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号
地点：信阳莘庄劳改茶场
讲述者：劳改犯肇庆耀（赵耀庆）
听众：调查组
记录者：余风高同志向毛主席保证
@ 向毛主席保证
俺就知道又来人了。大早起来，一听见喜雀（鹊）唱枝头，俺就想，人又来了。向毛主席保证，没人给俺通风报信。同志们，俺有个长处，就是不耍花腔。俺真的是从喜雀（鹊）嘴里知道的。
上次来的那帮人，临走送俺一本老三篇。喏，就是这个。它给俺智慧给俺胆，每次学习，都能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这次，你们给俺带了啥？问俺最需要啥？老鼠药！不，不是俺吃，是给老鼠吃。毛主席说了，老鼠是四害（之一）。这里老鼠猖獗，俺虽然犯了错误，可还是不想死。一想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俺就不想死了。
俺还需要安眠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想起那些峥嵘岁月，俺就吃不好，睡不香。那些革命先烈，老是在俺眼前晃悠，还跟俺打招呼呢。这个给俺端杯水，那个给俺递支烟，这个摸摸俺的头，那个拍拍俺的肩，亲切得很。不，俺可不是向你们要烟。好吧，既然你们非要让俺抽，俺就抽一支吧。这是啥牌子的？凤凰？日他娘，俺已经好久没有烟抽了，更不用说凤凰了。在所有烟里头，俺对凤凰最有感情了。俺在大荒山凤凰谷待过，睹物思情啊。
很对不起，俺这里没水泡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多喝一口水，庄稼就少浇一口水，所以俺通常不喝水。俺都快变成王八了。王八不喝水也能活。同志们见过山里的王八吗？嗐，只要呼吸一点空气，它就能活下来。不瞒你们说，俺见过一只王八，就压在一块石碑下头。不知道压了多少年，它还活得好好的，龟头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俺就从那王八身上，学会了节约用水。
好，俺不啰嗦了。说吧，要俺讲啥。还是讲葛任？俺果然没猜错。上次来的那两个人，也是来打听葛任的，也带着笔记本。俺说一句，他记一句。俺咳嗽一声，他都要写上咳嗽。俺是怎么知道的？咳！因为搞记录的革命小将，忘了“咳嗽”怎么写。俺看他急得翻白眼，就对他说，不会写你就用拼音吧。他感到很奇怪，问俺还懂得拼音？笑话！俺怎么不懂。俺的拼音还是跟着葛任学的。不光会拼音，俺还会外语呢。当然，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更好地看清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如果你们大方一点，说俺赵某人是又红又专，俺是不会反驳的。
还是从头讲起？嗐！那还用说，向毛主席保证，俺的每句话都是实话。葛任早就说过，阿庆同志是个老实人。啥时候说的，俺已经忘了，反正说过不止一次。有时候，葛任同志正和俺说着话，突然拍一下俺的肩膀，说，阿庆是个好同志，阿庆是个老实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这话俺很少对别人讲。
啥，你们还是要喝水？好，俺这就去打水。派人和俺一起去？不用了吧，一壶水俺还是拎得动的。
& 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阿庆因故被押解到河南信阳地区的莘庄劳改茶场，接受劳动改造。这场谈话，就是在茶场进行的。一九九七年四月五号，我在郑州见到了当时的调查组组长余风高同志。据余同志透露，阿庆在茶场时用的名字是肇庆耀：
我是奉旨去劳改农（茶）场的。走前，一个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审一个叫肇庆耀的家伙。广东肇庆的肇庆。他说，农（茶）场的队长向上面报告，姓肇的历史很复杂，不像是一般的劳改犯。现在终于调查清楚了，肇庆耀原名赵耀庆，是浙江人，原来是个地下党，后来叛变了革命，多年来去向不明。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弄清楚了，一九四三年春天，他逃到了驻马店，先冒充要饭的，后来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狗改不了吃屎啊，这种人总是要和人民唱对台戏的。他是因为反对知青上山下乡被告发的。操，他竟然说下乡知青除了偷偷人家的鸡，玩玩人家的闺女，没干什么正经事。后来，他就被知青们告发了，就被扭送到农（茶）场劳改了。当时，领导对我说，要不是队长警惕性高，这个隐藏了多年的阶级敌人，可能劳改两年，就蒙混过关了。
我立即表示，小事一桩，不用领导费心，我跑一趟把他提溜来就是了。领导同志笑了，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阿庆调查葛任。姓葛的当年并没有死到二里岗。他欺骗人民欺骗党，制造了死的假象，随后逃到了大荒山。领导同志还高瞻远瞩，特意指示，不要让赵耀庆知道姓葛的已经被定为叛徒，让他放开说，想放什么屁，就让他放个够。如果他问了起来，你就说姓葛的还是民族英雄。我说不敢。他说，没啥，是我让你说的，没人敢追究你。到了莘庄，一见到赵耀庆，我就来气。臭气熏天啊，我从未见过那么脏的人，有一百年没洗澡了。一百年太少，起码有一万年了。说话颠三倒四，东拉西扯。你问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你，净瞎鸡巴吹。还装疯卖傻呢。有时正听他说着，他会冷不丁地擤一下鼻子，鼻涕胡涂乱抹。有一回，他装做拍我的肩膀，差点把鼻涕抹到我的领口。他烟抽得很凶，三口两口就是一根。那是啥日子？一包烟比几斤豆腐都贵。他这样胡来，不是故意浪费国家财产吗？我们效率挺高。从早上忙到次日凌晨，记了一大摞。他是浙江人，河南话是后来学的，怪腔怪调的，好在我还能听懂。听说我们走后，他很快就死球了。有人说是得肝病死的，有人说是跳井死的，反正是死了。我一听就来气。你想他有多恶毒，得了肝病也不向我们老实交代。已经快死球了，还让我们用他的茶缸喝水，甚至！让我怎么说才好呢，甚至！还端着我们的茶缸咕嘟咕嘟乱喝一气。不是故意要传染（我们）又是什么？听说他也是学过几天医的。既然学过医，怎么会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呢？你倒是说说，那姓赵的安的啥心？整个一个狼心狗肺……
余风高同志真生气了，说狗肺的“肺”字时，因为用力过度，假牙都跑了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他热情地请我到街对面的饭馆里面接着谈。当然是他点菜我买单。后来，我又请了他几次。不过，每一次，我都是坐在一边看着他吃。有意思的是，和当年的阿庆一样，他也患着乙肝。这是他的儿子告诉我的，他本人没有吐露过。他只是说自己缺钙，需要多吃一些“壳类动物”，也就是海鲜。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患着乙肝，他一定会说那是阿庆传染给他的，虽然其间横亘着将近三十年的时光。
@ 歌乐山
好吧，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事情还得从冰莹说起，那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有一天晚上，俺带着几个弟兄去舞厅里玩耍，在那里见到了冰莹，胡冰莹。胡冰莹是俺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哦，说错了，不是漂亮，是俊俏。漂亮叫人腐化堕落，俊俏却叫人勇往直前。她长得有点像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柯湘，真的，哄你是狗。同志们千万别想歪了，对俺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来说，玩耍就是革命。那是重庆歌乐山的舞厅，排场得很，一般人进不去的。我进去的时候，舞会已经开始了，人们都在跳伦巴。伦巴知道吧？不是车轮滚滚的“轮”，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伦”。
伦巴是两个人搂着跳。啥？不跳忠字舞就不叫跳舞，这是不是最新指示？队长怎么没有组织我们学习？好，俺继续说。那种舞跳起来是这样的。把那个茶缸递给俺，俺给你们比画一下。哦，不行，茶缸太粗了，得用筷子。哦，筷子也不行，太硬了。谁来和俺配合一下。没人愿跳？其实俺也不愿跳。和你们一样，俺最爱跳忠字舞。好吧，那就打个比方吧，跳伦巴就像两条长虫竖起来打架，你往左边扭俺往右边扭。然后，腾的一下，猛然掉个头。俺就是在她掉头的时候看见她的。那还用说，她也看见了俺。可她并没有停下来，还是又蹦又跳。歪戴帽子斜插花，她歪戴着一顶软帽，俊俏得很，说她是舞会上最俊俏的女人，也不过分。当时俺就想，真鸡巴怪了，她到重庆来干啥？
一曲终了，俺端着酒杯上前和她打招呼，她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盯了俺一会儿，说，长官，俺累了，不想跳了。俺说，长官是给别人叫的，可不是给你叫的。她说，长官一准喝多了，咱们好像并不认识。当着那帮弟兄的面，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让俺下不来台。怎么说呢？她要不是冰莹，俺一准想办法收拾她，出出这口恶气。可她是冰莹啊。看着死去的葛任的面子，俺也不能把她咋样。更何况，俺小时候在她家里住过很长时间。对，说到这里，俺得顺便强调一下，俺也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俺既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那俺生下来就是革命群众。
好，俺接着说。她闪了俺一个大红脸，俺想，不能再在这里丢人了，还是赶紧开溜吧。可那几个弟兄却赖着不想走，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舞伴，想跳个痛快。俺一个人喝了一会儿闷酒，然后去解手，解小手，也就是撒尿。啥？你们知道解小手就是撒尿？俺也没说你们不知道啊。撒完尿出来，刚叼上一支烟，就有人要替俺点火。还能是谁？冰莹啊。俺刚凑上去，噗，她把火吹灭了。她说，还生气呢？说着，她用报纸在俺头上扫了一下。也不知道咋搞的，她这么一说，俺的气就全消了。俺正要问她为啥来重庆，她借着给俺点烟的工夫，悄悄地对俺说，她找俺有事，要俺到她的住处去一趟。
她就住在歌乐山下，和那个舞场只有百步之遥。为啥叫歌乐山，跟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啥关系？嗐，其实俺也是一知半解。听说古代治水的大禹，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因为大禹大摆筵席，跟弟兄们歌乐于此，后来就叫歌乐山了。不，冰莹没在房间里设宴款待俺，而是带俺来到了嘉陵江边。江风劲吹，背后是悬崖峭壁，冷飕飕的。不过，俺并不觉得冷。歌中唱得好，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她冷不冷，俺不清楚。她不吭声，只是抱着胳膊来回走，好像心事重重。江风把她身上的香气，吹进了俺的鼻孔。一闻到那香气，俺就像又回到了杭州。冰莹在杭州的家中，栽有很多花，不过不是红梅，而是能把人熏醉的栀子花。后来，我们就是从花谈起的。啥花？蚕豆花。冰莹问俺近来有没有看到一首诗，叫《蚕豆花》。俺说没有。她就说那是葛任写的，写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应该找来看看。随后，她又问俺，关于葛任，俺都听说了些啥。俺立即哭出了声，说他死得太惨了，这国恨家仇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她说，好了好了，别哭鼻子了。随后她就小声告诉俺，阿庆啊阿庆，要有葛任的消息，不管啥消息，都要告诉她。嗐，葛任死都死了，还会有啥消息呢？俺想，她一准说的是葛任遗体安葬的事。据说葛任在二里岗就义后，因为遗体无法分辨，只好和普通士兵一起草草掩埋了。俺想，她大概是念及旧情，想另外安葬葛任。俺就对她说，你尽管放心吧，葛任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他的事俺会时刻放在心上，一旦有啥消息，俺就马上通知你。
哪料到，她和俺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说，她最近老是梦见葛任没死，还活着。她话一出口，俺就觉得葛任（的死）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方寸都乱了，不然不会这样胡言乱语。我正同情她呢，她突然说，葛任死没死都逃不过军统的眼睛，如果葛任真的没死，军统肯定要对葛任下手。她希望我能主动请缨，前去捉拿葛任。一听这话，俺就委屈得泪如雨下。别说葛任已经死了，就是没死，俺能去干这事吗？这不是扇俺的脸吗？俺说，冰莹，你听着，俺可也是吃人奶长大的，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她笑了，说，俺只是希望你能帮助一下葛任，想办法将葛任转移到安全地方。尽管她的话叫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俺还是顺着她的话茬说，俺经常梦见过葛任还活着，正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同志们，这么说的时候，俺其实已经起疑心了。冰莹好像话里有话啊，不像是胡说八道啊。难道葛任之死只是个谣传？那他到哪里去了呢？莫非被日本人俘虏了，正关在哪个秘密的地方？要真是那样，俺可救不了他。因为俺当时的身份是国军少将，一切行动都得听指挥。你们都知道，贪生怕死的国军是不会和鬼子对着干的。鸡巴毛，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窦思忠，让他派人去救葛任。但是，在消息没有证实之前，光凭她做的一个梦，就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给窦思忠同志发电报，那是会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 蚕豆花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待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遇。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日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丢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莹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了……
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
冰莹对我说，从那时起，她就怀疑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她决定立即飞赴重庆，见一下赵耀庆。她早就知道，赵耀庆隶属于军统，他很可能已经得知葛任的准确消息。宗布想和她一起去，但遭到了她的婉言拒绝。到重庆的第三天，她终于在一个酒吧里（注：这与阿庆的自述略有出入）见到了他。出乎她的意料，赵耀庆以人格担保，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他显然说了谎。因为她后来得知，就在他们谈话之后不久，赵耀庆就去了大荒山白陂镇。她说，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歌乐山腰，在嘉陵江边，在夫子庙前，她反复念诵着《蚕豆花》，默默流泪……
看了阿庆的自述，我们便发现，冰莹其实误解了阿庆——他们见面的时候，阿庆确实“毫不知情”。关于修改后的《蚕豆花》一诗，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述。
@ 命令
出邪了，俺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几天，俺就得知葛任果真还活着。娘那个×，组织上果然要派俺去大荒山。那是不是戴笠的意思，俺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想歪了。戴笠是啥货色，狗屎不上粪叉，俺为啥要替他隐瞒。认真点？俺很认真呀！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可共产党人却最讲认真。当时俺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不光是阎王爷转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个铜葫芦，密不透风。临行前一天，俺还见到了戴笠，是在白公馆。但他没有和俺说起这事。那时候，狗日的正在骂人。你们知道他的口头禅吗？他的口头禅是Damned fool！意思是“该死的笨蛋”。你不会英文？来，俺替你写上。你说得太对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如果挨骂的真是个笨蛋，并且还是条恶棍，那又该怎么说呢？所以，俺不认为戴笠骂谁，谁就是俺的朋友。他们是狗咬狗，一嘴毛。是啊，戴笠认识俺。之所以认识俺，是因为他和俺是老乡，俺的老家在浙江，俺和他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人。保安有座山，名叫仙霞岭。他家住在仙霞岭上的龙井关，俺家住在仙霞岭下的凤凰村。对了，还有没有烟了？俺再抽一支。抽凤凰，忆故乡嘛。有一句话说得好，尽管他乡的山更美，水更清，他乡的姑娘更多情，人总是要怀念故乡的。好，咱们言归正传。俺能在军统站稳脚跟，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可这个戴老板怎么也想不到，俺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表面上，俺对他毕恭毕敬；心里面呢，却时刻想着埋葬蒋家王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别看戴笠牛×哄哄的，他骨子里愚蠢得要命，用他自己的话，就是Damned fool。要不，他怎么看不出俺的真面目。当然，这与俺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分不开的。策略是革命的生命线，为了人民的利益，俺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这样说行吗？
找俺谈话的不是戴笠。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对葛任同志的革命生涯很了解吗，那就应该知道范继槐。对，早年间范继槐曾与葛任一起去日本留学，葛任学的是医，他学的是法律。同志们都知道，法律就是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俺这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范继槐不是啥好鸟。范应该是按戴笠的旨意来和俺谈论此事的。他对俺说，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葛任现在藏在大荒山白陂镇。俺听了直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一准是搞错了。他问为啥不可能。俺说，人死如灯灭，他死这么久了，可能已经沤臭了，怎么可能又拱出来呢？他说，这就对了，你去了之后，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那人究竟是不是葛任。不是，那就把他放了；是，那就搞清楚他在那里有何贵干。他还特意交代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在得到最新指示以前，不要伤他一根汗毛。
蠢货啊蠢货！这还用你交代，俺当然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可是，心里可以这么想，嘴上却不能这么说，一说不就露馅了吗？俺故意问他，为啥呀？他说，这是因为葛任乃知名人士，处理不当，会给党国脸上抹黑的。范继槐还有一句话，俺记得很牢靠，《红灯记》里鸠山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狡猾吧？真是狡猾透了。俺后来想，娘那个×，他们派俺去，还真是找对了人。一来，俺在以前去过大荒山，地形比较熟；二来，俺了解葛任。当然，也可以说那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他们哪里知道，俺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颗红心时刻向着宝塔山。
刚才，谁在门口闪了一下？是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让他进来呀。嗐，原来是俺的队长。队长最喜欢听俺讲故事，这会儿他一准想进来听听。他的歌唱得好，最拿手的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男女声二重唱。连《东方红》，他也要来个男女声二重唱。男的唱一句“东方红”，女的唱一句“太阳升”。他说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的女搭档去年死球了，一大包老鼠药吃下去，不死才怪呢，一头水牛也能放翻。她为啥服毒？你应该去问队长。现在队长只好自己唱了，唱一嗓男声，再唱一嗓女声。他经常来找俺，说俺给你唱一段，你给俺讲一段。俺喜欢听他捏着嗓子唱女声。唱得好啊，好像把人领去了陕北高原。俺这个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唱一段，俺就讲一段。不，俺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葛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俺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葛任。队长感兴趣的是女妖精。对胡蝶和戴笠的花花事，他更是百听不厌。每听完一段，他都要吐一口痰，呸，小妖精，真他娘的不要脸啊。这会儿，他一准以为俺又在讲戴笠和胡蝶呢。
俺讲到哪了？对，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候俺是组织安插在军统的表演，表演就是特务。几天前山下放电影，队长带俺们去了，因为去晚了，只好坐在背面看。有一位年轻人看得很入迷，边看边咕哝，当特务可真美啊，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女人暖被窝，美死那狗日的了。要不是怕影响大家看电影，俺一准给他上堂政治课。特务也不是好当的呀。一来你得脸皮厚，机关枪都打不透；二来你得心肠硬，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不到这两点，想当好特务，简直是白日做梦。那个年轻人看问题没有一分为二，光看到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没看到人家背后受了多少苦。起初，组织上找俺谈话，让俺打入军统的时候，俺就有这种思想顾虑。可是后来，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俺终于想通了，反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表演就表演吧。俺还想，虽然俺当了婊子，可是组织上会给俺立牌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怎么样，让俺说着了吧？你们来看俺，又给俺烟抽，又给俺茶喝，不就是在给俺立牌坊吗？
& 东方红
在这次谈话结束以后，阿庆终于打听出来，他之所以暴露身份，被组织上调查，就跟他们的队长有关。所以，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队长拉下了马。济州大学退休教授张永胜，当时也在莘庄茶场劳改——他戏称是阿庆的劳改同事。接受我的采访时，张教授说：
阿庆没说谎，队长爱唱。他嗓子好，外号就叫知了。茶场有一株老槐树，上面拴着一只大喇叭。它就像个巨大的鸟窝，上面落满了鸟粪。你大概不知道，当时，全国的大喇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终了曲都是《国际歌》。大喇叭就是队长安的。
阿庆死前，上面已经开始调查他了。上面还鼓动我们当中的积极分子提供揭发材料，然后交到队长手里。什么，我是不是积极分子？你看我像吗？咱不谈这个，还谈阿庆和队长。有几天，为了整理揭发材料，队长白天睡觉，夜里工作。问题是，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了，一起床就要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不唱《东方红》，就像没有洗过脸。习惯成自然，喇叭里放《国际歌》的时候，刚刚起床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东方红》。喇叭里放《东方红》的时候，正准备睡觉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要唱《国际歌》。不唱《国际歌》，他就像没洗脚，躺下也睡不着。日怪吧？听上去日怪，其实不日怪。有一天早上，他被阿庆逮住了。当时我们正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唱到“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时候，队长却刚好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次，阿庆终于抓住了队长的把柄。他说：“为什么我们歌颂大救星，你却偏偏要说没有神仙皇帝。大救星是什么，不就是神仙吗？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唱对台戏，安的是什么心，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是什么？”阿庆这么一咋唬，队长脸都吓绿了。
认真一琢磨，他妈的，阿庆的逻辑还真的无懈可击。可当时，我们却没人敢声援他。那时候阿庆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非要把队长拉下马不可。可是阿庆命不好，没过多久就死了。他死后，队长本人也受到了调查。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也死掉了。跟阿庆一样，也是自尽。到现在，我一听见《东方红》，就会想起阿庆啊、队长啊、喇叭啊什么的。对，还有鸟粪。唉，说起来阿庆还算个有福之人啊。瞧，临死还拉了个垫背的，不是有福之人又是什么？
@ 奔丧
啥，俺和葛任是怎么混熟的？说来话长啊。俺是先认识他父亲，后认识他的。他父亲叫葛存道，在杭州经营一个茶厂。他是不是康有为的孝子贤孙，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茶厂的老板叫胡子坤，早年在日本待过，和葛存道是朋友。胡子坤瘫痪在床，不能理事，儿子胡安又不在身边，就把革命重担交给了葛存道。对，胡安就是冰莹的父亲，胡子坤就是冰莹的祖父。不是“胡传魁”的“魁”，是“扭转乾坤”的“坤”。那会儿，俺父亲就在茶厂做工。四五岁的时候，俺娘死了，俺父亲就把俺从老家带到了杭州。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俺父亲也死了。胡子坤和葛存道都没有撵我，俺就在胡家待了下来。那会儿，俺每天都能见到葛存道。他肩上的担子重，心中的责任强，每天都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大家两眼一睁，忙到吹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很喜欢俺，夸俺聪明、懂事，人小志气大，还说跟他儿子就像从一模子里倒出来的。他写字的时候，常让俺在一边研墨。跟后来的葛任一样，他也是文弱书生的模样，爱干净，待人和气，喜欢刷牙。第一次看他刷牙，看见他吐出来的白沫沫，俺还以为他是革命的老黄牛变的。
那会儿，有个女人常从上海来看他。那女人很俊俏，留着剪发头，围着围巾，有点像电影里的江姐。她每回来都带好多糖，给工人们的孩子发糖。啥，糖衣炮弹？你要说那是糖衣炮弹，那工人阶级的后代们最爱吃的就是糖衣炮弹了。好，不说这个，还说葛存道。葛存道也经常往上海跑，每次回来也给俺带糖吃。俺最喜欢问他，你啥时候去上海？上海的阿姨啥时候来？每次问他，他都要摸摸俺的头。他说，俺跟他儿子一样，头上也有两个旋，还说他儿子名叫阿双。对，阿双是葛任的奶名。俺问，啥时候能见到阿双哥哥呢？阿双哥哥会给俺带糖吃吗？他说阿双在青埂，离杭州很远。还说啥时候去青埂，他一定带上俺。那会儿俺还不知道，他并没有见到过儿子。有一回，他又从上海回来了，又给俺发糖。这回俺没有接糖。俺对他说，快去看看吧，老爷不行了。葛存道赶到胡子坤身边时，胡子坤已经咽气了。
俺就这样讲，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
葛存道写信给胡安，让胡安赶紧回来。还是他写信，俺研墨。过了几个月，胡安才从法国赶回来。那还用问，胡子坤早就埋了。胡安回来的时候，俺已经把胡子坤那档子事给忘了，看见人们叫他少爷，俺才知道他是回来奔丧的。他带回来一个女孩，比俺大七八岁，穿着花裙子，洋气得很。对，她就是冰莹。杂种？不，她可不是杂种。她母亲也是中国留学生。她母亲没有回来，所以俺没有见到，真没有见到，哄你是狗。不，冰莹没给俺带糖。她带回来的是一只狗娃。狗娃还有名字呢，叫巴士底。俺还从没听说过，狗也能有名字。俺很快就跟巴士底混熟了。啥狗都改不了吃屎，俺每回拉屎，都要想着巴士底。有一回俺告诉冰莹，巴士底最最最喜欢俺拉的屎，冰莹立即不准俺和狗玩了。俺曾听她说，狗是从巴士底监狱外面的街上捡回来的。你说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瞒你说，俺也想过这个问题。可胡安说了，法国的工人阶级也都喂狗。巴士底肯定是工人阶级喂的狗，喂不起了，才丢到街上的。
胡安在法国学的是戏剧，对管理茶厂一窍不通。他也学他父亲，把茶厂交给了葛存道，自己当甩手掌柜，每天领着冰莹东游西逛。跟葛存道一样，他也喜欢往上海跑，有时候他们一起去。有几次，俺也跟去了，跟他们一起住在江姐家里。江姐是谁？俺不是说了吗，就是常来找葛存道的那个女人，她长得很像江姐。她姓啥？姓林，跟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一个姓。俺后来才知道，当时他们想在上海办一个图书馆，地址都选好了，离江姐家很近。胡安从法国带回来的书，都运到了上海，暂时放在江姐家里。俺记得很清楚，胡安喜欢高声朗诵，有时候一边朗诵一边哭，有时候一边朗诵一边笑。他说，这就是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是谁？是个外国人，写戏的，写的是外国的样板戏。俺不喜欢他念戏，可每回他问俺念得好不好，俺都说好。你说好，他就带你到外边吃饭，啥好吃让你吃啥。你说不好，他就不出去吃饭了，派俺上街买回来几个烧卖就行了。啥叫烧卖？烧卖就是包子啊，馅跟肉粽子差不离。不，俺只是有啥说啥，绝非拐弯抹角向组织上提要求。待会儿吃饭，你们尽管吃肉，俺喝碗汤就行了。有时候没有烧卖，他又让俺跑很远给他买面包。那会儿啥叫面包俺都不知道，是冰莹带着俺去的。冰莹说，在法国时她每天都要吃面包。你说啥，胡安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请记住，胡安去的可是法国。法国是什么地方？巴黎公社所在地。你要知道，巴黎公社可比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还要早，牛×得很。他在法国待那么久，一准到巴黎公社插过队，下过乡，当过基干民兵，扛过半自动步枪。面包也算资产阶级（注：此句不通，原文如此）？鸡巴毛，话可不能这么说。列宁同志也吃过面包，还教导人们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有一回，葛存道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一看见厂里那么脏，苍蝇到处飞，老鼠到处窜，他就生气了。他就领导俺们除四害，灭鼠灭蝇，反正又是两眼一睁，忙到吹灯。可就在那年春天，葛存道永远地吹灯了。啥意思？吹灯拔蜡，死了。
怎么死的？吃枪子死的。那是在杭州的葛岭。葛岭上有很多菩提树，刽子手就藏在菩提树上面，砰，一枪就把他撂倒了。说来也巧，葛岭好像真的与他们葛家有缘分似的。日他娘的，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同志们都知道，刘备的军师凤雏，就是在落凤坡被箭射死的。俺可不是迷信，俺最最最反对迷信。俺只是说，有些事，还真他娘的说不清楚。后来查明，射杀葛存道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你们见没见过左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离不开左轮手枪。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俺也多次带着左轮南征北战。那东西装在口袋里，大小跟一包凤凰烟差不离。好，俺再抽一支（烟）。左轮很短，鸡巴硬了都比它长；枪口又细又光溜，就像婴儿的鼻孔。
他命硬，吃了枪子，还没有死。抬回来的时候，虽说脸色煞白，但还能说话。俺记得他还提到了他老婆。不，不是江姐，而是葛任的母亲。他说，这一下他可以和她见面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改口了，说他不想和葛任的母亲见面了，想埋到杭州。胡安对他说，葛先生，你啥也别说了，省口气吧，想回青埂你就闭闭眼，要想留杭州你就睁睁眼。他的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搞得人莫名其妙。有一天早上，医生给他换过药，他突然对胡安说，杭州他也不想留，青埂他也不想去，他想埋到上海，埋在那个准备建图书馆的地方。交代完这个，他又说想见儿子一面。胡安把他埋怨了一通，埋怨他为啥不早说。可埋怨归埋怨，他还是赶紧派人到青埂去接来了葛任。
俺记得清清楚楚，为见上儿子一面，葛存道撑啊撑，又撑了好多天。用现在的话讲，叫垂死挣扎。可临了，他还是没有见上儿子。葛任到杭州的时候，他已经被装进了棺材。棺材就放在胡家大院，刷着黑漆，刺得人鼻孔发痒。葛任是晚上到的，那会儿，月亮把棺材照得亮闪闪的，看上去就像一只搁浅了的小舢板。当胡安把他牵到棺材跟前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只是一遍遍地摸着棺材，还把鼻子拱到上面闻了闻。他一定以为是在做梦呢。那确实像个梦。你想好了，本来应该是父子团圆的。谁料到计划撵不上变化，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大老远跑来了，当爹的却闭眼了。
& 父亲之死
一九〇〇年，英国工程师摩西斯·布朗宁，钻在书房里发明了左轮手枪。有照片显示，他的窗口外面，就长着一棵菩提树。十四年之后，左轮的枪口从杭州葛岭的菩提树的花枝中伸出头来，射杀了葛存道。与葛存道之死几乎同时，法国《费加罗报》的编辑让·诺黑，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被左轮射杀。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王储法兰西斯·斐迪南在波斯尼亚被左轮射杀。众所周知，斐迪南的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又过了很多年，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左轮枪口又瞄准了葛任的胸脯。布朗宁在发明左轮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当初的灵机一动，会给世界带来如此多的变故？葛存道死前的经历，我有必要交代几句。现有的资料表明，早年的葛存道，确实是康有为的信徒。戊戌事变后，他逃到了日本。逃亡期间，他在日本京都的“福临图书馆”认识了上海小姐林心仪女士，即阿庆所说的长得很像江姐的那位。同时认识的还有一位名叫邹容的少年，林心仪和邹容的祖籍都是四川巴县，所以在日本来往较多，邹容也借此认识了葛存道。得知葛存道与谭嗣同有过交往，邹容对他崇拜极了。一九〇三年，他们一起乘船从日本回到上海。也就在这一年夏天，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一书，号召推翻清政府。政府恼羞成怒下令抓人，邹容只好逃到英国领事馆避难，而受到牵连的葛存道则带着林心仪逃到了杭州——两年前，胡子坤到日本推销茶叶，认识了葛存道和邹容。葛存道到达杭州之后的情况，散见于《茶人》（刘钦荣著，奔流学社一九二七年版）一书。在“杭州茶会”一节中，刘钦荣先生写道：
邹容事发后，存道君偕红颜知己至杭。当是时也，余因常至老友子坤先生家中，而得与存道相识。一日，与胡、葛坐于后花园中，是时月白风清，茶汤正浓，言及邹容事，存道君曰：“蔚丹（注：邹容，字蔚丹）已为英人所保，性命无忧矣。”余谓洋人向来见利忘义，恐有变故，宜未雨绸缪。存道君却大不以为然，曰：“英法美皆言保佑蔚丹无事，英吉利人若食其言，尚有法美。蔚丹信卢骚（注：今译卢梭）主义，尊花盛登（注：今译华盛顿）道德，法美盖不会袖手旁观。”子坤兄亦从旁言道，俟风头一过，他便亲自赴申（上海），迎邹容君来杭。存道君又言：“蔚丹者，童男也，尔等尽可为蔚丹说媒，俟蔚丹来杭，即可成亲。”后邹容君殁于狱中，余方知书生放言，实出于无知，正如朝菌之不知蟪蛄也……
有资料表明，“邹容君逃至英领事馆之时，英吉利人确曾态度强硬，以护佑人权及言论自由之名，拒绝交人”（《群生报》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五日），但是，随着清政府的步步加压，以及“士人阶层从旁鼓噪，（认定）此乃英吉利人对大清内政的粗暴干涉”（《君言》杂志一九〇五年第十三期），英国人也就下了软蛋，把邹容从领事馆的门缝塞了出来。于是，邹容很快被捕入狱。史料记载，在他刚入狱的时候，知识界也曾酝酿发起营救运动。但不久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人们再次想起这个毛头小伙子，是在两年之后的一九〇五年。当时十九岁的邹容瘦如骷髅，病死于狱中。
死后的邹容却意外地成了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咬上一口——当时的《群生报》对此有一个诗意的描述，“蝴蝶标本，远比蝴蝶耐看”——多派政治力量都借炒作邹容之死来宣传自己，《革命军》也被争相再版（盗版？）。被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干脆将《革命军》的书名改成《为生存而战》，并在新加坡、旧金山、日本广为印发，为他后来当上临时大总统做足了舆论准备。
据《茶人》一书记载，邹容死后，葛存道开始收集《革命军》的各种版本。对《革命军》一书的风靡，他不光自己高兴，还认为邹容也会高兴，说“设若蔚丹泉下有知，亦会备感欣慰”（《茶人》第四十九页）。有人就此认为，葛存道创办图书馆的念头，就是在收集《革命军》的各种版本的过程中萌生的。如前所述，葛存道和邹容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他或许是要借此纪念邹容。胡子坤对他的计划是否支持，我不得而知。但胡安对此事的态度，却有文字记载。后来协助宗布创办《申埠报》的黄济世先生，当时是《民报》的编辑，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半生缘》（香港飞马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中写道：
存道先生办图书馆，得到一归国茶商资助。自古无商不奸，此人却为另类。他虽自称亦是Vieux-chinois（法文，中国佬），然言谈举止，与西人无异。他说：“建图书馆是公共事物，建藏书楼是私人事物。”存道先生亦在一旁言道：“图书馆与藏书楼虽说皆以藏书为本，却有桔枳之分。前者为公业，后者为私业。我的朋友视私业如草芥，故有此非凡之举。”
葛存道计划把图书馆建在淞沪路。在筹建期间，上海的一个私人藏书楼主范公明，就以同行的身份前来表示祝贺了，来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墨宝，“藏书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范公明也曾在日本留过学，自称是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楼主范钦的六世孙——直到最近，才有人考证出他与范钦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范钦的众多崇拜者之一。就在他向葛存道表示祝贺的同时，那个除掉葛存道的计划，就已经在他的“寸心”之中盘旋了。
当然，尾随葛存道从上海来到杭州的，并非范公明本人，而是一个名叫窦念诚的职业杀手。近年有人望文生义，试图通过考证，得出窦念诚和窦思忠是族亲的结论。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提供的材料仍然经不起推敲，这里也就忽略不提。顺便说一下，窦念诚刺杀葛存道一事后来之所以败露，是因为他与另一个案件有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号，窦念诚在上海车站参与了对宋教仁的刺杀。随后，随着宋教仁一案调查的深入，窦念诚终于被国民政府逮捕归案。扯住一个线头，就会拽出整个线球。在受审期间，他把当年刺杀葛存道的事也招了出来。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二〇年的事了。下文即是窦念诚当时的供录——奇怪的是，此人竟然是邹容的崇拜者！
鄙人亦是个老革命了，在日本留学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时，鄙人最尊崇的便是培罗弗卡亚（注：即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因行刺沙皇而被绞杀，时年二十七岁）。如今鄙人崇拜的人是邹容。他虽是个舞文弄墨的，可却是个硬骨头，放个屁皆是林中之响箭。
在日本时，鄙人已加入了暗杀队，思量以后能有机会行刺慈禧。仿培罗弗卡亚，暗杀队人人皆有一副白手套。脱手套须顺着指头次第下拽，神气得很。当时有一位化学家，从广州来，教众人制造炸弹。回国后，鄙人又认识了一个叫吴樾的人。他会下围棋。他说，你看这棋，打，虎，夹，劫，冲，断，紧，点，压，扳，扑，长，退，封，拐，卡，间，挤，粘，挖，枷，爬，吃！招招见血。日后他用炸弹去炸清大臣。大臣一个没死，他却给炸死了。事先他留有遗言，说他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要借此惹怒朝廷，致使朝廷变本加厉，滥杀无辜。如此这般，民众便会造反。皮球愈拍跳的（得）愈高么……
受吴樾激励，鄙人开始单挑……杀戒一开，便如还俗和尚，不吃荤腥，肚皮便不乐意了。不瞒你说，鄙人曾到安庆找过徐锡麟。此人有两项至爱，一是枪，二是太太的三寸金莲。为接近他，鄙人带去的贡礼便是只三寸绣花鞋。鄙人思量，事成之后，定要摸摸那个三寸金莲。那还用问，找徐锡麟并非投靠他。有人送鄙人一些碎银，要鄙人取他的性命。银子由谁所出，鄙人概不知情。鄙人是从中间人手里接的。是年六月（注：当指一九〇七年的六月）到安庆，因逛了一次窑子，错失了良机。再想接近他，他已出事了，心都给挖出来炒吃了。事没办成，银子却花了。中间人前来讨债，鄙人说，尚未动手他就死了，不正合了你的意么？娘稀屁，他说徐氏之死，非你之功，银子定要如数退还。鄙人无奈，索性将他杀了。
然也，葛存道亦是鄙人干掉的。这回是主家亲自找上了门。他姓范，“模范”的“范”。鄙人问他为何要干掉葛存道。他说，家有家规，行有行规，姓葛的坏了规矩。他要鄙人到外地干掉葛存道。嗨，要在上海干的话就顺手多了，可他不允，非要鄙人到外地下手。为读书人做事，就这点不好，啰嗦！先生说我啰嗦，他比鄙人还啰嗦。葛存道常去杭州葛岭，那里有他的生意。他返回杭州前，鄙人先他一步到了杭州。娘稀屁，干这一行的，不能太好奇，可鄙人当时年轻，偏偏有这怪毛病。在杭州一家茶社里，鄙人正欲下手，忽听他与友人提及《革命军》一书，英文的，说他次日即可收到。《革命军》乃邹容所著，鄙人甚是喜爱，已有多种版本，唯独缺了英文的。鄙人心中顿生一念，何不多等一日，待他收到书以后，再连人带书一并拿下？尔后，又听他与友人谈起魏源的《海国图志》，法文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甚是风行，鄙人曾披阅多遍。书中有一名言，叫“师夷之长技”。此话甚妙，妙就妙在它说的是鄙人。鄙人便是“师夷之长技”，才玩起左轮手枪的。
不料多等了一日，竟然再难见到他了。然而，既收了人家的银子，就要守信。鄙人只好在杭州潜伏下来。有志者事竟成，几日之后，鄙人又在葛岭见到了他。葛岭有一片菩提树，正开着花，鄙人爬上一棵藏了起来。虽说树叶扎脸，可鄙人还是甚为高兴。鄙人将食指如春蚕一般紧贴于扳机，等他从茶社出来。约过了一个时辰，他走出来了。这回，鄙人没让机会溜走，左轮在树枝上跳了一下，葛存道便仰面躺了下去。甘蔗哪有两头甜，事情虽然干得漂亮，可鄙人亦挂了彩。从树上溜下来时，额头给树枝蹭了一块皮。瞧，至今尚有疤痕，如同胎记一般……
胡安遵葛存道遗嘱，将他埋到了淞沪路边的一片林子里，那里离他所筹办的图书馆只有一步之遥。他死后，林心仪女士继续筹办那个图书馆。一年以后，林心仪悒郁而死，于是，那个计划中的图书馆，就像被风吹散的空中花园，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 革命友谊
刚来信阳时，信阳还给俺开过一个欢迎会，交代俺要认真改造。城里开完欢迎会，一颗心就飞到了劳改队。俺听说有个熟人去年就来了茶场，很想早点见到。可到了这里，却听说他死了。俺晕头转向，半天醒不过来神。将心比心，葛任大老远跑来，看到的却是一个死爹，那是啥滋味？可葛任呢，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化悲痛为力量，很快就投入了火热的生活。
是的，埋掉了父亲，葛任没有再回青埂。他每天就待在胡家大院里，翻翻书，画画画。对，俺说的火热的生活，就是指学习生活。那会儿，冰莹有个老师，叫徐玉升，他对葛任的画很欣赏，边看边啧啧称赞。姓徐的以前也是葛存道的朋友，葛存道要开图书馆，他还捐献了一笔钱。葛任整天和徐玉升待在一块，并且常常结伴出游。那会儿，冰莹常跟着他们玩。跟屁虫？你说得对，俺也是个跟屁虫，也常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都看到了吧，俺不是吹的吧？俺和葛任的革命友谊，在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了。除了让俺跟着他玩，他还教俺读书、识字。同志们，现在封建主义被打倒了，帝国主义也夹着尾巴逃跑了，连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也着火了，同志们才会说读书无用论。可那会儿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还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不读书不行啊。俺是从自己的名字学起的。俺当时还不是很懂事，说啥也不愿学。俺说，不会写俺叫阿庆，会写俺还叫阿庆，六个指头挠痒痒，多那一道干啥？可葛任说，你要是不学，晚上你就别吃饭了。俺说为啥？葛任说，你还要拉出来的，干脆省掉算了。俺说不吃会饿死的。葛任说，你现在死是死，将来死还是死，何不现在就死呢？看，他是多么深入浅出，一点也不党八股。你看，俺再不念书，就说不过去了。为了鼓励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还说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俺的身上。他真是这么说的，哄你是狗。除了教俺写字，他还教俺学英语。至于为啥教俺学英语，俺想那道理其实很简单：为了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十五年赶超英美。同志们，这可是件大事，不能马虎的。要是撵不上的话，咱们就会被开除球籍的。你说得对，咱们早就撵上了。鸡巴毛，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轮到他们给开除球籍了。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说。这样学了多天，连胡安都说俺有出息了。俺对他说，这可不是俺的功劳，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得归功于葛任。再后来，连外国人都伸出大拇指，夸俺的英语说得好。他们是两个牧师，个子高的叫毕尔，个子低的叫埃利斯，两个人都留着山羊胡子，看上去就像老三篇里提到的白求恩。
和牧师一起来的还有个姑娘。那还用说，她一来就与冰莹成了朋友。她长得很白净，穿着素色的裙子，留着齐耳的短发。她比冰莹大几岁，常带着冰莹在后花园捉迷藏。私塾先生徐玉升给她们拍了好多相片。俺记得很清楚，有一张照片上，两个女孩都围着围巾，绕着一丛花跳舞。按说，女孩玩的把戏，俺不应该掺和，可为了团结女同志，俺还是掺和了。后花园栽着栀子花、扶桑和芦荟，有一回，冰莹让芦荟划破了脚，还化了脓。医生来给冰莹换药的时候，那个姑娘跪在门廊下，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她在祈求洋菩萨保佑，洋菩萨就是上帝。对，马克思说过，宗教是精神鸦片。可她们年龄还小，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俺后来经常想起这个女人。俺记得，她想和那两个牧师在杭州办个育婴堂，可是后来没能办成。俺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外国的菩萨不叫菩萨，而叫上帝的，并且还是个男的。同志们，他其实跟咱们一样，都长着家伙。
& 初恋
葛任在杭州一共待了两年。关于这段生活，我们先来看葛任的一段自述。一九二九年，葛任在上海与鲁迅交谈时，曾这样说道：
先前所见的杭州，是在一把折扇上。一位叫徐玉升的先生到青埂来，欲带我去杭州见父亲。那人有一把折扇，上面画的便是西湖。他说，西湖乃人间天堂，他便是要将我带到那天堂去。折扇上的西湖，像用烙铁烙出来的，呈环肥燕瘦之态，又若美女舞于瓦砾。
到了杭州，办完父亲的丧事，我留了下来，徐玉升先生常带我与冰莹到西湖边散心。可在西湖边待得愈久，愈觉得它的亲近不得。西湖是迷人的，可有了诱惑，你便想逃离；西湖是悦目的，可它却不赏心。它便像那盛装的女人，可携手出入于盛宴，却断然不是可以一诉衷肠的情侣。怪哉，怪哉，我倒被它搞迷惑了。它还是夏天的飞雪，冬天的花卉，秋天的煦风，春天的落叶。它是一阕词，合辙却不押韵。船桨摇起，滴落的水珠如柔指在拨弄筝弦，然而听上去，那声音却是哀哀的。
冰莹枉为杭州人，对杭州生疏得很，还比不得我这青埂人。我与她常结伴游西湖，爬葛岭。她是那样娇小，令人顿生怜爱之心。有一回，她送我一只柳叶笛，徐玉升先生见了，脱口念了一首《静女》诗：“自牧而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冰莹不解其意，还以为徐先生自吟自唱，而我想必早已面红耳赤……
有论者认为，这段文字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苦闷”，并认定这是他后来东渡日本的原因（见《葛任研究会刊》第二辑）。但我却倾向于认为，在杭州的两年，其实是葛任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幸福时光：还有什么比初恋更迷人呢？
将葛任带到杭州来的那位徐玉升，是浙江溪口人。他也是葛存道流亡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正因为此，他才会亲赴青埂，将葛任接到杭州，要让他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湖心亭之雪》。其中提到了葛任、冰莹和阿庆。徐先生的文章半文半白，亦中亦洋，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他称葛任为阿R，阿庆为阿Q，冰莹为阿Y：
雪霁之夜，圆月犹皎，与阿R、阿Q、阿Y同游西湖。三人皆为重来，然一同泛舟湖上，乃为初次。阿R未及弱冠，才智不凡。阿Q乃垂髫小儿，是Y家底（的）伙计。
更定之时，引一小舟，同往湖心亭看雪。小舟又名七板子，清隽可人。舱内窗格精雕细镂，且饰有花纹玻璃。舱前设有栏杆，支着弧形之顶，顶下悬有灯彩，如三秋雅丽之果实，又如披云挂雾之荷苞。立于舱前，可顾盼两岸景色。当是时也，天山相交，云水相接，长堤一痕，短亭一霾。阿R与阿Y立于舱前观景，阿Q在舱后嬉水。而吾独卧舱内，饮酒自乐。桨声悠然，如缓步之行云；醉意朦胧，如水面之微漪。
进堤桥圆洞，忽有歌声袅娜而来。桥砖如黑石，示人时世之长久；歌声若暖玉，诱我酬谢之情怀。有一画舫于桥洞之外，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是时，歌声忽戛然而止。船家告曰：此乃苏小小（注：六朝时著名歌妓）之转世。阿R遂脱口吟道：呜呼，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踏上画舫甲板，果有一女子双目含黛。把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月高悬，心定神闲。吾邀阿R上画舫与女子同饮，阿R对曰：苏小小不为庸人之姬妾，而呈美色于街市，乃吾心中一圣符，吾闻其声便可念其形也。遂与阿Y携手返回舱内。
遂与阿R、阿Q、阿Y留于七板子。至湖心亭，拥毳衣炉火，命阿Q烧酒，酒醉而归。溪口玉升记于甲寅年（注：一九一四年）冬。
关于徐玉升先生，本书后面还要多次提到。他后来到了香港，编辑出版了一份名叫《逸经》的报纸——如前所述，一九四三年初，冰莹就是在这份报纸上看到了葛任的《蚕豆花》一诗，才从上海前往重庆的。徐玉升后来著有《钱塘梦录》一书。这篇《湖心亭之雪》就选自《钱塘梦录》。书前附有冰莹、葛任和阿庆的一张合影。我在上面还看到了我的姑祖母，即阿庆所说的随同毕尔、埃利斯牧师一起来到杭州的那个姑娘。照片上，阿庆蹲在前排，戴着一只瓜皮帽，面对镜头似乎有点羞涩。冰莹穿着一件灰白色雨衣，蹬高筒皮靴，花格子领巾的一角露在雨衣外面，显出她特有的妖娆气质。葛任挨着冰莹站着，他并没有看镜头，他似乎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了一堆瓦砾。而我的姑祖母，就站在那堆瓦砾上面。她怀中抱着一个女婴——姑祖母告诉我，那是她在杭州街头捡来的一个弃婴，后来不幸夭折了。在她的身后，有一群白鹅正从疏朗的林子里出来。正如阿庆提到的，姑祖母当时穿着素色的裙子，留着齐耳的短发。
姑祖母是在看到葛存道被刺的有关报道以后，特意赶来杭州的。她来晚了，连葛存道的棺材都没能见到。她后来告诉我，她是在与两位牧师闲谈时，偶然得知葛任就是她的同胞兄弟的。在杭州，她待了半年时间。那个时候，她已经感觉到，葛任和冰莹已经相爱了。她说，她能从葛任和冰莹彼此的眼神中，看到那少年的初恋。
关于他们的初恋，我们最好还是听听冰莹本人的说法。据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一书中所记，冰莹曾对他说，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爱上了葛任，是在葛任去日本前夕：
连冰莹也搞不清，葛任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她又是什么时候爱上葛任的。她说：“他要离开杭州到日本去了，我才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他，竟然忘记了少女的羞涩，紧抱住他不放。而在此之前，我们好像只是玩伴。”冰莹女士所述，使人想到这样一个惯常的说法：蓓蕾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放成花朵的。我曾对冰莹说，少年的恋爱就像枝条上的露珠。它由空气中最湿润的部分凝集而成，并依着时间的光线变幻出不同的色彩。我提到“露珠”一词的时候，冰莹自己也笑了。她显然认同这一说法。但是，我无法描述出他们的初恋，就像我无法描绘出露珠的神韵。对于它的神韵，技艺再高超的摄影师，所捕捉的有多少，所遗漏的也就有多少。
冰莹的说法，在阿庆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 葛任赴日
那会儿，俺还以为和葛任从此永不分离了，可没想到他很快就走了，去日本了。按说，俺该拦住他，叫他继续教俺学文化，可俺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没有阻拦。他为啥去日本？那还用问，当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你说啥，他是要学医？这不矛盾呀，学医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是不是？
去日本的盘缠是胡安拿的。俺和胡安、冰莹，到上海送他。冰莹本来也要去的，可胡安不答应。冰莹就闹。冰莹说，毛主席说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为啥不让俺去？闹到最后，胡安终于投降了，说，去可以去，但要到一年以后。他说，等葛任在日本开辟了根据地，站稳了脚跟，就放她去。到了上海，冰莹又闹了起来，抱着葛任不撒手，还说她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葛任同志脸皮薄啊，受不了这个，脸红得就跟关公似的。
& 大贞丸号
我的姑祖母曾说过，她与两位牧师离开杭州不久，就听说葛任差一点死于非命。后来，我在黄炎的《百年梦回》一书中，看到了有关记载。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报道二里岗战斗的黄炎，曾与葛任以及范继槐共赴日本。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贞丸号”的邮轮。《百年梦回》第三章的标题，就叫“大贞丸号”。文中除了记录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他还引用葛任的话说明，葛任当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
一雨成秋，日轮“大贞丸”号驶离南京时，天虽已放晴，但江风仍然不住地送来凉意。到上海时，大贞丸号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是军阀混战。去国的忧愤是有的，更多的却是疲倦。枕着涛声，我很快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又梦见了父亲的死。我登船赴日时，恰是父亲周年的第三天。父亲是在混战中于去年九月一日战死的，地点就在南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梦中全是死人，杀头像是砍瓜切菜。后来，我便在梦中呻吟了起来。我醒来时，看见一个洁净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样子，还带着些许的娟秀和羞怯。我后来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样，也是去日本留学的。“你是否身体不适？”他伏下身来，悄悄问道。于我，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慰藉，虽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出言不逊。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见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边，不停地搓着手，脸色通红。
那是我青年时代最远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这样的航行，借空间的阻隔来忘却不幸。但是，三等舱甲板上的点点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阳，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亲殷红的血。我告诉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块糖纸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与砍头有关的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蛇不会将人咬死，井绳却能将人吊死。我就见过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头，伤口是陈旧的，可眼睛还睁着，眼皮有点上翻，似乎要看那绳子是用什么兽皮做成的，能拴得那么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纸和瓶塞全扔进了大海。他来到我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儿红的黄酒。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羞怯中，其实有一种忧郁。但他是豪爽的，这从他拔掉瓶塞的动作上，从他喝酒的姿势上皆可看出，尽管其中不乏那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夸张。他告诉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从南京上来的吧，我上船时，就看见你在船边站着，念念有词，像是从教堂的唱诗班逃出来的。”他的说法让我感到纳闷。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曾在育婴堂里待过。到了晚上，我们的铺位就挪到了一起。我们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很矮，另一个很高。那个矮个子名叫范继槐，众所周知，他现在是中国的法学权威。当时，他丝毫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瘦高个。不知是何缘故，有时他会自己发笑，让人心里直发毛。他的膝盖上有一个伤口，上船时就已经化脓。晚上，那口子结了薄薄的一层软痂，像是果冻的皮。可到了早上，他必定用指甲将之挑开。看到脓冒出来，他会很舒服地吸气。葛任和他说话，他只说自己是安庆人，便再无下言。葛任就接着和我谈东论西。他向我谈起了一位姓胡的小姐，说本应该一起坐船来的，可事到临头，做父亲的却舍不得她走了。从他说话的样子看，那位姓胡的小姐自然是他的情人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位姓胡的小姐，就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员冰莹女士。
现在想来，年轻人的爱情多半就像从舱口看出去的夜色：水天之间，那夜色是半透明的，如浸过油的纸；机器的吵声或大或小，船速也或快或慢，那半透明的夜色也就被扰得没有一丝宁静。我也想到了我的“情人”，如果那也能算是情人的话。她是我的表姐，我们算是两小无猜吧。就是她，在那年的春节嫁了出去。随着她的出嫁，她的男人，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都督帐下的副官，就频频光顾我的梦，并得到他应有的结局：让人掐死，让绳吊死，脚踝在马镫里扭伤疼死，让最钝的刀砍死，让最锋利的刀刺死，在丑陋的床笫之欢中窒息而死，擦枪走火将自己崩死，穿衣不当给肩上的绶带勒死。我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记不清他的面容，但在我的梦中，他扭曲的脸却逼真得如我养过的一条狗。我离开南京时，她来看我，但又不敢正眼看。她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摞用钩针织出来的袜子。不知她从何处听说，日本是没有袜子的，因为日本人全是光脚走路。太妙了，接下来一双臭袜子又套到了那男人的脸上，并且是双层的，他于是就给活活闷死了。
葛任的梦倒是一派诗情画意。他乃性情中人，并且终生如此。他告诉我，他和那位姓胡的小姐在花园里徜徉。栀子花、扶桑和睡莲围绕着花园里的亭子。他说，她身上也有一种睡莲的香气，而到了傍晚，则成了薄荷的清香，清香中略带茶的苦味。他说话时显得有些羞涩，近乎喃喃自语。我问他，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人生之胜景，为何要到日本去呢？他先说是朋友的好意，难以拂逆，尔后又说来东瀛也是迫不得已。在杭州的一家茶社，他曾受过一次袭击，亲朋好友都认定那是对着他来的，倘若不是他命大，他早就与他的父亲一样命丧黄泉了。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后来才知道，曾在上海筹建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葛存道先生，就是他的父亲。
我记得从上海到东瀛，走了十天。而当时，我感觉它就像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一样漫长。也是在这十天之内，我和葛任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喜欢清新的空气，深邃的星辰，间或栖落到大贞丸上的鸟以及它的红喙，像畜群耸动着脊背似的海浪。他告诉我，在他未来众多的梦中，有一个梦就是要叫出所有的美妙的事物的名字，倾听其天籁，观看其神韵，抚摸其露珠似的湿润和温柔，以解开它们非凡的美妙之谜。如果他叫不出来，他要用全部的爱，去哺育孩子，让孩子有能力将它们一一叫出。
有一天，夕阳正要收尽其苍凉残照之际，一件事发生了。与我们的铺位紧挨着的那个安庆人，掉到了海里去，就像一条被风吹落的被单。大贞丸继续往前疾驶，浪把他裹了下去。都以为他是失足，于是人们就唏嘘起来。临到上岸时，有人在他的行囊里找到了遗书。原来，他名叫尹吉甫，是陈独秀的朋友。陈独秀那时正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读书。后来，我们见到陈独秀时，他告诉我们尹吉甫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日本来是为了和他商讨《甲寅》杂志的编辑事宜。从他那里，我们还得知尹吉甫是个诗人。我记得，邮轮靠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在海上走了一个世纪。我们上了岸，都跺着脚，像是要以此确定已到了瀛岛。异国的悲凉之雾袭来了，我的肩胛骨耸了起来。此时，莫名的，我和葛任，以及同船的许多学生，眼中都蓄满了泪水。
在安东尼·斯威特的《绝色》一书中，我得知葛任被击中时所在的那家茶馆名叫怡香园。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暗杀成风，冰莹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颗流弹，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不过，鉴于葛存道的被刺，胡安不能不有所警觉，于是有了送葛任赴日之举。
葛任到日本以后，稍事安顿，便给冰莹写来了一封信，盼着早日与她在日本相聚。《绝色》一书，收录了信中的一段文字：
华亭（注：指上海）一别，已逾二旬。暂居日本友人川田家中，一切便当。所居之室，以木为板，离地尺许。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君若在此，亦当满意。只因思君心切，常有涸辙之鲋之感。若能与君早日相逢于东瀛，则幸甚矣。
那时候，他哪能料到，等他再次见到冰莹的时候，冰莹竟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 黄鼠狼给鸡拜年
葛任一走，俺就成了孤家寡人，没人玩了。冰莹不和俺玩，她总嫌俺流鼻涕。俺向毛主席保证，以后再不流了，可还是不行。那时候，她喜欢看戏，认识了一个叫苏嵋（注：即梅苏）的人，她总和苏嵋在一起玩，还一起到上海去看戏。有一天他们又去看戏，因为下雨，第二天才回来，是宗布用汽车把他们送回来的。俺后来才知道，宗布是胡安的朋友，当晚他们就住在宗布家里。对，宗布后来办过报纸，好像叫《申埠报》。啥叫申埠？申埠就是上海滩。瞧，他不说上海滩，偏偏说申埠，这不是存心让人民群众看不懂吗？不是存心和人民群众作对吗？鸡巴毛，谁跟人民群众作对，谁就没有好下场。他就没有好下场。呸！
俺记得很清楚，姓宗的当天就住在杭州。胡安好心好意请他吃饭，他却鼓动人家做股票，说股票比茶叶来钱快。啥叫做股票？给你背个顺口溜吧。手里揣着俩臭钱，交易所里把身钻，低进高走来赚钱，赚钱之后笑开颜。后来，人民政府把股票给取缔了。取缔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因为股票和革命群众屁关系没有，只是养肥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时，胡安立场坚定，没上他的贼船。
好，俺接着说。那会儿，宗布有一个显微镜，吹嘘它比玉皇大帝的照妖镜还厉害，一下子就把冰莹哄住了。你们有没有见过显微镜？别看你的脸那么干净，可用显微镜一照，鸡巴毛上面净是蛆。宗布说，这就叫无中生有。他问冰莹好玩不好玩？冰莹说好玩。他就把它送给了冰莹。年幼无知啊，还不懂啥叫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没过多久，他就坐着汽车来了，来杭州取他的显微镜了。可是，冰莹已经把显微镜打碎了，没法还他了。冰莹很有志气，说一定赔他。他说，赔，拿啥赔？后来俺才知道，他早就瞄上了冰莹，歪主意打得不是一天两天了。让冰莹玩显微镜，其实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唉，要是葛任不走就好了，那样宗布就钻不了空子了。你说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俺不跟你抬杠。可那会儿冰莹还小，还没有多少对敌斗争的经验啊。
后来，他就把冰莹的肚子搞大了。眼看她一天天胖起来，俺还追着冰莹，问她吃了啥好东西，胖得那么快。冰莹不但不说，还差点把俺的耳朵揪掉。嗐，怎么说呢，那会儿俺太小了，斗争意识还不强。不然，俺当时就把他干掉了，起码不能让他阴谋得逞。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了，可没想到，好多年以后，俺竟然又在大荒山见到了此人。
& 显微镜
宗布的显微镜来自康有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一位传教士送给康有为一只显微镜。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版）记载，康有为从那只显微镜上面，悟出了一个“齐同”思想：“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康有为还曾把这个显微镜借给谭嗣同赏玩。据《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记载，谭嗣同看后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洋人以仪器获得的知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他把这个显微镜又还给了康有为。
戊戌政变失败以后，谭嗣同死了，康有为跑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时追随康有为逃跑的，还有葛存道——由此可见，宗布与葛存道也是相识的，但有关他们的交往，至今却无多少文字记载——在逃亡日本之前，康有为送给追随者宗布的纪念品，就是显微镜。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个玩意儿？对此宗布自有他的理解。在《半生缘》一书中，黄济世写到了宗布说过的一段话：
宗先生说，起初他亦不以为然，想它与眼镜无甚两样，一则皆是玻璃，二则单是看得清楚一些罢了。可南海（注：康有为的字）先生开导他，戴眼镜看到的是原本就有的；显微镜却是无中生有，本来看不到的，如今看到了。宗先生说，他渐渐悟到，南海先生是借显微镜说理，以尽督责之职：值此新旧蜕嬗之际，纷纭错综之时，要见微知著，看到终有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日。
既然意义如此重大，宗布自然会奉若神明，走哪带哪。康有为逃走之后不久，宗布也跑了，经香港逃往法国。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行囊中，那只显微镜是少不了的。身在异乡，他又给那只显微镜附加了新的含义。黄济世先生接着写道：
宗先生说，流亡途中，他时时带着显微镜。它虽为洋货，然此刻却维系着他与故国，寄寓着他对故国之赤子深情。
有意思的是，宗布逃亡法国的时候，与胡安刚好乘坐了同一艘邮轮。在香港上船时，他们还互不认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他们相识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一书中，引用了宗布写给黄济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与胡安相识的经过。我没能看到这封信的原件，下面这段文字是我从《绝色》一书中转移过来的：
邮轮驶进南中国海时，台风大作，船几乎翻掉。有几个人说，一旦翻了船，他们就开枪自杀，因为不愿意活活地给鲨鱼吃掉。台风过去了，果然有一个人死掉了，是一个老人，不过并非自杀而死，而是被船给颠死的。依海上的习惯，人死之后只能喂鱼。在参加那名乘客的葬礼时，我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他姓胡，来自杭州。他说，他眼睁睁地看见那个人脸色变白，抽搐而死。当尸体旋转着飘向海面的时候，我的心揪紧了，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姓胡的却说，他死的时候，就愿意这样融入波涛。姓胡的什么都好奇，新加坡的凄凉他喜欢，锡兰（注：现译斯里兰卡）的大象、眼镜蛇和魔术师他喜欢，他还喜欢上了一个僧伽罗女人养的猴子。看了我的显微镜，他更是爱不释手。在印度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玩蛇的印度女人。他说，他愿意把那个印度女人和她的蛇买下来送给我，换取我的显微镜。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担心一年以后，在印度的某片椰树林里，会有一个靠玩蛇过活的小宗布。
这封信，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一五年，宗布拿出那个显微镜，大概是要借此重温他和胡安的友谊，而不可能像阿庆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勾引冰莹。但有一点，阿庆并没有说错——几天之后，宗布便来到了杭州。他此次来杭，一是要和胡安叙旧，二是要取回他的宝物显微镜。照阿庆的说法，那个显微镜是被冰莹打碎的。但据冰莹说，它是被阿庆打碎的。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下了冰莹对此事的回忆：
他（宗布）来杭州时，他送给我玩的那个显微镜已经成了碎片。有一天早晨，我和阿庆正拿它照蚂蚁，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葛任的信。我躲到后花园里读信时，突然听到阿庆哭了起来。我跑过去才知道，阿庆跟着蚂蚁上了树，一头栽了下来。他（宗布）来杭州时，我吓得要命，先是躲着他，后来就陪着他在杭州游玩。他会讲一些法语，这引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依稀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受。不，他那时很规矩，还没有对我动手动脚。当他问到那面显微镜时，我说了谎，说不知道把它放到了何处。我没有把阿庆供出来，因为阿庆已经惊慌失措，像一只丧家之犬。我请他（宗布）放心，总有一天，它会像钥匙一样自己跑出来的。他当时说，一定是我父亲把它藏了起来，自己玩去了，等我的父亲玩够了，他会再来取的。多天之后，他果然又来了。我的父亲说，一定再买一个显微镜送给他，可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再好的显微镜，都比不上他原来的那个破玩意儿。你看，他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再次见他，是在张勋复辟之前。他就住在我家里。后来因为张勋复辟未遂，他开始东躲西藏。那时候，为掩人耳目，每次出去他都让我扮做他的女儿。起初，我只是觉得好玩，但后来一切都变了样……
宗布再次来杭，有任务在身：受康有为之命，与当地军人接触，共谋支持张勋，以实现溥仪复位，谋取君主立宪制。在杭州期间，他除了为国家大事操心，还爱上了扮做自己女儿的冰莹。这期间，宗布给冰莹写了很多情书，称冰莹为“梦珂”。珂者，或为似玉的美石，或为马勒上的饰品。如果取第二义，那么“珂”就是马的代称了。有人就此认为，宗布其实是把冰莹当成了自己的同志。但安东尼·斯威特指出，梦珂其实是mon coeur（法语：我的心）的音译。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的闹剧结束了，宗布遭到了当地军人的通缉。他带着冰莹逃到了上海，藏在他的朋友黄济世家中。黄济世在《半生缘》中写到过此事：
辫帅（张勋）失败，逃至荷兰公馆。南海先生（注：即康有为）则是逃至美国使馆，静静翻阅儒家的经典《春秋》。宗布先生则回到了上海……他带回来一个少女，是胡安的千金，如月份牌广告走下来的，美艳迷人，言语间侧着头，佯嗔薄怒。他们无疑是同居了。那时上海的富户豪家，向以童女侍奉为荣，视之为饮食中的芽茶乳猪。恰如《西游记》中的魔王，吃人须为童男童女。宗先生却属另类，于胡女言听计从。胡女薄怒时，他便如临大敌，百般讨乖，令人匪夷所思。依吾之愚见，他并非爱她，他爱的是他往昔的痛苦、失去的青春，而她便是映照他痛苦与青春的铜镜。
冰莹的回忆与黄济世的描述相差无几。据她回忆，黄济世的家在一幢小楼的二层，厅很大，但楼道很窄，上面的扶栏已经破损。经常有人来这里谈天说地，其中很多人是留过洋的，他们颂皇上、骂政府、也骂辫子军，或者骂皇上、颂政府、也颂辫子军。吹牛、拍马、诵诗、哀叹、流泪、大笑、发誓、赌咒。房间里摆放着纸烟、鸦片、香槟、花雕、麻将、扑克。有人还拿来了赌具，在这里搞起了俄国式的轮盘赌。而这个时候，冰莹却躲在楼梯尽头的房间，面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圆镜——不是黄济世提到的铜镜，而是一面玻璃镜子——默默哭泣：
冰莹说，那面玻璃圆镜有一道缝，那是她自己打破的。她说：“我常把脸伏在手背上，不敢看自己。我感到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许多书中写过的那种坏女人。他（宗布）进来的时候，我就无端地发脾气。整天昏昏欲睡，就像一朵浮在污水中的睡莲。在梦中，我常看见葛任。醒来之后，我常想，是我梦见了葛任，还是葛任梦见了我？莫非葛任此刻正梦见我和一个比父亲还要大的男人同床共枕？一想到这里，我就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羞耻。镜面的裂缝把我的脸分成两半，我因此看到了双倍的羞耻。”
冰莹随后的一段独白，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少女对情欲的痴迷，以及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说：“最让我害怕的是，我有时竟会忘记这羞耻。有一天，我随宗布到他的一个朋友家去跳舞。那里有许多女孩子。看见有些女孩子在男人面前害羞和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竟然想，瞧啊，这些女孩，她们竟然什么都不懂，既不懂得风骚，也不懂得男人，她们还都是些毛孩子。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但回到寓所，我却从他的嘴唇上品尝到了恶的快乐。”
在那个柚木做的床上，她的心离葛任越近，她的身体离葛任越远……
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早晨，当宗布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冰莹离开了他。在那个“柚木做的床上”放着冰莹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他不要找她。冰莹并没有回杭州，而是去了天津。如前所述，当时我的姑祖母正和毕尔牧师在天津筹建育婴堂。出于少女的羞耻心，她没有向我的姑祖母讲述她和宗布之间的事。随后，她由我的姑祖母陪同回到了杭州。不久以后，她就被父亲送到了法国，冰莹的母亲那时还在巴黎。此时的冰莹已有身孕，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蚕豆。
冰莹走后，宗布失魂落魄。我喜欢这样的“失魂落魄”，因为它说明了宗布对冰莹的爱。坦率地说，我乐于承认宗布和冰莹之间曾经存在着爱情。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本人就是宗布和冰莹的直系后代。我曾经极力地想找到一些正面的描述他们情感生活的文字，美好的文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母亲与我存在于世的合理性。所以，当我在《绝色》一书中看到宗布这封信的时候，我便如获至宝：
梦珂，从你父亲那里，知道你去了法国。我时刻都在等你，如同沙漠中的骡子期盼着水罐。我如同一个大老粗，毕恭毕敬吻着你的香粉盒，因为它还保留着你的香气。吻着你打碎的镜子，因为破镜重圆是世上最美好的字眼。我羡慕你的鞋子，因它能天天见到你。
给我写信吧，梦珂，哪怕只写一行字也好。请指出我的错处。请不要这么快把我忘到脑后，至少要装做还记得我。请骗我一下吧，说谎也比沉默要好。我整个爱着你，直至我变成一堆白骨。
她在法国收到了这封信。她是否被信感动了，我不得而知。她对安东尼说，她那时收到的信中，有一封是我的姑祖母写给她的。我的姑祖母告诉她，葛任就要从日本回国了。姑祖母还告诉她，葛任从日本寄回来了一面显微镜，是阿庆写信要的。
@ 蚕豆乖，乖蚕豆
俺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那会儿，俺曾想给葛任写封信，把宗布勾引冰莹的事告诉他。可转念一想，不行，不能写。林副统帅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葛任正为革命努力学习，俺不能用这些小事去打扰他。俺想，要是说了，他可能还会生气呢，说俺只关心小事，不关心大事。
嗐，你们都看到了，俺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虽说好多事情俺都忘个球了，但是！凡是和葛任有关的，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为啥呢，因为俺知道，俺这把老骨头还有用。早晚有那么一天，组织上会派人来，向俺打听葛任的英雄事迹。这不，一听见喜雀（鹊）叫枝头，俺就知道组织上派人来了。再来一支（烟）。
下面该说啥了？还是那句话，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弹指一挥间，有好多年，俺都没有见到他。从日本回来以后，他去了北京。听说他在北京，俺非常想去看看他，顺便看一下天安门城楼，看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再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缅怀一下革命先烈。啥，那会儿还没有纪念碑？嗐，反正俺想去北京见见他。可很快俺就听说，他又去苏联了。不，那会儿苏联还不叫苏修。弹指一挥间，又是好多年没能见着他。后来，俺听说他从苏联回来了，在上海大学教书，成了一名教授，俺一拍屁股，赶紧跑去了。
同志们，话可不能这么说。在大学教书的，可不都是臭老九。毛主席也在上海大学讲过课，还有郭沫若、李大钊。葛任与李大钊经常串门。真的，哄你是狗。学校在啥地方？让俺想想，好像是凌云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凌云”（注：阿庆记错了，应是青云路，在上海的闸北区）。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他比以前更瘦了，不过精神很好，斗志昂扬。他那会儿教的是苏联文学，俺就是从他那里知道，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哈哈，别急着反对，这话不是他说的，是列宁说的。列宁说，托尔斯泰是镜子，那他就是镜子。
到了上海，葛任先领着俺吃了一顿，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得俺直打嗝。吃不完兜着走，俺拎着一笼包子，摇摇晃晃往学校走。路上碰到几个瘪三，试图把包子抢走。俺飞起一脚，把那个瘪三打得屁滚尿流。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一个人，病恹恹的，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俺就把包子全都给了他。葛任同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先问俺有啥打算。啥打算？跟着你继续读书呗。他想了想说，阿庆啊，你这个人心眼好，而且胆大心细，最适合当医生了，俺介绍你去学医吧，以后也好在社会上立足。对俺来说，他的每句话都是圣旨。俺二话没说，就说行，明天就去上学。就这样，葛任掏钱，送俺到上海医专旁听了好长时间。不是吹的，要是学完的话，俺一准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后来俺不想学了，因为学费太贵了，俺不想给葛任增加负担。
有一天俺放学回来，到上海大学找他。他夹着课本，正要出门。见俺来了，他就说他要带俺去见个人。俺们坐着黄包车就出去了。到了慕尔鸣路（注：现名茂名北路），进了一个小院子，咚咚咚咚一敲门，走出来了一个人。你猜是谁？猜不着吧？对，是个女人。原来是冰莹啊，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长得像个洋娃娃，活脱脱一个小冰莹。她哇哇哇说着，可俺一句听不懂。原来，她说的是外语。
你说啥，那是谁的闺女？当然是冰莹的呀。好，既然同志们都知道了，那俺就招了吧。没错，那是冰莹和宗布合伙生的。问题是，这闺女从小就能分清敌友，搞清楚啥叫敌我矛盾。她根本不理宗布那一壶，把葛任当成自己的亲爸爸。所以说，她是不是葛任亲生的，并不要紧。同志们都看过《红灯记》，都知道李铁梅不是李玉和生的，李玉和也不是李奶奶生的，可他们还是比亲人还亲。所以，是不是亲生的并不要紧。你说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啥，这话是俺说的？那你就当俺放了个屁算了。
好，俺接着讲。李玉和能做到的事，葛任当然也能做到。连她的名字蚕豆，都是葛任给起的。对蚕豆，葛任真是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都不知道怎么心疼才好。当时，蚕豆刚回来的时候，小脸黄黄的，活像一只梨。葛任就亲自动手，啥好吃给她做啥。蚕豆跟葛任也是亲得很，不管去哪，都要葛任带着她。连回杭州看她外公，也要葛任陪她一起去。葛任还给她写过一首儿歌。蚕豆花，蚕豆花，你是爸爸的心疙瘩；晚上睡觉哭又闹，早上起来笑哈哈。你说啥，俺唱得不对？那你说说，怎么唱才叫对。好吧，既然同志们说不对，那俺就再想想。嗐，想起来了，应该这样唱。乖蚕豆，蚕豆乖，八九点的太阳升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未来靠俺的乖蚕豆。反正他一唱儿歌，蚕豆就不闹人了。然后，葛任就开始看书了。冰莹呢，就开始做女红，纳鞋底。
对，纳鞋底，哄你是狗。俺本来已经忘了，可是前两天搞忆苦思甜的时候，俺突然又想起来了。当时队长命令大家吃糠咽菜。有人说刚吃过，能不能过几天再吃。队长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先问，毛主席平素都吃啥，你们知道吗？没人吭声。他就让一个叫张永胜的人出列回答问题。老张，你是学毛选积极分子，你说说看。老张这人胆子小，放个屁都害怕砸住脚后跟。他红着脸，不敢说，像是被嚼环勒住了嘴巴。问急了，他就说，队长，你上回不是说，毛主席的枕头边放了俩罐儿，一个罐儿放冰糖，一个罐儿放芝麻糖，想吃冰糖吃冰糖，想吃芝麻糖就吃芝麻糖。队长说，是啊，这话俺说过，可毛主席也带头忆苦思甜，吃窝窝头啊。他又问，你们知道江青同志平素干啥吗？这回他问的是俺。俺就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学习老三篇。他又问，学完老三篇干啥？俺说不知道。不光俺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队长说，鸡巴毛，这你们都不知道，江青同志平素学完老三篇，就坐在毛主席身边纳鞋底，可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她就不纳鞋底了，改打草鞋了。对，那会儿听队长一说，俺顿时就想起了冰莹纳鞋底的事。葛任看书时，冰莹就在旁边纳鞋底，打草鞋。至于葛任，他除了看书就是写书。他已经写了厚厚一摞，题目叫《行走的影子》。啥意思？这你还能不明白，说的是你走到哪，影子就跟到哪，身正不怕影子斜。俺老问他，喂，影子走到头没有啊？他说还早着呢。他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改。俺催他睡觉，他也不睡。他说，你去睡吧，别管俺。冰莹叫他也不行。有时，冰莹就让蚕豆去叫他。他只好停下来，给蚕豆唱儿歌。怎么唱的？俺前面不是说过了吗？你说啥，刚才没有记上？是不是因为俺唱得太好了，同志们光顾着听了，忘掉记了？好吧，既然同志们喜欢，俺就再唱一遍。乖蚕豆，蚕豆乖，睡到太阳爬出来；太阳出来红彤彤，起床跟俺干革命。蚕豆一瞌睡，他就又写开了。
嗐，再后来，他就没工夫写了。为啥？因为更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他呢。他听从党的召唤，去了大荒山。那会儿，大荒山是个苏区。对，大荒山他去过两次，这是第一次。他走到哪里，俺就跟到哪里。对，俺就是他的影子。他去苏区，俺当然也要跟到苏区。同志们都看到了，俺是一步一个脚印，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再后来为了革命事业，俺当上了表演，不得不和他分开了。可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不管走到哪里，俺的心都时刻和他连在一起。
& 行走的影子
我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冰莹曾经从法国来到北京。可当时葛任还在狱中，他们没能见面。返回法国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随母亲去了英国，住在英国的沙士顿。沙士顿离著名的剑桥只有六英里，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为了写作《绝色》一书，安东尼·斯威特曾经到过沙士顿。据他所说，沙士顿只有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美貌颀颀”的中国女子，常带着孩子来店里买香烟，“她披着镂空的披肩，面色忧郁”。冰莹的回忆，与此基本相符：
冰莹说，有一次她到杂货店买烟时，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后来国徽的设计者——写给徐志摩的信，已经在那里存放很久了。她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顿，而沙士顿的信件都是通过杂货店转发的。她立即往巴黎写了一封信，让那里的友人把她的信转寄到沙士顿。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从巴黎转来的信件。信是国内寄来的。一个从事教会工作的女友（注：即我的姑祖母），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那个地址，写信告诉她，葛任从俄国回来了，先在天津的育婴堂里帮助毕尔牧师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受于右任（注：时任上大校长）和共产党人邓中夏（时任上大教务长）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去了。她告诉冰莹，葛任现在仍是孤单一人，他依然爱着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记忆是呼啸的栅栏，栅栏一旦打开，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还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亲诉说着这些年来她对葛任的担忧。她想立即回国与葛任团聚，她的整个胸房都被这种激情充满了。她辞别了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了南安普顿（Southampton）港。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英格兰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时，天已经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峡的万顷波涛。因为归心似箭，我总觉得邮轮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后来，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远远望去，临着海峡的怀特岛（Wight Is.）上，已是灯火阑珊。”
经过长途旅行，当她终于到达上海时，竟因为大风退潮而无法进港。在港外，她又待了两天。盈盈一水，咫尺千里，那才叫度日如年。许多年前，她就是从这里送走葛任的。看着女儿那张幼稚的脸，忆及许多年前与葛任的分别，泪珠就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这是一九二三年秋天的事。当时葛任正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是俄语，与他同教一门课的是瞿秋白。他们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的寓所，也与瞿秋白和夫人王剑虹的寓所相邻。后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当时就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也住在慕尔鸣路。阿庆来到上海以后，也住在葛任和冰莹家里。葛任在上海大学待到一九二七年，然后他辞去了教职，专事著译。除了翻译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他还从俄文转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许多年前，他就一直想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时候，他突然想以家史和自己的经历，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并命名为《行走的影子》。而这个题目，就出自《麦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场：
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当时，毕尔牧师曾到上海看望过葛任和冰莹。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毕尔牧师记录了葛任对这部作品的设想。他还声称自己曾看到过葛任的部分手稿：
一沓土黄色的纸上，写着他父亲的故事。在他眼里，葛存道先生便是一个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像个影子似的悄然退下。写完父亲以后，他想写他自己，尔后写他的女儿蚕豆。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写这部《行走的影子》。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我告诉他，这个书名很是妥帖，因为《诗篇》中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现有资料表明，这部书葛任至死都没有完成。一九三二年，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战争结束以后，葛任就去了大荒山苏区，随后又参加了长征。冰莹说，葛任到大荒山时，还特意带上了正在写作的书稿，“他带走了书稿，也带走了我和蚕豆。他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新的、自由的生活”。
@ 杨凤良
俺这么一讲，同志们就心中有数了。只要设身处地一想，你们就明白了，多年以后，听到范继槐要俺去大荒山见葛任，俺心中有多么高兴。鸡巴毛，一颗红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对，俺前面说过，那会儿，范继槐对俺说，你去了之后，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那人究竟是不是葛任。还说，不是，那就把他放了；是，那就搞清楚他在那里有何贵干。他这么说的时候，俺就想，最好是，这样俺就能和葛任见上一面。当他交代俺，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伤他一根汗毛的时候，俺心里格格格笑个不停。蠢货，真他娘的蠢货！还用你说，俺当然不会伤他一根汗毛。
俺想拔脚就走，可范继槐拉住了俺。他说，已经有人去了大荒山，那人叫杨凤良。他要俺到了以后，先与杨凤良接上头，然后再做打算。鸡巴毛，杨凤良也去了？俺吃了一惊，想法一下子就变了。想，那人最好不是葛任，不然，俺可不敢做主把葛任放了。为啥呢，要是经俺手放走了葛任，俺在军统就待不住了，地下组织就要遭到破坏了。俺对范继槐说，将军，你是否能派别人去。范继槐说，为啥？俺顺口胡诌，说俺和杨凤良闹过矛盾，无法精诚合作。范继槐这个人，真他娘的有毛病，一下子来了兴致。他说，啥矛盾呀，说说看。俺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继续胡诌。说杨凤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俺好不容易弄了个女人，还没弄几天，就被杨凤良弄走了，搞得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了。哈哈哈，同志们俺这么一说，姓范的就上当了。他不光信以为真，还倒过来安慰俺。他说，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向毛主席保证，他真是这么说的，哄你是狗。他还说，女人多的是，杨凤良在大荒山有个相好，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而不往非君子也，你可以和他展开劳动竞赛，大干快上，把她也弄到手嘛。
俺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
那会儿，俺连忙说岂敢岂敢。他说，鸡巴毛，你平时不是很厉害嘛，怎么关键时刻就下了软蛋？俺说，将军，俺可不是要下软蛋，俺的条件不如他，他比俺排场，天生讨女人喜欢，俺争不过他呀。范继槐就给俺打气，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这样说，俺很高兴。然后他就告诉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这么一说，俺就想，狗日的杨凤良也确实不是啥好东西，俺要真把那女人弄到手，也算是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
同志们千万不要认为，俺是因为和杨凤良争风吃醋，才说他不是好鸟的。他本来就不是好鸟。葛任在大荒山一带出现的情报，就是他递给范继槐的。那一年他爹死了，他回福建长汀奔丧。路过大荒山时，这狗日的想起了自己的老相好，就中途下了车，来到了白陂镇。他的老相好是个开茶馆的，给他生了一个小反革命分子。杨凤良在白陂镇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那个相好和儿子送他去车站。那个站叫尚庄车站，离白陂很近，骑马也就是吃碗面条的工夫。就在去尚庄的路上，他的儿子看到了葛任。那时候，葛任也正从尚庄回来。那个小狗日的一看见葛任，就跑了过去，向葛任鞠了一躬。那会儿，杨凤良并没有把葛任认出来，只是觉得葛任有点面熟。待葛任离去之后，杨凤良就问他的相好，那人是谁啊，小杂种见了他变得那么乖。那个臭婆娘说，这人姓尤，叫尤郁，是个教书匠。对，尤郁是葛任的一个化名。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但凑巧的是，那一天，在尚庄以北几十里远的地方，有人把铁路给炸掉了，要过几天才能修通，杨凤良只好在白陂镇又住了下来。后来他就搞清楚了，尤郁就是葛任。他说，他当时高兴坏了，因为他想起蒋介石曾悬赏一万赏银索取葛任的首级。他没有立即将葛任打死，是因为他多长了个心眼：谁的首级越是值钱，就越是不能随便砍掉，因为那人肯定是党国争取的对象。他想，要是擅自行动，他不但得不到赏银，还可能丢掉小命。他赶紧向重庆方面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做好了在这里长期住下去的准备。这里俺要提前说一下，狗日的杨凤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不知道，他认出葛任的时候，刀子其实就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到了大荒山，俺和杨凤良照了个头，顾不上吃饭，就去见了葛任。那会儿是正晌午，是杨凤良陪俺去的。你们猜一下，狗日的杨凤良把咱们的葛任关到了啥地方？娘那个×，亏他想得出来，他竟然把葛任关在枋口小学，这不是故意往葛任的伤口上撒盐吗？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小学还是人家的老丈人胡安出钱建的。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建的时候俺也忙乎过一阵，又是搬石头，又是抬木桩，又是打地基，又是垒院墙。这么说吧，直到现在，一看见那些小呀么小儿郎呀，背着书包上学堂，俺就会想起建学堂的情形。学堂建在白云河边，离小学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湖。因为河上有一个水闸，所以葛任给那个小学起名叫枋口小学。是“东方红”的“方”带“木”字边，意思是水闸。葛任这次来，又把房子修了一下。他本来打算在那里好好地培养一批革命接班人，可狗日的杨凤良却把它变成了葛任的囚室。
去学堂的路上，俺对杨凤良说，杨凤良，上面派俺来，是因为俺是葛任的老朋友，在他面前能说上话，可以劝降他，好让他为党国效劳。杨凤良听了，连连点头哈腰，是啊是啊。还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他对葛任很照顾，没有让葛任难堪。俺说，这就好，俺会向上面反映的，让他们知道你办事得体。俺这么一说，他又是上烟，又是点火。不，俺可不是向你们要烟抽。俺说的是杨凤良给俺点烟。好吧，那俺就再接一支。俺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说。
来到校门口，俺看见有几个当兵的，穿着便衣在门口站着。虽然不知道老子的底细，但看到杨凤良在老子面前摇头摆尾，他们就知道老子是有来头的，都慌着向俺行礼。俺扬了扬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他们连忙喊，首长辛苦了。俺接着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日后组织上定会嘉奖你们，现在，你们就放心地护送杨将军回老家吧，老子提前恭喜你们升官发财。那帮狗日的听了，一个个都高兴得屁颠颠的，又是行礼，又是鼓掌，就差给俺磕头下跪了。俺还当场拍了拍杨凤良的马屁，给他灌了点迷魂汤。俺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一看你的部下，就知道杨将军治军有方。杨凤良的脸一下子笑成了一朵花。啥花，狗尾巴花。俺趁热打铁，宣布晚上设宴，为他们饯行。就在这个时候，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像一团火似的，在俺胸中熊熊燃烧了起来。俺心里想，不能考虑那么多了，为了英特耐雄纳尔能早日实现，俺得尽快把这帮狗日的全收拾了。只是因为想到了林副统帅的教导，小不忍则乱大谋，俺才没有立即动手。俺想，眼下，首先得把戏演好，演足。
马上就要见到葛任了，俺很激动，一颗红心怦怦直跳。为了不让杨凤良看出破绽，俺并没有立即进去，而是像检查工作似的背着手，先在院墙外面转了一圈。再回到校门口的时候，俺对杨凤良说，杨将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他一听，一下子哆嗦起来。俺说，看问题应该一分为二，要看到成绩，还要看到不足。俺这么一说，他连忙请俺赐教。俺像赶苍蝇似的，先把那几个小狗日的撵到了一边，才对杨凤良说，是这样的，你不该把小儿郎们赶回家，应该让他们继续上课，这样才能迷惑住人。鸡巴毛，你现在这么一搞，外人很可能会猜到咱们搞的是啥鬼名堂，这对开展工作不利呀。俺这么一说，他就又开始筛糠了。俺一边笑，一边安慰他，说，请你放心，俺不会往上面反映的。他连忙点头哈腰，说他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并没有让学生缺课，他另请了一位先生，学生们眼下正在镇上的一个庙里上课呢。杨凤良还对俺说，他对外宣称尤郁先生病了，暂时不能上课。俺说，好吧，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愿不要闹出啥事端。
杨凤良要陪俺进去，俺摆了摆手，让他在外面待着。请同志们猜一猜，为啥不让他跟俺进去？猜不出来吧？嗐，从重庆出发时，俺就已经想好了，见到葛任的时候，要是葛任装做不认识俺，那戏就好演了，因为俺倒过来就可以对杨凤良说，杨将军啊杨将军，你这鸡巴人是怎么搞的，逮错了呀，这怎么会是葛任呢？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虽说此人与葛任长得有几分相似，可毕竟是两个人呀。想到他可能会反驳，所以俺连对策都想好了。俺会这样对他说，别说了，对葛任，剥了皮俺也认得骨头。为了演好这个双簧，不出啥差池，俺有必要先给葛任打个招呼。俺就对杨凤良说，杨将军，你先在外面休息一会儿，别为俺担心，不就是个文弱书生吗，手无缚鸡之力，老子不会有危险的。怎么样，俺够机智的吧？俺这么一说，他果然信了，脚跟一碰，叭，给俺敬了一个礼，说，首长多保重。俺说，谢谢你的好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俺会看好自己的。俺点了一支烟，就进去了。
那会儿，葛任关在最里面的一间屋。屋子倒是挺大，有一丈见方。俺进去的时候，葛任正在睡觉。屋里很潮，墙根都长出了蘑菇。他躺在一个门板上，手中还握着一卷书。向毛主席保证，俺没敢打扰他。在睡梦中，他可能也在考虑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呢。俺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心潮逐浪高啊。俺心里说，看啊，为了革命事业，葛任都累成啥样子了。葛任同志本来就瘦，这会儿更瘦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看见他躺在那里活像个纸人，俺就不由得鼻子发酸（注：原记录者在此注明：“赵哭鼻抹泪，如丧考妣”）。俺从里面出来时，杨凤良赶紧凑过来，问俺怎么样。俺只好说，你看你急的！尤郁正在睡懒觉，啥也没说。他要走开的时候，俺拉住了他，说，你也辛苦了，待会儿，老子多敬你几杯。
不，同志们，向毛主席保证，俺可没有别的意思。真的不是向你们讨酒喝，哄你们是狗。好吧，既然你们想喝，俺就舍命陪君子。
& 关于杨凤良
阿庆提到的杨凤良，其实也是葛任的旧友。至于他为何来到大荒山，范继槐先生后面还要提到。在此，我们先听听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以便对杨凤良先有个大致的了解。这位当事人就是现在驰名西方哲学界的著名现象学家Bodde Sun先生。他原名孙国璋，早年是杨凤良的随从。二〇〇〇年冬天，应福州私立海峡大学校长王季陵先生的邀请——王季陵先生当年也是杨凤良的随从——孙先生回国讲学。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曾赶到福州拜见了孙先生。下面是当时的采访录音：
我与杨（凤良）先生同乡，皆为福建长汀人。长汀可是个好地方，河田鸡、斗笠、皮枕、茶叶，都天下知名。因有同乡之谊，杨先生对我甚是信任。尽管如此，在随他去大荒山之前，我对他的真实动机，仍不甚明了，以为他是借回家奔丧，到白陂镇与情人相会的。在路上，他自嘲这是一种sweet bitterness（甜蜜的痛苦）。到了白陂以后，他才告诉我，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带着情人远走高飞。是的，他早已厌恶政治，厌恶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他私下有句名言，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他说，这世上两样东西最脏，一曰政治，二曰女人的性器，可这两样东西，偏偏乃男人至爱。他比一般的男人要好，对女人他还是爱的，但对政治这种非人性的东西，他已深恶痛绝。他一直在寻找逃离重庆的良机，但苦于得不到此种机会。恰在此时，范继槐中将召他谈话，说有一重要情报，葛任又在大荒山现身了。范将军要他设法查证，在大荒山活动的人是不是葛任。因葛任之死妇孺皆知，杨先生自然认定此乃有人谎报军情，不足为信。他寻思，大荒山可谓天高皇帝远，此行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正好借此逃离政治旋涡。
他提到葛任，使我吃惊不小。先前，我也曾风闻葛先生已战死于二里岗。在白陂几日，我等也未曾听说葛任在此。我遂向杨先生表示，将军，事不宜迟，应立即向重庆方面复命，告之葛任在大荒山现身一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杨先生一边命我起草回电，一边准备起程。他的如花美眷已在此生活多年，不愿离开此地。经我等好生相劝，才答应离开。但就在那一晚，发生了这样一桩事。那一晚，我等刚刚睡下，便听见一声闷响，有如天边滚过一阵响雷。第二日，便听说附近铁路已为歹人所毁，死伤惨重，列车之南来北往已被阻断。我等便只好暂时滞留于此。多年后，我忆及此事，仍觉得此乃Foucault（福科）所说的真理意志的体现。在随后几日，我们果真在白陂见到了葛任。原来，乔装为白陂小学教书先生的，即是葛任。他隐居此地，已有多日，除了教书，便是从事著述。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尊奉邓（小平）先生之实事求是精神。在此，我也实事求是对你讲，因往日的交情，又因葛先生本人德馨才高，杨先生对葛先生甚为尊重，未曾丝毫为难于他……
顺便插一句，孙先生所说的炸毁铁路的“歹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宝（郭宝圈）一伙。虽然历史来不得假设，但孙先生还是认为，如果不是铁路的被毁，“葛任日后或可善终”。
铁路之被毁，扰乱了杨先生之部署。设若此事未曾发生，葛任先生日后或可善终。当时，杨先生曾与我商讨该如何向重庆方面回电。他说，他与葛任交情非同寻常，应寻找良策。哦，谱系学，情感的谱系学。此番回国，我曾对国内学人提到，Foucault（福科）认为要将Dialectice（辩证法）、Genealogy（谱系学）、Strategy（谋略）结合在一起研究，因为此三者在不同境况下决定人之typesofpractice（实践形式）。在讲台之上论及此事，许多年前与杨先生的那次对谈，便又浮现于心头。我记得，我曾反复向杨先生说明，范继槐既派将军来此，那便足以表明他亦不甚相信那些情报，无法断定那人即是葛任先生，将军正好利用此便，讲明那人并非葛任，尔后我等逃之夭夭即可。
他犹疑了，说，一切待与葛先生晤谈之后，再作定夺不迟。他们晤谈之时，杨先生问及二里岗之战，葛任笑而不答，似有难言之隐。杨先生遂劝葛任与他一起离开此地，葛任对曰：“我已病入膏肓，难以再经受奔波之苦。”说此话时，葛任身体并无大碍，尚可远足。设若当时动身，至福州等地得以及时疗治，葛任当可安然无恙。但在等待铁路修复之时，事情已变得复杂起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先是一个叫宗布的人来到了大荒山。他一来，我便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并非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一名教书先生，而是因为葛任来的。在我走之前的那一晚，宗布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尔后，范继槐委派的人也来了，那是一位姓赵的将军，据他自己所言，他也是葛任的旧友。
赵将军到后几日，我离开了白陂镇。因铁路不畅，我是步行离开白陂的。此时我已有不祥之感。与杨先生辞别之时，我曾言道：“我先代你回去办理丧事，你亦当尽早离开。在此耽搁日久，恐生变故。”怎知一语成谶，我这一走，果真与他永诀了。在长汀，我再没有等到他。我当时便疑心杨先生已遭遇不测，甚至疑心有人尾随我到长汀来，杀人灭口。我便逃离了长汀。在如今的深圳附近，乘一条小舢板，漂到了香港，之后又到了国外。我发现自己乃无用之人，遂将一生献给了哲学，因哲学便是世上最没用的学问。
按阿庆的说法，杨凤良曾向范继槐回电，报告了葛任在大荒山的消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范继槐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杨凤良发给他的电文是：“〇号在白陂，妙手著华章。”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在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下，孙先生说：“我没必要说谎，杨先生不可能回电。出于对葛任的尊重，他断然不会将葛任送给政府。要知道，他没与我一起走，为的便是寻找机会，与自称为葛任友人的赵将军商议，如何将葛任带离大荒山。”他接着说道，“当初起草的电文，最后还压在我手里，未曾发出。”而当我将阿庆和范继槐的说法转述给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鼻孔哼了一声，以显示自己的不屑。我想，读者朋友看完本书以后，或许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孙国璋先生所述完全属实，那么杨凤良先生后来死于阿庆之手，就不能不说是天大的误会。
@ 密电
俺已经喝迷糊了。刚才喝酒时，俺觉得已经到了共产主义了。队长有一回说，到了共产主义，吃香的、喝辣的，都由你自己挑。还说，到了那会儿，不管是谁，大肠头都往外冒油，放个屁都飘着油花。俺对此是日也思来夜也想。你说得对，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只有紧紧依靠组织，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俺心中就时刻装着组织。见到葛任的当晚，俺就给组织发了份密电。当时，俺受窦思忠同志的秘密领导。你们知不知道窦思忠？不知道？那俺就不说了，俺对他也不了解，最初是田汗同志让俺和他联系的。俺在密电里说，俺见到葛任了，他被囚在大荒山。窦思忠给俺回了一个密电，说，以后就称葛任为〇号。俺大吃一惊，因为从重庆出来时，范继槐曾给俺说过，他给葛任定了一个秘密代号，〇号。日怪了，都是〇号，说明啥问题？俺想啊想，后来终于想明白了，组织上一准从另外的渠道得到了消息，这是将计就计。可是后来，等俺见到了白圣韬，他却说，〇号是组织上给起的，意思是圆圆满满。那会儿，俺请组织上立马派人过来，想办法营救葛任。俺还向他保证，俺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下保证的时候，要说俺心中没有顾虑，那是瞎扯淡。事情明摆着，这事如果办不好，不光救不了葛任，俺自己也得搭上一条命。所以俺向窦思忠同志建议，最好能派个娘们儿过来。对，不是娘们儿，是女同志。女同志容易麻痹敌人。谁知道，最后来的却是个臭爷们儿。当然，俺也理解这是组织上对俺的爱护，生怕俺犯鸡巴作风错误。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喜雀（鹊）还没有叫枝头，俺就爬起来去见葛任了。杨凤良像个跟屁虫似的，想跟去。但俺没有批准。俺进去的时候，葛任正趴在用门板搭成的床上写东西。奇怪的是，见俺进来，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他笑着对俺说，赵将军辛苦了。听了他的话，俺差点流下泪来。他和俺紧紧握手。他的手很热，就像革命的炭火。他问俺是不是已经来过一趟了。俺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突然说了一句诗，郑板桥的诗，梦中做梦最怡情，蝴蝶引人入胜。他说这是郑板桥《西江月·警世》中的一句。他告诉俺，他在梦中见到了俺。俺笑了，千言万语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说，赵将军啊，俺可不是开玩笑，几天前，俺就猜到你要来大荒山，俺已经等你很久了。听他这么一说，俺就想，莫非是杨凤良把俺要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俺就问他，是不是听杨凤良说的。俺想，鸡巴毛，要是杨凤良透露了这个消息，那就太好了。那样俺就算抓住了他的把柄，金猴奋起千钧棒，以泄密罪将他一棒打死。但葛任却说，他和杨凤良从来没有说过这事。
你说啥，是俺给葛任通风报信了？嗐，怎么会呢？隔着千山万水，俺想通报也通报不成呀。向毛主席保证，俺说的都是真的。葛任的革命预见性很强，是他自己估算出来的。不信，俺可以再讲一个例子。跟俺谈话的时候，他甚至猜到白圣韬要来大荒山，还说白圣韬是奉田汗的旨意来的。那会儿，俺还不知道谁是白圣韬。他说，白圣韬是他的一个朋友。俺问，你怎么知道白圣韬要来。他说，因为白圣韬不光是他的朋友，还是田汗的朋友，同时还是个医生，是最最最合适的人选。神了，真神了，日后跑来的，果然是那个姓白的。
俺和他说话时，屋里冷飕飕的。俺出去了一下，命令那帮杂种们赶紧生火。回到屋里，他坐在床板上，上下打量着俺，还问俺抽不抽烟。他抽的是飞马牌香烟，上面画着一匹骏马，马背上长着翅膀，正阔步奔向共产主义。俺抽了一口，那烟已经发霉了。俺就把俺的雪茄烟给了他。他抽了一口，连连咳嗽，脸都咳红了。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俺看见那床板上还有两个窟窿，是门锁留下的。怎么能让葛任睡这样的床板呢？俺就又跑了出去，命令杂种们搞上一个带围杆和顶篷的木床。
忙了一阵，俺才静下心来和葛任说话。俺有多少话儿要对他讲呀，可真的见了面，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俺对葛任说，你在这里受苦了，有啥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出乎俺的预料，葛任说他并没有受苦，还说他在这里过得挺好，很幸福。同志们，坦率地说，俺当时没有听懂他的话。俺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问他都需要啥东西，说俺可以让人送来。他说，他需要一些纸张，写一些文章。这时候，他才向俺解释，他一直想坐下来写文章，可总是没有机会，现在总算逮住了机会，身体却不行了。我问他要写的是不是《行走的影子》，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俺对他说，时间有的是，你不要着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立即把俺批评了一通，说，阿庆啊，可不能这样想，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哄你们是狗。他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俺又问他写的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行走的影子》。他笑了，说，你问得真细，是不是审俺啊？俺连忙说，哪里哪里，俺只是随便问问。
到了这会儿，俺才想到，他其实是拐弯抹角提醒俺，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你们知道，咱们的优良传统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他这么一说，俺就赶紧做了一通自我批评，说俺错了，不该胡问，一定改正。看到俺进步神速，这么快就认识了错误，他别提有多高兴了。同志们，进步神速可不是俺自封的，而是葛任同志说的。听到他的表扬，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刚表扬完，杂种们就丁丁咣丁丁咣把床抬进来了。他们还算有眼色，还搬来了桌子、椅子、脸盆架。还是那句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葛任立马坐了下来，趴到了桌子上，又开始了工作。俺呢，一来不想打扰他，二来正急等窦思忠的密电，就回到茶馆了。对，那时候俺就住在茶馆。杨凤良和小婊子原来就住在这里。俺来后，杨凤良不得不腾了出来，搬到了白云河对面的菩提寺。
回到茶馆没多久，俺就收到了密电。密电上说，一个叫白圣韬的家伙即将来到大荒山，协助俺工作，还要将一份密令转交给俺。同志们，你们可以想一下，捧着那封密电，俺对葛任是多么佩服。说五体投地，那是一点也不过分。他真是料事如神啊。还是那句话，俺并没有跟他通风报信，是他自己估算出来的。俺想，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结果。看密电的时候，帮俺翻译密电的女人对俺说，长官，你怎么谢俺呢？说着，女妖精就娇滴滴地靠了过来。俺立即想到，女妖精很有可能把密电透露给杨凤良。怎么办呢？策略是革命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得讲究策略。俺没有硬来，当她趴到俺身上时，俺给她来了个将计就计，也抱住了她。接着，俺就掐住了她的脖子，慢慢用力。开始，她还像怕痒似的，格叽叽格叽叽乱笑。鸡巴毛，她可真不要脸呀，硬把奶头往俺嘴里塞，嘴角都快给俺撑破了，一边塞还一边笑，格叽叽格叽叽。笑，让你笑。俺这么想着，就卡着她那野天鹅一样的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秋风扫落叶之势，猛一使劲。亲爱的同志们，但听咔嚓一声巨响，女妖精就去见了阎王。利索得很！为了不让敌人发觉，俺不光砸掉了发报机，还扒掉了她的裤子。扒裤子时，她的皮带扣怎么也解不开，急得人嗓子眼冒火。俺对自己说，阿庆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沉着，要冷静。关键时刻，还是党给俺智慧给俺胆，俺拿着刀朝她的裤腿豁了一下，白亮亮的大腿就露出来了。然后，俺照着她的大腿根就是一脚。不是吹的，那一脚踢得漂亮极了，屎都给她踢出来了。这一下，俺心满意足了。俺相信，不管谁看了，都会以为那是坏人干的。别说，事后还真的没人怀疑到俺头上。当然，冤有头，债有主，血债要用血来偿，为了给部下一个交代，俺还装模作样查了好久。再后来，俺干脆把发报员的死，赖到了杨凤良头上。
& 一个谜案的揭晓
读白圣韬自述的时候，我一直纳闷，窦思忠为什么再也没能与阿庆取得联系呢？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阿庆把发报机砸了，把报务员杀了。
@ 盼星星，盼月亮
干掉那个女妖精，俺来到了街上。站在白云河边，俺是心潮逐浪高啊。俺想，既然白圣韬是代表田汗同志来的，又是葛任的朋友，那他一来，就啥都好办了。俺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白圣韬快点来。
俺这样讲行吗？
嗐，那还用说，俺当然知道田汗（现在）是无稽地委书记。去年夏天，队长把人叫到一起开会，让俺替他读报。报上说，首都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到无稽演出，田书记给他们送去了锦旗，还和宣传队合影留念。读到田书记的名字，俺很激动，都哭出来了。队长踢了俺一脚，说，哭个屁，好好念。俺就接着念。上面说，在田书记的陪同下，宣传队的小红女同志，也就是《朝阳坡》里的那个妇女队长，来到田间地头，给贫下中农同志们演唱《朝阳坡》。念到这里，队长说，停一停，日你妈叫你停一停。俺只好停下来。他说，都竖起耳朵，好好听着，俺给你们唱一段《朝阳坡》。同志们知道朝阳坡吗？对，就在二里岗旁边。虽说它没有大寨有名，但起码跟小靳庄差不多。报纸上说了，小红女经常在朝阳坡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是啥意思，俺不懂。生活就生活吧，怎么叫深入生活呢？后来听说小红女经常和朝阳坡的老乡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俺就知道了，深入生活就是先吃睡再唱戏。不，这话不是队长说的。他懂个屁。当然，虽说他不懂这个，可他会唱。对，他唱的就是这一段。这一段俺也会唱。要不，俺给你们唱唱？嗐，急啥呢，唱完再讲也不迟呀。平时唱惯了，一天不唱，嗓子发痒，两天不唱，心中发慌。
朝阳坡，朝阳坡从未有风平浪静
和平中不和平，两耳细听枪炮声
土改后狗地主反攻倒算
整日里想变天切齿有声
到今日文化革命凯歌高奏
帝修反想复辟狗急跳墙，急得发疯
世界风云幻，举国红心同
知识青年们，扎根闹革命啊
岂容得阶级敌人破坏这伟大运动
同志们，擦亮眼，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要知道，春暖时，还须留意寒流与霜冻
胜利后更要反复辟坚持斗争
党啊，亲爱的党，您像那苍松翠柏
根深叶茂，万古长青
您的话我们时刻记在心间
我们要在这朝阳坡巍然屹立，永不凋零
怎么样？不行？看来，俺还得继续努力呀。同志们一准比俺唱得好。马瘦毛长耷拉鬃，穷人说话不中听，说实话，队长不行，（唱得）比哭丧还难听，真的还不如俺。不过，他唱的时候，俺还得乖乖竖起耳朵，装做听得很入迷。其实，他唱的时候，俺正瞟着田汗的照片。照片上的田书记正坐在田间地头，和革命群众促膝谈心。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就像我现在这样，盘着腿，一只手端着大茶缸，一只手拿着红宝书。看到田汗同志身体健康，俺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好，俺接着说。俺可不是吹牛，硬往脸上贴金。说起（俺）和田书记的革命友谊，那也是比天高，比海深。向毛主席保证，俺没耍花腔，说的都是大实话，哄你是狗。他和葛任是老乡，都是青埂人。俺当然见过他。他会魔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是他的绝活。俺刚见他的那会儿，他比现在瘦，身上还有虱子，呸呸呸随地吐痰，就像个要饭的。不过，他养的那些鸽子却一个个肥头大耳。他来杭州找葛任，可那会儿，葛任刚从日本回来，还在北京医专教书。他扑了个空。你说啥，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了？哦，俺想起来了，鸽子没有耳朵。咦？瞧你说的，鸽子怎么能不长耳朵呢？要是不长耳朵，那它们怎么能听见田书记调遣呢？说来说去，耳朵还是不能少。那些鸽子都很听田书记的话，田书记说，去去去，去树上捉只害虫。鸽子就乖乖地飞上树，消灭几只害虫。田书记说，来来来，来背背老三篇。鸽子就咕咕咕，咕咕咕，背一遍老三篇。田书记对鸽子说，累了不是？那就养精蓄锐以利再战。鸽子就把脑袋别到翅膀下面，乖乖地打起了呼噜。
后来，田书记也去北京了，去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了。临走，田书记还留给俺几只鸽子。同志们，田书记把鸽子留给俺，是很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它可以时刻激励着俺，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他这一走，俺就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再见到时，他已经是红军将领了。前面说了，那一年，俺随着葛任来到大荒山。有一次，俺发现有一个人很面熟，可是叫不上来名字。俺问葛任，咦，那人是谁。葛任说，你问谁？俺说，就是那个比杨子荣还要英俊还要威武的同志。葛任圈起食指，刮了一下俺的鼻子，说，嗐，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了，他就是田汗同志呀。田书记的记性比俺强多了，上来就认出了俺，还亲切地称俺小鬼。俺心里暖洋洋的，可泪花却像那断了线的珍珠，扑嗒扑嗒往下掉。
同志们想想，知道白圣韬要从田书记身边来，俺会多激动。俺想，见到了白圣韬，也就算见到了田书记，就像去了延安。俺还想，等完成了任务，俺就给组织上说说，让俺挥手从兹去，告别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别了，军统。别了，司徒雷登。鸡巴毛，一拍屁股去延安拉倒。
& 山花烂漫
我在《无稽方志》（一九九〇年编选）的第二一五页，找到了阿庆所提到的小红女在无稽活动的有关报道：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近日，首都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乘着革命的东风，来到无稽地区。天刚露出鱼肚白，宣传队就在田汗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郊区无稽崖下的梯田里，为革命群众演出《朝阳坡》。剧中妇女队长的扮演者小红女同志，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迎着喷薄而出的红太阳，为同志们演唱了最有名的唱段：“朝阳坡从未有风平浪静。”当她唱到“知识青年们，扎根闹革命”的时候，田地里的知青同志们，都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曲唱完，看到知青们的手都被石头和榔头磨破了，小红女同志热泪盈眶，当场赋诗一首：“困难是石头，决心是榔头。榔头砸石头，困难便低头。”田汗同志也当场讲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稽崖下的这片山冈，就只长树木，不长庄稼。什么山花烂漫，什么鸟语花香，那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现在，我们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精神，把这些树木统统砍掉，把杂草统统烧掉，让它变成我们的米粮川。小红女同志再来无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宣传队的同志，吃上梯田里长出来的大米。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同志们都高喊有这个决心，喊声直上重霄九。在小红女同志的鼓动下，在田汗同志的指挥下，同志们斗志昂扬，干劲倍增，好多人轻伤不下火线。还没到正晌午，大树已经砍光了，杂草已经烧光了。看着那光秃秃的山冈，和山冈上迎风招展的红旗，同志们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正如阿庆说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在审查组找阿庆谈话之后不久，田汗就被打倒了。田汗被打倒的原因，就与上面这段文字有关。《无稽方志》的第二二三页，收录了这样一篇文字：
近日，无稽地区的红卫兵，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揪住了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田×。田×的反革命言论，可以说是车拉斗量，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吧，他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反调。胡说什么“山花烂漫是资产阶级货色”。难道他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白纸黑字，铁板上钉钉，他的罪恶是想赖也赖不掉的，他的屁股是擦不净的，因为他的黑暗用心已经大白于天下，并将继续大白于天下。我们将随时向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田×的反革命罪行。在这你死我活的历史时刻，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将田×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注意到，由朱旭东捉刀完成的《田汗自传》一书，也用到了这段文字，意在说明田汗在“文革”期间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而《方志》里之所以用“田×”代替“田汗”，是因为《方志》出版的时候，田汗同志早已平反了，再指名道姓就有些大逆不道了。
@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盼星星盼月亮，可是一天天过去了，白圣韬却迟迟不到。俺都快急疯了。为消磨时间，俺整天泡在茶馆里。有一天，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俺正在茶馆喝茶，突然看到杨凤良和一个穿灰色长袍的人往镇上的祠堂走去。俺对那人的身影非常熟悉。虽说隔得很远，没能看清他的脸。可俺知道，俺一准认识他。不用说，在那一刻，俺甚至想到，莫非他就是白圣韬？莫非白圣韬是个化名？
小不忍则乱大谋。俺忍了忍，没有追过去。那会儿，俺还拉住茶馆里的一个女人，拉她在俺身边坐下。为了吸引那家伙的目光，俺还把那女人的发簪抽出来，朝她的屁股扎了一下。哎哟，那臭娘们叫了一声。叫归叫，她还是乖乖坐到了俺的腿上。她的屁股肥又大呀，坐得俺鸡巴酸又麻。那家伙和杨凤良果然都扭了一下头。真他娘的下流啊，这些人永远脱离不了低级趣味，整天就等着看这个。因为隔得远，俺还是没看清那家伙是谁。俺恼了，照着女人的屁股又是一下。
一整天，俺都心急火燎的。到了晚上，俺刚刚睡下，俺的手下突然来敲门了。他说，有个人想见俺。俺马上想到，是白圣韬来了。俺顾不上穿衣，光着屁股就跑了出来。还是白天看到的那个人。他还穿着那身灰色长袍。他径直走到桌子跟前，挑亮了灯捻。惊天地，泣鬼神，这一下，俺看清他是谁了。俺差点叫出声来。他竟然是宗布。即便俺是个傻×，俺也知道他是为葛任的事情来的，更何况俺受党教育多年，早就不是傻×了。但他是受谁的指派，和姓杨的是啥关系，俺就说不上来了。
他说，他现在是个商人，经常来大荒山区收购茶叶、香菇、莲子，也收购蚕豆。狗屁！大荒山哪有啥蚕豆，说得也太离谱了吧？俺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有这样说，只是瞪着眼，看他还要耍啥花腔。他红口白牙，说，现在呢，茶叶尚未上市，他只好在这里当私塾先生。俺心里想，编吧，吃柳条屙筐，就肚编吧，等你编完了，俺再揭掉你的画皮。他说，杨凤良找到他，让他给学生代课，他就答应了，反正教一个是教，教两个也是教。俺说，你和杨凤良关系不赖呀，是故交吧？他立即表示，他们以前并不认识。
当天晚上，俺没有和他啰嗦那么多。当中隔了一天还是两天，他又来找俺来了。他想和俺一起出去散步。俺说，你不老老实实给学生们上课，跑来这里干啥？他说，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俺问他给学生们上啥课，他说《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俺问他，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祖国的花朵们能听懂吗？他说，还讲了些别的，念上去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志们都听听，这都是啥破玩意儿。俺心里那根弦一下绷紧了。呸！老不正经，讲这些腐朽下流东西，不是故意要把祖国的花朵们往邪路上领吗？
好，俺接着讲。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俺和他出去了一趟。同志们，大荒山的景色好得很啊，山河壮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美中不足的是，革命的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毛竹还没有披上革命的盛装。俺走到了一个高高的山冈上，下面就是凤凰谷。当地人说，很久以前，那里有许多凤凰。对，俺再抽支烟。前面不是说了吗，俺喜欢抽凤凰烟，就是因为俺去过凤凰谷。那会儿，俺站在山冈上，叉着腰，往下一望，心潮逐浪高，革命的豪情油然而生。从那里还可以看到关押葛任的枋口小学，看到黑墙和房顶的青瓦。俺单刀直入，对宗布说，你给俺说实话，你到这里来，是不是与葛任有关？他还是没说实话，说他到了以后，才知道葛任关在这里。鸡巴毛，谁会相信他的鬼话呢？俺就又问他有啥打算，是不是想看在冰莹的面子上，把葛任救出去。这一下，他哑巴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皮球踢给了俺，问俺打算怎么做。他娘的，当然不能告诉他俺正等着白圣韬。俺就说，俺现在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等着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好，好。谁鸡巴知道他的好是啥意思。说完，他就开始往山下走。俺不知道他安的啥心，也只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走到一个巨石旁边，他从石缝里揪出一枝杜鹃花。杜鹃花刚发芽，他把它放在鼻尖下边闻着，还耷蒙着眼。闻了一会儿，他又把杜鹃花放到石头上。他这种资产阶级情调，惹得俺一肚子气。不过，俺没有发作，因为俺还等着他的回答呢。俺想，花你闻过了，谱你也摆够了，你总该老老实实回答俺了吧？可是，他还是没有回答，又往山下走去了，一直走到一条小溪旁边才停住。他捧着水，看了半天，还是没有说话。水边走过几个穷和尚，他们都来自菩提寺，穷得连挂念珠都没有。宗布看着他们，眼睛眯成一条缝。眯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同志们都来听听他是怎样放屁的吧。他说，这里天高皇帝远，葛任来这里，就是为了能葬身于此。他的话比屁都臭，可他不但不觉得臭，反而还津津有味。他说，他一来到大荒山，就产生了和葛任一样的念头，也想葬身于此。还说，他希望俺能给军统打个报告，讲清楚葛任已经无意于政治，毫无利用价值，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归于尘土。
俺现在还记得，那会儿，俺插在屁兜里的手动了一下。是啊，俺差点扣动扳机，将他当场毙掉。之所以没扣，还是因为那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啊，在白圣韬来之前，尽量别把局势搞乱。这么一想，俺就咽下了那口恶气。
在回去的路上，宗布突然问俺，杨凤良啥时候走？还说，一定要提防杨凤良，在这节骨眼上，杨凤良啥事都干得出来。俺说，好了，用不着你提醒，俺知道那狗日的没安好心。他一支接一支抽烟，不吭声了。他还问俺抽不抽烟。同志们，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俺一下子提高了警惕。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俺的手本来已经伸出去了，这么一想，就又收了回来。可是，俺又转念一想，对自己人来说，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敌人来说，你浪费他的钱财越多，你对革命的贡献也就越大。于是，俺接过他的烟就抽了起来。他抽的是啥烟？白金龙，南阳（洋）烟草公司的白金龙。你说得太对了，一听这牌子，你就能闻到一股纸醉金迷的味道。
俺正浪费着他的钱财，他突然问俺，能不能想点办法，把杨凤良支走？俺一听就笑了，说，宗先生啊，那姓杨的要是俺肚里的屁，俺就自作主张把他放了，可他不是啊。出乎俺的预料，他突然表示，他可以去做杨凤良的工作，让杨凤良早点滚回福建。俺说，你说得倒轻巧，要是你真能把他哄走，俺一定会重谢你。他牛皮哄哄地说，你就等着瞧吧，俺保管他三天之后，乖乖地离开大荒山，滚回福建长汀。看啊，稀罕事都让俺给碰上了。一个私塾先生竟然可以支配一个国民党将军。此事若能办成，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国军已经毫无指望了。从来只有党指挥枪，哪有私塾先生指挥枪的。鸡巴毛，那不是乱套了吗？
俺这样讲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你说啥，宗布和杨凤良交涉的结果？嗐，说出来能让你笑掉大牙，水运庄（注：信阳劳改茶场附近的一个回民村）的牛都被他吹死了。第二天，他来找俺，说他和杨凤良谈了，但杨凤良不理他那一套。俺问他和杨凤良都谈了啥。他说，他对杨凤良说，他掐算了一下他的八字，算出他家里出了事。杨凤良问啥事。他说，具体啥事，他也搞不清楚，但必定和阴宅有关。其实，是俺告诉他杨凤良家里死了人的，他只是照葫芦画瓢，又重复了一遍而已。他劝姓杨的忙完公务，赶紧回家看看。杨凤良说，他早就知道他家的阴宅有问题，影响他传宗接代，所以他才要找那么多相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遍地撒种，通过量变寻求质变。还说，矬子里拔将军，他不相信那么多儿子当中，不出一个有用之材。宗布一听，傻眼了。他捻着胡子想了半天，又对杨凤良说，要是你不回去看看，你本人的性命也会出些问题。杨凤良问宗布，此话当真？宗布说，哄你是狗，要有半句假话，俺现在就可以辞掉教职。宗布还送给了杨凤良一笔钱，说那算是送给他的路费。对，他在贿赂杨凤良。俺也问过宗布，你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那狗日的没有？宗布说，打中了，一炮就打响了。他说，他对杨凤良说了，他知道将军日后一准升官发财，到那会儿，他有用得着杨将军的地方，望杨将军能念及今日的缘分。他说，他这么一说，那狗日的就鬼迷心窍，把钱收下了。但是，同志们，杨凤良贪心不足蛇吞象，弄了第一笔钱，还想弄第二笔钱。对，他还等着老蒋给他发赏钱呢。所以，他还是没走。你说啥，（宗布）有没有给俺塞钱？塞了，俺也收了。前面不是说了，浪费敌人的钱越多，对革命的贡献就越大。
没能把杨凤良劝走，宗布一准感到丢了人，所以他第二天就走了。别了，司徒雷登。从此，俺就再没有见过他，反正他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咱们就不要说他了。俺真是没有见过他。向毛主席保证，俺说的都是实话，哄你是狗。不用你提醒，俺也知道要对历史负责。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俺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嘛。谁要骗你们，那就美帝是娘，苏修是舅，姓肇（赵）名叫不是人揍（做？）。这一下，你们总该信了吧？
& 宗布的大荒山之行
冰莹一口否认，宗布到大荒山是受她的委托。事实上，后来得知宗布去了大荒山，冰莹还极为恼火。在冰莹看来，宗布不但没有起到救助的作用，反而加速了葛任的死亡。她的理由是：“宗布的出现，会让葛任想起自己失败的一生，让葛任更加绝望。”不用太费力，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句话里其实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冰莹一直在为自己和宗布有过的婚姻事实感到羞耻，并以己度人，认为葛任会把这个事实看成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败。
在一九四三年年初的那个雪天，宗布和冰莹在上海分手后，冰莹去了重庆，而宗布则去了香港。到香港的第二天，他便前往发表过《蚕豆花》一诗的《逸经》报社。他想从总编徐玉升那里，打听到葛任的确切消息。但因为徐先生当时并不在香港——我从徐先生的《钱塘梦录》一书中得知，他当时回杭州为父母扫墓去了——因此宗布此行其实一无所获。也就是说，当他从香港起程前往大荒山的时候，对葛任是否还活着一事，他也并不能肯定。他只是推测葛任应该还活着，并且很可能就在大荒山。那么，他是如何推测的呢？黄济世先生在《半生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几日，宗先生手捧《逸经》，神情恍惚，有时竟至涕泗横流。余曾借来一阅，未见有何异常。有一文章，云蒋中正与宋美龄飞赴埃及开罗，途经驼峰（注：即喜马拉雅山）时，座机机长突发心脏病，险些机毁人亡。宗先生向与蒋氏政权不合，自当不会为此伤神。更何况此乃旧闻，蒋氏夫妇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抵达开罗，并于当日拜会了英伦首相裘吉尔（现译丘吉尔）。又有一日，虽是午后，然天光微暗，酷似傍晚，他又恍惚了起来。在余催问之下，他方告知，《逸经》中有一诗名为《蚕豆花》，虽署名尤郁，但他疑为葛任新作，葛任应该还活于人世。又云，设若不出意外，葛任应藏身于大荒山，与女儿蚕豆相伴，共享天伦。据他所说，蚕豆乃甲戌年（注：一九三四年）于大荒山失踪的。他以此推断，二里岗之战，或为葛任金蝉脱壳之计。逃生之后，葛任径自到大荒山寻找女儿去了。宗布此时已年近七旬，自忖来日无多，故思女心切，欲亲赴大荒山。宗布所言实乃牵强，然而，他执意要去，外人又岂可阻拦。
顺便说一下，近来，海外有些学者正是凭借这段文字，认定葛任之所以到大荒山，就是要寻找自己的养女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敢轻下结论。因为正如白圣韬所说，“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证实，即宗布去大荒山，其初衷并非要救葛任，而是想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蚕豆。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蚕豆——早在一九三四年，即红军从大荒山撤退后不久，我的姑祖母就在埃利斯牧师的陪同下来到大荒山，将蚕豆接走了。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论。
黄济世先生接下来还写道，宗布去大荒山的时候，“囊中深藏巨额款项”。那笔钱是为他的女儿蚕豆准备的，“设若蚕豆已嫁做他人妇，那便续作陪嫁，以补为人父之歉意”。他没有见到女儿，但那笔钱还是花光了，“回到香港时，他已是囊中空空，如叫花子一般”。他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看了阿庆的自述，我才知道他的钱都用来贿赂杨凤良和阿庆了。
二〇〇〇年春天，孙国璋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曾提到宗布和杨凤良曾有过一次交谈。因为没能见到蚕豆，而葛任又身陷囹圄，所以宗布一改初衷，想重金收买杨凤良，以使葛任获救：
在我走前的那一晚，宗布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在哲学上，这叫alecheia（去蔽）。他坦言，他是来救葛任先生的，请杨先生开个价。我记得他曾说起，他与葛任的父亲早年皆为康氏同党，后又与葛任先生有过交往。但在那交往中，他曾有负于葛任。杨先生说，他愿听其详。宗先生遂言道，当年他曾出资送葛任去苏联。对，现在叫前苏联了。正是这一经历，使葛任日后得以在党内身居高位，以致有今日高额悬赏及被囚之事。杨先生又问道，冰莹莫非你也认识？我至此方知，以前所闻葛任之妻曾被一位康氏追随者霸占一事，即为眼前之人所为。闻听此言，宗布汗颜不已，说，这段经历使他多年来深以为愧。他愿出巨资买得葛任的性命，以求内心平安。杨先生遂提到，一俟铁路畅通，他便将葛任一起带走，葛任性命无忧，勿需挂念。宗先生对此似乎还不大相信，说已有多人在观望此事，杨先生切勿oscillation（犹豫徘徊），倘生变故，致使葛任命丧白陂，杨先生便是历史罪人。杨先生抚膝大笑，讲宗先生尽可放心。据我所知，当晚杨先生便要将那笔钱转交给葛任。至于葛任是否收下，我就不得而知了。
《绝色》一书写道，宗布回到香港后，曾给冰莹写来了一封信，他天真地告诉她，葛任定然获救，让她安心等待葛任的好消息，“他说，他赎回了自己的罪。仿佛葛任的被俘，是历史赏给他的机遇。他也提到了丢失的蚕豆，称这是他一生的痛苦”。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正如读者朋友已经看到的，在阿庆的自述中，宗布就像个小丑。但阿庆的后人对我说，当时，阿庆只是出于形势需要，才“痛打落水狗”的。当时参与此次调查的余风高先生，也曾对我提到过阿庆的“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不老实”，“把他当特务的那套本事都用上了”。那么，阿庆对宗布真实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据阿庆的后人说，阿庆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留下过一些文字材料。后来，这些材料都落入余风高之手了。但我再来找余风高的时候，余风高已经钻进了骨灰盒。余风高的小儿子余立人说，那些材料都掌握在他的手心。接着他就把话题扯到了他的传销公司“华伟消费联盟”上面，夸它如何好如何好。“好”自然是指能挣大钱。他们的传销产品，就是阿拉斯加海豹油。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某电视台在关于二里岗的一个娱乐性节目中，为特约嘉宾颁发的奖品，就是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了看到那部分材料，不得已我只好加入他的传销公司。随后，余立人打开骨灰盒下面的一个小匣子，从里面翻出一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信纸题头印着毛主席语录：“自己错了，也已经懂了，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人。——《反对自由主义》”接下来，才是阿庆的笔迹：
今天，审查组的同志们来找我（注：有意思的是，阿庆说话时用的是“俺”，这里却用的是“我”），了解葛任同志最后的英雄事迹。他们明天还要来。我不得不提到了宗（布）。反正宗（布）早就灰飞烟灭，死无对证了，俺就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他臭骂了一通。宗布，若你地下有知，一定要体谅我。我对不住你，我给你瞌（磕）头了。不说那么多了，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见面了，我会当面（向你）赔罪的，我会割耳朵（为你）下酒的。我会让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葛（任）好。不说那么多了。到那边再说吧。到了那边，我就啥也不怕了。吃饭吃稠，怕它算球。吃饭吃稀，怕它算×。你想要什么，就给我托个梦，我一定给你捎去。可事先得说好，你要是想要蚕豆的像（相片），我可没有。真没有，哄你是狗。
半个月之后，赵耀庆跳井自杀。
@ 白圣韬又被吊了起来
宗布把牛皮吹破了，俺更着急了，比热锅上的蚂蚁还急。俺想，白圣韬到来之前，俺别的事做不了，想办法帮葛任把身体养好，还是可以做到的。俺就去找他，问他想吃点啥。他说，他想吃点豆腐。这倒让俺为难了，白陂不产黄豆呀。俺问他为啥非吃豆腐不可呢，他说，因为中国的豆腐世界第一。瞧啊，都到啥时候，他还那么爱国，爱着咱们的豆腐。同志们，顺便问一句，晚上，你们能不能让俺吃一份炒豆腐？俺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这世界第一了。
那会儿，俺给他定的伙食标准很高。每顿都有酒有肉，但就是缺豆腐。不过，他提出来了，俺就要想办法。俺派人到瑞金，用香菇、黄花菜换豆腐。看到他吃豆腐的样子，俺别提有多开心了。他说，赵将军，你也尝尝。他叫俺赵将军，真叫俺无地自容。在俺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改口叫俺阿庆了。他说，阿庆，俺需要一名可以做人体解剖的医生。俺不知道他啥意思，就让他说得详细一点。他说他已经病入膏肓，死了之后，希望医生们能把他的肺摘下来，交给医院解剖，说这样对于肺结核的诊断有好处。
同志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又有谁情愿把内脏掏出来送到医院呢？没有，从来没有。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你说啥？瞿秋白也这样说过？好吧，那就算俺胡说吧。当时，一听这话，俺连忙对葛任说，你看你，都想哪去了，这些话不吉利，你千万不要再说了，你不会有事的，俺保证你不会有事的，哄你是狗。见俺急了，葛任笑着说，好，俺就把这话收回。
当时俺和葛任是在房前的天井里谈话。天井里面有一口井，井架木头还是新的。用来汲水的辘轳也是新的，用原木做的。桶放下去，辘轳就会吱吱吜吜。葛任说，他曾经想过，到了夏天，他就用水桶把西瓜吊下去冰，孩子们一定喜欢吃冰过的西瓜。俺说，俺也喜欢吃。他笑了笑，说，可惜你吃不到俺冰的西瓜了。那天晚上，葛任兴致很高。俺让人多加了几个菜，然后陪着葛任在天井里喝酒赏月。后来，葛任一直催俺回去。他说，说不定有要事正等着你处理呢。俺说，还能有啥要事，把你照顾好，就是俺最重要的使命。但他还是催俺回去。月亮移到天井外面时，他说累了，脑仁有点疼，想回屋睡觉了。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俺走了之后，你一定要去睡觉，不要再工作了，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俺踏着月色回来，刚睡下，俺的手下就来报告了。说，逮住了一个家伙，是外地人，神色有点不对头，已经揍了一顿，正要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俺打了个激灵，想，这回来的人可能就是白圣韬。俺顿时又想到了葛任刚才说过的话。他催俺回来，莫非已经推算出田汗和窦思忠派的人要到了吗？英明啊，英明。俺的手下见俺面带微笑，以为要奖赏他们，便在俺面前炫耀他们是怎样收拾他的。这些狗杂种啊，除了给俺添乱，屁本事没有。为了不让他们看出破绽，俺还真给他们发了点赏银。同志们别瞪眼，俺是这么想的，早晚有一天，这些赏银还会回到人民的怀抱。他们吃进去了多少，到时候就得屙出来多少。
俺见到白圣韬的时候，那帮人刚把他从梁上放下来。俺恩威并重，先瞪他两眼，然后弯腰扶他。狗屎不上粪叉，他不识抬举，不想起来。俺还记得当时的形势。他跪在那里，闭着眼，鼻尖上都是泥，还筛糠似的打摆子。俺在他耳边轻轻地叫了两声，白圣韬，白圣韬。娘那个×，他没有搭理俺。他的头发快掉光了，额头显得很大，上面还有一层虚汗，亮晶晶的，就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螳螂。对了，他后来跟俺说过，他的头发是在来大荒山的路上掉光的。当时，俺心里直犯嘀咕，这不是熊包吗，怎么可能是从延安来的呢？再说了，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别的人马呢？鸡巴毛，不管他是啥地方来的，先把他稳住再说。他要不是白圣韬，只是个做生意的，那也好办，让他出点血，破点财，就可以让他滚蛋了。为啥要让他出血、破财？嗐，那还用问！一来算是劫富济贫，为革命做贡献；二来在杂种们面前有个交代，让他们看看老子为党国办差，从不打马虎眼。同志们，白圣韬后来叛变了革命，跟着范继槐跑了。可那会儿，他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还像个硬骨头，有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因为俺还没有弄清楚他是不是白圣韬，所以看着他们又把他吊上了房梁，俺并没有上前阻拦。这家伙欠揍，刚才还蔫不拉叽的，可一吊起来，反倒变欢了。把他往上吊时，他说，再高一点呗。还说，要是每吊一下都能吃上一碗鸡蛋面条，那就多吊几下。他在空中晃过来，晃过去，鸡巴毛，就像一只大蜘蛛。嘴也不停，啥都说。说的是啥？你们最好躲远一点，免得绳断了，砸住你们。反正都是这种屁话，一听就让人来气。还说，最好用拴驴的绳子吊，最好是拴叫驴的，那种绳子最最最结实。娘那个×，他是硬往枪口上撞啊。屁股夹斧头，破屎（死）上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多得很。白圣韬没来的时候，俺就遇到过一个。那家伙出门做生意蚀了本，只好回来了，可到家以后又发现家产都被穷鬼们抢鸡巴了，家里的人也都死鸡巴了。那人只想早点死，你越是揍他，他越是喊过瘾。遇到这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除了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还真是没啥好办法。这会儿，只是由于担心他就是白圣韬，所以吊了一会儿，俺就示意手下人把他放了下来。他刚落地，俺手下的一个人就给了他一鞭子。他的脖子一下伸长了，嘴巴咕噜噜咕噜噜，好像是要呕吐，可啥也没有吐出来。
你说得对，得讲究策略。为此，俺可没少费脑子。当晚，俺叫人给他做了点好吃的，又从茶馆给他拽来了两个婊子。饭他吃了，还说死也不当饿死鬼。婊子他没要，他说他日不动了，过两天再说吧。第二天，俺单独和他谈了一次。先向他表示歉意说，打是亲骂是爱，绳子勒在你身上，痛苦留在俺心中。为了让他明白这个道理，俺还向他提起了周瑜打黄盖的故事。说，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俺和你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俺就是阿庆，然后问他是不是为葛任的事情来的。他这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把窦思忠同志写给俺的密信弄丢了！他说，路过武汉时，他被人抢了一次，不光丢掉了那份密令，还差点送命。他让俺别担心，说那帮拦路抢劫者只是一帮泼皮，只关心钱财。他拿脑袋担保，密令不会落到当局手里。他说，他已经通过地下组织，把丢信一事向窦思忠同志作了汇报。窦思忠说了，那只是一封普通的介绍信，介绍他跟俺接头用的，没有别的用场。他说，窦思忠还说了，你办事，俺放心，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俺等的就是这个，连忙问他既定方针是啥方针。他说，组织上让他把〇号带出大荒山。至于带到啥地方，他得严守组织机密。他还说，为了严防泄密，窦思忠还特意交代他，带葛任离开大荒山前，不要再与组织联系。
这样讲行吗？那俺就接着讲。
要说俺对他没有怀疑，那是假的。为了弄清他是不是哄人，俺故意向他打听田汗同志的情况。他说的和俺知道的完全一样，他说，他曾给田汗同志看过病，帮田汗同志解决了一个很大问题。啥问题？大便问题。经过了万里长征，田汗同志和许多领导人都拉不下来。到了延安，田汗同志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整天吃黑豆，部下送来苹果，他舍不得吃，送来梨，他也舍不得吃。所以，田汗的便秘不但没减轻，反倒加重了。俺当时身在重庆，听说了这事，有劲使不上，急得抓耳挠腮。后来，听说田汗同志的便秘问题解决了，俺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觉。那会儿，俺就听说是个姓白的医生给他治的，但俺不知道那人就是白圣韬。你说啥，在哪听说的？当然是在军统里面。那会儿，蒋介石患上了慢性腹泻，屙的比尿的还稀，怎么也治不好，蒋光头就让戴笠帮他打听一下，谁可以治拉稀。没多久，就有人打听到，上海有一个姓白的医生可以治这个病，但跑到延安去了，并且治好了田汗的便秘。能治便秘，就一定能治拉稀。他们后来在上海找到了白医生的一个弟子，好像姓余，把他弄到了重庆，老蒋的拉稀就给治好了。这会儿，他既然连田汗的便秘都知道，俺想，他一准是自己人了。当然俺还是有些不明白，怎么就他一个人来？他花言巧语，说窦思忠担心人多嘴杂，走漏风声，所以只派了他一个人。
& 慢性腹泻
关于白圣韬如何向阿庆传达指示，由于没有旁证，所以阿庆的一面之词我们也就只好姑妄听之。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阿庆提到的那个给老蒋看病的医生，不姓余，而姓于。他就是我在《粪便学》一节中提到的于成泽先生。如前所述，于先生不是白圣韬的弟子，而是白圣韬的师弟。在《医学百家》一九九三年第七期的《名人趣谈》中，于成泽先生有如下一段回忆：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被几个便衣盯上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日本奸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戴笠的手下。他们让我跟他们“走一趟”。走一趟就走一趟，那时候我正活得不耐烦，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们先向我打听白圣韬。我说：“我已经多时没见过他了。”其实，我知道白圣韬去了延安。便衣们先把我带到了西安，然后从西安直飞重庆。他们对我很礼貌，照顾很得体。那时候，我已经预感到，此行可能与某一要人的身体有关。但我怎么也料不到，那个要人竟会是蒋介石。
蒋患的是慢性腹泻（chronic diarrhea）。到重庆之后，我调看了有关蒋的病情资料。当然，那些资料上没有蒋的名字。给我分派的助手告诉我，患者是一个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教徒，五十岁出头——蒋时年五十五岁。从那些资料上我发现，这位教徒每天排便八至十次，而且带有黏液、脓和稍（少）许血丝。发现症状当然容易，重要的是查出病因。我们都知道，粪便的前进依赖于结肠的总蠕动。通常情况下，它的蠕动次数为每天二至四次。因为我无法直接面对病人，所以我只好吩咐有关专家进一步观察患者结肠和小肠的运动规律，并提供粪便的镜检及化验结果。
两天以后，综合了各种数据及观察结果，我就基本上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位卫理公会的信徒，主要是因为运动功能紊乱而导致腹泻的。食糜在其肠管内停留时间过短，没有足够时间吸收。另外，其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结肠痉挛，也是导致腹泻的重要原因。而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自然有精神因素的背景。我对派给我的助手说，这位拉稀患者一定经常失眠，精神涣散。卫理公会鼓吹“内心平安即是幸福”，看来一泡屎就把卫理公会打败了，因为那些带有脓液的稀屎表明，患者其实并不幸福。
我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番话的，没料到我的助手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脸都变成了土灰色。多天之后，当我知道患者是蒋的时候，我才理解那个助手为什么会那样胆战心惊。
历史就是这样滑稽。我跟着日本人川田学会了医术，而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正是因为日本人侵入中国，精神过于紧张，导致了慢性腹泻，从而让我前去为他治疗的。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有人说我曾见过蒋介石。我当时死不承认。是的，我说的是实情，我所见到的只是蒋介石的粪便。
对一名医生来说，见到蒋介石的粪便其实比见到粪便的主人还要重要。于成泽先生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粪便学专家，与他曾见到蒋介石的粪便有很大关系。这篇谈论蒋介石粪便的文章发表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被誉为中国粪便学的泰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除了带博士，他还被一家私人医院聘为顾问。我在那家私人医院的走廊里，看到许多患者小心翼翼地提腹吸肛，排队挂号。不过给那些患者看病的，并不是于成泽先生本人，而是他的弟子们。他的一个弟子开玩笑说，蒋介石的粪便就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广告。看着那些病人，我忍不住地想到，如果当时跟着便衣们“走一趟”的不是于成泽，而是白圣韬，那么，葛任的故事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呢？
@ 白圣韬见到了葛任
白圣韬急着见到葛任，说要给葛任检查检查身体。俺就领他去了枋口小学。因为他是从延安来的，所以葛任很高兴，一见面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俺看见葛任的衣服泡在脸盆里，就让看守端出去洗。看守说，找不来洋碱（肥皂），也找不来皂荚，洗不成。俺训了他一通，娘那个×，真是个笨蛋，到镇上抢一块不就行了。他又问谁家有洋碱。俺说，听说镇上有个叫周扒皮的，养鸭、养鸡、养鸽子，海陆空齐全。为了让长工起早干活，三更半夜常钻进鸡窝里学鸡叫。学完鸡叫总得洗头吧，家里一准有洋碱。同志们，千万不要认为俺在鼓动他抢劫百姓。那会儿，大荒山很穷，点灯没有油，耕地没有牛，小娘子想快活也快活不起来，为啥？因为男人都快死光了，没有球啊。好，俺接着说。家里有洋碱的，都是有钱人家，不能划分到贫下中农之列，也就是说，他们迟早要给镇压。当然，俺让他去弄洋碱，首要目的是要把他支走。
白圣韬问了问葛任的身体。问的都是啥？体重啊，饮食啊，睡觉啊。俺一听，心里就窝了一团火。鸡巴毛，这不是抓俺的脸吗？葛任在俺手上还能吃不好，睡不香？白圣韬又问他是否咯血，午睡起来是否发烧。俺就插了一句，葛任时间抓得紧，争分夺秒为组织工作，从来不午睡。他又问葛任是否咳嗽。葛任说不咳嗽。但是葛任这么说的时候，突然咳嗽了起来，咳出来了一块痰。那块痰就像长了眼睛，一下子飞上了白圣韬的耳尖。真的，哄你是狗。俺认为，葛任是故意那么做的，表明了他对白圣韬的不耐烦。但是，那姓白的脸皮厚啊，厚得机关枪都打不透啊。他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找舅）啊。俺看见他圈着食指，在葛任胸膛上左敲敲右敲敲。俺问他，喂，你要干啥？他说他在叩诊。叩诊完了，他才擦掉耳尖上的那口痰。他对葛任说，以后睡觉，要侧身睡，不要仰脸睡。葛任让他吃了钉子，说，不用你说，俺从来都是侧身睡的。葛任又问白圣韬，俺的身体怎么样。白圣韬说没有问题，只要好好静养，按时服药，身体会好起来的。葛任突然对白圣韬说，你来这里，不光是来给俺看病的吧？白圣韬脸红了，鸡巴毛，连耳朵都红了。他哼唧了半天，说他是奉上级指示，要带葛任离开这里。
俺这样说行吗？
白圣韬就说，要是你能离开白陂，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这里缺医少药，对身体不利。葛任说，去哪里？白圣韬说，他也不知道，他的分工是把葛任带出大荒山，外面有人接应。葛任接下来一句话，给俺印象很深。他说，俺就不麻烦同志们了，同志们不必为俺做出无谓的牺牲了。他还对白圣韬表示感谢，感谢他不远千里跑来这里看他。说了这话，葛任还问了问田汗同志的情况。白圣韬说，田汗身体很好，他正是受田汗同志委托来的。俺在旁边插了一句话说，田汗同志的便秘问题已经胜利解决了。听了这话，葛任很高兴，握着白圣韬的手说，辛苦了，你辛苦了，俺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葛任又问，你的岳父大人现在还好吧？白圣韬说，好，好得很，他参加了土改，是土改积极分子。你的儿子呢？白圣韬说，他已经参军了，正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吹完他那龟儿子，白圣韬又说，他已经为葛任准备了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品。葛任挥了挥手，说，还是把那些药物留给同志们吧，俺不需要了。俺看着葛任那苍白的脸，泪花又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直流。不，同志们，这可不是小资情调。一来，俺是在为田汗和葛任崇高的革命友谊感动；二来，俺是为葛任高尚的革命情操感动。瞧啊，都到啥时候了，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这是啥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人的一生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们。俺相信，如果你们在场的话，也会和俺一样泪花直流的。当然，白圣韬是个例外。从头到尾，他竟然没流一滴泪。他的马尿就那么珍贵？呸！
俺记得俺曾私下问过白圣韬，〇号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同志们猜一猜，那狼心狗肺的家伙是怎么说的？说他的话比狗屁都臭，那是一点不冤枉他。他说，〇号的身体已经快要完蛋了，今天晚上脱了鞋，明天早上可能就穿不上了，要不马上行动，可能就来不及了。他这是啥意思？后来俺终于想通了，鸡巴毛，这不是灭自己人的威风，长敌人的志气吗？
那一天，俺也初步谈了一下俺的打算。俺说，到时候，俺会派人护送你们离开大荒山的。葛任问，那些人可靠吗？俺说可靠，他们都是俺一手提拔起来的，俺指向哪里，那些杂种们就打向哪里。俺让他们上刀山，他们就乖乖地上刀山，俺让他们下火海，他们就乖乖地下火海，连屁都不敢放一个。那你不害怕他们事后告密吗？葛任问俺。看啊，到了这个时候，葛任考虑的还是俺的安全问题。俺只好对他说，这你就不要费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俺自有办法。但葛任还是不放心。俺只好对他说，没有事后那一说了，等完成了任务，俺会将他们全都宰掉，嚓嚓嚓。这么说着，俺顺势做了一个漂亮的杀头手势。葛任当即表扬了俺一通。他说，看来，这些年阿庆有不少长进啊。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呀。俺连忙表示，这都是俺应该做的，离组织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可葛任说，他不想再骑马了，也骑不动了。俺立即表示，可以用担架抬着他走。
& 透明，轻盈，绯红
葛任的病情，虽然已有人多次提到，但我的印象仍很模糊。这里，我有必要引用埃利斯牧师的话。迄今为止，这是我看到的有关葛任病情的最详尽的文字。埃利斯牧师是在大荒山巡诊时，偶然得知葛任到了大荒山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读者参阅本书第三部分的有关叙述——自从十年前陪同我的姑祖母来大荒山寻找蚕豆，埃利斯牧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此地，因为他后来从事的是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所以大荒山的许多村镇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正如他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即便他能够“先知先觉”，他也不会想到，他竟然在大荒山白陂镇再次见到葛任和阿庆。而阿庆对此只字不提，不知道是因为忘了，还是担心言多必失？
下面就是他对葛任病情的记述：
在白云河边意外地看到被软禁的（注：原文如此）尚仁（注：即葛任）的时候，我几乎没能认出他来。他头发很长，病容满面，乍看上去就像没出满月的产妇。而他，出于对我的护佑，也装做不认识我。当他走远了，我才从一个砍柴的人那里知道，当地人都叫他尤郁先生。这一下，我可以确认他就是尚仁了。我连忙赶回了驻地。在处理完一些必要的事务以后，我又来到白陂。“白陂”这个镇名，在汉语中的含义十分丰富。“白”除了指颜色，还有纯洁、苍白之意，有时也指无谓的消耗。“陂”的含义也同样复杂，仅发音就有几种：bei,pi,po。它既指水边，池塘，河岸，山坡，也指险途！
因为我知道尚仁早年就是个肺病患者，所以来的时候特意带了一些盘尼西林（Penicillin，即青霉素）。红十字会里的一位同事，曾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弗来明医生（Alexander Fleming，一九二八年发明青霉素，一九四五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熟稔，是他向我提供了这种药物，并说它是最神奇的药。我祈祷它能救治尚仁的病。现在我可以说了，当时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离开我们的主太久了，如果他已身患不治之症，我便只能为他祷告了。
通过我在杭州时的一位旧相识（注：显然指阿庆），我终于接近了尚仁，并为他做了身体检查。他最主要的疾病果然还是肺痨。对中国的肺痨患者而言，生存的希望总是微乎其微，然而尚仁的身体却比我预料的要好。众所周知，在英语中，肺结核的同义词是“耗损”：血量减少，紧接着是耗损和销蚀。但尚仁虽然身患疾病，又身处绝境，却并没有被疾病压垮。相反，他显得更加体面优雅，更庄严，也更有灵性。虽然耗损使他的身体像书籍一样单薄，像穿花蛱蝶一样轻盈，但他却依然很有生机，使人想到盛开在泉边的花朵的叶脉：透明，轻盈，绯红。我相信，只要细心调养，他会有所恢复的。
我记得，在我来到白陂镇不久，白医生也来了。他以前曾在青埂教堂洒扫庭除。后来，他曾在北京及俄罗斯学习医学。他认同了我对尚仁病情的判断。他以为，尚仁在服用西药的同时，辅之以中药，就会很快见效。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曾开过一个方子，上面写的都是中药的名称：天冬，麦冬，白芍，百合，生地黄，沙参，糯稻根，杏仁，地骨皮。有几十味之多，我记不全了。但其中有一种药我还记得，那是狐狸的粪便，并且得是雄狐狸的，要烧成灰，空腹用酒送服……
这段文字，似乎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在范继槐到达之前，葛任的病体虽然虚弱，但骑马转移应该没有问题。
@ 杨凤良之死
别急，吸支烟提提神，俺就接着讲。那会儿，俺带着白圣韬出了枋口小学，找洋碱的家伙刚好回来。一瞧他那副熊样俺就来气，脸上血拉拉的，大金牙也掉鸡巴了。（他）说话跑风，嘟哝了半天，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杨凤良的手下也去周扒皮家里抢东西了，那些人不光抢洋碱，还抢鸡。他们刚好撞到了一起，随后就开打了。俺问，他们有没有问你拿洋碱干啥？他说，该说的话都说了，可那些人就是不松手。俺立即提高了革命警惕，问他到底都说了啥？他说，他给他们说了，洋碱是给肇将军取的。他们就问他，肇将军要这洋碱干啥？他说，是给教书匠尤郁先生用的。他们又问，尤郁先生用洋碱干啥？他就老老实实告诉人家，说尤郁先生好像要出远门，想穿得干净一点。咯噔，俺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这个蠢货的死期到了。
俺对他说，欺人太甚了，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跟老子走一趟，指明是谁打了你，老子替你出这口恶气。他立马给俺磕了个头。俺让他在前面带路，他跑得比兔子都快。因为走得急，俺被啥东西绊了一下，原来是一根顶门棍，不粗不细正合手。快到他挨打的地方时，俺对他说，唉，你还得再受点委屈呀，只丢一颗大金牙，有点说不过去，你再少流点血吧，这样老子就可以把那家伙揪出来，以军法处置。他以为老子是想再敲他一个门牙，就乖乖地闭着眼，张着嘴。好样的！俺说了一声好样的，瞄准他的脑壳，举起木棍就砸了过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镇压反革命，要打得稳，打得准。俺就是这样做的。活干得漂亮极了，他一声没吭，就见了阎王。
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对，干完这个，俺就去找了杨凤良。俺要让他知道，他的手下杀了人。白圣韬不愿和俺一起去。俺狠狠瞪了他一眼，啥？不想去？不想去也得去，（干）革命工作哪有挑三拣四的。他理屈词穷，只好跟俺一起去了。前面说了，杨凤良和那个小婊子住在菩提寺。俺在路上杀人放火的时候，他正和小婊子在菩提寺里关关雎鸠呢。俺把他叫了下来，给他说，大事不妙了，出事了。他说，出啥事了，是不是重庆又来人了？俺说，那倒不是，是你的人把俺的人打了，俺的人现在正准备闹事，俺刚把他们哄下，赶紧跑来和你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吸溜了一口冷气，问谁干的？吃了豹子胆了，敢跟肇将军过不去？他看见白圣韬站在旁边，就问俺，这人是……俺没说那么多，只说是个郎中，是俺请来给那个挨揍的倒霉蛋治伤的。俺对杨凤良说，有一句话，咱弟兄们事先得说清楚，这事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尽量把它处理好，不要闹大。不然，传到上面去，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还说，你知道，吃军统这碗饭的，多多少少都跟上头有些关系，据俺知道，死去的那个弟兄姓胡，是胡蝶的老乡，而戴老板和胡蝶又有一腿。胡弟兄是来基层锻炼的，早晚会爬上去的，现在倒好了，革命尚未成功，他却不明不白死了。这事要是查下来，你和俺都得吃不完兜着走。
狗日的吓坏了。那会儿，他正系着皮带呢，手一松，裤子都褪到了脚后跟。他问俺该怎么办。俺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对狗日的说，顾不上跟你商量，俺初步想了一下，有这么三种办法。一种呢，是把这事安到葛任头上，就说是葛任干的，葛任想逃跑，俺的弟兄在旁边阻拦，葛任冷不防给了他一棒，把他打死了。这样给戴老板好交代，说不定戴老板还会给他弄个烈士当当，光宗耀祖。杨凤良一听，连说妙妙妙。俺说，妙倒是妙，可谁都知道葛任是读书人出身，还病恹恹的，手无缚鸡之力，下手不会那么重。再说了，上面要是知道葛任差点跑出去，大家的面子都好看不到哪里去。他说，是啊是啊。俺说，第二个办法，就说那家伙去民众家里抢东西，被民众发现了，民众把他打死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要把那个老乡拉过来毙掉，就可万事大吉了。不好的呢，要杀就得再费点工夫，拔草除根，满门抄斩，不然后患无穷。他说，这一条可以考虑。然后他就问俺第三种办法。俺就说，这第三种嘛，就是把闯祸的弟兄弄出来，由俺处置。他低头想了半天，问怎么处置。俺说，将军尽管放心，俺只是把他看管起来，给弟兄们有个交代，然后再故意卖个破绽，让他逃掉就是了。俺最后强调，此事天知地知，你知俺知，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他被俺的精打细算搞糊涂了，当场就上当了，提上裤子就去找那个家伙了。还说，不要俺费神，他去把那个家伙捆来就是了。
也就是吸支烟的工夫吧，杨凤良就把那个倒霉蛋捆来了。那家伙高额头，深眼窝，完全是一副娃娃脸。他牛×得很，过来就喊，锤子！谁找老子哩，净耽误老子睡觉。俺听出他是四川人，就对他说，龟儿子，老子找你。俺拉住了他的手，说，找你问问情况，一会儿就送你回去睡觉。你贵姓啊？他说姓邱。俺没听清，还以为他姓球。你到底姓啥？这一下他改了口，说他姓范。鸡巴毛，一会儿姓邱，一会儿姓范，搞得俺一头火。到底姓啥？这么一呵斥，他就说他姓邱，是邱少云（注：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英雄，阿庆原话如此）的邱。他真是这么说的，哄你是狗，他说他叫邱爱华。俺和他边走边谈，左拐右拐，俺就把他拐到了出事地点。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那人好像还没有死透，屁股还动着呢。俺问邱爱华，是不是你把这人打了。邱爱华还很牛×，仰着脸，脖子一拧，说，锤子！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那会儿，杨凤良也在旁边，他对邱爱华说，看好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胡说。我命令邱爱华好好看看。邱爱华蹲下来，只看了一眼，就瘫到了地上。鸡巴毛，原来胆小鬼一个，那些花红柳绿的脑浆，一下子就把他吓晕了。
俺让白圣韬架着他往河边走，那里很偏僻，有很多树。杨凤良不知道俺要干啥，也跟着往河边走。走到河边，俺让白圣韬把那四川兵放了下来。白圣韬蹲在地上看了一会儿，说，将军，这家伙真的昏过去了，要不要抢救？杨凤良一边骂那家伙经不住事，一边弯下身子，想看个究竟。娘那个×，有啥好瞧的。俺在心里骂了一声，就动手了。本来，俺不想开枪了，想着悄悄弄死算了，可为了早点结束战斗，俺还是给了他一枪。别担心，同志们，只要不响第二枪，就是有人听到，也会以为是擦枪走火。俺先喂他吃了颗子弹，又朝他的心窝捅了一刀。接着又朝他的脑袋闷了一棍。扑通一声，他来了个倒栽葱。俺给了他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踩住了他的蛋。同志们，你们听到过人蛋给踩碎的声音没有？响得很，叭叽，就像踩碎了一个气球。随后，俺紧跟着又来了一脚，一下子把他踢飞了，飞进了白云河。总的说来，活儿干得漂亮极了。至于那个四川兵，俺当然也不能放过。干掉了杨凤良，俺发现他还躺在地上，便顺势戳了他一刀。他咕哝了一句四川话，妈哟，你啷个杀俺噻。头一歪，就死鸡巴了。
好，俺接着讲。干掉了那两个狗日的，俺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对，不是鸭绿江，而是白云河。在桥上，白圣韬问俺要到哪里去。俺说，去菩提寺。他说，别烧香了，还是赶紧去救葛任吧。烧香？烧啥香？整个一个封建迷信嘛。俺批驳了他一通，又教育了他一通，说，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你是不是想跟霸王一样，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哑口无言，只好乖乖跟俺走。同志们，那天晚上，当俺把杨凤良的那个相好从菩提寺骗出来，一刀捅死之后，白圣韬都吓呆了。
敬爱的同志们，俺当然没有放过那个小杂种，也就是臭婊子给杨凤良生的那个小杂种。留他干啥？让他日后反攻倒算，挖社会主义墙脚吗？革命群众一万个不答应！还是那句话，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斩草除根啊。那个小反革命细皮嫩肉的，既像豆腐，又像凉粉。往地上一摔，再踏上一只脚，他就成了一摊烂泥。留下破绽？你也太小看俺了，怎么会留下破绽呢。告诉你们吧，俺把他们全扔到河里喂鱼了。
你们问白圣韬在干啥？嗐，快别提了。他甚至比不上一条鱼，鱼还知道吃敌人的肉，啃敌人的筋哩。可他呢，竟然敌友不分，拉着俺的手，问俺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屁话！脑袋长在俺肩上，肩膀长在俺身上，俺怎么会不知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俺把那一家三口扔到河里喂鱼的时候，俺其实就是在创造历史。你提醒得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俺当然承认这一点。可不管怎么说，俺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吧？俺这人有两个优点，一是不耍花腔，二是从不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当然啦，同志们要是想给俺戴高帽，说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俺也不会有意见。俺可不是故意谦虚，一个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随后，俺把杨凤良的手下召集到一块，在菩提寺开了一个小会。俗话说得好，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收税是从别人口袋里掏东西，向别人要支票，开会是往别人脑子里装东西，给人们开支票。所以说，要多开会，不收税。在那个会上，俺就向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俺先对他们说，杨将军执行特殊任务去了，暂时回不来了，临走时让肇某照看一下弟兄们。以后，弟兄们有啥需要肇某帮忙的，肇某一定效劳，绝不亏待诸位。他的一个手下好像不大相信俺，问，杨将军是和谁一起去的。俺早料到了这一手，就坐下来，跷起了二郎腿，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说，这属于党国机密，本来不该说的，可弟兄们都不是外人，俺就简单说说吧，杨将军是和邱爱华一起去的。他们先是迷迷瞪瞪地看着俺，然后，同志们请看，他们就这样突然脚后跟一碰，来了一个立正，举手向俺敬礼。鸡巴毛，反正吹牛不用缴税，俺就把空头支票全都开给了他们，说，弟兄们在大荒山辛苦了，等回到了陪都，俺一准给诸位请功，人人有份。得到了这空头支票，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又是敬礼，又是作揖，忙得不亦乐乎。
& 邱爱华
据孙国璋先生透露，他和海峡大学校长王季陵先生闲谈时，王季陵先生曾提到过邱爱华之死，说邱爱华死得很冤枉，因为与阿庆的部下发生争执的，并不是邱爱华，而是王季陵自己。在摆放着明清时期的红木家具的客厅里，王季陵先生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作为一名海外客商，他的谨小慎微，和那些年代久远的家具一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曾与我有个约定：在他死前，我不得在公开出版物上谈及此事，“死后随便”。否则，他将公开“辟谣”，宣布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由于他已于二〇〇〇年秋天因为脑溢血去世，所以我在此公布当时的采访笔录，并不算违约：
先声明一点，本人对所谓的葛任案件一无所知。本人的做事理念是，永远尊重历史，永不造次行事。葛任殁于二里岗，此乃历史常识。唯有服从常识，方能赢取必要的活动空间。囚于枋口学堂之人为何路神仙，本人不甚明了。噢？孙（国璋）先生讲是葛任？言论自由嘛，那是他的自由，与本人无干。眼见为实，本人没有见到，便不能信口开河。
鸟飞兔走，光阴似箭。诸多事情，本人已忘诸脑后。邱爱华，本人倒可约略讲讲。他着实是替本人死的。起初因一块香皂（肥皂）与赵氏将军部下发生冲突之人，正是鄙人，而非邱君。我尚能记得，有香皂（肥皂）的人家姓周。不，不叫周扒皮，而叫周庆书。他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又怎会有如此粗鄙之名。本人去周庆书先生家借取香皂（肥皂），偶遇赵氏的随从，言语不和，双方遂扭打了起来，互有胜负。当晚，杨（凤良）先生询问何人在赵氏部下面前颉颃傲世？本人并未诿过于人，承认乃本人所为。杨先生露齿一笑，说此事无伤大体，切勿惊慌。或因本人年龄尚小，或因与他有同乡之谊，杨先生放了本人一马，指名让邱爱华前去应对。邱君器宇轩昂，擅长外交，像个baron（男爵），确为恰当人选。然而，他这一去便杳无音讯了。他无疑是死了。当天晚些时候，赵将军来到杨先生扎营的菩提寺，声称杨先生和邱爱华去外地执行军务了。
当时，气氛肃然，大有黑云压城之势。本人当即想到，邱、杨二人或已命丧黄泉？本人一宿没睡，天亮前，赶至瑞金，尔后又潜至广州……其余诸事本人概不知情，也便请你免开尊口。
王季陵和阿庆，谁讲述的邱爱华更接近他本人呢？对此，我当然不得而知。撇开邱爱华的外貌不谈，我感兴趣的是，杨凤良为什么要来上一个鸟枪换炮，把邱爱华交给阿庆？是因为王季陵所说的是“邱君器宇轩昂，擅长外交”，还是出于更深的考虑？而对阿庆来说，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杀掉邱爱华呢？对此，只有看了范继槐的讲述，我们才会明白其中的奥妙。
@ 葛任却没有走
白圣韬都看傻了。从菩提寺出来，他迈着小碎步，跟在俺屁股后面，走一路问一路，问俺害不害怕。俺说，鸡巴毛，怕啥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又问接下来该干啥了。俺对他说，听好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已经扫清了，万里长征已经走完了第一步，现在可以去救葛任同志了。
俺就领着他往枋口小学走。走进那个天井中的时候，葛任房间的灯突然吹灭了。不不不，他可不是要睡觉。你要这样想，那可就上当了。装的！他是装睡。为啥装？那还用说，一来，他害怕俺为他的身体担忧；二来，他想让俺早点回去休息，别累坏了身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待同志就像春天一般温暖。当时俺就想到了这一点，脸上又挂满了泪花。俺太清楚了，俺一走，他就会重新点灯熬油，一直工作到喜雀（鹊）唱枝头。可白圣韬那个蠢货呢，竟然错误地理解了葛任。他说，葛任这样做，是不希望别人打扰他，咱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睡觉？亏他说得出来。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怎么能回去睡觉呢？俺对白圣韬说，月明星稀，乌雀（鹊）南飞，今晚就是转移的最好时机，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俺还对他说，待会儿进去，你一定要说服他和你一起走。
不出俺所料，过了一会儿，葛任果然又把灯点着了。俺走了进去，把杨凤良的事情给他讲了。当俺讲到（把杨凤良丢到河里）喂鱼的时候，他笑了，说，俺以后不吃鱼了。同志们看啊，都到这时候了，他还开玩笑呢。这说明啥问题？说明不管到了啥时候，他身上都洋溢着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俺对葛任说，拦路虎已经消灭了，你和白圣韬可以走了，俺派人护送你们离开大荒山。他再次担心这会给俺带来不幸。俺只好又重复了一遍，别担心，那帮人回来之后，俺就将他们斩草除根的。还说，上面要是问起，俺把这个账赖到杨凤良身上就行了，反正是死无对证。葛任盯着白圣韬问，你要把俺带到哪里去啊？白圣韬说，只要出了大荒山，就啥事情都好办了，外面有人接应。葛任笑了笑，说，俺哪里也不去，这里就挺好。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让俺很吃惊的话。他笑着说，你们若是非要俺走，那也好办，先把俺打死，然后抬走就行了。他又对白圣韬说，你一个人走好了，走得越远越好。葛任话音刚落，白圣韬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表示他要和葛任共存亡。
前面说了，那会儿俺还没有认清白圣韬的真面目，还真的被他糊弄住了。后来，等他的画皮揭穿了以后，俺才知道被他蒙蔽了。不过，要说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那就隔着门缝把俺看扁了。那会儿俺心里就想，瞧你那副熊样，也配跟葛任一块死？葛任同志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你呢，你的死比鸡巴毛还轻。白圣韬哭了一阵，俺对他说，别在这里哭丧了，还是让葛任同志先休息吧。俺强拉硬拽，把白圣韬弄了出来。
那会儿，夜已经很深了。俺想和他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三折腾两折腾，夜已经很深了，转眼间，东方就要露出鱼肚白了。俺感到时机正一点点溜走。葛任为啥不想走呢？怕累？怎么会呢？革命者连死都不怕，还怕累吗？白圣韬也问过俺，葛任为啥不愿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俺掰着指头给他说了一下。首先，葛任是在替俺考虑，要是俺放走了他，俺在军统就混不下去了，这对组织是个很大的损失。其次，葛任是在抓紧时间总结自己一生的革命经验。对俺的说法，白圣韬心服口服。俺对白圣韬说，眼下时间越来越紧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赶紧带着葛任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剩下的事由俺来办。嗐，你们猜猜姓白的是怎么说的？他竟然说这都得和葛任商量，要是葛任不走，他也没有办法。
气死俺了，肺都要气炸了。俺问他，田汗同志派你来这里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救葛任出去吗？关键时候，你却下了软蛋，还要把责任往葛任身上推，你究竟是何居心？他被俺批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直到他后来投降了范继槐，俺才知道这狗日的怀的是狼子野心，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 真诚的痛恨
我总是怀疑，阿庆是故意把白圣韬描述成一个小丑形象的，就像他曾对宗布做过的那样。那么，他对白圣韬的真实态度又是如何呢？要搞清楚这一点，还得从余风高的儿子余立人那里下手。当然，代价也必须付出：每看一点材料，我就必须介绍一个人加入华伟消费联盟，即购买一套（四盒）价格为一千六百元的阿拉斯加海豹油，并缴纳一百元的资料登记费，然后领取一张会员卡。会员卡印制精美，比党员证书、博士学位证书、银行存折都要精美。你介绍谁加入，你就是谁的上线，行话叫做“上线卡友”。消费联盟采用“双向制”，通过电脑排网给加入者累计积分。具体做法是，上线卡友推荐两人为自己的左右下线，这两个人各买一套阿拉斯加海豹油，然后你本人即获得一千个积分。左右下线卡友再各推荐两人，形成金字塔形状。下线越多，积分越多。当积分达到一万分时，你可获取两千元红利，达到五万分时，你便可获得一万一千元红利。我的朋友对此都不感兴趣。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垫钱，一次次以自己亲人的名义加入余立人的传销公司。这么说吧，到后来，冰莹、宗布、胡安，都加入了进去。每一次，余立人都是看到了新会员卡以后，才让我看一段阿庆的文字。但看过了有关白圣韬的文字以后，我才发现事实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
阿庆下面的一段文字，照例是写在一张信纸上——信纸题头照例印着一段毛主席语录：“练兵方法应开展兵教官，官教兵，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调查组好像都不大留意白（圣韬）。都是我主动给他们讲。世上我最恨的除了刘少奇，就是白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毛主席炮打了。打得好，打得准。反正我最恨的，就剩下白了。毛主席说，大雨落幽雁（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是啊，我曾把希望寄托在白的身上，让他带葛任走，可他却比娘儿们还娘儿们，拖拖拉拉的。当然，我承认我也是个软蛋。我那会儿要是给范（继槐）发封电报，不承认那人就是葛任，范继槐就不会来了，葛任也就不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我还是冤啊。我是听从窦（思忠）的教导，原地待命的。我又没长火眼金睛，怎么能看出白会投降呢。白圣韬呀白圣韬，我日你祖宗十八代，你可把老子害苦了。
看到了吧，对白圣韬，阿庆的痛恨可以说无法再真诚了。顺便说一下，白凌小姐也看到过这段文字，不过她并不生气。她的理由很简单，阿庆要“日”的是白圣韬的“祖宗十八代”，而她是白圣韬的后代，所以不管阿庆“日”还是不“日”，都与她没有关系。
@ 马缰绳
俺好说歹说，嘴皮都磨薄了，白圣韬才同意带葛任一起走。那时候，天已经亮了，葛任工作了一夜，又去睡觉了。白圣韬说，让他睡吧，天黑再走。嗐，反正他是能往后推就尽量往后推。过了晌午，我去看葛任，他已经起来了。我把转移的事又给他说了说。葛任听完以后，说他想到凤凰谷散散步。俺想，他一准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和这里的山川告别。俺连忙对一个心腹说，你陪〇号去散步。这个心腹对俺很忠心，比狗还忠心。你说公鸡会下蛋，他就说亲眼见。你说沙锅能捣蒜，他就说捣不烂。俺又对白圣韬说，你也别闲着，赶紧把葛任的东西收拾一下，天一黑就走。
俺这样讲行吗？
安排停当，俺骑着马去了凤凰谷。春天眼看就要来了，杜鹃花开得到处都是，山谷里最多。葛任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见俺来了，葛任的兴致一下子高涨起来了，还吟诵了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真的，哄你是狗。过了一会儿，白圣韬也来了。他假惺惺地对葛任说，你就别抽烟了，抽烟对身体不好。葛任光和俺说话，就是不理那姓白的。他说他有一个要求，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烟缺酒。俺拍着胸脯向他表示，请放心，向毛主席保证，烟酒绝对有保障。
天快黑的时候，俺把葛任劝回了枋口小学。桌上，酒呀菜呀已经摆好了，那都是俺事先安排的。你说得对，当然少不了豆腐。葛任只喝酒，不吃菜，也不吃饭。俺劝他吃饭，他说，酒是粮食做成的，是粮食精，喝酒就是吃饭。他还请俺和他一起喝两盅，拉拉家常。很多年前，他去日本的时候，俺和他在上海喝过一回，当时喝的是女儿红。那会儿俺还不会喝，这会儿会喝了，却不能陪他多喝，因为他还要赶路啊。在天井里，俺把俺的坐骑交给了葛任，那是俺派人到附近西官庄邮局里抢来的，听话得很。然后，俺低声对白圣韬说，延安见！白圣韬说啥？你想他还能说啥，他也只能说延安见。
俺催着他们快点走。俺的心腹，已经把葛任的行李挑到了肩上。我把马缰绳塞给葛任。葛任拿着马缰绳瞧了瞧，说他不愿骑马，骑不动了。他把缰绳又还给了白圣韬。葛任那样做，其实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马给别人骑，自己步行的。可话从白圣韬嘴里说出来，鸡巴毛就全变味了。白圣韬对俺说，〇号确实骑不动了，能不能给〇号弄顶轿子。娘那个×，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个医生，早就该想到这个问题，这会儿屎都到屁眼了，你才想起来挖茅坑，还来得及吗？俺的鼻子都要气歪了。白圣韬又说，天有不测风云，要是下起雨来，让〇号受了风寒，他可无法向田汗同志交差。有啥办法呢？俺只好又把葛任送回了院子。
那天晚上，俺一夜没合眼。干啥？催着人做轿子啊。俺派人找了两个木匠，连夜赶制轿子。没有现成的木头，只能去扒房；可扒房又容易打草惊蛇。俺都快急死了。后来，俺突然想起茶馆的后院有几株树，俺就立即派人去锯树。那个心腹问俺，那里有桐树，有槐树，还有菩提树，到底锯哪一棵？俺心里急，就说，日你妈，你想锯哪一棵就锯哪一棵吧。他说，要锯就锯菩提树。俺问为啥，他说因为它是神树，可以图个吉利，让神灵保佑〇号一路平安。啥，这叫唯心主义？唯心不唯心，跟俺屁关系没有，因为这话不是俺说的。好，俺接着说。天快亮的时候，轿子终于做好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俺吩咐心腹将两个木匠悄悄砍杀了，扔进了后院的深井。俺的两个手下抬着轿子往枋口小学走。快走到小学门口的时候，突然看见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惊天地，泣鬼神，俺的脑袋一下子大了一圈。俺立马想到，晚了，范继槐已经来了，葛任已经走不掉了。
俺急中生智，连忙让部下往回走。在路上，俺把那两个人全都干掉了，丢到河里喂鱼了。向毛主席保证，那会儿，俺一点也不手软。把狗杂种扔进白云河以后，俺再次来到了枋口小学。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天已经大亮了。在学校门口，俺看见白圣韬正在范继槐面前点头哈腰。那会儿俺已经杀红了眼，正要顺势击毙白圣韬，可是葛任走出来制止了俺。俺理解他的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宁可牺牲他个人的生命，也不愿俺暴露身份，使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同志们，俺要讲的就这些。剩下的事，俺不想讲了，也没啥好讲了。为了革命事业，葛任在大荒山光荣牺牲了。许多年来，一想起这事，俺就心如刀绞（注：余风高同志在此特意注明“阿庆哭，如丧考妣”）。不过，有些事情俺不能不说。这就是，在葛任牺牲之前，俺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俺记得很清楚，范继槐来了以后，曾找俺和杨凤良去汇报工作。要知道，在狡猾的敌人面前耍花腔，稍有不慎就可能给组织带来灾难。当时俺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几句话下来，就把范继槐哄得心服口服。俺对他说，将军，杨凤良在这里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打死了俺的报务员，打死了俺的亲信，还打死了他自己的部下邱爱华，俺忍无可忍，只好替党国除掉了这个害人虫。嘻，除了相信俺的话，范继槐还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同志们别笑，俺说的都是真的。俺最后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虽说俺没能救出葛任，可俺尽力了，已经死而无憾了……
& 阿庆之死
这便是我看到的阿庆自述的全文。据余风高同志说，一九七〇年五月四号的早晨，当茶场的队长来叫他们去吃饭的时候，阿庆还想跟着他们到茶场的小食堂，“再混上一顿饭，可是没有人再搭理他”。余同志还说，当中隔了两天，他奉旨再次来到莘庄劳改茶场，向队长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严密掌握阿庆的动向；二是动员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劳改犯，写揭发材料。可是，材料还没有收齐，阿庆就死了。又据阿庆当时的劳改同事，现在的退休教授张永胜先生讲，在阿庆跳井自杀前，阿庆仍不停地念叨“自己对不起葛任，也对不起田汗的殷切期望”：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没头没脑的，突然给我讲起了葛任、田汗，我吃惊不小。听他的口气，他好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这时候，我才知道这家伙历史很复杂。当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肚子胀得很大，可我们都咬定他是装的。人们都写揭发材料，说阿庆不光偷吃别人的东西，还偷吃劳改队的猪食。其实，偷吃猪食的是队里的饲养员。那个饲养员如今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有头有脸的，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死前，他（阿庆）的肚子更大了，跟怀了双胞胎似的。听人说，那叫肝腹水。按说那病是很痛苦的，可他不。他好像很快乐。用中央台白岩松的话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他死前一天，我在厕所里遇到他。他还对我说，自己对不起葛任，也对不起田汗的殷切期望。他还提起了一个叫范继槐的人。说他什么，我现在都忘了。我现在还能记起这名字，是因为我后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它。第二天，他就死了，跳井死的。把他捞上来时，他的肚子更大了。天热，还没有顾上埋，他的肚子就爆了，就跟洋车内胎爆了一样，咚的一声响。不说了，再说这饭就吃不下去了。当时在莘庄的劳改队，我的毛笔字算是好的，标语什么的都归我写。他死后，树上贴满了标语，主要意思是说肇庆耀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什么？你说他的原名叫赵耀庆？不是“肇庆”的“肇”？他妈的，那可就太滑稽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姓氏，自己的名字，又因为爆炸，连具囫囵尸首也没有留下。
死去前一天，关于范继槐，阿庆都给张永胜说了些什么，我自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阿庆一直到死，都没能理解范继槐的真正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