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这两句话是《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名句。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化名。1915年罗章龙第一次同毛泽东通信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当时毛泽东和罗章龙均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征友，从此毛泽东和罗章龙相识。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其饯行。毛泽东仍以“二十八画生”自称，并为罗章龙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首，诗中仍用他们初次相识时的称谓，其实是对过去友谊的回顾，诗云：全诗是送别时的感慨，但又是一首言志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是赠给朋友的也是留给自己的。世界虽然是风云变幻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个伟大的志向，美好的追求，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在我们的心中，日月是常新常美的。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和人生的美好追求。
（龙剑宇、胡国强着《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2-83页。）
22.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是一位着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作为加拿大的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国内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震动了世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他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战斗中、革命中的中国是最迫切需要我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白求恩历经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
白求恩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他，而且就在当晚。
窑洞里的油灯安静地燃烧着，毛泽东和白求恩热情地谈论着。白求恩说：“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毛泽东沉思着，八路军目前还没有战地医疗队，而且，由于敌人的各种封锁，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按西方的标准，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机构。
“如果没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心情很是沉重：“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们有很多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接上去说。
毛泽东的眼睛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非常关切地听着。
“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只要在前线附近拥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的思想好像一下子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是啊，从几乎没有到多数重伤员能够避免牺牲，这等于我们的战士可以有两次，或更多次的生命以打击敌人。”想到这里，毛泽东更是激动。毛泽东又一次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白求恩同志，那就请您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好！”白求恩同志爽快地答应着。
很快，在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活跃着一个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在每次激烈的战斗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知道了一个伟大的、可亲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不幸的是，在白求恩来华的第二个冬天。这位曾帮助无数重伤员战胜死神的人，因为坏血病的侵袭而倒下了。那是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碎骨划破而受到感染。当时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橡皮手套和抗毒药品在根据地是极为缺乏的。
弥留之际，白求恩为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作了如下总结：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白求恩的逝世，毛泽东是很悲痛的。就在白求恩逝世不久，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学习白求恩的号召。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61-165页。）
23.一个革命队任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毛华初是毛泽民原配王淑兰的养子。1938年7月，毛华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由毛慎仪（毛新梅之子）领着去见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他这一说，毛华初竟信以为真，心里就着急了。“妈妈讲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毛华初抢着说。
毛泽东又笑了：“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吃得消吗？”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苦，我讨过饭，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过，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吃苦……”初到延安的毛华初，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伯父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使他很受教育。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作《关于重庆谈判》的讲演时，再一次向人们语重心长地强调：“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赵志超着《毛泽东一家人》（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19、220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1页。）
24.为人民服务
1944年，大年初一，毛泽东到枣园给乡亲们拜年。陈晶引导毛泽东走进乡政府大厅，李区长拉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赵乡长说：“主席，咱先把枣园乡这两年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向您作汇报吧？”主席点头，乡长从从容容地把枣园乡的情况，如农户、劳力、土地、牲口，近两年的收获情况如数家珍地说了一遍。主席问道：“你们近两年缴了多少公粮啊？老乡自留口粮、种籽、饲料、消费怎样？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慰问军队、军烈属和自己生活的情况怎样呢？”乡长应答如流，主席认真地听着，有时捏着手指计算着、对比着，最后满意地笑了。主席又喝了口茶，吸了一口烟，站起来兴奋地说：“我们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略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地说：“我们人民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晓得而且要牢牢地记住：我们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时时刻刻要为人民‘兴利除弊他又吸一口烟，说：“我们人民政府应该用最主要的最大的力量，比如说90%以上的力量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只用较少的力量，比如5%以下的力量，向群众收缴公粮，这为的是养军队和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十分必要的哟！”随后，主席让警卫员掏出一只怀表来，看看已9点多钟了，就说：“不早了呀！”遂对陈晶和警卫同志说：“我们还应该到枣园村看看老乡亲啊！”这时，大厅外一片明亮，阳光普照大地。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枣园村走去。
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这样写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无比崇髙的事情，绝不容许有人乱用“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玷污共产党人的名誉。
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这样说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发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的人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79-183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04页。）
25.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对象，必须练习忍耐。
抗日战争后期，陈毅和饶漱石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矛盾，饶漱石在背后搞了一些小动作，使陈毅的工作陷入被动。陈毅对此感到很委屈，曾经给毛泽东去信，坦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毛泽东为此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对陈毅进行了劝说，信的内容如下：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毛泽东四月九日后来，陈毅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和陈毅进行了单独谈话，使陈毅抑郁在内心的委屈得以释放，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7页。）
26.顾全大局。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娇娇（李敏）从苏联回到祖国，因为工作一时没有落实，便在哈尔滨暂时驻足。
这时，贺子珍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摊开信纸，万千滋味一起涌上心头。延安一别就是九年，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自己在异国他乡遭遇了人间各种辛酸冷暖，而国内却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自己丈夫（叹息，是过去的丈夫）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万千感慨。
此一时，彼一时。在无奈的情况下，贺子珍在无法否定的现实面前，也只能认可这个事实了。她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写道：
主席：
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要修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我需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地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
最后，贺子珍写道：“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在贺子珍写信的同时，娇娇也用俄文给自己的爸爸写了一封信，两封信一起给毛泽东发了出去。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给贺子珍回信，他只是给娇娇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毛泽东深情地这样写道：“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巳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贺怡将娇娇安全送到了毛泽东身边。不久，贺怡向毛泽东来辞行，见到毛泽东之后，贺怡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姐找地位的。”毛泽东听了贺怡的话，立刻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眉头也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用有一些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几行大字：“子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谈到了他们三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很快又回复了一封信。在提到贺子珍时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两封信都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顾全大局。毛泽东内心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44页。）
27.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周恩来把电报转给了毛泽东。
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为了防止自己以及党内出现因为胜利而骄傲，毛泽东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命名，少敬酒，少鼓掌。
这些都要从自己做起。但是，仅自己做到远远不够。毛泽东还在思考全党的问题。
1949年，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成为更加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忧虑我们党内有同志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楸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髙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10-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