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日本世相系列(套装共2册):妻子们的思秋期+饱食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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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妻子们的思秋期

无言剧

寂寞、难过……

北见荣一和妻子菊江,生活在北陆地区的A市。北见先生是某大型都市银行的分行行长,他们住的地方是银行内部代租的高级公寓,月租十二万日元。菊江有个从十几岁起就认识的密友多加子,两人的丈夫还在同一家银行。两年前的春天,多加子接到菊江打来的一通电话,感觉很不对劲,她非常担心,急急忙忙从东京赶往A市。

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多是菊江给多加子打电话。从菊江的丈夫工作的城市打来,大概每个月一次的频率,两人会聊些家常,并没什么特别的。但自从菊江他们搬去了鹿儿岛,通话频率高了起来。那时候多加子住在山形县,几乎十来天就接到一通菊江的电话,后来变成每周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两次。

“她总是说‘我好寂寞啊,你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安慰她:‘这样不行哦’‘振作起来’‘要不,去外面走一走吧’……但没用,我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自从菊江跟丈夫搬去A市,多加子就从对话里感觉到了异样,好像她有些生病的征兆,比如大白天打电话来哭哭啼啼,总是说“我好难过,这可怎么办……”之类的话。

“我邀请她过来散散心,定下来了好几次,跟她说可以借丈夫出差的机会,顺便来找我。但每次一到日子,我和她联系,她就哭着说,‘不来了,求求你,别见到我现在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段时间开始,经常听她在抽泣声里断断续续夹着‘我想死’‘我还是死了吧’之类的话……”

听到“死”字,多加子开始慌了。菊江以前住的银行公寓楼里,隔几户的邻居家里就发生过女主人上吊自杀的惨案。当时菊江很受打击。多加子不禁想起菊江那时的表情,与此时话筒后面菊江的表情重叠在一起,不是吧……万一……她不敢细想太多,担心得坐立难安。

她们有个共同好友——绫子,住在京都,丈夫也在同一家银行工作。加多子联系了绫子,两人在中间车站会合,第二天下午就一同乘车赶到了菊江家里,那时候春雪还未消融。

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紧闭。十五块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被子散乱一地,菊江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半蹲在地上。她一个人在家,说丈夫出差了。

被子旁边一片凌乱,电话,脏兮兮的烟灰缸,脱掉的外套、内衣,碎纸片,乱糟糟地堆了一地。菊江没有孩子,就把宠物狗当孩子一样疼爱,但最近怕是没人带它出门,大小便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整个房间散发出刺鼻的酸臭味,其中还混合着酒气。

“她本来一百二十斤的体重,竟然瘦到了八十斤,手脚细得没了人形,肚子却鼓得像个孕妇,眼睛一圈黑得像唱戏的一样,那副样子,太可怕了。”

让多加子她们震惊的还不止这些。菊江竟然当着她们的面,倒了一满杯威士忌,一口干了下去。两个人阻拦着不让喝,她还不停地哀求着,让我喝吧……结果又像喝水一样灌下去。喝完开始狂吐,号哭。

外表看似幸福的高级公寓,谁能想到房间里竟是此般情景。究竟发生了什么?

去海边的精神病院

“对不起,我变成了这样子,但让我喝一点吧,求求你了,你看我的手,抖得停不下来了……”

菊江伸出枯瘦如柴的双手,向多加子她们哀求着。再一问,丈夫出差三天,她就一直这样喝了睡,睡了喝,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天。

终于让她喝了一点,她才睡去,伴着轻微的鼾声。多加子趁这个时间,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才发现,衣柜的棉被里、抽屉角落、储物柜里,到处散落着洋酒的空瓶子,数数有十几个。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厨房、浴室、卫生间,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打扫过了。

多加子了解菊江,她是个比常人更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怠慢过家务。没想到,如今竟变得如此邋遢。

她们劝菊江先去医院看看,菊江不同意,说要等到丈夫回家再说,种种推托。第二天傍晚,菊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靠着墙,摇摇晃晃想走去卫生间,一头栽倒,吐出了咖啡色的血。

多加子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可这种危急时刻,菊江还在抵抗,说:“不要打电话!邻居知道的话,我老公会很没面子。”多加子只好叫来出租车,总算把她送去了当地的综合医院。

那时候,菊江被诊断的结果,已经是重度酒精依赖症。

在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后,过了几天,菊江被转移到A市的精神病院,接受更专业的治疗。那是个靠日本海的小地方。医院盖在小丘陵的自然森林里,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沙滩和防风林,后面是冬天的银色大海,望不到边。

A医生是菊江的主治医师,他带我走去住院部的路上,我看到两三位女性患者靠在一起,坐在朝南的向阳处,闭目养神。她们也是酒精依赖症患者。这个医院的生活很简单,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病人就是吃饭、冥想、劳动、娱乐、反省……全靠大家自觉完成。我还看到,医院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句标语:

“更理性、更坚强、更认真,我发誓,一定戒酒!”

一个写着“保护室”的小房间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着被子,他站在上面,弯着腰,伸手在墙上挠来挠去,好像在抓什么。

“他有小动物幻觉,感觉墙上有小动物在爬,就想用手去抓。这也是酒精依赖症的特有症状。”

A医生说,菊江刚住院的时候,也出现过幻听和幻觉。

她常常向护士投诉:“隔壁房间的吉他声,吵得我睡不着觉!快让他停下来!”她老说有人在弹吉他,还唱民谣,又或者觉得耳边有人在大声吵闹,还时不时出现被害妄想,“肯定是间谍,想把我关在屋子里,给我实施电击!”一直吵着要回家。

住在医院的女患者,都有着各种复杂经历。有个酒精中毒的女病人,本来都痊愈了,但丈夫在国外出差期间,旧病复发,酒瘾变成了购物瘾,一掷千金,狂买流行服装,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据说,她家的衣服堆积如山,多到可以开一家时装商店。

还有一位家庭主妇,和儿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又自责,担心被丈夫发现,整天惴惴不安。因为太想逃避这种痛苦,便开始酗酒,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有些人完全恢复,也会被过去的阴影缠绕。她们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能碰酒,却又会在心魔的驱使下,像梦游一样,在超市偷东西,等回过神来时,已经被逮捕。

这些女性,都是心里太难过了,积郁成疾,才沾染上了酒精。

“她也是这样……”

医生娓娓道来这位银行行长夫人——菊江的故事。

想念死去的孩子

当时,和多加子一起送菊江去医院的是绫子,她丈夫和菊江的丈夫曾一起在神户分行共事,大家还一起住过阪急沿线的公司宿舍,关系相当密切。东京奥运会那年,菊江家搬去了东京,没多久,绫子家搬去了横滨。这之后,两家人的交往更深了。

“住东京的时候,她刚过三十,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还跟老公上司的太太一起学印染……有时候会约四五个聊得来的女性,喝酒啊,聚一下。那时候,她挺受欢迎的,偶尔喝多了,醉的时候也胡言乱语,突然说什么‘啊,好想出家当尼姑啊……’”

绫子毫不避讳地说起这些。但菊江为什么“想出家”呢?

这应该和那些“孩子”有关,对菊江来说,这是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

在菊江二十八岁那年春天,她怀有六个多月的身孕。当时,丈夫结束了福冈的工作,被调去神户。那个年代还没有新干线,只能坐夜间卧铺。凌晨,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厢突然受到强烈撞击,剧烈摇晃,菊江也跟着从床上翻滚下来,撞到了肚子。

虽然最后也到了神户住所,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菊江感觉很不舒服,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流产。

“宝宝的手指像小叉子一样,小小的,多可爱啊……”

每每说起这段往事,菊江都忍不住流下眼泪。其实这之前,菊江已经流产过一次,没想到,这次又这样,要说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更不幸的是,火车事故后,她又经历了一次七个月的早产。

“那孩子活了三十多个小时,她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死后,被埋在了神户郊外的公共墓地。这之后,菊江就常念叨‘要是那孩子还活着,今年就多少岁了’之类的。”

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却让菊江深深挂念。而这时,她丈夫晋升管理层,当了广岛分行的领导,再次面临搬家,更加剧了对菊江的折磨。

“我最近啊,常常听到孩子们在叫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死后,一定会下地狱吧……”

绫子说,从那时候起,开始听到菊江抱怨“很寂寞”。事实上,这可能也和绫子有关系。

住在东京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过着所谓银行行长夫人的“优雅”生活。菊江和绫子的关系在女伴中也尤为亲密。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她们都没孩子。

“公司公寓这种地方,如果家里没孩子,很容易被别人疏远。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俩‘同病相怜’,关系也就更亲近。”

但四十二岁那年,绫子自己也没想到,她高龄生了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从此有了距离。

绫子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时候,菊江在电话里,很暖心地对绫子说:

“无论怎么样,一定要生下来!再辛苦,也要加油哦!”

她像在鼓励自己一样。虽然是真心为朋友开心,但从此以后,这条路上只剩自己一个人,菊江对无名的“那孩子”的思念也更深了。

菊江在广岛的房子是高层公寓,从十一楼的房间望出去,能远远看到广岛湾。夕阳西下,造船所的起重机被染成橘色。每天早上,送走丈夫后,她就被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密室里,孤身一人。

“不仅仅是没有孩子的孤单,人到了四十岁,会被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困扰。”

菊江的主治医师A医生这么告诉我。是什么困扰呢?

罪魁祸首是失眠的夜晚

工作调动,是日本白领的家常便饭。菊江、多加子、绫子她们丈夫工作的银行也是如此,几乎每隔三年,就有次全国规模的人事调动。如果那一年赶上孩子升初中、高中,父亲就只好单身赴任,否则会影响孩子升学。调动次数之频繁,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

即便全家跟着一起调动,也会给家人带来长期困扰。

多加子的丈夫,一直在管理岗位,工作三十多年来,远近调动加在一起,至少换过八个地方。多加子说,孩子初三那年,为了让他安心复习,只能拜托给在东京的父母照顾,结果变成了夫妻二人的世界。

“男人不论去哪儿,只要有工作,就能迅速建立起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女人就没那么容易了,适应新环境相当花时间。就算报各种兴趣班,也不一定能遇到和之前一个流派圈子的老师。我先生还总说我,‘你这个人,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其实是我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要跟着他换地方,学什么都断断续续。”

住在东京时,菊江学了印染,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亲戚,零花钱多的时候就和朋友聚会,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交际圈。

搬去广岛后,菊江断了之前的人际网络,又经历流产、早产的打击,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一给多加子她们打电话,就倾诉自己“寂寞”。

如果有孩子,还能参加PTA[2],和孩子的母亲们交往熟识,但菊江没有机会,丈夫的工作调动对于她来说,只意味着更可怕的孤单。

“还有,和丈夫公司的太太们交往也很麻烦。男人的身份地位,会映射到女人的交往里。一不小心说了得罪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打交道得万分谨慎。所以我啊,和其他公司的太太们,什么保险公司、交通公司,交往时间还更长一些。”

多加子说,菊江搬去广岛后,也只和丈夫公司的家属交往,但都浮于表面。

渐渐地,菊江不爱出门了,更闹心的是,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家附近还总有噪音,失眠侵袭而来。广岛的房子在国道边,车流量很大,哪怕深夜也车水马龙,马达声不绝于耳。丈夫适应能力强,睡觉前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不知不觉也能睡着。但菊江辗转反侧,整夜睡不着。为了补回睡眠,她就想早上送走丈夫后白天再睡,然而还是无法入睡。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菊江喝起了威士忌,当成安眠药用。就算白天喝睡着了,晚上也能醒来,迎接丈夫回家……

被孤独包围着,那感觉就像独自穿越荒漠,她只好趁丈夫不在家,偷偷借酒精的力量,逃避失眠的痛苦——这种短效的安眠药,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菊江自己也想象不到。

“没有孩子,从老公上班,到晚上回家,一整天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家庭主妇一旦沾上酒精,试图填补空虚,减轻自己的不满,就很容易变成酗酒。菊江也是这样,喝得醉醺醺的,但表面上,她的理由是,我只想睡觉……”精神科医生如此说道。

其实那个阶段,菊江正在和内心的空虚做着激烈斗争。

疏远的夫妻关系

身处孤独的公寓中,菊江很想缓解噪音导致的失眠,她爱上了白天喝酒,像是自我安慰般渐渐沦陷其中。一直以来,她都和丈夫一起吃早餐,后来慢慢没了食欲,一个人打发午饭、晚饭,也几乎不吃东西,甚至连准备的力气都没了。

到最后,喝到手指僵硬,甚至不受控制地发抖,指尖也跟着出现疼痛,无法弯曲,涂不上口红,也打不开电冰箱,因为抓不住把手。按电话号码的时候,得用两只手夹住钢笔,用笔尖才能按到数字。

主治医生说,女性从喝酒到酗酒,这个过程比男性快得多。菊江也只不过四年时间,就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然而,即便比男性的时间短得多,这期间,丈夫也不可能没有察觉吧?负责治疗的医生说,丈夫肯定一早就发现了,只不过没有努力阻止。

“酗酒,其实就是用酒精代替内心语言,表达说不出口的情绪。对菊江来说,这是个暗示行为,她内心非常希望丈夫来制止她,看到她的内在需求。”

但这位丈夫没有回应妻子的需求,也没能消除她的不满,反而纵容她,对她的表达视而不见。他以为这是好的方法,结果妻子对这种忽略更加不满,只好继续自我折磨——医生如此分析了两个人的关系。

“说直接点,这对夫妻,缺少男女之间更简单粗暴的交流。比如,这位丈夫完全可以很生气地把瓶子抢下来,甚至骂妻子‘你这个混蛋,又想喝酒!’,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妻子呢,也没有自制力,她本来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她选择自己忍着,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精神压力……表面上看,他们夫妻的关系风平浪静,其实暗地里,隐藏着各种危险因素,导致妻子最终染上酒精依赖症……”

山田洋次[3]导演的系列电影——《男人不容易》(中译《寅次郎的故事》)里,主角寅次郎动不动就因为小事而暴怒,甚至大打出手。观众们看到这样的人设,都会爆笑不已,觉得他很蠢,很可爱,但看着看着,又会忍不住哭起来——因为在寅次郎的世界里,他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有这样的“危险因素”。

提起菊江的丈夫,朋友们多评价他“忠厚老实,成熟有担当,工作能力强,挑不出大毛病”。有这样的伴侣,菊江还有什么不满,以至于用语言都无法表达?

于是,我去见了菊江。

一个严寒的冬日,雪花从黯淡的天空飘落,我赶往A市郊区的一家旅馆。菊江已到达二楼房间。出现在我面前的她,竖着大衣领子,又裹了一件大披肩,看起来是上了些年纪,毕竟四十九岁了,但言谈举止,仍是行长夫人的气质。

她心里应该挣扎了很久,考虑该如何与陌生人谈起自己的过去,而且是堪称悲惨的往事。但她的表情看不出丝毫异样,说话还是那么温柔。然而,聊了才知道,眼前这位行长夫人,其实出生在普通家庭,也有过并不幸福的童年。

菊江的老家在长崎县的海港小城。父亲是家具师傅,手艺好,带有两三个徒弟,就是脾气暴躁,常常喝醉了酒对母亲大打出手。菊江晚上上床后,常听到父亲骂骂咧咧,都是在训斥母亲。

“我小时候总在想,为什么妈妈不从爸爸身边逃走呢,我甚至还恨过我父亲。直到长大后,我才想明白,其实,父亲也有宠爱妈妈的时候,慢慢地,也原谅了他……”

菊江的母亲,娘家是开酿酒厂的,她和做木工的父亲似乎不登对,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菊江小时候一直没想通。在她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不辞而别。

寂寞的少女时代

“女演员冈田嘉子与杉本良吉手牵手,越过桦太敷香町(现库页岛波罗尼克)的国境线,进入苏联……”[4]

这是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三日的新闻,大家在一片震惊里迎来了新年。前一年七月,日军入侵中国,战火硝烟弥漫,临近年末,又占领了南京。军国主义横行的背景下,上原谦和田中绢代的电影《爱染桂》[5]大获成功,主题曲《旅行的夜风》唱片销量达到百万张,真是个宛如梦幻泡影的时代。

菊江的母亲,这个生活在长崎海港小城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那一天,母亲抛下五岁的菊江和正值青春期的菊江的兄姐,独自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邮轮。

乡土史专家说:

“昭和十几年的时候,上海与长崎之间的往来极其密切。邮轮‘上海号’和‘长崎号’,在港口之间不停往返,下午从长崎出港的船,在第二天早上的绯色朝霞中,就能抵达扬子江河口,傍晚抵达上海。那时候,去上海的人太多了,中学修学旅行去上海,想去赌马也说走就走……做贸易的人就更多了,他们给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卖友禅染的和服、挂画,给中国人卖仁丹、肠胃药、牙膏等。”

菊江的母亲混在这些商人里,去上海卖起了和服。

虽说上海不远,但一个家庭主妇孤身一人,远走经商,亦属罕见。所以,熟人都推测,要不就是这个女人太强势,要不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但菊江什么都不知道。

“听说是父亲在外面欠了钱,也可能是妈妈太辛苦了,总是挨父亲的打,想逃离这个家……但不管怎么说,妈妈什么都没跟我说,不辞而别,我当时很受伤。那天,我回到家发现妈妈不在,之后也一直没回来……”

“大概每隔三个月,妈妈回来一次,但很快又走。长的时候,隔半年才回来。小学入学典礼那天妈妈也不在,是姐姐陪我去的,她大我九岁。”

“我小学在海边,在学校可以听到邮轮的汽笛声,每次一放学,听到‘上海号’、‘长崎号’拉长的‘嘟——’声,我就很紧张,怕妈妈刚回来又走了,会不会等下一到家,又见不到她了。有时候,担心真的成了现实。所以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安全感,总想着‘会不会……’,一直很不安……”

母亲走的时候,菊江还小,家里人可怜她,都很疼爱她。不光是爸爸、爷爷奶奶,连哥哥姐姐,都像疼宠物似的宠着她。

“我和兄姐的年龄差了不少,所以他们很少把我当成玩伴,和他们一起玩耍、吵架什么的,印象里都没有。在家里,我总被特殊对待,假如只有一个点心,我说想吃,大家就说,好吧,给你吧……总是这样。妈妈的缺席,反而让我得到了更多溺爱。”

精神科医生说,这样的成长轨迹,可以折射出菊江后来的心理问题。

“女孩子大多通过父亲来构建男性形象,但菊江的父亲爱喝酒,又对母亲动粗,造成菊江对他有抵触情绪,认为父亲是‘自私的、不讲道理的渣男’,这让她后来选择伴侣时,倾向于找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类型。父亲没能给到她的,她希望在这个男性身上得到。也就是说,丈夫成了‘父亲的替代’。”

菊江夫妇之间就是这样,父女关系取代了男女关系。菊江自小在溺爱里长大,独立性很差,这也延续到了和丈夫的关系里,在丈夫的“保护伞”下,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是,人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在菊江内心深处,“无法离开丈夫的自己”和“想要离开丈夫的自己”,渐渐形成了激烈冲突。

戴着面具假装幸福

二十三岁那年,菊江和丈夫结了婚。从私立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她作为新员工入职银行,那刚好是她丈夫工作的公司。

“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一家人的温馨,我早就想离开了。当时有点急着嫁出去,哪怕对方并不是我的理想类型。”菊江笑着说。

她丈夫是家里的长子,全家人在战争期间去了伪满地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回到日本后,他几经努力才从大学毕业。他入职时已经二十五岁,和公司传统的新人直升路径大为不同。当时是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年),日本经济一片惨淡,所以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到被入职考试淘汰”。没办法,这就是昭和第一代人吃过的苦头。

婚后,两人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又像是朋友,但在别人眼里,绝对是幸福的一对。菊江自己也表现得很幸福,经常叫上朋友来家里聚餐,还一起打麻将,这也是丈夫教她的。有时,丈夫在外应酬喝多了,把同事下属都叫到家里来,菊江也不怒,跑前跑后地准备下酒菜,热情接待,和大家打成一片,又喝又闹。任谁都会夸她是位好太太,会和人相处。

但只有菊江自己,听到了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会不会只是在演“幸福的戏”?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就是大家在家里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也觉得没有意思,但还是要配合,装成懂事的太太。这种表里不一,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而正是丈夫让菊江意识到这种反差。对这位时而是父亲,时而是朋友的伴侣,菊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问题。

“我先生这个人,说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他不太想复杂的事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人生应该多多享受。而我刚好相反,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花时间搞个一清二楚。每次有矛盾,他调整得很快,可以马上岔开话题,呼呼就睡着了。我却放不下,甚至想把他给叫醒,争个清楚明白……如果说懂得女性的苦恼、会操心也算是种美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毫不体贴的男人,完全无法理解女性思维。渐渐地,我有种唱独角戏的感觉……”

菊江内心的情绪变化,像酒精发酵一样,在慢慢酝酿,但丈夫没有发现这一点。甚至,连菊江自己也选择沉默,并不想表露出这种不满,只是继续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

“有时,我俩出去看电影,很想和他深入探讨一下,但又担心,他工作这么忙,我说多了他会很烦吧,肯定觉得我很吵。我才不愿意招人烦,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了,我先生肯定也喜欢这种女性……我就这样给真实的自己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嵌入他希望的样子里。哪怕以后脸蛋没那么可爱了,至少要性格可爱,才不会被嫌弃……为了做这种惹人怜爱的女人,我扼杀了自己的本性……”

一年又一年,丈夫在职场上步步高升,但工作也越来越忙,常常连着好多天深夜才回家,不是有应酬的饭局,就是在打麻将,周末也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菊江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经常化为泡影。

“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

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差不多都是这句话。菊江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机械地往嘴里送东西,食不知味。菊江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漫无止境地等待丈夫

会交际,深受丈夫的同事和手下好评,扮演着看起来很幸福的太太……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只是不想辜负丈夫的期待,一直勉强自己……

真实的自己,戴着假面的自己,互相交织着,痛苦地折磨着菊江的内心,雪上加霜的是,没孩子这事,更让她深深内疚。

“丈夫是家里的长子,而我却生不了孩子,公婆有意见也是正常。而且,我是怀孕后流产,当然,我也没觉得是丈夫的错。可是流产后,我婆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鼓励安慰的话,‘注意身体啊’、‘下次加油’之类的都没有,这让我很难受。她只给我寄来一封信,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说得好像我有缺陷一样。”

菊江自己本来已经缓过来一些,虽然孩子没了,那也没办法,不全是自己的错……但被婆婆这么一说,又陷入了自卑中,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失职妻子”。

“但我从没说过婆婆的半句不是,一是不想破坏婆媳关系,二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父母不好,我丈夫肯定也不好受……只要我和丈夫的关系不受影响就行了,就这么想的。况且,比起惩罚别人,压抑自己更容易一些,就这样忍了下去,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

勉强自己,最后,全部积累成内心压力。

菊江读的是女子商业学校,校风特别传统,教育方针也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比如女孩子要擅长打算盘,嫁人后要相夫教子……虽然菊江自己很反感,但她的父母和亲人都是明治时代的人,在长崎土生土长,骨子里继承了这种老传统。

“没孩子让我很内疚,有些话想和婆婆说,却总开不了口,也许我内心还是被传统的价值观深深束缚着吧,再加上我不停地把自己框入‘好妻子应该怎样’之类设定好的模子里。但真实的我,很想从那里逃离……这种对立使压力越来越大。”

菊江的内心变化,如果能倾诉给丈夫,也许事态会完全不同。不过,即便妻子这么做了,丈夫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吧。世上有几个丈夫能发现妻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又愿意静下心认真倾听,想要去帮助她呢?男人总觉得“女人的话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整天陷在利益至上的工作里,生生扼杀了女人的表达欲望。菊江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自从丈夫升职后,两个人连说话的时间都没了。

“今天会早点回来吗?”

“这个我要去了公司才知道啊。”

这个阶段,两人还有些情感交流,之后没多久,连这种交流也荡然无存了。

“他早上出门上班前有几分钟时间,两个人可以面对面说上话。等他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生活里的琐事,做妻子的也想和老公分享,比如隔壁家的三花猫如何……这些日常,都想晚上和他说说,一直等他回家。结果怎么等都等不回来,只好再等星期天,谁知道又有其他事情……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想和丈夫聊聊天……日积月累,情绪积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了了。”

菊江的丈夫从分行次长升到行长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个职位,对银行从业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的阶段。不过,这也是他一步步踏实努力的结果。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菊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婚姻状态。她心底涌起的寂寞,无人知晓,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做伴。

丈夫的职场异常残酷

内心崩溃,却无法和丈夫沟通,只能压抑自己,在煎熬的边缘,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这样的日子,让菊江的压力逐渐膨胀。

负责治疗菊江酒精依赖症的医生说:

“如果她本来就是没什么追求、小鸟依人型的女性,愿意依靠丈夫生活,也许压力还没这么大。可是她内心情感很丰富,又没有机会表露,只能封闭自己,‘一味地等待’丈夫回家,这种被动的人生,最后压垮了她。”

菊江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不禁思考,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难道要注定过没有意义的人生吗……沉迷于威士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酒精进入身体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忘掉了所有烦恼,那些破事情,随便吧!这种感觉太虚幻,也太诱惑了,我真的好想得到解脱,所以第二天也喝,日复一日……”

当菊江陷入这样的状态时,丈夫竟然不闻不问,只顾着在公司忙前忙后。可是,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在银行业,总行会给分行下达销售指标,在此基础上,分行行长会提交预计完成的目标。往往到最后几天,大家就得拼命赶业绩。不过即便达成,竞争也没有结束。每个分行行长的业绩,都会被录入总行的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令人难以喘息的残酷世界,无情的评价无处不在。悲剧,也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桩发生在中部地区A市分行的惨案。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午三点多,营业课的女职员(二十六岁)要去四楼的物品保管室拿文件,就找总务课长拿钥匙,但钥匙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找来万能钥匙,正准备打开铁栏大门时,却发现钥匙孔里插着一把。

“好奇怪啊,这是谁呀……”女职员觉得有些诡异,朝屋子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走了进去,结果却看到了眼前一幕。

“快来人啊!课长他……”

正在上班的男职员们听到惨叫,急忙飞奔过来。物品保管室里,两排并列的铁书架尽头,营业课的B课长上吊自杀了。

铁架最上面,挂着课长的皮带,他的脚下,有一张八十厘米高的台子。立案警察说,他应该是踩着这个上吊的。

“等我们赶到时,已经没气儿了。我们在地板上铺了被子,把他的尸体放平,他身上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据说那件西装,他有三套一模一样的。鞋也穿得好好的。穿戴这么齐整去自杀,真是罕见。不过也看得出,是个认真到头的人……”

同事说,当天B课长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四十分来上班。听部下汇报了工作,又下达了指示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

“B课长最近一直精神不太好,那天也是,看他回到自己的位子时,若有所思,无精打采的样子。”

银行三楼是员工食堂,他中午在那儿吃过午饭,有人看到他三点左右还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之后……

这位课长,毕业于国立大学,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的最高级别考试,进入银行业,今年才四十三岁。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憧憬孤岛生活

我去见了B课长的直属上司,一位典型的金融精英,举止得体,说话滴水不漏,从始至终没有失态。

据说,这家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直属上司和下属之间,每年有一次面对面交谈,沟通今后的计划、未来的职业打算,乃至个人的烦恼。不知道B课长走上绝路之前,有没有说过些什么呢?

“和他谈的时候,他说过,晋升速度太慢,还因为这个而抑郁。我当时鼓励他,你做得不错,拿出点自信来……”

B课长是昭和三十五年(1960)进的这家银行,同期入职者中有一半人以上都升到了分行次长以上的职位。和他同在A市分行的一个次长,原本是在他之后调来,还是他大学的学弟,后来却成了他的上司。这几乎意味着晋升通道被堵死了,他自己也一清二楚。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得不到晋升呢?

“他太认真了,认真到钻牛角尖,自我要求也高,但业务上总是出差错……”

比如说吸收储户存款,这是银行员工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业务。在上司眼里,他确实做得很认真,但总达不到预期效果,哪怕叮嘱再三。

“最后往往需要我们老板亲自去客户那里,才能搞定事情。虽说前期是他打好了基础,但还是挺受打击的,他总怀疑自己能力不行,不适合做这一行……”

当上课长后,他负责起草项目计划,然后交给次长、分行长过目,但经常出现无法按期上交的情况。

“尤其是这次,他拖到最后也没交……我就跟他说,哪怕没写好也要交上来,否则工作都开展不了。可他怎么想的,他非得准确考量过经济环境,才能动笔写,而且还总不肯顺着上头的意思做出乐观预期。这家伙还说,不想写敷衍了事的东西,自己每天也苦恼得不行。”

B课长的前一个工作地点是千叶县的C市分行,我也去见了他当时的上司。听说他在C分行的时候,经常和这位上司一起打高尔夫球。

B课长在这里做贷款业务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他的一个下属,在融资的合同上写错了金额数字,导致银行在法庭判决上遭受了经济损失,这自然和课长脱不了干系。

“那件事情有了定论后,我们银行在内部发了全国通告,说‘今后要万分谨慎,不要再犯此类失误’,虽然隐去了分行的名字,也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但造成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

就在B课长自杀前两个月,同事也看出他的状态不好,就很少叫他一起出去喝酒。但有天晚上,上司很罕见地叫了他,他便和其他同事一起去了家挂着红灯笼的小酒馆。

有个年轻下属坐在他旁边,清楚地记得课长喝多了酒,贴到他耳边,声音含含糊糊地,突然冒出来一句:

“工作太没意思了,真想上吊自杀啊,我活不久了……”

“不是吧,课长……别吓我啊……”下属年龄小,也判断不出这句话中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另一个上司回忆起来说:“他那时候还说,‘好向往《鲁宾孙漂流记》里的那种生活啊,真想去南海的孤岛上过日子’之类的。我还回应他,一样,都一样,我也想离开这个规矩多的社会,偶尔贴近大自然,去孤岛什么的也不错……”

直到那天早上,他上班前还和妻子交谈了几句。

“今天不想上班了……”

“那,就请假在家休息吧……”

“哎,不行……工作还没做完……”

她没想到,四十三岁的丈夫竟就此赴死而去。

全勤的结局却是自我毁灭

悲剧发生后,银行方面才得知,B课长之前一直在精神科诊所看病。他担心被公司的人知道后,大家会把他当病人看待,影响晋升,对自己更加不利,所以拼命隐瞒。他的主治医师说,分行里好像确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他第一次来,是自杀前十个月左右,当时已经确诊为重度抑郁,我建议他最好休假疗养。他总说事情太多,休息不了。作为医生,对他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

读大学时,B课长组织过一个慈善团体,叫“一日一善会”,还帮忙清扫校园。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银行的出勤记录上也可以看到,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缺勤过一天。不夸张地说,是工作毁灭了他。

课长去世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去慰问了他的父母,我听他们说了以下这样的话——

课长老家在九州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从市中心往南走,冷冻仓库和木材市场围着新建的港湾设施连成一排。面朝着宽阔的海滨路,有一家小卖部夹杂在蔬菜店和水果店中间,那里是课长的父母家。几个同事去的时候,看到店门口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围着围裙,正在收拾空箱子,摆放蔬菜。看年纪,推测是课长的母亲。

“联系老父亲的时候,他非常怨恨我们,一直说:‘我儿子那么优秀,连国家公务员考试都能通过,是你们银行不会用人!要是给我儿子安排更合适的职位,他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更能发挥能力呀!’”

年迈的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儿子怎么能狠心抛下妻儿,先走一步。这得是多痛苦啊!一想到儿子的痛苦,他们就难过得不行。

同事们胆战心惊,鼓起勇气打了招呼。老妇人果然是课长的母亲。她一个眼神望过来,大家都不敢出声,之后她转过头,继续做着手上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活到这个岁数,我从没有这么伤心欲绝。你们银行的人也打过电话了,说什么你们会继续努力,连我儿子的那一份一起,请他的老母亲也不要被打倒,也要继续努力……我和老头子,我们都不想再提那件事了,请你们回去吧。”

说着,老妇人掀起围裙一角,擦了擦眼睛,转身走进了店里。

在这个小镇的西边,有座小山丘,附近有一片新兴住宅区,都是崭新的独栋建筑。B课长的夫人就住在其中一栋中。门框上还挂着她先生的铭牌。同事们敲了两三下门,引得狗大声狂叫,她才稍微打开玄关旁的玻璃窗。

“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吗?”她轻声问着。

同事们回应了一句,但狗叫得太凶了,她听不到说什么,轻轻拨开额头上的头发,才看清楚一些她的面容。听清来意后,她立即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声音虽小,但非常冰冷,转而迅速关上了窗。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中部地区的一家分行,也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十二月末的一个星期一,严寒冬日,大雪纷飞,地上积了厚厚的雪。分行的D次长一般都来得很早,坐在一楼靠近金库的位子。但那天到了营业时间,他也没来。次长之前在东京工作,这次单身赴任,住在分行旁边的公寓。他每个月有一两次回东京过周末,有临时情况的话,都会打电话过来,然而那天并没有电话。

下属打电话去他公寓,也没有人接。他本是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总让人觉得事情不太对劲……那天,一直到营业时间结束,也没有他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行长收到了一封信。

走投无路的五十岁

给行长寄信的,正是前一天消失的D次长。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就这样不辞而别,我感到万分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件事,我已经尽了全力……再次深表歉意。

信上写了这些,还零零碎碎地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负责保管的物件、钥匙之类的,都留在了银行,不小心带走了几张的士票,但已经撕毁作废。最后还写道:

我在这里正式提出辞职,还请多多包涵。

信封里还一起装着辞职信、身份证、职员徽章,邮戳显示寄出地是名古屋。

行长大吃一惊,赶紧检查次长的桌子,抽屉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又给他东京的家里打了电话,他夫人说也陆续收到了六七封信,信中写着,虽然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行长骂过,但绝不是行长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切都事与愿违,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死,虽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信上还这么写:

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了。事到如今,我心里只想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后悔一辈子。虽然我放不下孩子,房子也没还完贷款,我也只能希望他们好好活下去了。我要一个人,去遥远的地方,孤独终老,拜托你们不要找我。

行长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玩失踪?

次长夫人也从东京赶来,在公寓里见到了行长,说:“我真没想到,他一个人生活还收拾得这么井井有条,看来他状态真的不好。这些旧报纸,堆放得分厘不差,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桌子上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NHK养生节目的解说,其中有关于胃肠病的内容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却极为规整。但无论怎么找,都没找出来蛛丝马迹。

夫人那天报了警,申请搜查失踪人口,之后一直等待着丈夫的消息。但直到过完新年,也没有线索。

行踪不明的D次长也毕业于国立大学,当年五十岁。

“他在我们总部的监察部门做了很久,是从分行营业厅岗位调过去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会不会因此造成了他的心力交瘁?不过,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内心波动。”

行长这么说道。信里提到的“那件事”,还有“被骂”,是指前不久,银行因为占地界线的问题,和旁边的业主发生了冲突。次长是负责人,非常烦恼,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绝不至于人间蒸发。D次长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呢?

“对银行的人来说,五十岁,是最焦虑的年纪。”

他的同事如此说道。如今,大多数都市银行、大型银行,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了六十岁,但实际上,一般五十岁左右,早的甚至四十八九岁,就得接受“调职”命令,在银行的相关企业或是客户的公司安排个差不多的位子,做两年回银行后,没有合适职位,只能让你退休——这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流程。

“可以拒绝调任,但两次就是上限,再推脱就只能降职,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或者干脆做‘窗边族’,基本上相当于处分。说什么‘银行不会倒闭’,那都是过去的神话,如今,竞争太激烈了。元老级也差不多是时候退场了,怎么减少人员支出,特别是中老年员工的支出是个大问题。”

D次长大概就是被这种冰冷的现实击倒了。

失踪一个月后,银行方面尊重他的辞职意愿,向其夫人支付了一笔退职金。而原因不明的次长失踪事件,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直到六个月后,他突然出现——

与女职员的私奔

东京某区,夜晚。从私铁站出来,穿过商业街走十二三分钟,可以看到一片外形相似的独栋住宅群,D次长的家就坐落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此前,他给这个家寄来了令人悲痛的信件后便失去踪影。

半年之间,杳无音信。然而某一天,他又突然回到了这个家里。

抛下工作,离开妻子,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无目的旅行,唤醒疲惫的身心——这大概是每个上班族都做过的白日梦,但被逼失踪的D次长,绝不是为了追求如此浪漫的梦想。而且,消失后,他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只能说明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无处可去。怎么看,都很没面子,他会不会向我和盘托出心里的苦闷呢?

“生还”后,他找了家小公司上班。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回家。一直等到了夜里十一点,路上依然人来人往,才看到他抱着便当盒回来。

“你好,我是银行介绍过来的……”

刚开口,他就一下子靠在门边上,不想听我说下去。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很抱歉……我连家人都没有说……没办法帮你这个忙……”

他耷拉着头,关上了玄关窗户,熄了灯。

当然,在银行业,上吊自杀、抛家弃子,走极端之路的人肯定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不是也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商业空间里气氛太压抑,导致敏感脆弱的人无法承受,才走上不归路?这种压抑不只存在于菊江丈夫的银行,在日本,随处都可见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就这一事件,我试着问过一个中年银行职员,他在另一家颇具实力的都市银行上班。

“其实银行都会把这些丑闻压下去,连内部员工都不知道实情。但就我所知……”他说着,列举了这两三年发生的悲剧,自杀、失踪,还有猝死,甚至还有被标榜为“战死”的。

他们位于大阪商业区的一家分行,之前发生过自杀事件。一个三十多岁的员工,因为苦恼“对自己没信心,觉得以后也难晋升”,竟然就在单身宿舍上吊了,还是个国立大学的精英。

东京南部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和手下一名女员工一起失踪了。银行方面立即做了处分,开除了私奔的两人。

市中心繁华区的分行,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职员,也和女职员一起失踪了。据说,他平时总抱怨“觉得工作没希望”。

东京都国电站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代理猝死。同事说是过劳死。

同样是东京都内,私铁站前的分行,一个课长直接在公司猝死。据说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奋战在工作一线,是业内出了名的工作狂。

去见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之前,我听人这样讲:

“他啊,是个随和的人,平时很活泼,性格开朗。女人们都说,菊江的丈夫啊,真是个好男人。在家里,他还自己腌泡菜,自己擀饺子皮,做饭比他太太还好。”

是不是真像传言说的这么好,我决定去见这位分行长求证。他刚从外地开会出差回来,很快就给了我回复。据他说,和自己同期入职的有一百人,如今还在银行业的,估计只有二十人了。有的离职,有的被调任,也有人自杀。剩下的人里,做到总行部长,或者分行长以上级别的,只有七个人。可以说,北见是一百人里胜出的七人之一。

“不过呢,现在回过头来看……”

说到菊江突然陷入酒精依赖症,这位分行长,和我聊起了“丈夫的理由”。

工作狂的理由

北见荣一进入管理层,荣升分行次长,是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大阪举办了世博会,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北见当时刚四十岁出头,是最能干的年纪,又在公司里有了些地位,帮银行做企业融资,没有理由不拼尽全力。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年轻时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真的像傻瓜一样。但工作真的很开心啊,没办法。”

当时,北见是贷款部的次长,接手了一个协助融资的项目,是帮某大型造船公司旗下的承包企业贷款盖工业区。

那个年代,日本的造船业有很多国外订单,每日马力全开。不过,一旦大型造船厂的零配件跟不上,就会影响生产进程,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如何快速提供资材,成了形势所逼、亟待解决的课题。

原本,这些承包工厂分散在造船厂周边,但现在,必须将这些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区。

“当时,我们和各个承包企业的老板一起,开学习会,去其他工业区参观。看起来我们只负责融资,但其实从计划到完工,全程都有参与。竣工时,那种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到现在都忘不了。”

北见说,和手下一同经历了这些工作的艰难险阻,到最后看到完工的巨大船舶时,不禁想起自己为此而奋斗的岁月。看到船,就感觉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他说,如此醉心于金融业的工作,就是因为完成项目时的喜悦,太有魔力。

不仅如此,这个工作还有另一个魔力,让人非常享受……那就是男人间的友情,一起经历了人生百态的交情。

“我们和中小企业的社长、专务,都有很深的交往,可以说是男人的感情吧。即便现在,我出差去某个城市,一到车站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就会赶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也是我觉得工作有意思的原因啊……”

北见说他有一个交心的朋友,就是在负责工业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朋友还只是造船公司的中层,现在已经做到了大企业的高管。

“到现在见面,他还总说,要不是你和我一起干,我也到不了现在的位子……喝酒啊,打高尔夫球啊,一通电话,我们排除万难也要赴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什么妻子已经在家做好了饭等我之类的,我们真说不出口,也不觉得是个太大的事儿。”

当菊江内心掀起万丈波澜的时候,丈夫正疯狂地工作着,甚至高声讴歌着人生价值,难怪就没有关注妻子了。

“一早出门,一直到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到家,做了晚饭也不吃,几乎天天如此。这样肯定会生气吧。内人也和我吵过,说‘家里不是旅馆!’我嫌麻烦,连架都懒得吵,她就更生气了,啰啰唆唆说个不停,骂着骂着累了,就喝威士忌,喝多了就睡。我这才舒一口气。当时就是这么过的。”

菊江对酒精越来越依赖的时候,她的丈夫北见却在职场上春风得意,从分行的次长升为行长。

北见回顾自己做行长的那段时光时如此说:“在漫长的银行生涯中,我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认可,这也成为以后的资本,很有意义。”

然而,同一时期,菊江却如入牢笼,被无边无际的孤独包围着。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获得人生价值,沉醉于同甘共苦的男人友情中,为公司奉献自己的人生——如果说,这是成功人士的话,那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一定算一个。

然而,对于属于企业人种的丈夫来说,他所爱的对象,却不是妻子。他更关心的是工作,是他背负着责任感的工作。对其他事情,他并无兴趣。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直到丈夫眼里已看不见妻子的存在。荣一和菊江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时,那个名为“酒精依赖症”的精神疾病,就像突然大响的警报声,在菊江体内达到顶点,不断摧毁着她的身心。

后来,菊江的症状日趋严重,甚至出现了幻听和幻觉。而今,经过疗养,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切。对于曾经让她麻痹的酒精,现在也完全断念。清醒时分,她才重新看清楚她与丈夫之间的状况。

“他啊,是个不会、也不愿深入思考的人。”

菊江这么评价她丈夫,“人应该怎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问题,他不会想太多,也不会为此而烦恼。

“如果总是为这些问题烦扰的话,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打拼,还成功了吧……这样一想,其实男人也挺可怜的……”

菊江清醒地看到了丈夫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同样犀利地向内看透了自己。

“其实我最近在想,虽然我表面不屑于做那种在意老公职位,乐此不疲地给老公做好后勤工作的好太太,但实际上,我也是和他并肩战斗的企业战士……”

这句话另有深意。荣一在家里时,很少提起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但哪天在和上司、手下的交往中遇到了不顺,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那时,菊江是怎么安慰丈夫的呢?

“‘这样子啊,但也只能忍一下了,这么辛苦也是没办法啊……’以前,我都会这么说。但其实,那不是鼓励,也不是安慰,是我打从心底在意他在公司的地位而已。我很清楚,我的幸福生活和他的稳定联系在一起。我表面上说得很识大体,其实不过希望他可以继续像个战士,在企业里披荆斩棘。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也和他一样,身处战争当中……”

菊江就这样总结了一番“夫妻为共犯”的理论。但现在,她似乎对丈夫多了些温存。

“我不会再对他说加油啊、忍一下啊之类的。他的缄口不言,让我也一样承受着压力,所以我选择对他沉默。如果我去理解他的感受,跟着他一起抱怨,‘这真的太讨厌了’、‘天啊,那家伙居然这么说’之类的,他的心情,也会在我这里得到宽慰。我如今才明白这一点,可惜,有点太晚了……”

菊江说着,无奈地笑起来。

荣一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在如此漫长的年月中,菊江一个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空虚,独自表演着无言剧。在这个剧里,她自导自演,思考着人生问题。

——我总是依赖着老公,等他回家,被他的生活节奏左右,靠缥缈的期待过着这一生。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仅有一次的宝贵人生,竟然就这么走到了尾声……

一直如此自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只能如暗夜行路一般,不知不觉陷入了凄惨的人生泥潭。只有在喝醉了、沉沉睡去的时刻,才能感到心安。还好,菊江终于走出了人生的迷宫。

“我和老公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彼此之间还是会说,‘做了夫妻很多年,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对方吧’……”

这对舞台上的夫妻,如今,终于开始面对面相互诉说着什么了……

主妇布鲁斯

“倦怠期”的男人们

明明是市中心的商业街,却有着宛如金属空间一样的冷漠感。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钢筋水泥、玻璃窗,映照出的全是对面大厦,影像又反射回去,像镜子一样。抬头望去,眼里看到的尽是白色、银色、黑色构成的几何图案,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到天际。

大型综合商社A社就在这附近。每天早上,自动玻璃门打开,上班的白领们站在大门外,把贴着照片的公司卡递给保安。保安身穿制服,头戴制帽,逐一检查、放行。人群如水流般朝前涌动,但宽敞的大厅中几乎没有说话的声音,安静得有点恐怖。

我走到一楼电梯的后面,看到透明玻璃外有一个精致的庭园。明亮的冬日暖阳,洒落在天然植物上。这场景,与周围无机质的建筑物显得格格不入。

据说A社在日本有九家公司,一万多名员工,年营业额以万亿日元计算,在全球遍布着一百多家海外分公司。毫不夸张地说,巨型企业A社绝对是日本商业的代表企业之一。

我在大厅的咖啡角见到了某部门的B室长。他个子很高,衣着笔挺,透着精英人士的干练。和他面对面坐下后,我瞥见他沉稳的眼神里流露出中年人才有的人生巅峰之感。我当时想在A社里找一位有代表性的高级白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态,于是问他能不能配合。

“我是伴随经济腾飞成长的那代人,但这几年,比我们稍年长的那一代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工作,而是养老。”

在这座雄伟的商业城堡里,突然听到他这样的发言,我有些困惑。

“好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个季度的营业额、利润都噌噌往上涨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还能吃些老本,公司气氛也还活跃,那都是托经济成长神话的福。但一九五三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低速增长成了日本的常态,我们也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在B室长看来,在商场上摸清的现实,也一点点改变着白领们的生活状态。

“只要认认真真干活就足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但要再让我额外努力一些,我可不想逞这个能。现在又不像以前,社长和新人之间的工资差好几百倍。反正上流社会的情况,我也差不多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身边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想法。”

产生“倦怠感”的另一个理由是,“没有多余职位”,这对白领来说是很残酷的现实。比如在A社,只要工龄达到十年,就自动升任课长代理职位。但再想往上升,就不是人人皆可了。尤其是在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昭和三十六年到四十年(1961—1965)间,每年招进来两三百名新员工,但职位有限,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反正也当不了老板,不如轻松点……我们差不多都是这个态度。说是这样说,但也不可能辞职,虽然有提前退休的福利政策,还是没人愿意在四十八岁到五十一岁这个阶段辞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安安稳稳,挺好的,稳定嘛。”

感觉整个公司里弥漫的都是这种气息,像温水煮青蛙,要让这帮人打起精神简直难上加难,估计上司们也头疼得不行。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只是形成了惯性。大家表面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努力地工作,但不是以前那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偶尔会停下来,想想退休后的生活呀,老龄化社会里自己要怎么办啊,之类的……”波磨子告诉我。

她的先生叫三村浩司,在这家超级商社的东京总部做部长,之前在纽约驻外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和波磨子约在她入住的精神病院里见面,位于房总半岛[6]的一个小村落里。那时,她刚治好酒精依赖症,身穿黑色喇叭裤搭配白色外套,出现在我面前。她涂的口红颜色很鲜艳,戴的眼镜是镶有金边的方形款式。虽说她的实际年龄有四十七岁,但看起来很显年轻。

优雅外派职员太太的背后

“我先生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如果因为我的事情给他造成了影响就不太好。这一点,还务必请您……”

我不确定她是因为虚荣心太强,还是太爱丈夫,总之她对自己身为酒精依赖症患者并入院治疗这件事很警惕,怕被外界知道,甚至在答应接受采访之前,还特意叮嘱了我一番。

不过,之后我通过和其他病人,还有护士们的沟通,了解到波磨子确实是很要面子的人,在女性患者中,她算是爱出风头的。

“通常,住院的女性患者很少穿裙摆长的衣服,最多为了防寒保暖穿个半身裙,但这位太太总爱穿超长的裙子,一直拖到脚踝那里,还搭配精致的披肩,带花纹的那种……搞得其他患者忍不住多想,‘她就是故意想凸显和我们不一样吧’。”

但我认为,她不完全是虚荣心强的问题。其实跟着老公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就已经相当萎靡。

在纽约的时候,波磨子的先生在最繁华的商业街——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上班。那一带四五十层楼高的楼宇随处可见,和东京的丸之内[7]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住在郊区,搭快速大巴上班也就三十分钟左右。

我问过有经验的人,他们告诉我,像波磨子这种外派职员的妻子,其实能给先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要从侧面支持男人们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在周末晚上邀请外国客户夫妻同行到自己家里开派对,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不少人甚至一周一次。

“如果是会说场面话,擅长社交的夫人就还好,但日本人普遍不太擅长,想必她们的心理负担很大。因为语言障碍,也发生过不幸的事情……”

这里说的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外派职员妻子的事。她丈夫先去了纽约,半年后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跟了过去。她外语不好,加上本来也不爱社交,后来就不爱出门了。

但使她备受打击的是,她后来得知丈夫在外面有一个关系亲密的白人女朋友,从此两个人争吵不断,她也身心俱疲,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听说有一天,她没控制住情绪,把女儿从公寓的阳台上直接扔了下去……

一般来说,陷入酒精依赖症,需要入院治疗的女性,多是因为内心深处有别人看不到的阴暗面。森山与志江是这家医院的治疗师,在和患者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她一点点摸清了她们的内心回路。刚开始时可能很难,但通过自然的日常沟通,便慢慢会掌握规律,就好像走山路,刚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后面就能朝着下山的方向一路冲下去。

波磨子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初,无论与志江怎么尝试打开她的心扉,都不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到现在,她至少能对与志江说心里话了。

“外派到纽约的职员太太们,基本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天生的‘白富美’,无论家庭出身、学历、语言能力,还是教养,都无可挑剔。另一派是丑小鸭变白天鹅,内心多少带着自卑。波磨子属于后一派。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她努力了再努力,才能到达的阶层。我倒是相当理解她的这种痛苦。在外面,她拼命逞强,但在亲近的人面前,她又想极力掩盖……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女性最后沉迷于酒精的原因……”

波磨子看起来如此爱慕虚荣,她内心的密室中,到底隐藏了什么呢?

“魔鬼”六点钟

在这间医院的女性患者里,波磨子因衣服多而被大家津津乐道。

“她来的时候,带了很多漂亮衣服,也经常穿,其他患者一夸,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啊……她就有点小炫耀地说,啊,这件啊,我在纽约的时候买的,家里还有好几件一样的款,只是颜色不一样……大家就觉得有些自讨没趣。”与志江苦笑着说。

为了让波磨子融入这个群体,与志江花了不少心思,但大家不买账,觉得波磨子“盛气凌人”。虽然有点无奈,但这也是事实。

“您简直就像女演员……”

当别人这么夸的时候,波磨子就会开心得止不住笑意。

接手过多例女性酒精依赖症患者的精神科医生说,这些女性有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给自己描绘了“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但现实里的自己却是另一个样子,两个画像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如果无法填补,她们就会陷入苦恼,为了忘记这个苦恼,就只好喝酒……

“波磨子是典型的例子。她在纽约的身份是外派职员的太太,但她英语不够好,社交礼仪也没那么面面俱到。这种痛苦,很难向别人启齿。”与志江说。

波磨子的丈夫三村浩司后来对与志江讲,其实在纽约时,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对波磨子的不满,反而常常觉得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波磨子一直给自己施压,一直勉强自己。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就容易导致内心的崩溃。但在纽约的那段日子,他们的孩子还小,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波磨子每天像打仗一样忙碌,根本没空留意自己的内心压力。

外派第五年的秋天,孩子们要回日本读高中和大学,波磨子带着孩子们先一步回到了日本。

刚回国那半年,因为忙着照顾孩子升学,加上父亲生病住院,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没让她失望,考入了理想的学校,老人也平安出院,忙碌总算告一段落。但也刚好是那个时候,波磨子心中积蓄的压力,渐渐流露出来。

“我以前喝一杯啤酒就开始天旋地转。”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波磨子竟然开始在每天的晨起咖啡里,一点点加入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后来直接加到了半杯。

晚半年回国的丈夫,顺利地进入了总公司的核心部门,每天半夜才到家。

“其实,嫁给我先生这二十五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不到深更半夜,他不会回来。他真的是个工作狂,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今天吧……”

波磨子说,从很早以前开始,一到傍晚,她觉得差不多该下班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就响了。

“他总说还有点事情,需要和律师讨论一下,或者刚刚开完会,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等等。一天下来,反而这个时候和我联系最多。但是呢,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几点能回来,想着,快了吧,快了吧,就一直等啊等,结果等到夜里一两点……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他一打电话来,就意味着我得等……”

即便如此,波磨子还是会用心准备晚饭,等孩子们先后放学回来。晚饭后,有的去上补习班,有的出去做家教。波磨子本来饭量就小,哪怕自己做的饭,也只吃一小口,甚至到后来,连饭也不吃了……

“孩子们出去读书,不在身边了,家里突然安静下来,等我先生到家,还有五六个小时……这时候,一转头看到隔壁家,灯火通明的,全家人聚在一起,我就觉得真好啊……可一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好孤独。所以晚上六点,对我来说,简直是‘魔鬼’一样的时刻……”

二十五年都不管我!

波磨子的家在湘南地区[8]是屈指可数的高级住宅。她先生的父亲从战争时期起就住在这里,后来房屋损坏了,全部拆掉,卖了一部分土地后用这笔钱盖了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

房子的占地面积很大,从门口到玄关的那条小路,用天然石块迂回堆了好几圈。如果不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即便是大公司的高管,也难以靠自己的能力买下如此家宅。

但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波磨子一到晚上六点——她口中的“魔鬼时刻”,就焦躁不安。她打开电视,完全没在看,只是倒上一杯威士忌,坐在电视机前。

过了深夜十二点,先生终于到家,此时的波磨子有一丝醉意,说话没那么清楚。但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就算舌头不利索,她也要。

“搞什么啊,天天都不管我!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都这样!什么有工作啊,我都听腻了,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对我有什么用!天天在干吗啊……”

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反反复复,抱怨同一件事情。旁人看到简直无法相信,这还是那个优雅的太太吗?完全变了个人。可她在哭诉什么呢?

——想来,结婚后,我基本上为我老公活着。跟在他的后面,躲在他的背后。但其实,只是我跟着他,他却没有回头看看我。一年又一年,先生朝着前方越跑越远……

想到这里,波磨子无限感慨,还是男人好呢,能活出自己的价值……而她只能在一旁痴痴看着。

丈夫在家从不谈工作的事情,做妻子的也能理解。当男人执着于某件事时,女人不用通过其他,一下就能看出来。并不是说根据他一大清早就出门之类的来判断,讲不出什么缘由,反正就是知道。只是,这样下去,她单方面感觉越来越孤单,好像被留在了原地,无能为力。

对方工作努力,工资不断上涨,按理说不应该有抱怨的地方。总是这么负能量,波磨子也觉得过意不去,好像成了丈夫的负担。但反过来想,丈夫好像也是自己的负担吧,她越想越有理,于是这些平日里的怨气,借着酒精的劲儿,一股脑儿都发泄了出来。

如果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者沉迷赌博、乱花钱,她说不定还能被逼出来,找到人生方向。可是这个男人对女人、赌博之类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花钱上还精打细算。在私生活方面,丈夫简直可以被评为优等生。这反而让波磨子更苦恼。

这位丈夫有时甚至细腻过头。波磨子已算是贤惠,家务基本上都承包了,从来也没有拖沓过,但她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里的东西有一点不规整,他就会立即收拾,还心细如发……比如,客人们都要进家门了,他还在玄关啰唆,衣撑,快把衣撑拿出来……用这个咖啡杯啊?用那个会更好吧。反正他就是爱操心这些事情……

不过他也是心大的人,无论在哪儿,躺下五分钟、十分钟就肯定能睡着。没心没肺的,不知道应该说他神经大条,还是内心强大……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态,也很难迎战工作吧。

波磨子好像在自言自语。从她的话语里,我感觉到了她心中所流露出的对先生的强烈依恋。

“就算有孩子,就算靠兴趣爱好、学习技能之类的转移注意力,也都是徒劳。因为除了先生,没有其他人和事能滋润我……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

被生母抛弃

波磨子无法离开先生,只能依附于他而生活,但他从来不正眼看自己,这引发了她的不满情绪,最后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深渊。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波磨子觉得,自己之所以变成这样,和出身缺陷有一定的关系。

波磨子的母亲在她五岁的时候,就抛下她和弟弟离家出走了。

“我那时候还小,什么也不懂,但记得爸妈的争吵,一天都没消停。印象里,我对爸爸的意见更大,所以一直认为妈妈离开这个家是走投无路了。我还偷偷想,以后结婚一定不能找爸爸这样的男人,要找一个大气的男人……”

在波磨子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再婚了。

波磨子和弟弟有了新妈妈,但她极其不待见波磨子。直到后来,波磨子的年龄都超过继母当时的年龄,她终于忍不住问了年迈的继母:

“妈妈,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继母的回答是,看到波磨子的父亲对女儿极其疼爱,就推测他舍不得前妻。这孩子身上有那个女人的影子,所以才这么受宠,她越想越觉得波磨子和丈夫前妻的样子重叠在一起,对波磨子也就越来越怨恨……

但波磨子的内心里也很痛恨父亲,埋怨他和自己妈妈吵架。不过父亲倒是继续宠她,宠到继母都起了嫉妒之心。

父亲再婚后和从前一样,把她照顾得很好,连底裤都给女儿买好。甚至在波磨子进入青春期,开始交男朋友后,他还雷打不动地每晚七点在家附近的车站等女儿回来,接她回家,直到波磨子结婚出嫁。

“不论下雨天,还是下雪天,只要我出门,他一定会来接我。可真的很烦,我在外面玩得也不安心,最后都只能乖乖地准时回家。”

但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女儿的爱呢?

“有一次父亲曾对我说,说妈妈走之前啊,对他说过一句,‘就是讨厌像你这样的人’,说完就逃走了——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但隐约感觉到在爸爸眼里,妈妈是个不检点的女人,而我则继承了这种不检点女子的血脉,所以他很担心我也会有同样的举动,所以对我非常上心。”

生母在她五岁的时候消失,波磨子无从了解妈妈的事情。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感觉她也不愿意多说。与志江医师为波磨子的治疗花费了不少心血,她从波磨子的先生那里打听到不少事情。

通常,要治疗患有酒精依赖症的病人,离不开她们家人的理解。与志江也是出于这个想法,和波磨子的先生见过几次,了解到一些事情。与志江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这个男人对波磨子可怜的出身也倍感同情。

据说,波磨子的生母和父亲结婚时,已经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这个孩子,正是波磨子,所以她口口声声叫的“爸爸”,并不是亲生父亲。五岁那年,母亲离开,抛弃了波磨子,选择了和第三个男人私奔。

年幼的波磨子等于是被亲生父母抛弃,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在这种家庭里长大,极度缺乏爱的温暖,以至于后来,即便做了大型商社高管的太太,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她还是要紧紧抓住谁的手才能安心,就像她小时候的求助一样。

“其实可以说,我寄生于我的先生,自己无法独立生存,天生就是这样……”

妻子的不满和怨恨

“这些陷入酒精依赖症的家庭主妇们,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自己的先生和家人充满怨气,‘为什么把我关在这种鬼地方!’会变得有些不正常。我记得有一位女士气得不行,吼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仇,等我回到家,我要煮一锅挂面,全部淋到他头上。’”

与志江对我如此说。在这里,她扮演着女性密友的角色,时刻支援她们。

这些女性一面感激家人送自己来治疗,但另一方面,又把最恶毒的语言,全部泼向了至亲。

她们怨恨的情绪里有个共同点,就是身为“妻子”,累积了多年的不满。

波磨子的情况也是这样。

结婚的时候,丈夫的母亲已经过世,姐姐也出嫁了,波磨子成了这家的长媳照顾着丈夫的父亲,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妹妹。

“两个妹妹才让我感觉到自己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先生每天忙于工作,早上出门前,我想和他商量些事情,可他总是用‘晚上再说吧,等我晚上回来’来回应我。但我知道,他到家肯定半夜了,没办法,我只好写在纸上,寄信一样递给他,但他醉醺醺地回来后,随手‘啪——’就把那封信给扔了……”

波磨子不仅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妹妹们,还要伺候患病的公公。除此之外,妻子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但先生并不放在眼里,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我是个记仇的人,以前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吵架的时候,我会说‘你那时候不这样吗’、‘总是欺负我!’酒劲一上来,我可以把所有旧账都翻出来讲一遍。他也只能沉默忍耐,我也想不到可以讲出来那么多……”

与志江说,这些女病人,会给自己设定“妻子应该这样”的画像,努力把自己嵌入画像里,但人总有情绪波动,不可能与想象的完全融合,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像时钟“嘀嗒”一样,总在耳边作祟。

她们因这个不和谐的声音而烦恼,极力想摆脱,又找不到解决办法,就一头扎进酒精的深渊。

“其实,她原本只是需要身边人的肯定,把妹妹和公公照顾得很好,夸一句‘真是好太太啊’,或者先生更疼爱她,那她也就找到了付出的意义,还会做得更尽心尽力。但结果却得不到。她们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角色中,埋怨‘我做这么多有什么用,也不会夸我一句’。其实,这种心理不光是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性才有,普通的家庭主妇,内心多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抱怨着,生活着。”

如果主妇们喝多了倾诉出来,应该和酒精依赖症患者的骂骂咧咧是一样的旋律吧,可以合奏出“怨恨大合唱”。

“我十八岁结婚,当时,我和先生的父母,还有五个弟妹,生活在九口人的大家庭里,也是极其痛苦的回忆……”

与志江说的是她自己的事情。她的讲述也给了我更多关于妻子们置身的这个现代社会的思考。她先生是家里的老三,老大和老二先后成家立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还有弟妹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我公公瘫痪在床,但先生告诉我,‘不要被义理那些观念束缚,你只要想着,哪怕是邻居家的老人,也不可能置之不理,做到这样就足够了,别勉强自己’。我做了我能做的,可还是免不了被周围的人议论,那家的媳妇太年轻了,果然不行啊……被这样说当然很难受,所以逼着自己去做,但做了之后就想求回报,这些女性像悲剧主人公一样的受害者心态,我都有过,而且越来越强烈。等自己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很痛苦,有时候甚至承受不住……”

密闭的呻吟

“和陌生人的话,可以想断绝往来就断,但和家人不行。切不断,又无处可逃,只能尽力配合对方,步调一致地生活下去……这种关系就像有裂缝的瓷碗,稍不小心,就会裂个粉碎……每天都生活在担心之中。”

与志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做主妇的岁月,有公婆、五个弟妹,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大家子人。不想被人说自己少不更事,所以她很用心地照顾着老人和弟妹们。

“儿媳的角色真的很难做,无论什么事,都不好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加上自己想处处被别人肯定,不免压力很大,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有时候真的一边哭一边想,能在大风中披头散发地任性乱跑就好了……”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与志江从孩子身上受到了刺激。她记得是长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有一天,老师突然告诉我孩子有点问题,不太适应环境,无论面对谁,就是完全不开口说话……我就想,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回想起来,我的教育方式,不是无心插柳静待成长的那种,而是一心一意想被肯定,被夸‘那孩子的妈妈这么年轻,但把孩子教得很懂事啊’,无论这样的肯定是来自我父母、先生的家人,还是周围的人。渐渐地,我习惯了帮孩子收拾残局,就是因为不想被人说……”

把自我实现寄托于抚养孩子上,希望孩子朝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那时候,我想起了高中汉语课上学过的一段内容,说的是‘揠苗助长’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样不行,应该去相信孩子的自我成长能力,不是人为地帮助他。”

与志江在抚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发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也以此为契机,调整了人生方向。

“给孩子施压,只能说明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没能让自己过得充实。妻子的身份,让我选择留在家里,放弃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才想通过先生或孩子找到生活的意义……但真正的人生,不是依赖于谁,而是自己努力地活下去,不是吗?当我开始这样想,才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当时与志江还是大家族的儿媳,但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加入函授高中课程的学习,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从头再来的时间花费了整整四年,她终于在二十九岁那年进入了理想的大学,并在三十三岁那年顺利毕业。

经历了这样的成长,与志江到中年才找到理想工作,协助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性患者做治疗。

做过大家族的儿媳,也做过主妇,与志江有过相似的烦恼,对女病人的心情感同身受,她理解她们,正因为太想摆脱内心的痛苦才染上了酒精,却反而让自己更痛苦。

但有多少人能像与志江这样,凭借自己的力量扭转人生?尤其是那些背负着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擅长一个人生活的女性,我想情况只会更严重。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都会笑眯眯地和小朋友招手说:“某某小朋友,早上好呀,过来一下!”

但进入社会后,再没有人这样和一个成年人招手,社会关系网必须靠自己搭建。如果还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着有谁把手伸过来,依靠别人走下去,就会变成“像女儿一样的妻子”,也很难像与志江这样,主动向外界寻求解放。

把自己关在家里,堵死了所有出口的女性,只能在酒精依赖的阴暗海面上,没有方向地漂荡。

大型商社高管的夫人波磨子,就是这样。

下次再喝就离婚

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患者,多半会经历住院、出院的反复过程。反复一次,情况就会加重一次,病人会更加失去信心,周围的人也会渐渐降低期待,痊愈的难度也就越大。

水泽多惠,四十二岁,和波磨子住在同一栋病房,是典型的病情反复患者。与志江说:“哪怕能坚持一年,她完全不喝酒,我肯定会开心得想被全世界夸赞……”

但她神情凝重,止不住叹气,因为多惠的情况还是不太好,就像心里有块重石,一直拖着她往前走。

多惠陷入酒精依赖症是在婚后第四年,大儿子不到一岁的时候。只要喝一口酒,接着连续一个星期,甚至十多天,她都喝得停不下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甚至吃不下饭,酒也喝不下去,但吐完了后,还要继续喝……

与志江接手的病人里,也有这样疯狂地持续酗酒的人,甚至还有喝到不省人事,躺倒在马路边的案例。当事人的先生,不知道是因为身体问题还是受过什么打击,不太喜欢性事,心理有些扭曲,总让妻子在腰上绑类似“贞操带”的东西。

“就算男女都喝醉了,女性也会显得更凄惨一些。多惠在每次生理期前,情绪都有些焦躁,觉得无聊、空虚,受不了就开始喝酒。喝着喝着,月经来了,也懒得收拾自己,在家里躺成一个‘大’字,睡得昏昏沉沉,想去厕所也站不起来,只能让血流着……真是可怜。”

她不给孩子喂奶,不换尿布,猛地从醉醺醺的状态里醒来,发现脸上有血,摸了一下,原来是年幼的孩子爬到妈妈身边,用小手揪妈妈脸上的黑痣,虽说不是故意的,但也不知轻重……多惠讲过这些悲惨的故事。

去年春天,多惠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本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结果回家没两个月,又偷偷摸摸喝起威士忌,在家里大闹了一场。

“那次真是闹翻天。我先生、婆婆,还有姐姐、姐夫四个人,想把我扭回医院。其实,要不是这么强硬的话……”

多惠躲到卫生间里,从里面反锁了门。喝醉的时候,根本讲不了什么道理,她丈夫直接把锁砸坏,从卫生间里面传出多惠大声的咆哮。

最后闹了好大动静,厕所门终于打开了,多惠把自己的手腕绑在洗手池的水管上,怎么也不肯出来。丈夫扯着她的头发,想把她往外拖,多惠死也不放手,叫得惊天地泣鬼神。没办法,婆婆赶紧报了警……

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结果还是难缠的多惠赢了,丈夫他们放弃了把她带回医院的打算。

其实让多惠反应这么激烈的,是她婆婆。老人家一直想拆散夫妻俩。很早以前,婆婆就说想让儿子离婚,后来多惠出院回来,她还是经常说,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一点儿媳妇的样子,我都这把年纪了,出门还要被人看低一等,真是受不了,你们要是不离婚的话,只能是我离家出走了……

后来,与志江受住院中的多惠拜托,去见了她婆婆。

“那这样吧,这次我先让她回来,不过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个章,寄存在我这里,再喝一次,他们立即离婚,没有商量的余地……”

多惠接受了这样缓期执行的判决,暂且被允许回家……但究竟是什么,让多惠的心里积压了这么多不满呢?

先生去了工地

多惠的丈夫水泽纯一,在A建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是业界大企业,业务涉及大楼、铁路、公路、隧道、港口、大坝等大型土木工程的建设。看一下他们接的单子就知道,和国家建设、国家铁路、公共住宅、公共道路相关的政府工程,几乎占到其业务总量的六成。

纯一在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时候是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刚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入职的公司算是赶上了发展的好时代,业绩年年上涨。从当时的数据示意图可以看到,营业额翻了七倍半,利润率翻了五倍,在纸面上呈现出一条右上陡增的斜直线,只升不降,真是实力雄厚。

纯一入职第二年认识了多惠。当时,多惠的姐姐和纯一的婶婶住在同一家公司的宿舍小区,就这样结下了缘分,给两人安排了相亲。

“不过说实话,我当时没那么喜欢他,但姐姐一直说‘是个好人,多踏实啊’,而我呢,当时也确实快要变成剩女了……”

当时,在纯一负责的工程附近有公司安排的宿舍,两个人很快组成了小家庭。但纯一工作忙,休假少,连星期天都没有空。他又爱喝酒,好不容易休假,总是和同事喝到不醉不归,而且在居酒屋喝不过瘾,还带着同事回到自己家,一直喝到第二天清晨。

“他还让客人在我们家洗澡,在家里吃饭,我得一直陪到早上,回去的时候还要给他们拿新衬衣。每次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休息日,他就说忙,他也没办法……即便是我刚生完孩子那会儿,他也是每天十一二点才到家,我穿着睡衣还要起来迎接他……”

多惠学着喝酒,也是陪着好酒的先生喝起来的,但后来太空虚,习惯了一个人喝,有时候还喝得不少。

不过,那时候也算是有幸福的期盼。到了结婚第六年,纯一参与了一个大项目,公司接到了价值一千亿日元的水力发电建设工程。

这个工程在深山老林开荒,人最多的时候,包括承包商在内一共有三十多家公司参与。将近两千名工作人员,都住在工地附近,昼夜交替开工。纯一从家到山里的工地,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差不多两周回家一趟。

“每次我先生回来,我都费尽心思做些好吃的,想着他爱吃什么,化好妆,忐忑不安地等他回来,想和他说说这个,又想和他商量那个。可真等他到家了,我又想,他难得回来,烦恼什么的就不要和他说了吧。他倒好,一回来就咕嘟咕嘟喝酒,可能是平时太累了,性生活也懒得过,倒头就睡。”

“因为这个工程,我们家几乎成了单亲母子家庭。”多惠说。这样的生活,几乎持续了十年。昭和四十九年(1974)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加上当地住户赔偿问题,工程中断了一段时间,拖拖拉拉直到昭和五十六年(1981)才完工。

“我先生在家就还好,可到了星期一早上,他回到工地,生活就打回了原形。之前想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个也没解决,于是又往后拖了两三个星期……无力感瞬间涌上来,孤立无助的感觉太难受了。孩子睡着后,我就喝点酒,喝完才能睡着……就这么开始的。喝了酒之后,疙疙瘩瘩的心结,一下子减轻很多……”

直到多年以后,婆家想和多惠断绝关系,协助治疗的与志江试着想让纯一回心转意,趁着他出差的空当约着见一面,但也知道很可能会被拒绝。

“他当时给我的回复很决绝,‘我不可能让公司知道这些事情。你想一想也知道,我的同事都是一样的工作状态,人家的老婆怎么就没酒精依赖症呢!’但为什么多惠会变成这样子,他要是能想一想就好了……”

依赖母亲的“乖孩子”

纯一住在大坝建设工地的十年间,是多惠作为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当时却只有母子相依为命。其实,这些年里,让她心里最不舒坦的,主要是和公婆的相处。

多惠说,纯一是五兄弟中的长子,小时候就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听话,惹人疼爱。

“婚后,他也延续着‘乖孩子’的形象。父母说的话就是命令,只要是父母提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如果你问他父母和老婆之间谁优先,他肯定想都不想选择父母那一边。”

有一次他难得回家,从行李包里拿出五六封信,甩在多惠面前。

“‘喂,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他突然这么问,我一脸茫然,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妹妹在信里写,‘嫂子对咱妈不怎么样,当成旅馆的女佣一样对待’,我婆婆更过分,说什么‘从没见过人品这么差的儿媳妇’,都是些打小报告的信。问题是,我先生全都相信啊……”

多惠开始酗酒后,先生和婆婆之间的母子关系,在多惠眼里变得更亲密了。大坝的工程结束后,纯一回归普通上班族的生活,但每天晚上,母子都要通电话,一打就打很久,有时是纯一打过去,有时是婆婆打过来。

“电话一响,我就知道是婆婆打来的。老两口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了,还总是抱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什么烧热水洗澡浪费钱之类的。”

这样的婆婆,在多惠面前只流露过一次真情。纯一的父亲是普通工人,一家人的生活说不上有多富裕,但他作为一家之主,年轻时就形成了专制君主的作风。

“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矛盾,婆婆在我面前忍不住哭了起来,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被他这么对待……说着说着,开始哭诉以前自己受的罪。”几年前,这位专制君主突然中风,成了瘫痪老人,用多惠的话说:“角力关系瞬间颠倒,婆婆一手掌握了天下。”

失去了专制君主的地位,但公公的生存力依然顽强。此话事出有因,多惠曾和他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那是纯一还在工地的时候,多惠因为酗酒,进进出出医院好几次,后来总算彻底出院。有次住院,她把孩子寄养在公婆家,学籍也转了过去,由婆婆照顾着。多惠一出院,就直接去了婆家。

刚好那天婆婆去了女儿家,纯一的妹妹刚生完孩子,需要照顾。到了晚上,按照婆婆的吩咐,多惠在瘫痪的公公旁边打了个地铺,方便照顾。

“夜里,他说想要小便,我就帮他,可他突然摸我,说,‘你来躺我旁边’。已经六十八岁了啊,还瘫痪,按理说不可能有性能力了,但性欲还是这么强,所以才说生存能力很强,他一直哀求我,你摸摸我,你摸摸我……”

那之后,公公也骚扰过多惠好几次。每次,多惠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内心很难过。自己都还没完全摆脱酒精依赖症的阴影,反反复复出院住院,让家人蒙羞,被先生和父母都低看一等,如今连公公都觉得我是个廉价的女人,把我当成傻子,不然也做不出这么没有廉耻的事情呀……

“我当然受不了,可这事儿对谁都不能讲……那我究竟为了什么,还要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呢?要是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好了……一想到这些,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我先生呢,一点点小事,也要大闹一下,可能他觉得自己占理吧……”

现在,多惠只盼着孩子快点长大。她有时候喝点酒,才敢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在先生面前哭诉一通。台词总是如出一辙:

“我还算是你老婆的话,你就把我当老婆对待啊!……”

失去意义的那一刻

东京市中心某地,拐进一条小巷,会突然出现一方安静的天地,和外面的喧嚣仿佛是两个世界。小巷格调不俗,既有摆着最新潮的舶来品的时装店,也有洋气的咖啡厅。从小巷到百米开外的公寓楼一带,都是散心的好地方。

谁也想不到这公寓楼里有一个诊疗室,是专门治疗酒精依赖症的权威精神科医生A医生开的诊所。房间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指示牌,但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A医生的主业在医院,副业则开了私人诊所。不少病人是在医院得到了她的治疗,出院后继续来这里看病的,也有介绍过来的病人。患者的情况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是女性。

晚上八点,最后一位病人刚刚离开,我见到了A医生。这里接待过很多看起来是普通家庭主妇模样,却染上酒精依赖症的病人。据A医生的临床经验,女性一生中出现酒精依赖症的危机,大概会有两次。第一次是三十五岁前后。

“一般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女性在做母亲的初期,给婴儿喂奶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这个时期相对安全。尤其是喂奶刺激到乳房时,雌激素分泌出来,能起到精神安定的作用,让人心安。等到孩子长大,尤其是上了小学后,她对自己还能做什么就会产生怀疑,自信心不够,危机也就来了。”

A医生所说的第二次危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这个阶段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先生也可能去世了,家人逐渐退场,也有可能先生还在上班,等着退休。

“前半辈子一直是能干的好妈妈形象,突然失去了对家人的作用,不免有些失落,加上丈夫退休,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发现他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个人,笨手笨脚的,简直像大件的垃圾。女性自身刚好处在更年期,这也意味着离女性角色越来越远……所有因素夹杂在一起,促使她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遇到点事情,就容易伤感,怨天尤人。”

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呢?为了先生,会不会太狭隘了——这样思来想去,越想越郁闷,最后连做饭的兴致都没了……

“没跨过第一次危机的病例,最典型的就是她了。看起来很普通的家庭,也没什么明显的危机导火索,剧情单调得不得了……但还是成了病人。”

A医生说的是家庭主妇杉林理绘子,她是这个私人诊所的病人之一,今年三十四岁,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幼儿园,一个已经读小学。先生比她大五岁,在一家电器公司上班。

我去拜访了理绘子,她住在东京近郊的新建住宅区,某大型地产开发商的楼盘。

理绘子的气色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从酒精的魔掌里逃脱出来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她恢复得很好。

“今天是国立大学附小的入学通知日,我家孩子读的那间幼儿园的妈妈们今天吵翻天了,有人欢喜有人愁。读幼儿园之前,孩子们都在读补习学校,连玩都是奢侈,花了钱就想有花钱的效果,大家都是这么想……”

我们的聊天从这片住宅区的中产妈妈们开始,聊起她们热衷于攀比。

“我婚后很快有了孩子,身体上很快适应了当妈妈的感觉,但心理上还没做好准备,所以带孩子很辛苦。就这样过了四五年,感觉心里那根弦突然就断了,开始烦躁,觉得孩子太麻烦了,受够了。我先生倒是很快进入了父亲的角色,还说我不用管他,帮他照顾好孩子就行了……我真是,很讨厌这样的丈夫……”

理绘子的心理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想要肉体的交流

有了孩子后,理绘子的先生很快适应了父亲的角色,他也希望妻子能优先考虑身为母亲的角色。对丈夫这样的态度,理绘子相当不满。

比起父亲、母亲的身份,夫妻俩首先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层交流更重要。不仅如此,理绘子还觉得,她和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够牢固,好像一有风,就容易吹进来灰尘。

理绘子的先生叫隆雄,两人是在朋友家玩的时候认识的,之后顺利地开始交往。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读书的时候就有喜欢的人,也大胆向对方告白过。后来想想,我好像没喜欢过可爱类型的男生,就是对方来和我撒娇,我需要去照顾对方情绪的那种。我先生刚好是相反的类型,当时觉得他很有魅力啊,好喜欢啊,想和他在一起……但,那个时候我有个错觉,觉得好像很了解他,其实,我对他一无所知,差不多是在懵懂状态下结的婚……”

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拜访过婚姻问题专家,他告诉我,最近几年闪婚又离婚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研究了一下这些人的交往经历,发现有如下一些共通点:从恋爱到结婚的时间可能很长,但交往都浮于表面,很浅,几乎没有共同的经历,就是能带出喜怒哀乐真实体验的那种,更不用说彼此之间敞开心扉,培养深层次的二人关系了。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走进婚姻,两人产生矛盾实在是太正常了。

理绘子的夫妻关系大概也是这样,性生活方面先出现了不和谐。

性生活,简单来说,是肉体感觉到快乐或不快乐,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可以理解为肉体的交流,或者说身体的交流。理绘子需要这种温柔的交流时,会向先生表达,却往往被泼冷水:“你干什么啊!”看到这么冷漠的脸,也就没了兴致。

她先生对性这件事,说不屑也好,觉得下流也好,反正对理绘子的要求从来不放在心上。理绘子倒是兴致勃勃,常常在妇女杂志上学习一些性技巧,想做得更快乐一些,结果完全不是这回事。她先生一副嫌麻烦的表情——理绘子不免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后来,我慢慢不想和他交流了,一点也不愉快。虽然自己不想承认,但确实有些凄惨,我表面上不发作,但心里清楚,我对他有怨气。”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会慢慢了解对方。我先生好像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有时候开玩笑说什么,女人太麻烦,有你一个就够受了……但每一个玩笑,都有一半认真的成分。所以在我眼里,他是个没有光芒的人。”

“性生活这事儿,是身体的快感,也是精神的需求。男人可以为了自己爽,不带感情地,像排泄行为一样做这事儿,但女人受不了。这种话谁也不会说出来,不过只要问一下,肯定都是这么想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挑明说,算是自欺欺人吧,但其实我内心是这么认为的,只是我先生一直不理解我……这些隔阂,积压在心里,越来越严重。”

“如果那时候我不喝酒,我们可能会离婚,也可能我会出轨,会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或者我先生再差劲一点,我也会抱怨得更多,但正是因为他没什么大毛病,我也不是什么受害者,才不好发作,只能化在酒里。可以说,酒是我的表达方式吧……”

理绘子如是说。

主妇的生活太无聊了

如果我没有和先生结婚,现在的人生应该会更丰富多彩吧,就像绽放的玫瑰那样……可能不少主妇时不时都会在脑海中飘过这样一个梦吧。

不过梦终究是梦,想一想也就过去了,顶多再和先生开玩笑似的埋怨一下,说完就忘了。大多数夫妻都有过这样的对话,但理绘子不是这样。

“以前有个说法,学艺最好从六岁那年的六月六号开始。我也是从那天开始学日本舞蹈的,跟着一位东京筑地的师傅,还有不少从新桥过来的艺人,我在那种风雅的环境下长大。”

歌舞伎座[9]舞台的表演,一场花费将近一百万日元,是无比华丽又奢侈的世界。没出嫁的时候,有父母的支持还好,但婚后就没那么简单。虽说好不容易取得了艺名[10],未来也想坚持走这条路,但现实里填满了结婚、家务、抚养孩子这些琐碎的事情,曾经的梦想被拍打得支离破碎。

但理绘子心中,这个梦想从没有磨灭,总像微弱的火苗一样偶尔扑闪。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小学后,这个火苗好像更旺了,撩得理绘子有些不舒服。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跳舞的节目,心里就很懊恼,也不是说自己的才能有多出众,只是想到要是没结婚的话,说不定会活得不一样呢,也不至于在这个鬼地方,过着不如意的生活。越想越郁闷……”

专家告诉我,一般婚前曾工作过的主妇,在度过带孩子最辛苦的那几年后都想再做些什么,也想积极融入社会,但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虽然这些中年主妇们精力还算旺盛,也有大把时间,但常常陷入想做事但做不来的境地,最后只好把落差排解在酒里,一直喝到患上酒精依赖症——理绘子的情况可以说很典型。

“一旦这么想,主妇就觉得日子很无聊。虽说有踏实工作的先生,有孩子,在谁眼里,都是圆满的人生,但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饭,让家人吃饭,到了晚上,睡觉……一天天重复单调的日常,过着过着就烦了,甚至还会自我怀疑,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理绘子说,先生隆雄曾经对她讲过这样的话:“傍晚下班到家,说一句‘我回来啦’,家里灯亮着,飘过来晚饭的香味……我觉得这就是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有这样的感觉。”但理绘子听着,内心深处却涌起一股反感,是“拒绝现状”的反感。在她的梦想和先生的理想之间,理绘子觉得好累。

后来,她酗酒的间隔越来越短,从两个月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再变成一星期一次……有时,她还用威士忌就着安眠药一起吞服,就是想体验极限状态。

但当时,理绘子和她先生都不清楚,这是酒精依赖症的症状,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转机出现得很偶然。有一天,理绘子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发呆,突然有张纸片飘落在眼前。仔细一看,是“戒酒会”发的传单。“戒酒会”是酒精依赖症患者发起的组织,想帮助更多被酒精困扰的人。理绘子想都没想,立即拨通了他们的电话,这才终于摆脱深陷地狱般的痛苦。

星期六的下午,我见到了理绘子的先生隆雄。他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他告诉我:

“现在想一下,我和我妻子确实不是对等关系,什么事都是以我的想法为主。即便她说了她的想法,最后也是听我的,我来做决定,她只能忍着……长此以往,不满都积压在心里,她只能通过酗酒来发泄。妻子患上酒精依赖症,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以前根本想不到会这样。好在我们都走出了噩梦,虽说很狼狈,但也只能自我安慰,这都是人生的经历。我以前一直认为,女人就该这样,主妇的责任就是这些……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夫妻关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紫色的情景

女人是男人的陪衬吗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女性的心路历程,她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是活泼的橙色和绿色,但到了五十岁上下,看起来却是紫色了。大概五年前,新海静乃染上了抑郁症,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或许那时候的她,刚好处在所谓的“紫色的年龄段”。

她的先生善藏,现在是大型制药公司的副社长,五年前他刚进入公司董事会,每天都忙于工作。

“就感觉特别没精神,身体哪儿都难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舒服,总觉得很累,可是去检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静乃的家在阪神地区的老街区,也是豪宅区,家里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独生女已经出嫁了。去往她家的路不太好走,要爬好几个迂回的坡道,房子后面看起来像是断崖的小山丘,杂木和竹林郁郁葱葱,一直往山上的方向延伸。

这一带的楼房又大又气派,和建筑杂志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静乃的家是小户型的平房,在其中显得格外朴实。走进去后发现院子很大,铺满了草坪和灌木丛,连栅栏都打理得很精致。

“要是我身体不舒服一直睡觉,倒也说得过去,可是我也没什么毛病,就这么睡着,总有些罪恶感。每次睡着睡着就四五点了,我心里明白,得去买东西了,得赶紧做饭了……可身体完全不想动。”

但最后,她还是会坚持做该做的事情,日日如此。

每日重复的生活,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出了状况。那天,丈夫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问她“今早吃什么?”问得理所当然。

静乃那天早上特别没精神,听到这句话,瞬间炸开了:“你想吃什么,自己去做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说完就躺到了沙发上。丈夫一时懵了,不情不愿地站起身,自己在厨房做起东西来。

“喂,米在哪儿?”

“米怎么淘啊?”

“味噌呢?味噌放哪儿了?”

丈夫一个个问起来。静乃忍不住冲他吼:

“米放在哪儿,米怎么淘都不知道……你怎么在这个家里过的啊!我跟着你二十多年了,没有一天掉链子,身体再怎么不舒服,也忍着给你做饭。我也是人啊!又不是机器,我也有不舒服的时候啊!”

静乃这么和先生讲话,还是婚后第一次。在这对夫妇之间,妻子反驳丈夫的情况,以前绝对不会发生。

静乃到现在还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和丈夫发牢骚,结果被严厉训斥道:“女人怎么能这么说话?男人说要这样那样的时候,女人只要点头听着就是了。我老爸说话的时候,我妈就安安静静听着,从来不敢多说一句。”

有时候静乃不舒服,希望丈夫能陪她一起去看一下,他完全不能接受。

“什么?你生病居然要我向公司请假?你是不是糊涂了?”

静乃说:“我丈夫一直觉得,男人为女人做什么事情,很丢人;女人不过是男人活着的陪衬而已……”

星期天早上,静乃敢朝丈夫大肆发泄一通,也是身体实在撑不住了。后来,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喝了点酒,想着喝晕了就不用理会那个男人了,管他有多生气呢……就这样一直喝,喝到最后,这位高管夫人竟完全失控,还跑去邻居家要酒,出尽了洋相。

陈旧思想是绊脚石

“一有烦心事,我就想借酒消愁,好像我身体里有只小狐狸在替我要酒喝,我阻止不了……”

当妻子静乃在家里独自陷入地狱时,她的丈夫善藏正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一路从董事会成员升为常务,直到升为副社长。

善藏晚上回到家,看到烂醉如泥的静乃,简直要气炸了,但他又顾忌家丑不可外扬,只能暴跳如雷:“你这个神经病,为什么这家里会有个神经病!”

事情传到静乃老家,妈妈知道后,给善藏打电话请求说:“我女儿不是那种自甘堕落的女人,肯定有什么原因,还希望你带她去医院看一看。”

“我丈夫听到后,和我母亲说的大意是:‘干吗要把这个废物推给我!’其实,他就是这么想的,女人出了问题,帮不上男人了,那就丢进废品站好了。”

善藏的这种女性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对夫妻都来自九州乡下。

也许是九州多出豪杰,这也影响了善藏的性格。年轻的时候,他几乎每天与酒相伴,经常喝醉,回家路上还把人家工地上的告示牌给背回来,说是送给静乃的礼物。

“身边的人都说没见过像他这样的,天不怕地不怕,讲义气,豪爽大方,但我总是说,‘他这不是豪放,就是没脑子缺心眼’。”

善藏的少年时代是大正时期[11],读小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初中时是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时代。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文部省教育局发表了《臣民之道》,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手册”来推广,其中有这么一段:

“妻子嫁到丈夫家里,不只是为了结婚。她要明白自己在家族里的身份:作为妻子,要对丈夫尊重顺从;作为母亲,要传宗接代,培养出能为国奉献的国民……”

善藏的脑海里,深深地保留着当时的教育成果,这似乎并不稀奇。

但不只是善藏,同时代长大的静乃身上也流着相同的血液。静乃从旧制县立高等女校毕业,从学校保管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校想培养的完美女性形象是静子夫人,也就是乃木希典[12]的妻子,夫妻二人后来双双为明治天皇自杀。“贤妻良母”、“温良贤淑”,是当时女子修身教育最为推崇的品质。

那时候,每次吃完午饭,大家就会全体拍手,集体喊道:

“吃过午饭,身心有力,不急不慌,尽我职责。”

静乃的少女时代,就沐浴在这样的道德教育中。

静乃在后来从痛苦的酒精依赖症中解脱出来后说:“我脑子里明白,‘女人是男人活着的陪衬’这种说法太荒诞了,可我内心深处又执拗地认为,‘无论何时,服侍丈夫都是妻子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的女人就是差劲的女人’,这种想法怎么也挥之不去。”

“就是因为这样,哪怕我有抑郁症,身体动不了,也逼自己起来做饭……加上丈夫骂得很难听,我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逃脱,慢慢就陷入酒精里了。”

“这样来看,罪魁祸首似乎是长久以来深埋在我和丈夫脑子里的陈腐观念吧。在外人眼里,丈夫做着企业最顶层的职位,钱多到用不完,是个成功男人;可离开妻子,他在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完全谈不上独立,也是够可怜的。我觉得,会做家务的男人才有男人味,而不是娘娘腔。我最近就在想,也许我今后的工作是把我丈夫变成一个独立的大男人。”

在严寒的大陆结缘

泽崎志,六十二岁,在大阪出生,亲生父母不详。

“如果我生在如今这个时代,可能命运会完全不一样,不过那时候要是被人知道堕胎,是要去坐牢的。好像是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约好了,我出生十天左右就被带来了这里。”

她的养父做土地工程,家里除了志,还有个比她大七岁的哥哥,但这个孩子是养父和其他女人生的,后来才带回家里。

养父爱喝酒,经常去日式餐馆花天酒地。在志四岁时,养母去世了,年幼的她常常被带去花街柳巷。

“如果我闹着要回家,父亲也就带着我回去了,所以那些艺伎呀酒友什么的,特别疼爱我。我小时候可能也缺少母爱,喜欢待在那些女人身边。不过那个年代缺电,没有电就去不了,只要一来电,我就催我父亲,‘快去快去,去漂亮姐姐那里’。”

养父一直没有再婚,担心后妈欺负孩子,只和女人保持情人关系。一直到志十七岁的时候,养父才和对方领证,说:“志长大了,应该没事了。”

昭和十三年(1938),志跟着继母去了伪满地区。

“当时,父亲的生意失败,濒临破产,继母说他:‘你一直都过得滋润,现在家里困难了,不能继续吃闲饭吧。’”刚好有个男人邀请她,说去伪满地区可以赚到不少钱,她就带着我走了,去那边做了餐馆的女招待。

“我一直没有叫那个女人‘妈’,她是个不太靠谱的人,可以把八说成十。好像那之后,养父每个月都寄来生活费,但都被她拿去喝酒赌博了。”

津村贞司,七十九岁,出生在纪伊半岛[13]面向太平洋那一侧的一户农家。小时候,他不知道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母亲带着孩子们和父亲离了婚。几年后,母亲抛下贞司,带着另一个孩子移民去了美国,和一个男人再婚,后来死在异乡。

贞司后来被外祖父母带大,中学毕业后,去了税务局上班。再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底层公务员的生活很是艰辛。“九一八事变”后,黑暗的战争时期到来,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人。那个年代,酒精混合着泪水,叹息声此起彼伏……古贺旋律[14]敏感地捕捉到庶民生活的惨淡,因而成为当时的流行乐。

“像我们这种底层税务人员想找地方租借房子,只会被拒绝,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能不能找点其他门路养家糊口,结果就有人问我,要不要去闯一下新天地……”

于是贞司把妻儿安顿在老家,独身去了伪满地区,开始在南满铁路做事。

志和贞司就这样在牡丹江认识了。出身凄凉,缺少关爱的志,在寒冷的异国他乡闯荡,心中满是凄苦,她被温柔老实的中年男子贞司深深吸引。而贞司也渐渐爱上了身世可怜的志。

两个人一起同居了七年,直到日本战败,才给这段生活打上句号。考虑到贞司已有家室,两个人约好,这个关系只维持在伪满地区的土地上,回日本后好聚好散……

然而,一旦分开才知道难舍难分,没多久,贞司就去找了当时住在大阪的志。之后一直到现在,贞司也没有解除和妻子的关系,两人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暮年爱情哀歌

贞司和志同居的家不太好找。小巷子里有一大排低矮的房子,路两边是杂草丛,我踩上去,沿着没有路的斜坡,往下走了一段。

绕到临街的房子后面,有一块潮湿的低洼地,空气里都是潮乎乎的味道,志和贞司的爱之小屋就在这里。冬天的午后暖阳洒落下来,颇为暖和,可屋子里还是阴得发冷。

“让您到这么寒酸的地方,真是抱歉……”

志已经全然老去了,她身材娇小,看起来瘦弱单薄,但穿着和服,端端正正坐着打招呼的模样,让人不禁联想到她年轻时该有多美……坐在一旁的贞司,看起来就是个老实巴交的老人,完全看不出他会抛弃妻子,和情人生活在一起。

大概是十多年前,在志五十多岁的时候,她爆发了心头多年积攒下来的怨怒。

“夜里换了睡衣,也进了被窝,就是睡不着,我听着他睡着的呼吸声,又坐起来,换上挂在玄关的和服,跑出去买酒喝……”

渐渐地,她的酒精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也反复住过几次院。我想不通,是什么事情让她这么痛苦呢?

这事得从战后说起,那时生活还没完全恢复,贞司借了钱去做生意,可是他之前只有在公司打工的经验,生意做得一败涂地。志在一家小餐馆的厨房里帮人打杂,拼命工作帮着还钱。

负责治疗志的医师还告诉我令人意外的事,原来在那种艰难的生活里,志甚至还帮着照顾贞司的妻子和孩子。

“有时候,她给自己买一件衣服,也给他太太买一件,让孩子送过去。本来,这种女人间的感情应该是嫉妒乃至愤怒才对,但可能是出于对同一个男人的爱,也可能出于对无辜孩子的歉意,很多种不同的感情夹杂在一起,她勉强自己做了很多。”

偶尔,志喝了点酒,会朝着贞司大发雷霆,像绷紧的弦突然断掉。平时她都叫贞司“老公”,里里外外都是无可挑剔的女主人模样,这时候却转眼就变成了“悍妇”。

“喂,你这个家伙,你不是有老婆吗,干吗还在我这儿啊!”

对贞司妻子的嫉妒,对自己没有名分的怨恨,志全都发泄在乱七八糟的谩骂中,一遍又一遍。

“不是和你说了很多次了嘛,我和她合不来啊……”

贞司这么告诉志,也想给她一些安慰,可志一听这些就哭起来。

“合不来,合不来你还和人家生孩子!什么合不来啊!”

志告诉我,贞司虽然年龄比她大很多,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一直都很辛勤地工作,但去年生了场病,在医院住了段时间,一下子老了很多。她自己也因为酒精依赖症而反复住院,根本没法出去工作。衰老,把两个人的爱情,逼到了残酷的结局。

“从年龄来看,肯定是他比我先走,可是送走了他,也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想到这个,我夜里就睡不着觉。再说,万一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肯定要通知他的太太,但葬礼的丧主就成了他儿子,然后是他太太,可能我最后连守夜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太孤苦,太难过了……我命不好,生下来就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我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可偏偏遇到了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除了他,我的生活一无所有……”

后来治疗医师告诉我,志喝了酒把心事告诉贞司后,贞司心疼她,就说自己死的时候,不用通知他家里人,让志一个人送他,给他办葬礼就行了,偷偷埋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就好……他还找了两三个见证人说了这事。从那之后,志滴酒未沾。

和X先生的对话

只想认真活在当下

菊江、波磨子、多惠、理绘子、静乃和志,六位“女演员”出演的“妻子们的思秋期”第一幕落幕了。她们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又诉说了什么——为了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智囊顾问X先生(多人代称)。

一九六四年,美国的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名记者的贝蒂·弗莱登(Betty Frydan),做过一份针对中产阶级主妇的调查报告。报告一经发出,就在美国女性间引起了热议,甚至掀起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让我们听一听X先生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一幕剧的“影评”吧。

住在近郊的大房子里,每天早上,和帅气的丈夫吻别,目送他去公司上班,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回到全自动厨房,开始烤蛋糕……幸福洋溢的中产阶级主妇的生活,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完美,可实际上,她们的内心并非如此幸福,甚至积满了苦闷,说得夸张一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5]的犹太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杀掉,被逼到情绪的极限——这份令人惊讶的报告一公开,竟得到了全美国妇女的强烈呼应,“是的,就是这样!”这似乎宣告了幸福神话的崩塌。

“我觉得可能在很久之前,日本就有这样的状况,看了系列里菊江她们的故事,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啊,果然是这样……”

据X先生分析,这个系列的故事,和六十年代的美国主妇极其相似。尤其是在那些丈夫收入偏高的阶层,尽管在外人看起来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事实上却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不满。

“以前的大家庭里孩子多,在经济能力和时间方面,都不容许女人停下来思考,她们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但现在客观条件变好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还把每个人死死地框在角色里,那些得不到满足的女性自然想要挣脱出来。”

X先生还认为,菊江她们通过酒精依赖症表达自己的不满,这里面包含着对丈夫的报复。但那些心有不满,却没有表现出报复行为的主妇们,她们的内心状况又如何呢?X先生说这里面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依附于丈夫的女性,也就是我们说的贤妻良母;一种是随着时间推移,自己和对方都会慢慢改变,努力朝正常的相处模式靠近的女性;还有一种是放弃了对丈夫的期待,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只选择搭伙过日子的女性。从现实情况来看,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是最多的。”

说起来,最近有一位女性给我们打了匿名电话,说的话着实有些可怕。从声音推测,她应该在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岁左右,而且受过高等教育。

“我每天都读你们的专栏,意犹未尽,这种灰暗的话题,你们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呀?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津田塾大学毕业的,她的心理状况和你们系列中的登场人物特别相似。”她说了这些之后,又补充道,“不过她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对丈夫的期待,也不奢求对方理解她的不满,她藏起自己的情绪,若无其事地过着每一天。不过她写了遗书,还拿给我看,里面有一句说:‘如果我死了,拜托千万不要把我和他埋在一起。’”说着,电话就挂断了。

“前几天,有位七十二岁的女性来找我,说无论如何都想在死之前的短暂时间里,离开她丈夫,自己好好活一次……”

X先生的这番话刺人心扉。如果公开表达这种意见,肯定不能被接受,但借用这位女性的话表达:“如果对方是残疾人,我对他有存在的必要性,那我也愿意和他一起生活,直到死。”她说得很严肃。

“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很难生活下去。菊江和波磨子她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想认真活在当下,这说出了很多女性的真实心声。”

X先生还说,男性将如何接收这个信号,也将影响现代社会今后的走向。

以妻子们的空虚为代价

在连载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

“有酒精依存症的女性,本来就不正常吧”、“女人顾家天经地义,她们已经够幸福了”、“我母亲不知道比她们辛苦多少倍,怎么就没有神经衰弱、酒精依赖症呢”——我们以这些反馈为线索,和X先生继续对谈。

“如果以昭和十五年(1940)的情况来看,那时候的日本,平均每个母亲有五个孩子,而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在最小的孩子还没成年时,可能妈妈就已经不在了。但是……”

现在,平均每个母亲只有两个孩子,下面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妈妈才三十多岁,忙着带孩子的阶段一过,人生就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虽然之后还要继续操心孩子们考高中、考大学的事情,但这些基本靠孩子自己,母亲能做的极其有限。所以,就算再推算晚一些,女性大多到四十岁左右,就差不多从母亲的角色中淡出。但现在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九岁,这中间有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在等着她们。

另一方面,妻子从母亲的身份卸任,而丈夫升入管理层,整个家庭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这之前,妻子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她们都必须认清自己所处的现实情况。但年过四十的家庭主妇,前二十年忙着抚养孩子,自己的人生几乎一片空白,心有不甘,就想今后活出自己的意义,找点什么事情做,可现在的现实社会中壁垒重重……”

X先生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危险的空窗陷阱”,或者“女人的人生低谷”,无边无际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层层压迫着中年妻子们。

难怪近年来,一些兴趣爱好班和修身养性班遍地开花,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这些中年主妇,但这些真的能成为逃离空窗陷阱的办法吗?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的人会想,终于有时间了,手头没那么忙了,要不要学个什么……站在讲师的立场上,我一直在观察这些来上课的女性,其实她们花钱报班也好,学习也好,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另一种变相的消费,就像她们花丈夫的钱购物,出去吃饭旅游一样。能好好利用所学,为自己重新开辟一番天地的人,少之又少。”

结果,来参加学习班,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攀比,甚至还形成了应酬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最主要的是,兴趣说到底还是兴趣,很难有人通过它找到人生的充实感和存在感,发挥自己的作用。”

X先生说,处在空窗陷阱时期的主妇们像被困在绝境一般。现在已经有不少年轻主妇意识到,要早一点为此做准备,甚至在带孩子的阶段,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各种充电,以面对无法逃脱的危机时期。

即便如此,丈夫们还是对此很钝感,几乎察觉不到妻子们的情绪波动,或者对妻子们发出的信号漠不关心——这种扭曲的关系,演化成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问题。X先生如是说。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

如果继续无视妻子们的心声,难以预测前方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危险。但此时,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地方,女性无意识表现出的巨大空虚感,已像警钟一样开始敲响。

读者来函

这是奢侈的烦恼吧

“妻子们的思秋期”在报纸上连载期间,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感想和意见。

给我们来函的读者中,几乎九成是女性,而其中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我们一封封读下来,切身体会到,当今日本的主妇们在烦恼什么,又在尝试着什么。我们打算将其中一部分,结合X先生的意见,与大家一起探讨。

将来函的内容分门别类后,我们把读者的反馈大致归为两种。一种是批判的声音,针对采访的主角“菊江”、“波磨子”,指责她们陷入酒精依赖症。比如一位三十三岁的公司职员,名叫K子的读者。

“我读了您的纪实采访后,说实话很生气,每更新一次,就对这些意志力薄弱的女性恼怒一次。依赖酒精的借口,不过是把责任转嫁给其他人,敢问哪里有观音菩萨一样的好婆婆?我们和她们的出身、成长年代,还有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有感情摩擦太正常了,和丈夫也是一样。那些外出打工、单身赴任,还有出海远洋的船员们,这些人的妻子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难道只有她们耐得住寂寞?”

这是一段非常犀利的批判,毫不留情。还有一封信的内容也和这封类似,说这些妻子们有奢侈的烦恼。

“即便是充满美好幻想的婚姻,落到现实里,也没那么如你所愿,等待着我们的,是想不到的痛苦和不满。这些妻子们大概沉浸在天真里,只顾着追逐快乐的梦想吧。至今,我也经历了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每一次,我都把它想成是上天在磨砺我,因为我经历的苦难还不够多,这样想着也就忍下来了。渐渐地,我习惯什么事情都朝着善意的方向去想,今后不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可以坦然面对。”——主妇·五十七岁。

还有不少读者在做了批判后,也表达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

“其实幸福感里多一些糊涂,多一些自我安慰,才能让家人的情绪更好。比如衣服洗好晾干的时候,孩子们吃饭吃得很香,露出笑脸的时候,能沉浸在这种小幸福里的女性,多让人羡慕啊!”——主妇·三十三岁。

“既然又有钱又有时间,为什么不努力追随丈夫的脚步呢?不能让男人安心工作打拼,说到底还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强大吧。”——主妇·五十九岁。

针对这些批判的感想,X先生认为这背后有一个社会共通的想法,可以称之为“固有心理”。

“那些认为主妇品行有问题的人,多是因为他们脑海中有固有观念,认为女人应该这样,或者主妇应该做这些。如果女性自身不打算突破固有观念,就只能在‘固有心理’下寻求解决方法了。然而,妻子们出现的问题,基本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不是说人的想法改变,问题就能解决,没有那么容易,这也是当下现象的特征。”

另一方面,比批判性意见更响亮的,是共鸣的声音。

比如——

“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究竟为了什么。每天过得没有感情,心里没有温度,想到自己这样麻木冰冷地迎接衰老、死亡,又焦虑得不得了。我丈夫也是地方银行的职员,去年才退休。多少年来,他都说‘应酬是为了工作’,忙着喝酒、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几乎不在家里。对我来说,丈夫是最大的投资,但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不拿工资的保姆,真的就像连载里写的,这种事情和丈夫的工作内容没有关系,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完全是妻子们的思秋期支撑起来的。”——主妇·四十八岁。

读了这么多反馈,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虽然批判和共鸣的声音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联想到了自身的经历,做了认真思考。

努力做各种尝试

“就像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完全不认为这是别人家的事”——还有不少信件诉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自己也有类似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而且,有这些想法的并不局限于工薪族的妻子。

“我嫁到这个生意人家有十年了,直到现在,我公婆还亲力亲为打理家里和生意上的所有事,店里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让我做。我像个摆设一样,任凭岁月匆匆流逝,没有任何收获,如果这样过完一辈子,想想还真是背脊发凉。连载里的主人公(也包括我在内)之所以这么痛苦,和没有机会为社会贡献力量,没有和社会接轨有很大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渴望被认可,渴望成为有用的人。”——主妇·三十一岁。

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中年女性,八年前丈夫去世,她直到去年才辞去了一直做的保育工作,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因为小夫妻都上班,她就照顾起孙子。外人看起来很幸福,但她却说:“我读了您的专栏,胸口像被击中一样疼痛。”

她接着说:“我结婚后也继续工作,还抚养了三个孩子。丈夫去世后,我也尽职尽责地照顾孩子,感觉活着有价值,可现在除了照看孙子,几乎没有外出活动。我每天早上看到那些去上班的人,那么有活力,就觉得自己实在太无聊了。虽说也有兴趣爱好,可兴趣终究是兴趣,不像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我的性格本来挺外向的,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感觉这么孤独。以后怎么过下去,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只能和孤独对抗着,慢慢等老……”

这位刚刚步入初老之年的女性也有这样的感受。很多读者都在信里写到,向好友倾诉是她们唯一的慰藉。甚至还有不少人说,和好朋友煲电话是最大的生活乐趣……

“女性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除了和朋友打电话,和丈夫一起喝杯红酒,全家人一起短途旅行,日常的微小事情,都能转换她们的心情,但也容易产生错觉,以为不满都消除了……”X先生这样解释。不过,一些女性不满足于这种自我麻痹,试图创造出自己的人生。

“我婆婆七十七岁了,公公八十四岁,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我婆婆却说早就厌恶了这样的日子,彼此之间没有默契,也基本没有夫妻间的交流,看到我公公的脸都觉得烦。我看到她这样忍气吞声地衰老下去,不免觉得可怕。长辈们的相处方式,让我下决心以后不论多大年纪,都要与先生成为彼此最需要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要成为精神独立的人,不能一味祈求先生给予自己幸福,我也要有能给到他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趣,这样对方也会觉得轻松一些。”——主妇·四十七岁。

不过,也有一些女性做出“恶妻宣言”,宣称已经对丈夫感到绝望。有一位三十四岁的主妇,丈夫是相互银行[16]分行的次长,家里有三个孩子。

“我们结婚十年了,但我们俩基本没有意见一致的时候,每次我都努力劝说自己别那么认真,把他当成是承担生活费的住客就好了。但其实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还是考一些资格证比较好,比如花艺师,或者服装搭配师,能给未来一些保障。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坏妻子,可还是做不到那么在乎他。”

反过来,也有主妇开始尝试“改造”丈夫。

“我丈夫现在是管理层的基层,回到家也要工作。我也一直以他为优先,两个人基本没有交流,日子一天天过着。他最近开始意识到这样不行,我也想为他做些什么。最近,我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市民活动,两个人都想着和对方互动起来,反而增加了一体感。其实,主妇的工作是自由职业,先生们才是更大的受害者吧,他们也挺可怜的。虽然我们没有社会头衔,但比起丈夫们,妻子可以活得更广阔。所以我就想着,也许帮着改变一下丈夫也不错。”——主妇·四十六岁。

无处安放的能量爆发

“读了这个纪实采访,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身影。从乡下的高中毕业后,我十九岁就结了婚,和丈夫朝夕相处了三十年,但说实话,我始终感觉自己对他从来没有展露过真实内心。有时候我被他抱着,心里却忍不住反问自己:‘没有情感的拥抱,和妓女有什么区别呢……’但对方对我的内心动摇没有丝毫察觉。我以前还期待着他能察觉到,但现在已经疲于期待了。这世上,可能没有几位丈夫想了解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吧。”

这位妻子五十岁,丈夫在大企业任职,像她这样陷于绝望的来信并不少见。她最后总结说:“那些被丈夫的冷漠伤害的妻子们,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太让人心痛了。不过,现在的日本太太还是一样,做全职妈妈也好,照顾丈夫也好,不过是换了形式的酒精而已;丈夫们也是,他们尽心尽力为之努力的工作,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酒精罢了。”

控诉对丈夫“无感”的声音此起彼伏。

“采访里描述的情景,是对我们未来的提醒,读了让人感觉心寒,也感觉残酷。实际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预备军’。我觉得,最大的悲剧是男人们对此毫无察觉。现在的社会问题是,大家需要转变一下价值观,比起男人们升职加薪,争夺销售冠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回到妻儿身边,重视和妻子的关系。女人们也要从‘被期待的模样’里解脱出来,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如何?妻子单方面忍气吞声,不只是妻子们的不幸,也会助长丈夫们的‘无感’,让他们活得更没有感情了。”——主妇·四十三岁。

从这些来函可以看出,妻子们试图从更广阔的角度考量自己与丈夫的相处方式,甚至是日本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大家都没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不知道完整的人生该怎样度过。丈夫(男人)理所当然地接受着母亲和妻子的好意,不操任何心,像生活白痴一样过完了一生;妻子(女人)也是,一辈子意识不到自己是社会一员。大多数人在‘彼此间相互扶持’的美名下,过着相互依偎的婚后生活,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日本看似是个大国,但每一个国民的内在竟如此贫瘠,像无根飘摇的小草。如果说我们成年人已至此,难以改变,至少要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着手做些什么。再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可以变得更自立,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生存准则)。”——主妇·四十六岁。

“女人今后的人生要怎么度过才好呢。年轻的时候再怎么培养技能,求职上也会受限,婚后如果坚持工作,在外要求我们和男人有一样的业绩,在内又要做家务、抚养孩子,这些压得女人喘不过气。如果做专职主妇又不能经济独立,最后只能为丈夫和孩子无偿付出,就像在劳动力生产车间一样。就算出去再找工作,基本上也只能做些兼职、内勤的工作,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很容易被淘汰。可以说,日本的大公司是靠妻子们无形的手支撑起来的。如果让女人们都出去工作,让速冻食品和托管中心代替我们,是不是男人们就会回归家庭,照顾孩子呢?不过,日本的女性已经行动起来了,她们要活得更有价值。男人们,你们的跳板已经有了裂缝哦。”——主妇·五十四岁。

X先生读了大量反馈意见后,说:

“来函的不只是城市女性,也有不少小地方的读者,我能感觉到,这是一次范围极广的意识形态的变革。这种内心写照,很难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来捕捉,但都浓缩在了报道里。女性对于自身的要求提高,导致她们有‘生存的烦恼’,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可惜,社会还没做好准备,无法安置女性爆发的能量。如何解决这种落差,将是今后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