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的话我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曾经以当时延安地区的三位领导黑振东、郝延寿、帝靠山为原型,塑造过一个叫“黑寿山”的领导干部形象。我取了黑振东早年投身革命队伍的经历,郝延寿在榆林领导群众治沙的经历,帝靠山在延安领导群众大搞农田基建、发展生态农业的经历。
黑寿山之外,我在这本书中还塑造了另一位新型领导干部“白雪青”的形象。这个人物,则是以当时的延安地委书记、现在的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为原型的。书中,毛泽东东征期间,在淸涧袁家沟白家的小炕桌上,写出《沁园春雪一事,是一件真实的史实。
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其实延安地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进人我的视野。他叫张志淸,时任延安地区行署专员。我也一直想把这个人物变成艺术形象,但是因为过于熟悉的缘故,反而不知如何去写。不过我当时对自己说,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写一写这位叫人尊敬的老领导的。
这几年西部大开发成为中国人的一件大事。由于为中央台的一个电视片担任总撰稿,我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年年都要兜几个大圈子。在我的风一样的行走中,我接触到各地许多朴实、真诚,为一地一域的经济发展付出毕生精力的好官。每当这时,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写写他们,或者说想找一个实例,像解剖麻雀一样,通过对一个人的深入描写,以个例反映全部,将他们的奇事告诉给世界。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张志淸专员在延安地改市以后,又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这个任上又已经干了五年了,今年年届64岁,行将离休。最近,不断地有延安的朋友们打来电话说,要我把小说创作停了,抽出一段时间,写一写这位群众爱戴的老领导。于是我放下手头的事情,在2001年春天一个沙尘暴的日子里,来到延安。
二走进延安延安,这座光荣的革命城,中国民主革命的圣地,这些年来,在建设者们的努力下,已经成为一座颇具经济规模的工业城市。其农业人口已基本脱贫。工业以石油《包括有名的延安炼油厂》、卷烟、煤炭为龙头,已经形成持久的经济增长热点。延安的经济发展实力已位居陕西各地市的前列。杏子河流域治理、延河流域治理,成为联合国树立的一个样板,亦成为我国山川秀美工程的一个典范之作。城区内西沟和市场沟的打通,令这座群山包围中的城市,仿佛大西南的重庆市一样,形成一个以凤凰山为圆心的环状城市结构。
张志淸就坐在对面,我们侃侃而谈。这位老县委书记、老专员,较我在延安时,已经苍老了许多了。他显然心里装着许多的事,因此显得很沉郁。而最大的一件事是,目前延安的市长位置空缺,省上希望能够广取民意,在几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政绩卓着、廉洁公正、老百姓最为拥护的市长来。据说,省委组织部长刚刚找他谈过话,因此,张志淸深感责任重大,压力臣大,这样,他的沉郁就能理解了。
我说,谈谈你自己吧,将你一生中最忘不7的事情拿出来谈一谈,那些感动过你的事情也一定会感动读者的,这是创作的一条秘诀。
我还说,我前些天听电视台的人讲话,他们开口闭口,总提“二老”这两个字,并且说,只要二老满意了,就证明我们的片子拍好了。一个人说,我还没有注意,后来好几人都提到这两个字,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问他们:“二老”是什么?电视台的人说,这二老:一是指老干部,一是指老百姓。
我的话把张主任逗笑了,他好像轻松了一些。停了一会儿,他斩断别的思维,进人到了他的回忆。
“我出生在黄龙县白马滩一个祖祖辈辈不识字的普通农民家里!”张主任说。
三两条祖训第一,你要记住你永远是农民的儿子;第二,你不能贪钱,一拿公家的钱,自己就变得不值钱了!
白马滩是一个有名的地方。黄河在这里结束了它在高原上的行程,而进入平原地带:或者换言之,这里是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接壤池带。
64年前,农民的儿子张志清,就出生在这里。
张志清是一个独子。或者用农民的话说,叫“十亩地里一棵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全家老少守着这个孩子,为他的未来祝福。
张志淸的祖父是一个能人,明白事理的人。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会给小孩看病,给牲畜看病。他要全家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给这个孩子上学。他说: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那是他的事,至于现在,我们一定要叫孩子上学。
7岁那年,祖父领着他,一瓶酒,一碟菜,先拜孔圣人庙,再拜关公庙,完了,再拜老师。三拜之后,张志清上学了。
这所学校是一所有名的学校,1935年刘志丹将军率部进人黄龙山,曾短促地占领过白马滩这地方,并亲自将这所小学命名为“列宁小学。它现在叫白马滩小学。
当谈到上学这件事时,张志淸至今还对他的祖父怀着感激之情。他说那时候无论家里再忙,上学的事不能耽搁一天。
他还说,祖父这样训诫:咱们祖辈没文化,现在有点文化了,文化要给老百姓用。
遵从祖父的训诫,张志淸从岁、上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担负起过年给全村人写对子的事。这一写就写了四十多年,后来出外工作后,每年春节回去,带上纸,给村上人写。一直写到1991年母亲去世,春节不回家了,这事才结束。
上完小学,又在象山中学上了两年初中,张志淸辍学了。对那时候的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能上这些年的学,能有这么大的文化,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辍学后,祖父托到张志淸在白马滩小学的启蒙老师,这样,14岁的他便在学校当了教员。他的启蒙老师曾是位地下党员。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能让孩子当上一个教员,恐怕就是最高的梦想了。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曾说到杨干大找到杨作新的启蒙老师杜先生,安排杨作新当小学教员的事。记得,那杜先生也是地下党员。行文至此时,我真有些吃惊。虚构和现实竟然如此接近。
当教员是1952年初的事。他教的是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政府贯彻婚姻法,扫盲,因此,教的学生年龄都比他大,而且,大婆姨大女子居多。张主任谈到这里,笑着说,这些大婆姨大女子有的要找对象,有的家里有事,他一个小先生根本管不下她们。有时候他说上她们两句,她们就跑到他家去告状。都是一个家族或邻村的人,谁也拿她们没办法。气得他跑回家去哭鼻子,对祖父说这教员当不下去了。
促使他离开的还有一个原因。家里自小为他订了一个娃娃亲,那姑娘也来这学校上学,吃住就在他家里。在学校里,姑娘一出现,大婆姨大女子们就喊:“张老师,你媳妇来了!”闹他一个大红脸。况且当时,双方家长都通着他赶快完婚。为了避开这事,他也得赶快走。
这一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黄龙县招收税务干部,于是张志淸瞒着家人,伦伦跑来报考。考试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会打算盘,二是会写毛笔字。这两样当小学教员的张志淸都是长项,因此,轻轻易易就考上了。
张主任叹息一声,对我说回到家以后,祖父没有骂我,只说,你成了公家人以后,一是要对老百姓好,二是当官不能贪钱,要知道,你拿了公家的钱,你的人就不值钱祖父的这两条训诫,这一辈子一直跟着我,须臾不敢忘记!”
四鸿雁于飞萧萧其羽张志淸最初当税务干部的地方,是黄龙县的三岔乡,那是个土匪占山为王、克山病肆意流行的地方。和张志清一起工作的还有我父亲。我父亲年长张志淸9岁,当时是税务所的。
我父亲在世时,常说到我们两家有很深的渊源。现在经张主任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份感情是从半个世纪以前开始的。这是私话,这里不说。
张志淸在这段税务员工作中,有一件事情他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日子,烂柯山逢会,张志淸去收税。他看天气不好,便整理好税票和现金,提前收了摊。途经牛毛崾蛛,这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路边打了一堆火,有儿个人围在那里烤火,他也不去理会,依旧跑步往前赶路。那天傍晚,有两个牲口贩子在牛毛崾蛛被土匪打死,抢走了钱财。这伙土匪被抓获后交待,他们还盯上了收税娃,他们瞅着收税娃连蹦带跳地跑了过去,因为天色还早,未敢下手。
后来1958年,黄龙县与宜川县合并,工作成绩优异的张志淸,来到宜川的秋林公社担任副书记。1961年分县后又回到黄龙,做团县委书记。他在任期间,黄龙团县委、白马滩公社团委,被省上树立为典型。1964年初,他参加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即上调延安团地委。接下来的工作是调任村权、批斗、戴高帽子,下放“五七”行斗批改延安县团委书记。继而,到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从学校就到宜君县搞社教。接着经历文革,靠边站,文革结朿后,调回延安地区,革委会组织组审干办负责人,后任延安地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团地委书记。
上面这些是流水账。但这个流水账十分重要和必要,他记录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孩子,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诗经》里说:鸿雁于飞,萧萧其羽。正是依靠他的勤勤恳恳的工作,他的过人的才华,再加上有一点文化,张志淸慢慢从基层中脱颖而出。写到这里,不由得也让我们感动共和国年轻时候那种“唯德是举,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
在担任团地委书记期间,他的宽厚令他拥有许多朋友,而很多明友是北京知青。现在的许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国内国外的北京知青,回延安时都一定要看看他,他们还记得这位老大哥当年对他们的呵护和帮助。
记得1994年的秋天,几个北京女青年回村子里去,张专员工作忙,要我去陪她们。几个姑娘…进沟,望见村子,就哭成一团,那份感情,令陪同的我也落了泪。
有一对移居香港、家资几十亿的北京知青,男的当年正是团地委树立的典型。张志清设法将男的调到地委办公室工作,又将女的调到地区文化馆。他们时时念起张志淸的好处,不敢忘记这个在困难时期给过帮助的人。最近,他们出资1800万元,在插队的地方为延安建立了一所中学。
五宜川岁月从1974年到1979年,张志清在宜川县工作,担任县革委会主任。
宜川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县,隔黄河壶口瀑布与山西吉县相望。相传,早年宜川县城和吉县县城都在黄河边上,那时这边的县老爷一拍惊堂木,那边的衙役们就升堂了。两县相扰,后来官司打到皇上那里,皇上说,各退90里,设县。这是流传在这一带的一段历史掌故。
文革中宜川县是一个重灾区,武斗十分厉害,派性严重,后来由“三支两军”的军代表任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不懂地方工作,闹得矛盾激化,因此,上级急阔工作经验丰富的牟玲生同志前往宜川任县委书记,三十岁出头,既有魄力,又善于团结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的张志淸同志任县革委会主任。
“我一生都是去干难的事,宜川是这样,志丹是这样,黄陵也是这样!”每当回首往事,张主任常常这样叹息。
叫人钦佩的是,那些复杂纷乱的局面,只要他一去就能迎刃而解。而矛盾化解之后,接着就是发展,这个县的经济很快就上去了,这就叫水平吧!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级总要将那些困难的工作交给他的原因。
张志淸在宜川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淸理极左思潮影响。
第二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修筑穿越壶口瀑布的兰州宜川公路。
第三件,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宜川县境内有着许多块零碎的旱原,这些旱原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吃下雨囤积起来的窖水生活,或者用毛驴到山下去驮水。“你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张志淸看到宜川农民的苦焦,想起祖父当年说过的话,他发誓在他手里,要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自此,在宜川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原面搞中高抽,小原面搞小高抽”的引水上山工程。截止张志淸离开宜川时,中高抽共搞了10多处,小高抽共搞了50多处,此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
六辉煌在志丹一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又曾经是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的临时居住地,史称“红都”。志丹原名保安,俗称“山保安”,境内山大沟深,荒凉空旷,人民吃苦耐劳,好勇仗义。
1978年志丹县在农业学大寨中搞强迫命令。当时有两个在该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将状子告到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动了真怒,遂派夫人林佳楣下来调査这事。一时节志丹县境内人心惶惶,省、地工作组进驻后,县领导班子靠边站,全县被挂起来的干部包括农村基层干部竟达3300多人,还有10人被关了禁闭。志丹问题当时在全国都成了一个焦点。
组织这时候记起了张志淸,于是急调他交代一下宜川的工作,赶往志丹去救火。先担任县革委会主任,一年后任县委书记。
“一触即发”是尘集志丹的中央、省、地新闻记者对当时情况的说法。我那时候已经在延安日报工作,志丹的情况多少也听说了一些。
组织上没有看走眼,张志淸确实是处理这类难缠事的最合适人选。
面对这一团乱麻,真让人有“老虎吃天,没处下爪”的感觉。张志淸一番调查研究以后,自告奋勇,由他牵头,从最难的一件事抓起。这件事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他认为,凡事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在当时,这件事是主要矛盾,只要这件事抓好了,别的事就会迎刃而解。
一共挂起来了3000多名干部,还有10个被关在监狱里。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建中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乡村一级领导。只是农田基建中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才在整顿中被挂起来了。
“这些干部都是当地的人物,用好了,会拼命地干工作,用不好,会成为你工作的对立面。你要在志丹工作,离开了他们还真不行!”张志清说。
这是一拨人。还有一拨人,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谓“保守派”,因为反对农业学大寨的一些做法,被视为有右倾思想错误,而被处理的人,这两拨人原来就是对立面,现在则同样地都被挂起来了。
宽厚的张志淸经过调査研究以后,认为这些干部其实都是好干部,他们即便有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去志丹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到1979年年底,在张志淸的主持下,3000多名被挂起来的干部,平反得只剩下13个人,10个坐禁闭的只剩下一个人。
给这些干部平反以后,张志清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完。他深知农村基层干部艰难,觉得不光要他们工作,还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亲自到地区和省跑动,要回来100个农转非指标,50个招千指标,为这些基层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大胆地起用这些干部了。例如有个县委副书记叫周万龙,工作有魄力,为农田基建出过大力,因为有捆绑群众的事情,被免去职务,留党察看。在落实政策中,在张志淸的主持下,为这位同志提前恢复了党籍,并在那年秋天,因为他工作突出,被评为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