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床
一八九九年春天，正是丁香馥郁之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二次来到“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年底，他从叶尔羌河乘船，循浑灰宽阔的塔里木河而下，于十二月七日在塔里木河下游的英格可力镇上岸。此时塔里木盆地大寒已降，冰凌凝固了河面，所以，虽然斯文·赫定极希望到西南方的罗布泊去，但他必须等到翌年春水化冻，才能够继续这次著名的行程。驻扎在英格可力，是斯文·赫定早就计划好的，于是，一待上岸，他便着手建设他的过冬基地。他的帮手可谓众多，有从喀什噶尔起程一路沿河岸护卫他航船的哥萨克骑兵，有附近的首领和居民，有作为仆人和助手的维吾尔人和罗布人。所以，上岸不久，他们就用芦苇和干树枝，在岸边的沙土地搭建了一个由一间马房、两间芦舍、三四个帐篷组成的临时村庄，以此为进入罗布泊做中途修整和最后的线路勘探，以及物资筹备。
斯文·赫定的船队在英格可力一靠岸，当地首领就对他表示了欢迎。彼此致意之后，斯文·赫定便安下心来，在他的临时村庄里过起了一段悠闲快乐的尘世生活。而这个临时村庄，自搭建之日起就显现出一种强大的吸附魔力，不仅附近的土著居民争相前来，更远处的商人和旅行者在听到消息之后，也都络绎而来一瞧究竟。不出几日，当地人便给这个村庄起了一个名字——上帝所造的房屋（译义，罗布语）。斯文·赫定的名字因此迅速传开，以至于到了一九零零年二月，这个临时村庄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集市。一时之间，俄国商人、穆斯林商人、哥萨克商人纷纷汇聚于此，他们中有的从库车运来茶叶和粮食，有的从库尔勒运来毛毡、蜡烛、帆布等与旅行有关的商品，不仅如此，附近的铁匠、木匠、成衣匠也涌向这里，它们沿着村庄四周，依次排开他们的铺子。人们在这里喝茶、谈笑、做交易，欢笑声中夹杂着狗叫与马嘶，英格可力似乎从没有这么热闹过，生活也因此充满了希望。
在英格可力的这段日子，斯文·赫定的随从当中又加入了两位罗布人，正是在三位罗布人的帮助下，斯文·赫定完成了考察罗布泊的夙愿，并意外发现了埋于黄沙之下的“楼兰古国”，从而引来二十世纪初，西方诸国抢夺西域宝藏的一场掘宝竞赛。
但是英格可力的热闹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仿佛大河在奔流中弹起的一朵浪花，骤起急落，未等领略凌空的欢欣，便又重归浑灰的水流。一九零零年三月，斯文·赫定前脚离开此地，化冻的河水便一步冲上河岸，活像一头饿了一冬的猛兽，一口吞掉了河岸以及河岸上的一切。斯文·赫定后来听说此事，惋惜之情长萦于胸。因为，在他心中，这个被誉为“上帝所造的房屋”的村庄，已经成为他在亚洲腹地探险诸多骄傲里的一个。而离开英格可力之前，他还自信地认为：这个村庄将在他离开后存在许多年。
斯文·赫定的这些记录，该是近代以来，塔里木地区最具传奇色彩、也最具世界意义的一段历史了。
现在就要说到我的出生地，它被称为“乌鲁克”，同样是塔里木河下游河岸上的一个小镇。它距离英格可力三十多公里，在清朝末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上，它被标明是英格可力镇的一个善后局。“乌鲁克”“英格可力”皆为维吾尔语，“乌鲁克”意为“大海子”，“英格可力”意为“新湖”。所谓“善后局”，百度词典上这样解释：指清后期在战事频仍的新疆地区所设立的一个特事特办官署机构。
若是继续向前追寻，依据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地图所标，这一带该属于古渠犁国，也即现在的尉犁地区。而古渠犁国在公元四世纪之前，曾是西域“丝绸中路”的必经之地，它存留于世的营盘遗址素有“小楼兰”之称。但是，因为史籍缺乏乌鲁克或者英格可力与“丝绸中路”的相关记载，而“丝绸中路”四世纪之后很快又为使者商贾放弃，故而此地历史与人文的厚度更多则要依靠生息在此地的人们自身的记忆。
到了清朝末期，这里的居民还主要是那些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逐步在新疆形成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在这些维吾尔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身份更加特殊，他们就是与楼兰古国有着秘密联系的罗布人。更早时间，这些罗布人还隐居在塔里木河尾闾——米兰和若羌境内罗布泊附近的村落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因为罗布泊湖址迁移、塔里木河河水减缩、改道的原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溯塔里木河而上，来到塔里木河下游的英格可力、卡拉一带居住。
事实上，以上这段叙述无论从行文章法，还是它在我生命里的位置都显得可有可无，不甚必要。因为，若从读者角度来看，凡是对这片地域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其他阅读途径获得更为精细和丰富的知识；若以我的感受而言，它远非我所成长的那片沙漠，更不是那条翻滚着我年少身影的大河，而与这片地域相关的历史伟人与名人，他们也从未在我的少年时代进入过我的心灵，因此也从来没有教会过我什么。它与我记忆中——金黄色的沙丘、深蓝色的天空、炽烈的阳光、清凉的溪水以及野马般的欢乐——那个独一无二的乐园毫无关联。但是我还是决定把它放在这里，仿佛企图将自己的生命与这片地域的历史联结在一起；但也许，我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我已经感到自己正从这段历史的河床上渐渐走失。
关键词：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荒寂多年的塔里木河下游两岸忽然冒出许多人影，他们神情坚毅，行影匆匆，说着有别于当地维吾尔人、罗布人的内地话，坐着解放牌卡车，带着测量水文、研究土壤、记录植被等专业勘探工具，以一种令人钦佩和惊讶的速度，将塔里木河下游两岸的荒地、草滩、河流、湖泊、林木等生态资源数据尽数采集入案。这些人便是开垦塔里木的第一批军垦战士。很快，紧随在他们身后进疆的，是数万复员官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内地知青。
“塔里木”是维吾尔语田地、种田的意思，但是当地人只习惯于称塔里木河下游尉犁县以南地区为“塔里木”，也就是包括我的出生地乌鲁克、英格可力、卡拉、铁干里克等地在内的塔河下游两岸的军垦团场所在地。
促使塔里木和这批进疆的复员官兵、内地知青，以及他们的后代进入一段新历史的原因，多少与解放新疆的王震将军的一席话有关：“塔里木有两个英国之大，有三个陕西之阔，比当年垦荒的南泥湾要大几百倍……”省略号代表了王震将军的未尽之言和未尽之意。显然，这未尽之意便是“开发塔里木”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因为深尝解放新疆的艰辛与荣耀，王震将军比任何人更深谋远虑地体会到了这片广袤土地之下有别于它外在蛮荒的内在富饶和远景。
王震将军这番话是在一九四九年进入新疆之前说的，两年之后，他便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一个大渠首期工程竣工上，以昂霄耸壑的气魄，大声发出“向塔里木进军，要大戈壁给我们献棉粮”的时代召唤。那一天，四十三岁的他难忍内心的激动，矫健地从渠摆跳入大渠，完成了剪彩放水仪式。
一九五六年，“向塔里木进军”的召唤落实在行动上，就变为在塔里木地区组建若干个农场，主要任务便是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为此，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原以土著居民为主、人迹稀落的塔里木地区兴建起了七个农场，调集了数万复员军人和内地知青。而这七个农场的意义，除了“向大戈壁要棉粮”，还有以下远虑：“尉犁县面积将近六万平方千米，却只有万把人……沿线只有群克、卡拉、铁干里、英苏有星星点点的人家，如果不开发，一旦发生战争，敌人搞空降，这千里戈壁就成了他们横行无忌的真空地带，现在我们开了农场，修了水库，已经站住了脚，形势会变好的……”
我便出生在这七个农场其中的一个——农二师三十二团，属地位于乌鲁克。而我以及我的伙伴们便是在“进军塔里木”所肩负的生产意义和战略意义下出生的“第二代塔里木人”。
关键词：信念
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可敬又可怕。
关于那段艰苦岁月的记忆，多是从大人嘴里断断续续听来的一些片段：
“来了‘例假’也赶着去挖渠，生怕落下，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白天挖渠，力气小挖不动就抬土，土也抬不动怎么办？就在红柳抬筐的一头装个木轮子，推着来回跑。晚饭后接着干，剥野麻搓绳子……搓绳子干什么用？修大坝要用梢捆，抬土要用筐子，都是两只手编出来的……沙土里有毒蝎子，女人被吓得大叫，却有人不怕，用木棒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吧吧吧地就嚼起来……还有成群的草蟞子，闻见人味就连滚带爬地跑来了，钻进肉里，拿钳子都拔不出来，它们喝饱了人血，瘪瘪的肚子就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血泡，被咬了的地方又痒又疼，那玩意儿厉害着呢！鸡一只只地都被吸干了血死掉了。”
我并未亲眼见过这种不可抵挡的时代狂热，到我记事的时候，我的团场已经初具规模：水渠、农田、林带、居住区、菜园、果园、公路、医院、学校、商店、食堂、机关、工厂、民房，一个现代人类聚居区该有的内在结构已经完整成形，并在继续完善。而爸爸妈妈又在团部机关工作，所以我既没有挨过饿，甚至没吃过几顿苞谷面馒头，也没有真正地下地劳动过，当然也就不曾真正品尝生活的艰辛、掂量它的轻重。而越到后来，爸爸妈妈也越少谈及那段岁月，倘若提起，也是三言两语便猝然止住，既不细致也不完整，仿佛回忆会把那段艰难的岁月拖拽回来。
记忆的远去是否意味着一段生命的湮灭？大人们不喜欢谈论过去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信念已经改变。那个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代召唤，已经随着激情的消退、运动的损耗、头脑的冷静，以及生活的困乏和简陋，变得疑虑重重。
这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集体的意志已经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魔力与威慑力，这期间的原因，或许来自时代与人对荒谬的认知与纠正，它使得自我意识在人们的身体内部开始觉醒。
首先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内地知青开始意识到修复自己蒙尘的命运，接着是所有想改变命运的塔里木人。如同顺应另一股生命的激潮，他们像当年兴冲冲地来到这里一样，开始在焦灼中寻求离开塔里木的途径。这样一来一去，既是两个时代的更易，也是两种价值观的迭嬗。他们不再有与这方天地共存亡的热情，他们开始计较自己的丧失，追究付出的代价是否过于惨重。许多人拿一百多千米外的库尔勒市做参照。他们不谈信念，只说物质，应该说他们谈够了信念，眼下就只想要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楼房、自来水、抽水马桶、柏油马路、好医院、好学校、百货商店、书店、有暖气的电影院、冰激凌……他们受够了塔里木的烈日、风沙、劳苦和枯燥，除了这些，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一些人失去了平衡，他们开始反抗自身不断向下滑落的命运。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我坐在院子里看小人书，天空又高又蓝，黄澄澄的阳光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我的头顶，不一会儿，阳光干爽的香气就从我的头顶流下来，流到了我的手上、棉裤上。妈妈在一旁洗衣服，泡在肥皂水里的双手红润光滑。这时，外面传来阵阵呼喊。妈妈瞥我一眼，淡淡地说，是下面的上海学生在闹事。我听着新鲜，便出门张望，碰上正要去看热闹的伙伴，跟着就往团部走。我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仿佛一条黑色长龙，七绕八拐，从公路、操场、巷道一直涌向团部大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只看见挤挤挨挨的人头与背影。全团的知青大概都来了，十二连，九连，四连……大多是上海、江浙或者京津塘一带的知青，他们说着话、喊着口号，既有气无力，又固执顽强。
游行后来变成绕着团领导家属院行走。院区的巷道窄细短促，队伍就越拉越长，仿佛一条扭扭曲曲的麻绳。队伍里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脸上、背上都贴着纸条，手里举着标语，嘴里同时喊着什么。有一个我熟悉的叔叔，夫妻都是上海人，他的女人叫“茶茶”。妈妈一直这样叫她，并和她十分要好，我便喊她茶茶阿姨，她皮肤白嫩，性格温顺，是知青里最漂亮的女人。茶茶阿姨的男人像是很威风，他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后车厢上振臂呼喊。喊什么我已忘记，只记得当时我对身旁伙伴说我认识他，就好像与他搭上什么关系了我也威风起来。我对他指指画画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便低下头冲我笑笑。可是随后他无所事事起来，因为几百人的游行队伍当时都在等待团领导给他们的回复，而团长紧闭房门久久不肯露面。叔叔的脸瘦瘦黑黑，低头对我一笑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懂事之后，偶尔想起这一幕，我认为这个笑里还有羞涩，他的女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笑才嫁给了他。
茶茶阿姨最终通过假离婚的办法一个人先回到上海。因为一家只有一个回沪名额，所以通过假离婚获得单身身份，就能优先拿到回城名额，这在当时知青里十分流行。后来我知道茶茶阿姨回到上海不久就跟了别人。妈妈当时做群众工作，我在她办公室见到茶茶阿姨的丈夫。这段弄假成真的婚姻让他好生懊悔，当时他把指标让给妻子，而他不仅至今没有等到指标，女人也没有了，真正是鸡飞蛋打。但最终他横下一条心，决定扔掉一切还是要回上海。我记得走前他来告别，坐在我家方桌一侧，几句话出来声音就哽咽了。之后他一直沉默，一只胳膊撑在桌上，低着头玩弄手指。坐在一旁的妈妈也不知说什么，只是长吁短叹，担心他回上海后没办法解决户粮关系。
关键词：欢乐
希望仍要延续，如同生命生生不息。那些回城和落实政策的人走了以后，剩下的人就把希望搭建在下一代——我和我的同代人——的身上。然而，年少的成长更多在于寻尝快乐，放驰体内单纯的力量与热量。对于父母心中的焦灼与期盼，我则几乎是不管不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全部的热情只在于向沙漠索取欢乐，而沙漠，也慷慨如一位仁慈的神祇，但凡它有的，能被我感知的，都赋予了我。
沙漠距离我如此之近，它绵延的身躯就在不足一公里的防护林外，好像我的皮肤，伸手就能触摸。无风无雪的假日，沙漠是我们最亲近的游乐场，我和伙伴们冲进它柔软洁净的怀抱，粗鲁得像群野人；淡金色的沙包此起彼伏，摇篮般摇荡着我们的欢乐。蓝天高远，沙丘连绵，寂静宛如一位坐在我们身边的慈爱老者，纵容着我们的嘶喊和奔跑。沙漠里也有波纹与海浪，它们是静止的，只有清晨金黄色的阳光才能呈现它们全部的美。蓝天下，那些波浪的纹路又清晰又柔弱，光线斜洒过来，就连最微小的皱褶也产生了阴影。在一些饱满的沙丘上，波浪沿着沙坡的倾斜度，婀娜地伸展而去，在下一座沙丘的谷底与另一些波浪交汇。远远望去，沙漠里仿佛飘动着一根根柔软的暗金色丝带。夜晚像一个魔术师，每天清晨呈给我们一个不同于昨日的沙漠。这时候走进沙漠的我们会十分安静，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呼吸到的、感受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的完美表现在简单纯净的颜色上，表现在清冽纯一的嗅觉上，以及细腻新鲜的触觉上。它好像处子一般光洁，而我们的顽劣显然被自然界的完美震住了。我记得我小心地呼吸，每吸一口都仿佛喝了一大杯冰镇糖水，而每一次，我都把湛蓝的天空看作一对清澈的大眼睛，想象它宁静地注视着我。接着，我轻轻伏在一条波浪身边，先是用手去触摸它微硬的浪峰。必须极其小心地触摸，浪峰才不至于被破坏，哪怕滑落一粒沙子，波浪就失去了原先的完美。接着我开始寻找那些最微小的皱褶，依次区别它们每一段阴影的长短。这样，我就能找到风，就能感受到在晨曦到来之前，风从哪一个方向吹来，以及风的大小，要知道，大风是不能让波浪产生那些细小的皱褶的。这样的安静持续不了很久，因为我们跑进沙漠就是为了胡闹。我们开始嘶喊和奔跑，从沙包的尖顶滚下来，落在两座沙包之间阴凉的谷底。在那儿，我们排兵布阵，学着古人的模样用红柳枝打仗。如果累了，我们就把手伸进沙子，不停地掏挖，直到挖出湿润又温暖的细沙。沙漠的生命之水就在这里藏着。这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重又变得安静与和睦，仿佛突然撞见一个奇迹。
还有水，水意味着节日般的夏季。节日是从“大渠来水了”这个消息开始的，倘若谁在开闸放水的这一天亲临了现场，谁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厌其烦地向伙伴们谈论这件事。我还见过一个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的小伙伴，他像匹发狂的小马驹，晃着脑袋从大桥上跑下来。洪峰下来之前，河水清澈凉爽，纵横相连的渠道里是它们日夜欢唱的身影。清亮的波纹下，可以看见逆流而上的小鱼，它们青黑色的身体梭子一般灵敏飞驰。
那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渠水里的游鱼还多得足够给我们带来捕鱼的快乐。我喜欢这些水里的小生灵，它们是另一个国度的生灵，似乎映照着人类的潜意识。所以，夏季的每个周末，只要背着渔网的爸爸轻轻一唤，我便欢呼着跳上他的自行车。那么，这一天，我们就会沿着稍宽些的渠道一网一网地捕鱼。而我直到高三毕业，始终是爸爸的好帮手。他在渠边撒网，我帮他在路上推自行车，他网起了鱼，我就在岸边帮他捡鱼……有时候，我和爸爸并不捕鱼，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顺着沙漠边上的一条排水渠行走，似乎只想看一看这条杂草茂密几乎没有人迹的排水渠到底有多长。排水渠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棉田，渠摆上碱土深及脚踝，却依然生长着芦苇、甘草和沙枣树。我跟在默不作声的爸爸身后，一声不吭。我们越走越远，四周的景色越来越荒凉。阳光从金色变成白色，我开始眼冒金星。渐渐地，穿着塑料凉鞋的双脚被芦苇叶子划出了许多小口子，再粘上脚下的碱土，双脚便像被黄蜂蜇了一样又痒又疼。但奇怪的是，我从不抱怨，反而跟着爸爸越走越起劲。因为我已经知道爸爸在做什么，他在观察排水渠里的鱼群。排水渠里的鱼都不大，大一点的也只有手掌那么长。但是它们神气活现，它们像是知道我和爸爸只是为了看看它们，于是就跟着我们一路前行，甚至要和我们比试一下谁走得更快。微微泛黄的渠水清浅透明，它们青黑色的身影摇头甩尾，活像一粒粒子弹嗖嗖嗖地飞过我们身旁。整条渠水都仿佛在传递着这个消息。花白的阳光下，鱼群像是沸腾了，它们一群又一群地从后面赶来，把我们甩在身后，而一些小鱼会没头没脑地撞上水中的芦苇，于是，远远望去，这条寂静荒凉的排水渠像是因为我们的到来，迸发出欢乐的震颤。
欢乐无可尽数。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学习成绩，尽管它意味着我的未来，尽管为此挨过父母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和训斥。
我不知道先有“乌鲁克”，还是先有我的团场，也不知道那条著名的大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不要说那些自古生息在这条大河两岸的人群的来源与变革。我和我的伙伴们毫无历史感地成长着，仿佛此地在父辈之前就只是一片荒蛮的沙漠，不曾留下任何人类的脚印。不仅如此，新疆地区本自怀抱的丰富的民族性也从未生动、确凿地进入我的生活和视野，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土家族、藏族，这些记录在案的少数民族人群，散落在我的团场97.4%的汉族人当中，他们几乎不出现，几乎不发声，因此令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有段时间，我一度指责过自己天性里的粗率，因为贪玩，罔顾了知识与书本，并为之连连懊悔。这时候的我已经认识到历史与个体的关系，也就渴望当年的我如果能够接近这片地域的历史与文化，说不定会更加完整地理解它、怀念它。但是今天，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懊悔，或者说，是接纳了它。因为连同这懊悔在一起，都是沙漠赠予我的财富。这期间最为珍贵的馈赠，当然是那些全神贯注、倾注了全部热情的生命投入，它是历史与文化所无法给我的，它成为我今日不可超越的生命源泉。
关键词：密码
一九八九年，像所有依靠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孩子一样，我实现了爸爸妈妈的心愿，离开了塔里木，离开了沙漠。随后几年，父母亲也在接近退休的年龄，离开了团场。
绝大多数家园只在破碎之后，才能逐渐显现它的价值，才能抽丝般透露出它与它的子民之间形如天机的生命密码。而沙漠之于我的生命密码，是在将近过去二十年后，才渐渐向我发出了信号。这些信号犹如天空中的电波，最初是嘈杂、零碎和模糊的，是一系列猝然又持续降落的时刻在内心引起的启召，是一些重要的此时此刻本能又迅速地回溯到从前，与沙漠中的一个下午、一次快乐，或者一次历险发生闪电般的接洽，这时候，我才一次比一次更加确信：我的生命之泉原来只在沙漠。
我意识到我该回去看看沙漠。二零零六年，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离开沙漠十七年之后，我说服再三劝阻我的母亲，重返农二师三十二团。
即便以自身的成长为经验，我早知“塔里木”和“团场”生态环境的严酷、地理上的荒僻，但在重返团场这一日之前，我从没意识到我曾经的家园如此破败与荒凉。下了班车，我站在大桥上，遥望自脚下向前延伸的团场。只用了几分钟，大桥略微高出的海拔便使家园所意味的一切温馨与欢乐在悄然中坍塌：我的家园，它像犬牙交错的大陆边境上的一个拐角，风把世上的尘土与萧瑟都吹向了这里。
我先去了团部。团部机关还在老地方，一个四合院式的老建筑，山字形门脸是仿苏样式，半浮着四根罗马柱。大门旁停着两辆摩托车；门前的宣传栏里贴着一些照片；大门两侧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匾，我仔细读完牌匾上的字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三十二团委员会，莫名地喘了口长气。
但接下来，变化使我感到恐惧。天空是灰蓝色的，街上看不见更多人影，几个无所事事的行人神情空洞地扫视着我；一条主街旁边的林带里栽种着耐旱植物红柳，可是污浊的煤灰黑沉沉地压弯了柳枝；除了铺着柏油的两条主要街道，其他路段每踩一脚都会陷在深及脚背的浮土里，而每一脚踩下去，虚土都会发出扑扑扩的声音，仿佛每一脚都是为了把我从往日拉回现实。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需要紧压脚步才能避免尘土飞扬，但是一辆恰好驶过的手扶拖拉机掀起的灰尘落下之后，我就成了一个灰蒙蒙的土人。很快，我看见了母亲从前工作的地方，公检法办公大楼，那也是一座仿苏建筑。我还记得那些迂回曲折的走廊，它们的空荡笔直总让走在上面的我感到一种不可逾越的威严。这一次我从后面走近它。踏上一条白花花的碱土小路，我蹑手蹑脚，停在了它的一间后窗前。一股异常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探头望去，一头老黄牛正好抬起头，它湿润的大眼漠然凝视着我，嘴角滴答着黏长的口水，公检法办公大楼变成了牛圈。路上我没遇见一个熟人，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早几年，父亲在去世之前，已经告诉过我团部附近的熟人几乎走完，后来住进去的，都是内地来的流民。他们包地种棉花、种香梨、搞养殖，挣不挣得到钱倒不清楚，反正他们从不修渠、从不栽树、从不整理家园。他们一茬来了一茬又走了，仅仅因为有利可图。
我站在了从前的家院门前。院子的基本样貌还在，三间砖土构造的平房，一个由枸杞树围笼而成的院子。我踮了踮脚，就看见了墙皮大块脱落的外墙。裸露的深灰色墙泥，好似一块块丑陋的伤疤。爸爸亲手搭建的葡萄架已经没了，葡萄架下的水泥桌凳没了，鸡窝没了，菜畦没了，只有一个凌乱肮脏的院子。院子一角，扔着一个废旧的手扶拖拉机车头。枸杞篱笆从前密不透风，那一刻我透过稀松倒斜的枝条，一眼望见院子里默立着一个男人。他身穿蓝色上装，双臂抱胸，沉着脸，狠狠地盯着我。我为男人的神情感到吃惊，却突然有所醒悟，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我已经从这个院子的主人变成了一个外人，已经从沙漠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疑的闯入者。
我又去了沙漠，一公里外，那个一度慷慨予我以欢乐的少年乐园。一大片油黑的污泥倾倒在沙漠从前的入口处，散发着恶臭。一小时前从我身边开过的手扶拖拉机停在一旁，一根橡皮管子拖在地上，管口对准泥坑，还在淌着黑乎乎的东西。司机侧身站着，正对着泥坑撒尿。四际荒草零乱，防护林几无踪迹，那条我曾经追寻过鱼群的排水渠也被沙漠填平。四周只有一些低矮的沙枣树，大多也被沙子埋去一半。起风了，淡灰色的蓝天变成了鼠灰色，我还是往沙漠深处走了一段，希望能够找见从前那样高大光洁的金色沙丘。然而仿佛被一只巨足狠狠地践踏过，那些夹杂着枯枝朽干的沙包每一个都显得既低矮又破碎……风大起来，我往回走，在一丛红柳树下坐下来。鼠灰色的天空一点点暗下来，仿佛提醒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记忆。
返程车上，我坐在车尾一个靠窗的位置，缩着身子发愣。窗外，正在化冰的塔里木河忽远忽近，青绿色的河水夹映于两岸土黄色的芦苇带中，为四周荒寂的背景赋予了一缕湿润的慰藉。此情此景依如往年，不免让我再次质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因为时光远逝，我在情不自禁中夸大了往日家园的快乐与诗意，所以才有今日落差悬殊的惊心与失落。
关键词：生命
二零一零年冬天，我收到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塔里木河上游开荒过度，造成下游水源紧迫、土地沙化严重，考虑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撤销农二师三十二团，原团部建制归入三十三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与家人决定一起再回团场看看。
路上，妹妹驾车，我坐着出神。去往团场的路况很好，黑油油的柏油路笔直平坦。途中路过英格可力，望着它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我的心中一度有了感伤。不知道没有农二师三十二团的乌鲁克镇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相比而言，眼前的英格可力却是幸运得多。虽然同有失水的窘迫，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能继续在这里生活和爱，还能继续在成长、改变与丧失中感受到生的欣荣。这样想着，我似乎听见了一百多年前斯文·赫定在此扎寨安营时，荒寂的河滩上飘起的欢愉声。而另一段历史记载也在同一时刻显现了一种存在的荒诞：“一九五六年，勘探队来此地（乌鲁克）勘察荒地，于残墙折缝中发现农牧民在完粮纳税的存条上注有地名‘乌鲁克’……”时光仅仅过去了一个甲子，历史似乎已经有了重演的冲动，还要多久，乌鲁克便又要仅剩残墙折缝了呢？
我又回到了老屋，看了看老院子。这一次，院子彻底空了，窗户破损，门扉紧锁。我走近一看，铁锁锈迹沉沉，像是很久没有打开过。我站在淹至脚踝的虚土中推了推门，一群麻雀呼啦啦从院内的一棵梨树上惊叫着扎进天空。再看四周，数排房屋家家如此，门户凋敝，人影全无，院落里扔着乱八七糟的旧物与垃圾，屋宇、梨树、巷道、芦苇、小渠、天空……触目皆是颓荒的土黄色。草草看完一圈，心中惊惶不安，转身回头的路上，我不自禁地就压低了呼吸，逃路一般急急地回到了车上。
我们都没有心情再去别的地方，似乎这次回来只是为了确证这个事实：家彻底没了。
确证之后，我倒没了初来时的那丝感伤。因为从一开始，我便不愿使这次“回来”变成一种寻根的情结，或者对故园失色的惋叹。这些轻巧时尚的情感从古代流散到今天，倾诉者已经说不出什么新花样，既无法丰富听者的心灵，也不能稍稍拖住时间的脚步，甚至无济于现实意义上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那么，我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这样一次又一次重温并质疑自己的记忆，到底是因为什么？
回程途中，路过尉犁县的“罗布人村寨”。同行好友告诉我：罗布人在塔里木河下游和尾闾都有居住，而这里的罗布人，是专门迁来以应县城的旅游观光之需。这也不是什么重大的消息。在南方，这样的村寨早已盛行，有的已经成为当地旅游项目中的拳头产品。
但我一度为此感到不适。这种将罗布人粗暴地推进（或者说，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自愿的）现代文明的方式最初为我无法接受。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有些悲愤地联想到：我成为这些罗布人中的一个，终日面对那些以猎奇游玩为乐的游人，冷漠又麻木地表演着已经失去的生活，再告诉这些并不关心我、也从不关切人类处境的游人，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这一切，除了挣来几个养家的小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现在我已经理解了这些无法再以打鱼为生的罗布人的境遇，就像理解我的家园，当生存面临危机，必须另择他路。但常常是，我们得到的，远远抵不过我们所丧失的，而这同样也是人的处境之一。我当然知道，人必须接纳自身在时间里的每一种处境，必须竭力又不气馁地使自己活得更好、更真实。
被遗弃、被毁坏的家园不在少数，人也免不了为一度遗失的家园长吁短叹。在于我，这个正日渐隐灭的家园倒是一次次击撞着我的心灵，使我渐渐蒙获了另一种幸运。
我开始追究我一次次回来的原因，开始一遍遍回想那些长徊于心间的往事。它们有的就要沉入时间的深渊，有的却栩栩如生，仿如最初的发生，散发着阳光的气味、蓝天的光泽。我像挽救一件落入井中的爱物，日思夜想，要使那些就要湮灭的往昔恢复它们生动的棱角。我向亲人打问，查阅史书，与同学确认，再一一记录，甚至夸大其词把它们变成虚构的故事；而另一些刻骨铭心的细节与场景，我只需要闭上眼睛，就能坐上时间的大鸟，与它们一起重归纯美的往日，更重要的，它们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令我骄傲和自豪。
也许我盲目得过了头？不是的。我毫不怀疑已经发生的一切，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家园与时间已经双双而逝。但是，一缕愈渐明朗的光束一次次地从这些“回去”与“重温”中显现出来，它将我引向这些年一直伴随着我的——我对自我、生命以及世界的凝视与眺望。
离开沙漠，我再没有如此不顾一切地生活过，再没有着了魔似的在自然里奔跑和欢呼过；我曾把身体义无反顾地交给沙漠。为了倾听和触摸它，我把我全部的感官都打开到了极限，因此我听到了不可能再听到的天籁，看见了不可能再见到的纯净的颜色；我曾经多么无畏，沙漠便曾经多么慷慨，它回赠与我的财富，便是使我学会了用自己的手去区分粗糙与细腻、酷热与冰凉，用鼻腔去辨别干燥与湿润、清晨与夜晚，用眼睛去认知纯净与遥远、明亮与漆黑。沙漠教会我用自己的身体来认知自己的生命；而当我背弃它，它也远离我。沙漠和世界一样，都是镜子，都是我；沙漠使我认出生命里的宝藏与泉水，它使我相信，只有全神贯注爱过和拼命挣扎过的人，才独一无二和真正地存在过。
于是，沙漠里那些被我感知到的——蓝天、阳光、河水、植物，以及那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内地知青和复员军人，一切印刻我心的人与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日日成为世界渐趋向我显现的真意。而我，也一次次地以我的角度，一遍遍轻抚记忆，一遍遍回想那些纯净的气息与色彩，再以我的口吻，竭力恢复那些人的表情和话语。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表达我对生命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