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公共空间的扩展，为小说的文类地位改善赢得了历史契机。“那时综合性、专门性杂志，也有出版，但总不及小说杂志畅销。”发表政见、商榷国是，小说杂志成为公共舆论的最佳载体。小说由边缘趋向中心的文学进程中，烙上知识分子接受心理的时代印痕。金圣叹对小说“文”和“事”分而论之的策略，呈现出探求小说规律的审美自觉，但这种推戴小说的叛逆情结，只限于少数几个颇具“游走之魂”的异端知识分子。时至晚清，学可为一代楷模的经学大师俞樾，借对《七侠五义》的赞赏早已导夫先路；俞万春的《荡寇志》痛感皇权的失落，强化小说与政治的联系；至梁启超鼓吹的“小说界革命”，揭发伏藏，显其弊恶，通过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借重，宣泄对世风日下的现实担忧。《新小说》杂志的“群治”取向，又强烈地影响到后起的小说杂志。这样，小说主编、作者和读者的三维交流，借助小说杂志形成一个个不臣服于皇权的舆论中心，进而向社会辐射延伸。士大夫对小说的态度由蔑视到参与创作，这是一个社会观念的移位和革新，凸显出历史和时代选择的巨大威力。
二、文人边缘化与小说批判精神的选择
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埋首经案，视科举为登龙门的不二途径，封建帝王的收罗策略和士子登龙门前后的反差又强化它的诱惑，这更强化了文人对皇权的依赖。千年的科举文化积淀，凝固成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寄托。1905年废除科举后，大量建立新式学堂。垂直上升之路被阻断，社会信仰的多元化又使得“道统”的经典地位逐渐沦丧。伴随科举废除后心理巨创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如果说李伯元拒绝荐举和曾朴故意弄污科考试卷的叛逆行为还只限于少数精英层面，那么这种制度性行为的终结则彻底解构了知识分子依附关系的存在基础。”因此，儒家经典的话语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造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想混乱。这就如同许纪霖先生的描述：“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知识分子只能抽身换位，寻觅新的空间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同时，社会失衡的加剧给知识分子的适应和选择平添几许悲凉。钟骏文一语道破文人转型时的内心隐痛：“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诗文呈才的传统模式，被小说戏曲的教化功能所取代，知识分子从“非我”中突破进展，重新设置自我的价值定位。正因为他们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检讨和理性反思，造就李伯元、林纾、曾朴、张春帆为代表的职业小说家的诞生，他们的职业实践为其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他们游离于皇权话语之外，思想的自由更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
林纾以“桐城后学”古文大家的身分厕身小说领域，其清醒的比较眼光引发国人对异域文明的正确认识。“林译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特别是他有意将西方小说同《史记》与韩愈古文相提并论，抬高了小说的文类地位，这就为知识分子从事小说事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林译小说”的走热，强化了林纾对自我小说家身分的认同，而其与商务印书馆的协定又使得他的选择切实可行。“他所以这样多产，是与商务的鼓励分不开的。那时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二、三元，唯有林纾的译作却例外地以千字十元给酬。来者不拒，从不挑剔。当时的十元，可购上白粳一百六十斤，代价可算是很高的了。”“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小说的稿酬制度，诱发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军小说领域。知识分子由单一的科考渠道突然置身于多元职业的选择关口，救国新民的政治话语，促使他们纷纷投身于小说领域和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得到凸显。
知识分子强烈的身分认同意识，催生了他们的离心倾向，在文学上鲜明地表现为批判精神的强化。吴趼人《恨海》、符霖《禽海石》都着力情感与礼教的撕扯，体现对人性的直面和正视。林纾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观察家的身分冷静地打量社会，观察从戊戌变法到洪宪改制的种种政治闹剧，并在《剑腥录》中客观叙事，将草菅人命的丑恶现实刻勒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晚清小说家取材不讳时人实事，充分体现了小说家的独立而冷静的批评意识。像《文明小史》、《大马扁》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官场现形记》中的刚毅；《老残游记》中的毓贤，时人时事就成了小说家社会诉求的现实载体。而《孽海花》涉及的时人之复杂，更是广为周知。曾朴手拟的时人名单就有62个之多，据魏绍昌先生考证竟达278人。这种清醒的小说家意识，张扬了他们疗救社会沉疴的弹性空间。国门洞开，以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潮，以及由此影响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相印证，丰富了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表露于小说领域，就是理想小说、立志小说和社会小说等门类的产生和发展，它们更进一步加强小说救国的话语威力。
开通风气和追求小说的“有益”和“有味”，成为当下小说家弘扬群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向标。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造就知识分子的叛逆心理。晚清小说家不遗余力地揭发官场黑幕，甚至不惜牺牲小说的艺术，趋向记者和侦探家的身分认同，就是其最好的注脚。普泛的忧患意识煎熬知识分子的灵魂，拯世救国的时代使命又使他们很难静下心来写作，只求作品能流行一时，不望小说传世流芳。晚清小说家往往片面地强调小说的救世神话功效，急于表露自我的政治主张，连缀话柄，淡化了自我的生命体验。小说家保持旧道德的清醒立场，又体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善恶鲜明的二元对立，人物形象本身被图解和异化成一个个政治的代码，削弱了小说表现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市场和社会需要牵制了他们的审美选择，理论预设又使得晚清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痕。
三、文人适应社会需要与小说创作的繁荣
外国教会在华办报、办学，引起了国人的纷纷效仿，引发近代传播手段的质变，近代传媒所裹挟的西方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小说的文学主流话语地位，吸引广大知识分子进入小说队伍。办学规模和小说杂志的繁荣，势必为小说的接受和消费准备了广泛的读者。1907年老棣的《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说：“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斯殆风气之变迁使然欤？”晚清文化的多元取向，加深了知识分子与衰朽国势的同构共振。异域思潮的本土化改造，在小说领域表现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虚无党小说等小说门类的兴起。小说的销量在当时是评介晚清作家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尺码，阅读群体的市场效应迫使小说家切合雅俗流变作出选择，侦探小说和写情小说的走红就是小说家向市民娱乐意识认同的最好说明。
进入近代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很适合文人的社会选择，大量的作家荟萃于此，晚清的几种主要小说杂志落户于此，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一片广阔的蓝天，也延续着小说读者的新变。当时沿海城市的开埠和办厂，吸引住部分落魄文人的目光，他们纷纷栖居都市中的租界，成为所谓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租界的治外法权，更适合张扬他们的批判锋芒。转型中的旧式士大夫，一部分沦为城市平民。虽然当下的小说书价并非所有人能承受，但是有文化的市民，就是小说的潜在读者。小说读者群的增加，基本上体现为面向士大夫内部的拓展。平装书的出现，解放了小说传播的尴尬局面，更多的小说进入市民的阅读视野。徐念慈的《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隐含着小说报人面对市场的务实态度。稍后他不无担忧地告白：“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数字的背后，折射着读者阅读趣味的嬗变，说明了读者不再拘囿于儒家教义框架内叙事和阅读，而追求多元化的话语表达。同时，报刊受众的增多，也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拓展。“据1903-1905年初南京、武汉、杭州等地11座城镇的调查，当时这些地方共订购报刊62种，20227份，除《南洋官报》由各级官府分摊外，其余11000余份都是民间私人订阅的。”晚清报刊刊登小说，是当时的时尚；民间购买力的增强，亦表明了小说读者队伍的壮大。注重游戏人生的都市小报，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作者与读者这双向交流的扩大，为知识分子驰骋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君子立身处世，不以文章眩俗，不以笔墨惑人。凡一文一字，发于心而着于书，必求有益于风化，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世道人心。”在危如累卵的国势下，小说杂志不再扮演政府应声虫的角色。这种思想距离的存在，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和观察家身分提供了契机，也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和升华创造了条件。
知识分子的主动适应还表现在其对小说批评的群体关注。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趋向，刺激广大知识分子进军小说批评领域。对近代小说批评新气象的奠基和开创，自然归功于标领一代风骚的王国维。王国维服膺叔本华、康德哲学，富有创见地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小说批评领域，进而断论《红楼梦》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为后来者树立一个新的典范，同时也打破了评点和索隐的批评轨辙。虽然王国维始终以清廷遗老自居，但其批评实践的本身，清晰地表明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是在传统的小说评点领域，也表露出革命的新气象。企图绘制中国新小说范本的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评点中借题发挥：“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若潜心理会得透，又岂徒有政论而已。”表达了自我的政见。燕南尚生借对《水浒传》的“命名释义”，嫁接为君主立宪张本的主观意图。徐念慈的“觉我赘言”和“觉我余言”，亦包含着自我的救世热肠。他们不再恪守小说评点的既定规范，落脚于对当下社会人生的关注，这就突破了金圣叹以来的评点传统。“小说丛话”、“小说小话”等随笔栏目，以及晚清报刊中的文艺副刊，它们一道构筑起一个各抒己见的小说批评世界。这样，知识分子对小说的关注，就不单是少数精英的理论呼吁，更落实在轰轰烈烈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上。
总之，科举制度的废止，粉碎了传统文人的信仰和赖以生存的工具，心灵的煎熬和变异，表露为浓郁的社会沉思和人生悲叹。异域文明的输入，打破了“道统”话语的桎梏，近代知识分子对比西方反观自身，挑战和反省、磨合和应变，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复杂张力中寻求自身的定位。小说家愤世嫉俗的“失重”心理在读者认同意识的抚慰下，获得暂时的平衡，话语权力的转移，其倾注于小说领域，就成了张扬自我、批评社会的审美选择。“无论是以‘新小说’为启蒙手段，还是抚慰都市夹缝中挣扎、无助的魂灵，从慷慨救国到谴责批判、忧伤哀情，文学的单元里充斥着多元主题。”力挽衰颓、讽喻弹射，晚清小说的功利化、实用化写作状态，强化小说面向公众的时代追求。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造就了晚清小说的繁荣，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社会诉求的既定轨迹。晚清小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灵魂的蜕变过程和图谋富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