、蔡元培、王国维、吴玉章、陈独秀等相当一部分功名显赫的知识分子都已淡漠个人名利，远离仕途角逐场，回到社会中，散落于民间，企图在公共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行为来源于这样一种心理：即认为政治昌明、经济发达，都须依靠适于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这种心理下，导致他们与社会仕途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