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1948年4月1日上午10点，毛泽东在贺龙司令员的陪同下，来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会议室，大家眼前一亮，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毛泽东和在场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开始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当有人提出“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时，毛泽东转过身来问道：“这个问题我已为中央起草了个文件，你们还没有看到吗？”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回答说：“中央指示已经收到了，很快就发给他们。”这时，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接下来，毛泽东又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他还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环视每位同志，仿佛在说；你们都明白了吗？
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又说：“在惊涛骇浪中，黄河上撑船的老梢公不管风吹浪打，眼睛总是望着前方，双手总是紧紧地握着舵把。如果老梢公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就可能把船弄翻。”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再次叮嘱大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紧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239页。）
129.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哦，晓得，晓得……”毛泽东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泽东跟方志纯很熟，他仍显得有些拘谨。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喽！除西南、西藏、台湾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说到这，毛泽东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泽东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
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方志纯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泽东接过方志纯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主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我担心……”方志纯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泽东鼓励方志纯说，“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方志纯点头回答着。
毛泽东继续鼓励他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泽东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31页。）
130.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借考察黄河回京的间隙，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参观完殷墟后，毛泽东又来到了袁林，即袁世凯的墓地。在袁林下车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大家讲起了袁世凯的故事：
“袁世凯是你们河南项城人，是个大官僚地主，在项城有很多土地。
又在安阳搞这么多土地。他特别惯于耍两面派手法。他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混入维新派，骗取了光绪的信任。戊戌变法时，他当面慷慨陈词：
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但暗中又向荣禄告密，用出卖维新派的代价换来了直隶总督兼外务部尚书的头衔。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直接威胁清廷的命运。清廷又想起了袁世凯，让他镇压革命。袁世凯借机要挟民主革命派和清廷，大耍手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不久又搞复辟，由于他倒行逆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只当了83天皇帝就去见上帝了。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李景元主编《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22页（原摘自杨庆编着《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233-1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31.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着名论断。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分辨敌友呢？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他高超的政治头脑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极富价值的概念。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闭幕前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篇报告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在九十月间，社会主义阵营中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及时作出反映。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后，谈到了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八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使用“人民内部”这一提法。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命题，他将社会矛盾分为两种并谈到了自不同的解决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白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团结。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论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敌友的根本标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25-2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7-1040页。）
132.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
1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26日早晨，毛泽东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和谢家屋场的群众正在聊天。这时，邹普勋的儿子邹长卫从外面走来，他敲着饭钵向主席“述屈”来了，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声音：“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实为二点五两），做事没得力，全都懒洋洋。”毛泽东望着他那饿得精瘦的身子和憔悴、蜡黄的脸，顿时神情严肃起来。他用询问的口气对邹长卫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好吧？”并对在场的社员讲：“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邹长卫收起了饭钵，不吱声了。
毛泽东转身问周小舟：“你们湖南粮食是怎么管的？”“管百分之十五--管那些不会管家的。”周小舟说。
毛泽东又问毛继生：“你们公社怎么管的？”“集体管粮，分月发粮，以人定量，节余归己。”毛继生叙述了一遍。
“像你们这样管，农民没一点权，就跟瓜瓤一样，把全是你们抓了。”毛泽东严肃地对周小舟、毛继生等干部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又说：“世上有百分之十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帮他们管管就行了。”周小舟沉默了。
毛泽东见大家都严肃起来，就转身和其他人聊起了其他的话题。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0页。）
133.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从不退让，从不妥协，具有极为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从不向错误妥协，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是他又是讲究原则性，又不放弃原则性下的灵活性。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也绝对不允许苏联共产党凌驾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看不惯并抵制苏联共产党的“老子党”自居，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有一天，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样，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斯大林气得不停地咒骂和发火。
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拒绝，毛泽东“软中有硬”，是对苏联“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尊严”的冒犯，斯大林怎么会不发火呢？
因此，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7-258页。）
134.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郭沫若的《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广州读到了，也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便在1月9日也写了一首《满江红》，词的标题是《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声讨赫鲁晓夫之流的檄文，是增强共产主义战士斗志的冲锋号，也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书。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其中的两句诗眼，它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整个世界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的宏伟场面。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赫鲁晓夫统治集团碰得焦头烂额；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运动风起云涌，五大洲斗争风暴像滚滚春雷，摇撼环球。这波澜壮阔的斗争潮流势不可挡，谁想阻挡就会自取灭亡。这两句对仗严谨，内容气势磅礴。其中一个“怒”字用得极其形象生动，表现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及机会主义分子的刻骨仇恨和激烈的斗争。一个“激”字又形象地描绘出迅猛发展，锐不可挡的斗争力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35页。）
135.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1971年9月12日12点，毛泽东长途南巡归来，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会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的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