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阿婆仍独自守着老屋。她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不幸福。她只知道人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停歇下来，因为活着有时是一种责任。
在我们侗寨，有一首很单调的歌——《啊婆谣》。歌词只有两句极简单的问答：“太阳歇得么？歇得。阿婆歇得么？歇不得。歇不得。”
我小时候，阿婆把我背在竹篓里，在灶头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把她头上包着的黑色丝帕扯下来，用小手指戳着那个大大的发髻，问阿婆：“怎么歇不得哩？”阿婆边舀米汤边回答说：“阿婆要带枫妹子长大，枫妹子长大了，还有弟弟。”
等阿婆的竹篓换上我弟弟时，她的牙已经全掉了，花白的头发仍盘成一个小小的髻，由于她用茶油枯洗头，所以头发仍很光亮，只是她的背已经弓得像水牯牛的角了，我常常担心弟弟从竹篓里掉出来。
我念初中的时候，妈妈去了广州打工，父亲跟着一个江湖医生走街串巷去了，阿婆的眼睛黯下去了很多。两个姑母虽然离娘家很近，但一年也难得来走动几次。每次我在阿婆面前愤愤地说她们没有孝心时，阿婆总是说两个姑母都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每家都有自己的事，她不怪她们。阿婆已经年近八旬，雨雪风霜，四季交替，让她对人对事都看得很淡了。
阿婆喂了几只鸡，吃过早饭阳光很好的时候，她会坐在靠板壁的长凳上，把丝帕解下来，边梳着几根稀疏的头发，边守着鸡吃食。当看到咯咯叫的大公鸡欺负小母鸡时，便会跺着脚把公鸡赶开，再在别处撤一把米，让那涎脸的公鸡去吃。当然那公鸡是免不了要被教训一顿的。骂骂鸡，阿婆似乎可以排遣一下终日无人说话的憋闷。
一天到晚，阿婆总是弓着背，抬起小脚转罗着，很少有坐下来歇憩的时候。虽然家里只有阿婆一人，不用去田里做阳春，可她得自己料理菜园。四月的时候，用簸箕晒很多干菜，豆角啦、笋子啦、蕨菜啦……晒干了，好让弟弟带到学校去吃。阿婆老了，胳膊的劲儿也泄了，所以只挑得动半担粪水，而且还得慢慢地歇几次才能到菜园。夏天的时候，她得把辣椒摘下来，晒干或剁碎了泡进坛子，秋天再泡进一些生姜，等着我和弟弟过年回去吃。冬天的时候等母猪生了崽，一天得要三篮猪菜。下雨的时候，手摸到菜觉得冰沁冰沁的，洗完一篮菜烘烘手，再去扯两篮。找完猪菜，一个下午也过去了。总之，一天到黑，从春到冬，娇小的阿婆总有她忙不完的事。她一个人转悠着，很难找到人说说话。
阿婆常说自己老了，就像萤火虫尾巴上绿豆大的一点光，微弱得很。身体弱了，胆子也就小了。我家对面是两座坟山。一座是祖坟，另一个山头是荒坟，埋了些死得不干净的人如上吊死的、喝农药死的妇人、夭折的孩子。老屋又是那么孤零零的，上下前后都没有人家，于是，和阿婆相伴的只有夏日傍晚对门坡上那绿莹莹的鬼火和寒雨之夜呜呜的鬼哭。阿婆说，人越老阳气也就越枯了，于是鬼便会缠上身来。秋天的时候，屋门口那棵合抱的枫树经过几个早上的白霜，叶子便明黄起来，又带些深紫。晚上的时候，叶子刷刷地落，而且经常有猫头鹰凄厉地叫着：“快拖，快拖。”阿婆说那是阎罗王叫鬼拖人的魂走，于是每晚早早地关门睡觉。
有时，也有几个老妇人来串串门子，阿婆必留下她们吃饭，有特别要好的，她便拿出自己的绣花寿鞋和的确良的寿衣给别人看看，谈谈棺木板子的材料和厚薄。当别人看着她那双自己绣的寿鞋，流露羡慕的神色，她便说：“我现在是一点也不怕死的，只是我死了家里便冷清了，两个孩子造孽啊。”
大姑母家养了一只小狗，那只狗经常跑到我们家来，阿婆给它取了一个名叫温皮。温皮是我爷爷的小名。每次吃饭前，阿婆总是先给狗装好饭菜，然后才端起自己的开水泡饭。阿婆待狗极好，那只狗便很少愿意回姑母家了。它喜欢跟着阿婆，阿婆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
可有一天，温皮不见了。阿婆猜想可能它回姑母家的时候被姑父用绳子拴了起来。那是他买来看家的狗，把它拴起来不让它乱跑似乎也是理所当然。阿婆想得通这个道理，但觉得一幢大房子，没有了熟悉的狗叫，便冷清了。
那晚下着雨，她没有吃晚饭便缩在火厢里。恍惚中她看见了一个穿蓝衣的“鬼”翻窗进了房，然后去翻箱子。箱子里是她的寿衣和绣花的寿鞋。她战战兢兢地习惯性地叫了一声：“温皮。”可狗没有叫。床离火厢只有三步远，可她不敢下火厢。于是就这样蜷在小小的火厢里眼睁睁地看着“鬼”翻了一夜的箱子，一直等到鸡叫，她才上床。
第二天，阿婆下不了地，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到了下午，酒喜从屋背过路叫她的时候，才知道阿婆病了。酒喜煮了稀饭喂她，可阿婆只是别过脸去，叹口气说：“温皮要带我去了，我也应该去土垄里歇歇了。”说完，泪便流了下来，酒喜用衣角擦擦眼睛，劝她说：“娘妈，你还得撑下去，你死了，两个孩子便没有了着落，你守着老屋，枫妹子和她弟弟进屋的时候也有阿婆可以叫。”阿婆用枕巾擦了一把脸，勉强坐了起来，喝稀饭时，一滴泪滴到了碗里。
等我和弟弟赶回家的时候，阿婆已经可以在灶屋做饭了。只是她的颧骨更加凸了出来，眼睛灰蒙蒙的，像是夏天早上起的雾。她恳求我叫来村东头的童子婆。
吃过晚饭，阿婆把一升米放到八仙桌上，米上用红纸封了皱巴巴的十块钱，那是阿婆卖了二十个鸡蛋得的。熄了电灯，童子婆开始双腿颤抖起来，念念有词地跟着“师父”去阴间找爷爷的魂了。阿婆定定地望着童子婆，灰色的眼睛里有两点亮光在跳动。突然，童子婆的腿停止了颤动，重重地咳嗽了一下，阴阳怪调地问：“你是不是这样咳的？”童子婆顿了顿，用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金川，你还好吗？”阿婆意识到爷爷的魂已经托了童子婆的体，于是哭了起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过去？”弟弟牵了牵我的手，打了个冷颤，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叫他别怕。我不忍心告诉阿婆那是骗人的把戏，因为它可以把阿婆的生活装扮得不十分枯燥，在平凡而单调的日子里，让生命发出一点希望和幻想来。在自己的鬼神世界里，守着自己的命运和良心单纯而宿命地活下去。我想阿婆也许是累了，但爷爷的魂说要她再在世上活几年，于是阿婆似乎又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活下去的责任。但她仍止不住哭，无助得像被扔到深山老林中的婴儿。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弟弟刚初中毕业便去了广州。我进了北京一所大学，阿婆逢人便会高兴地说：“我孙女考上北大了。”别人恭维她命好，老来得福，于是，她满是皱纹的脸便会笑成一团，像蜕下的皱巴巴的蚕皮。
我走的前一天，阿婆办了八桌酒席。她颠着小脚挨家挨户地通知了邻近的所有亲戚，而且给乡政府和村长送了两包烟算是请柬。那晚，别人敬了她很多酒，每杯酒她都一饮而尽了，而且还和一些老妇人对唱了酒歌。散了席后，阿婆拿了一把有靠背的竹椅坐在枫树下，让我陪在她旁边。她的脸因了酒而有点酡红。阿婆笑眯眯地望着我，似乎很满足很骄傲地说：“枫妹子有出息了，是阿婆把你背大的哩。”我望着浓茂的枫树叶子，低低地说：“阿婆，我走了，别挂念我。”阿婆不说话，半晌她才说：“我教你唱山歌吧，到了城里，无论做了什么大官，都不要忘了家乡的根，家乡的人。”我点点头。于是，阿婆微闭着双眼，用沙哑的声音教我唱山歌。
现在阿婆仍独自守着老屋。她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不幸福。她只知道人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停歇下来，因为活着有时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