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或问三首〔景佑四年〕
或问：“大衍之数，《易》之乎？学者莫不尽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尽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则不足学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后知学《易》矣。
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说略见于书。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后世，用以占筮。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夫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辞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
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缪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谓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或者曰：“然则何以知非圣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远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犹有惑焉者，溺于习闻之久，曲学之士喜为奇说以取胜也。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
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然其用心，亦必欲其书之信后世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者，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
或问：“大衍，筮占之事也，其于筮占之说，无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
用蓍四十有九，分而为二，挂一，揲四，归奇，再，其法是也。象两，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当万物之数者，其言皆非也。
《传》曰‘知者创物’，又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其为数也，出于自然而不测，四十有九是也；其为用也，通于变而无穷，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为大衍者，取物合数以配蓍，是可测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穷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夫奇耦，阴阳之数也；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
且圣人未尝言，故虽《系辞》之庞杂，亦不道也。”问者曰：“然则九六何为而变？”曰：“夫蓍四十有九，无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舍挂之数，兼知挂之多少，则九六之变可知矣。蓍数无所配合，阴阳无老少，乾坤无定策，知此，然后知筮占矣。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春秋论上〔景佑四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
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
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春秋论中〔景佑四年〕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摄者，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今书曰公，则是息姑心不欲之，实不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夫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则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缪矣。
《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己，则何从而知其摄也。故息姑之摄与不摄，惟在为公与不为公，别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
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伸于后世乎！其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且公之为字，岂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
难者曰：“然则何为不书即位？”曰：“惠公之终，不见其事，则隐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从二百年后，得其遗书而修之，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也。”
难者又曰：“谓之摄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称公。”予曰：“凡鲁之事出于己，举鲁之人听于己，生称曰公，死书曰薨，何从而知其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