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传统士子营垒中蜕化出来的新型文人，早期报人在投身报业前大都曾苦苦追索于科举“正途”，又多经历过落第的打击。秀才出身的吴子让便多次应试不第，入曾国藩慕，由军功获职；何桂笙“幼负不羁才，有神童之誉。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即食饩……屡膺鹗荐，未遂鹏抟，郁郁不自得”；“髫年入泮”，科举初试较为顺利的蔡尔康，在通往上层绅士最关键的乡试上，却“堂备满荐，八试不售”，为中举耗费了近二十年的大好光阴；李伯元“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他们差不多都是在被官僚体系完全拒之门外之后，方才转向新兴职业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人生坐标令他们即使在扮演新的社会角色时，也始终难以释怀，入仕失败成为缠绕一生的梦魇。所以，很多报人在成为自由职业者后对举业依然藕断丝连，割舍不下。在《申报》担任总主笔达12年之久的蒋从湘，就一边供职报馆，一边坚持科考，终于在18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报界；“尝主《申报》笔政”的韩邦庆甚至于去世前3年，仍然“应试北闱”；《申报》的另一位总主笔黄协埙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功名之未就，屡试科考，落第后重回报馆，自叹怀才不遇。这种仕宦情结在王韬身上，则有另一番表现。旅沪遁港的前17年，迫于生计他不得已为洋人译书，从而与入仕“正途”失之交臂。但是他从未死心，仍频频通过向上司提建议，希望获取当政者注意，以非常途径建功立业，正如朱维铮所言，“（他）每见大吏，即行献策。可说是身处洋场，目注魏阙”。他上书太平天国，是不是这种思想驱使下做出来的，真的很难说。
但是，当社会形势向前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在渐渐变化，封建仕途对与新的文化人的诱惑力就小多了。当清政府于1901年开经济特科，以卑官微禄去拉拢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时，周忠鋆断然谢绝了曾慕涛侍郎的推荐，依旧当他的副刊编辑。同样，吴趼人“岁癸卯膺经济特科之荐，夷然不赴”。李伯元亦“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高”。或许是早已看破了也绝望于朝廷的各种把戏，抑或是报业让他们找到了全新的感觉，不管怎样，他们的拒考显然已不仅属于文人的自视清高。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屡次来信，邀蔡尔康到湖南参政并主持《湘学新报》。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向蔡尔康发出邀请，邀他和林乐知到湖北帮助进行改革。但对这些邀请，蔡尔康都婉言谢绝了。他的这个举动，当然可以理解为长久的职业生涯使他对报业产生了归宿感，确实也说明入仕之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经远去了。
除了职业选择上的痛苦之外，报人们还要经受中西文化抉择的痛苦。王韬的遭际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饱读圣贤书，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仕途挫折，令他对传统体制自然怀有某种情感的疏离，思想中带有较强的反叛意识。因为生计原因，他很早触摸到西方文化，也经常用西方镜子反观中国传统，提出许多新思想。王韬对基督教抱着既赞成又反对，既欣赏又厌恶的矛盾心态。有资料表明，王韬在墨海书馆期间，曾以“王兰卿”名义登记受洗为基督徒。他在着述中也曾赞颂过基督教。例如：“夫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进，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士之杰出者哉？”对帮助过他并与他共事多年的传教士心怀感敬之情，视作“瀚海外的知己”。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从不说自己入教之事，甚至还对基督教加以指责。如他在1859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王韬对基督教的这种矛盾态度，正好反映了他此时思想上的惶惑。蔡尔康也游离于儒耶、中西之间，试图调和两种文化的分歧。这些都表明报人在文化冲突中痛苦的思索、徘徊和前行的过程。相比而言，这种文化的冲突在小报报人身上已无明显痕迹。作为19世纪末新思想磅礴奔涌年代才出道的报人，他们已然挣脱科举的藩篱，亦褪去了中西方文化的角色惶惑，不必承担思想先驱者的精神磨难，自主办报更平添了其职业活动的挥洒自如。
然而，日益急迫的国难家仇使他们体验着现实的悲剧，仕途挫折，生命价值的失落感郁结于心，需要有宣泄的渠道，可以尽情抒怀的副刊正满足了这种需要。面对这些悲剧，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呢。对于这些职业报人来讲，可有许多选择。而用游戏之作是他们消解郁闷、表达不满最为独特的方式。早在李伯元“首仿西人为游戏报纸”，“嬉笑怒骂，振聋发聋，得游戏之三昧”之前，一些洋场才子缀附报尾的无聊文字一捧戏子、评花品叶、庸俗诗作等，在迎合与反映近代都市居民的生活及审美情趣同时，也是文人聊以自慰、借以排遣的游戏笔墨。王韬便多有“征曲海之烟花，话淞滨之风月”的诗作，还擅写小说，专记烟花粉黛、鬼神狐仙等可惊可愕之事的《淞隐漫录》即为其晚年信笔所涂。他曾自圆所为是“聊作一时之消遣，而藉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由此推想，韩邦庆在报端书写妓界情事，应该也是宣泄排解之意。
游戏笔墨对早期报人而言多属于无意识的宣泄，在小报报人手中，游戏却化作一种刻意的行止。李锡奇说：“伯元内伤门庭的多故，外感国势之阽危，慨然有问世之志。因思报纸为民喉舌，借以发聋振聩，较易生效，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赴上海创办《指南报》，不久改办《游戏报》。”而“报纸要吸引群众兴趣，则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否则不易见效”。其实对此，伯元自己早有交代：“《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很明显，游戏已然具有醒世觉众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势阽危，“唤醒一般国人的爱国意识、民族情感，几乎已成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制约反应”，身为血性男儿，爱国的本性使报人能够超越个人悲欢，汇入时代激流。只不过，与作为时代强音之声嘶力竭的呐喊或哀婉接厉的呼号迥然有别的是，小报报人的救赎稍嫌浮露。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纠弹时政……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小报是在近代文化工业条件下产生的新式传媒，它依托于市民阅读群体和报业市场，需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研究市场动态与消费者心理。报人为了生存办报，而非为了政治。报纸有没有更多的读者，能否存活下去，是小报报人首要，也是其最重要的关注点。尽管如此，在小报嬉笑怒骂的文字之间，也蕴藏着现实批判锋芒。边际人的社会角色、国难当头报国无门的处境，使小报报人走上一条借玩世表象去喻世讽俗的路径。
三、职业表现：关注民生与创造财富
对于旧时报人，雷瑨曾作如是说：“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梁启超也认为：“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加之左宗棠“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的评语，多年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早期职业报人的认识，把他们看做是一群凭手中之笔混饭吃，借报端发泄个人郁闷和牢骚、缺少进取精神的无聊文人。不用说那些素有“花界提调”、“骚坛盟主”之称的小报报人，更因为“头巾道学”者的疏远鄙弃而备受学界奚落。
早期报人在由传统走向近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旧式文人习气。其休闲生活多属传统文人的那一套，比如出入梨园、作诗唱和、醇酒妇人等，因而缀诸报尾的也不乏平章风月之作。寄身外报又使他们由不得已对外人产生生存的依赖，到情感的依托，对西学西俗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令他们较早游离于传统文化，超脱于传统文士，而显得曲高和寡、离群索解。
早期外报中，其中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报道和言论，皆出自那些落拓文人写的。王韬在《万国公报》上连载鼓吹变法的文章。袁翔甫担任《新闻报》主笔的三年间，撰写了大量关注大局的文章。甲午中日刚刚开战，他便连续为文力主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前，即发表《设议院以达民情说》，首畅西方的议会制度，显现着他的远见卓识。国难当头之际，连周忠鋆也逐渐从一个不问世事的风流才子转变成关心政治、不满清廷统治、以启迪民智为己任的爱国报人。在1901年7月6日的《同文消闲报》上，赫然刊登革命志士乌目山僧黄宗仰的《征题庚子记念图》，以抒表爱国忧国之情。利用外报涉谈国事，空间毕竟有限；自主办报独掌舆权，故能直抒砭俗醒民、改政富国意旨。李伯元受商务之聘主办《绣像小说》时便云：“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包天笑亦声称他的《苏州白话报》是为了“开通人家的智识”。在此宗旨下，该报各册首篇论说都密切反映时代思潮，如《国家同百姓直接的关系》、《论大家要争气出力》、《论妇女缠足的大害》等，在报上连载。可见，强国富民、启蒙救亡早已不是政治家报人的专利，也成为贯穿晚清职业报人活动的一条思想主线。
即便不考虑晚清职业报人思想的进步倾向，单就报业而言，中国早期报业近代化的每一步履，都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以《申报》为例，该报新闻从初创时期不完整的报道，到比较完整的有连续性的报道；论说文从比较八股式的文字改进为比较通俗的文字，都离不开加入其中的国人的努力。《申报》初创阶段，“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类皆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之。”钱昕伯继任主笔后，“举信笔点缀之有类传奇小说者，一一淘而汰之。美查亦能用其言，事事听其裁夺，而《申报》之事业益振兴！”被孙玉声誉为“报界之人杰”的蔡尔康，亦多有建树。19世纪80年代他任《字林沪报》主笔期间，锐意革新，加强副刊性文字，首开在日报上连载长篇小说的先河，突破了诗词一统天下的局面。“该报之成为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894年2月至1901年12月《万国公报》在蔡尔康主政下，达到了当时期刊编辑工作的最高水平。近代报刊作为舶来品，无论在办报理念，还是在报刊业务方面，都不乏直接借鉴成分，因而限制了国人的原创空间。但是，任何文化的移植都不可能是原模的照搬，需要与本文化融合，方能扎根异土。
如果说早期报人“皆惟糊口于外人之篱下，志在求食”，尚缺少创业的主动性，那么，小报经营者，则有了更多职业的自觉。他们本小势孤，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主要靠出奇制胜挤入早已被大报瓜分的市场，以谋食取利，所以对报业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创见。他们确立了篇幅小、阅读方便、追求趣味的办报思想，选择了颇有风险的花榜花选新举措。《上海轶事大观》载：“光绪丙申（二十二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报界别开蹊径。伯元才思敏捷，人亦潇洒出尘，自出版后，争相传诵，风行一时，沪人皆想望其丰采。逾年遂有四金刚之选，又逾年而有花榜、艺榜之选，上海花界之有状元，自此始也。”另据陈无我所说：“花榜之外，兼开武榜、叶榜，尤为别开生面。同时诸小报闻风踵举，盛极一时，然慎重将事，舆论翕然，允推李君各榜为首，此亦申江一大掌故也。”至于如何选法，李伯元在《游戏主人拟举行遴芳会议》中交代：“自本报创行特开花榜之议，即大登告白于报首，谓本届花榜系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以投函多寡为定。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焉。”以民主投函方式选美，不掺杂主持者的个人偏好，这就大大增强了花榜的信誉。在广泛地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吸引尽可能多的投票者和读者的同时，赢得了报纸的畅销，进而吸引更多的商业广告，达到赢利的目的。花榜和花选是李伯元首创的一项重要办报举措，这一招果然奏效，“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报纸销量大增，竟至再版，达到8000份。他不但在主编《游戏报》期间举办花榜、花选，至主编《世界繁华报》时亦是如此。由他发起之后，上海继起的小报也纷纷效法。
过去贬低小报，主要因其以花、伶两界为主要内容，但也正如阿英说的：“若果不谈这些‘风月’、‘勾栏’，这些小报在当时就不会存在了，就失却物质基础了。”小报首开娱乐新闻之先河，不能不说是报界的一大创举。晚清的城市娱乐中心即为花、伶两界，商人甚至社会活动家常在妓院交易、聚会。包天笑就说：“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缜密安适得多。”小报所载花事的主角，当时的高级艺妓，无异于社交场合中的演艺明星，对她们进行追踪报道，无疑是最为抢手的娱乐新闻。19世纪末，随着口岸商埠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日益成长，经济能力、文化需求扩大。小报经营者最早将市民的消闲娱乐需求从众多的生活需求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确定为一块有潜力的市场。在满足市民的业余文化需求、开拓中国近代报业市场同时，承担、发展了报刊的娱乐功能使政治功利主义报业时代呈放出一道特异的风采。很难想象，没有晚清职业报人的奠基和陶染，黄远生、邵飘萍等一批杰出的新闻记者会在民初横空出世。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文人，晚清职业报人以其文章、报业活动及人生抒写了晚清社会的变迁情状。他们在凭现代传媒的影响闻名于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报业进步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