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毛泽东名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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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政治革命(2)

128.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1948年4月1日上午10点,毛泽东在贺龙司令员的陪同下,来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会议室,大家眼前一亮,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毛泽东和在场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开始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当有人提出“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时,毛泽东转过身来问道:“这个问题我已为中央起草了个文件,你们还没有看到吗?”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回答说:“中央指示已经收到了,很快就发给他们。”这时,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接下来,毛泽东又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他还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环视每位同志,仿佛在说;你们都明白了吗?

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又说:“在惊涛骇浪中,黄河上撑船的老梢公不管风吹浪打,眼睛总是望着前方,双手总是紧紧地握着舵把。如果老梢公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就可能把船弄翻。”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再次叮嘱大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紧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239页。)

129.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哦,晓得,晓得……”毛泽东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泽东跟方志纯很熟,他仍显得有些拘谨。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喽!除西南、西藏、台湾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说到这,毛泽东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泽东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

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方志纯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泽东接过方志纯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主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我担心……”方志纯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泽东鼓励方志纯说,“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方志纯点头回答着。

毛泽东继续鼓励他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泽东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31页。)

130.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借考察黄河回京的间隙,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参观完殷墟后,毛泽东又来到了袁林,即袁世凯的墓地。在袁林下车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大家讲起了袁世凯的故事:

“袁世凯是你们河南项城人,是个大官僚地主,在项城有很多土地。

又在安阳搞这么多土地。他特别惯于耍两面派手法。他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混入维新派,骗取了光绪的信任。戊戌变法时,他当面慷慨陈词:

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但暗中又向荣禄告密,用出卖维新派的代价换来了直隶总督兼外务部尚书的头衔。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直接威胁清廷的命运。清廷又想起了袁世凯,让他镇压革命。袁世凯借机要挟民主革命派和清廷,大耍手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不久又搞复辟,由于他倒行逆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只当了83天皇帝就去见上帝了。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李景元主编《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22页(原摘自杨庆编着《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233-1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31.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着名论断。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分辨敌友呢?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他高超的政治头脑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极富价值的概念。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闭幕前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篇报告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在九十月间,社会主义阵营中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及时作出反映。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后,谈到了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八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使用“人民内部”这一提法。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命题,他将社会矛盾分为两种并谈到了自不同的解决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白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团结。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论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敌友的根本标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25-2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7-1040页。)

132.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

1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26日早晨,毛泽东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和谢家屋场的群众正在聊天。这时,邹普勋的儿子邹长卫从外面走来,他敲着饭钵向主席“述屈”来了,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声音:“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实为二点五两),做事没得力,全都懒洋洋。”毛泽东望着他那饿得精瘦的身子和憔悴、蜡黄的脸,顿时神情严肃起来。他用询问的口气对邹长卫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好吧?”并对在场的社员讲:“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邹长卫收起了饭钵,不吱声了。

毛泽东转身问周小舟:“你们湖南粮食是怎么管的?”“管百分之十五--管那些不会管家的。”周小舟说。

毛泽东又问毛继生:“你们公社怎么管的?”“集体管粮,分月发粮,以人定量,节余归己。”毛继生叙述了一遍。

“像你们这样管,农民没一点权,就跟瓜瓤一样,把全是你们抓了。”毛泽东严肃地对周小舟、毛继生等干部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又说:“世上有百分之十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帮他们管管就行了。”周小舟沉默了。

毛泽东见大家都严肃起来,就转身和其他人聊起了其他的话题。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0页。)

133.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从不退让,从不妥协,具有极为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从不向错误妥协,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是他又是讲究原则性,又不放弃原则性下的灵活性。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也绝对不允许苏联共产党凌驾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看不惯并抵制苏联共产党的“老子党”自居,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有一天,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样,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斯大林气得不停地咒骂和发火。

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拒绝,毛泽东“软中有硬”,是对苏联“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尊严”的冒犯,斯大林怎么会不发火呢?

因此,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7-258页。)

134.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郭沫若的《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广州读到了,也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便在1月9日也写了一首《满江红》,词的标题是《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声讨赫鲁晓夫之流的檄文,是增强共产主义战士斗志的冲锋号,也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书。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其中的两句诗眼,它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整个世界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的宏伟场面。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赫鲁晓夫统治集团碰得焦头烂额;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运动风起云涌,五大洲斗争风暴像滚滚春雷,摇撼环球。这波澜壮阔的斗争潮流势不可挡,谁想阻挡就会自取灭亡。这两句对仗严谨,内容气势磅礴。其中一个“怒”字用得极其形象生动,表现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及机会主义分子的刻骨仇恨和激烈的斗争。一个“激”字又形象地描绘出迅猛发展,锐不可挡的斗争力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35页。)

135.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1971年9月12日12点,毛泽东长途南巡归来,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会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的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