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尹师鲁墓志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
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着一句道了。
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减”，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
《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书冲厚居士墓铭后
东南固多学者，而徐氏尤为大族，其子弟从予学者，往往有闻于时。视其子弟，则可知其父兄之贤也。庐陵欧阳修书。
书李翱集后〔天圣年〕
予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书于魏君，书五十篇。予尝读韩文，所作《哀欧阳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传。”而此书亡之，惜其遗阙者多矣。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
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问于工曰：彼者，者，堵而编、执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钟磬、丝管、干戚也。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尧、舜之时，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兽。三代、春秋之际，师襄、师旷、州鸠之徒得之，为乐官，理国家，知兴亡。周衰官失，乐器沦亡，散之河海，逾千百岁间，未闻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遂独钟于人。故其人之得者，虽不可和于乐，尚能歌之为诗。
古者登歌清庙，太师掌之，而诸侯之国亦各有诗，以道其风土性情。至于投壶、飨射，必使工歌，以达其意，而为宾乐。盖诗者，乐之苗裔欤！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圣俞久在洛中，其诗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将告归，余因求其稿而写之。然夫前所谓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也。余今得圣俞之稿，犹伯牙之琴弦乎！
读李翱文〔景佑三年〕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
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隽，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予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景佑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书春秋繁露后〔景佑四年〕
《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着书百余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书，盖略举其篇名。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又有民间应募献书者，献三十余篇，其间数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
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读。明年春，得假之许州，以舟下南郡，独卧阅此，遂志之。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景佑四年四月四日书。
书韦应物西涧诗后〔庆历年〕
右唐韦应物《滁州西涧》诗。今州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恒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邪？然当时偶不以图经考正，恐在州界中也。闻左司郭员外新授滁阳，欲以此事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