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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老师要编书了。
茅坤何许人也？他和四大名著的前三位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是同一时代的人。《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他也晓得。他，明代作家，今属浙江吴兴人，生于1512年，卒于1601年。他在嘉靖年间中了进士，便想走仕途了。没想到只做了广西兵备佥事，便卡住了。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年岁越来越大，志向越来越小，终于悟出了“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可人来到世上，也不能白来一回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说，是不是？于是，便饱读诗书，著书立说，终于结成了《百华楼藏稿》，还有《茅鹿门集》。茅坤和我们今天的一些文人一样，也犯这样的毛病：书读得多了，写作起来常常是眼高手低。他这个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百华楼藏稿》，还有《茅鹿门集》，不可能像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小说那样有鲜明的特色，代表一个时代而流芳百世。要想在文坛占领一席之地，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于是，他想到了编书。
他的想法一说出，家里家外便热闹起来。许多文人作家拿着书稿蜂拥而至，为入编入选而一口一个“茅老师”、“茅老师”的就叫开了……就这样，茅坤手下便有了一拨崇拜他的弟子。自古文章是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你不信吗？大唐王勃的《滕王阁序》好不好？这不到千字的奇景文字，竟然有好几处是抄袭来的。举例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则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句子，就有出处：《后汉书.马援传》云，“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续逸民传》说，“嵇康早有青云之志。”还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也有出处……你说大才子王勃是有意抄袭吗？肯定不是。只不过犯了现代人的通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也会溜。熟读的结果，是熔化在脑海里了，熔化在血液里了。你又怎么能武断结论是抄袭呢？有人说，文坛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抄来抄去的历史。抄来抄去，便互不服气，于是便有了文人相轻，便有了互相攻击。为了能把对方攻击打倒，便需要志同道合的盟友，于是，便结党结社，有了“统一战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习气风俗，从春秋战国孔子开始一直沿袭至今，算起来少说也有2500多年了。茅坤有了自己的队伍，便向当时的“文坛霸主”王世贞叫板了。王世贞虽然比他小14岁，但进士比他中得早，文章写得比他好，官也比他当的大，一直做到南京刑部尚书。因此，门生满盈，再加才华富赡，便一举操柄文坛，成了霸主。任何帮派体系，要想站得住脚，必须拉大旗做虎皮，有一套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叫做“理论指导实践”。当时，王世贞的名下，有个叫李攀龙的，号称“文学理论家”。他认为，“文章与时相高下，唐以后且薄不足谓”。因此提出了“其书非先秦两汉不观，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称”的理论。随后又主张，“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王世贞自然比他高一筹，把李攀龙这个理论家的主张简略归纳为通俗易懂好记上口的八个大字：“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比王世贞整整大12岁的李攀龙连声说好，在场的宗臣、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随后附和……于是，“后七子”的理论就诞生就盛行了。茅坤首先站起来反对这一理论，“文章以道相盛衰。诗必盛唐，宋词呢？唐时文章耳目新，大宋欧阳一派林……”茅坤并不是孤军作战，他的叫板立刻得到了归有光的响应。归有光以“穷乡老儒”自称。他怒斥道，“文必秦汉是个什么玩意？难道一辈妄庸巨子，想刮拟古剽窃之风不成？”说道归有光，当时的名气比茅坤大多了。他著作的《震川先生集》里，有很多是名篇。《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随手沾来，不亏为其代表作，至今还被我们一些大学选做学生的语文篇目来读。归有光崇尚唐宋韩柳欧王散文的风格，自己亦文笔朴实，所记所写多涉国事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家庭琐事和亲朋聚散的描写充满深情，叫人有“由情生景如临其境”之感。归有光文章写得好，九岁就能文，可奇怪邪了门的是——考试，却总不过关。嘉靖十九年，他乡试中举，从此以后一连八次会试都不及第。于是，他就心灰意冷迁居嘉定安亭江边，开始了著书讲学，最终收弟子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自称“穷乡老儒”。茅坤的“唐宋文章论”，引起了归有光的共鸣。他的讲学就常常从韩愈的《昌黎先生集》、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还有欧阳修的《欧阳文忠集》、王安石的《王临川集》里下笊拎。他知道茅坤正在编书，便提议到，何不编辑一部唐宋文集教弟子？茅坤沉思不语。
第二天，归有光派王慎中、唐顺之给茅坤送来了一大包东西。
茅坤打开一看，是《新唐书》，还有《宋史》。再有，就是韩愈等人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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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兄送这礼物是啥意思？归有光年长茅坤5岁，茅坤因故问他二人。
先生说，你先看这些人的简介，然后再到《唐书》、《宋史》寻找他们有关的传记。由浅入深，答案自然而然就有了。到那时候，茅坤老师就有用得着学生的了。就此告辞，请老师留步，学生到时候再来。王慎中、唐顺之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
茅坤送走了王慎中、唐顺之，便看韩愈等10人的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唐散文大家，世有韩昌黎之称。有《昌黎先生集》。《师说》、《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皆为名篇。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散文传统，提出“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的观点，要求文章充实有序，反对追求声律，求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偶文风。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散文大家，世有柳河东之称。有《河东先生集》。《天说》、《封建论》、《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均为名篇，文笔洗练，善于描写，有“精裁密致，璨若珠贝”之赞誉。世称“韩柳”，同韩愈一起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散文大家，自号醉翁，享年66岁，著有《欧阳文忠集》。《朋党论》、《秋声赋》、《醉翁亭记》等为代表作。为文主张以韩愈为宗师，提出“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观点，反对宋初以来浮靡的文风，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把开始于韩、柳的古文运动推向极致。他大力提拔和宣传后进，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大批著名文人。为了使革新运动不至虎头蛇尾，他利用自己的强权推行他的主张。在主持礼部考试时，考生凡“为险怪奇涩之文”，一律不予录取。
【王安石】（1021年—1086年）欧阳修的门生，北宋散文大家，江西临川人。享年亦66岁，著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代表作有《本朝百年无事剳子》、《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等。主张文学“有补于世”，重在“适用”。所作诗文，与政治理想和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功夫在诗文外。
【曾巩】（1019年～1083年）欧阳修的门生，北宋散文大家，著有《元丰类稿》等。《墨池记》为其代表作。文学上，反对华而不实。其文，错落有序，曲折尽意。颇讲究行文的法度与布局，时人得其之，竞“手抄口诵唯恐不及”。
【苏轼】（1036年—1101年），欧阳修的门生，北宋散文大家，自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著有《苏东坡集》。代表作有《前赤壁赋》、《石钟山记》等。苏轼才华出众，文采叫绝，无论叙事、议论、写景、抒情都得心应手，他的许多名篇，是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丰硕成果的重要标志，代表了宋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苏辙】（1039年～1112年）欧阳修的门生，北宋散文大家，苏轼其弟，政治态度及诗文风格皆受苏轼影响，认为文章是作者修养、人格、气质的体现，力倡“养气”说。代表作有《黄州快哉亭记》。
【苏洵】（1009年～1066年）北宋散文大家，以文章拜谒欧阳修，受到赞赏并推荐，由此，文声大震，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荼羹”之说，争相传阅，竟效其文。著有《嘉佑集》等。《权书》、《衡论》、《六国论》为代表作。其文风纵横雄奇，老辣犀利，有战国纵横家之骨气，与其子轼、辙并称“三苏”。
【范仲淹】（989年～1052年）……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茅坤看完了简介，又翻开《新唐书》和《宋史》，认真查看他们10人的传记。
茅坤看上瘾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看完了《新唐书》和《宋史》还不解渴，又找来了有关他们10人的书籍和力所能及的材料，包括收集到的诗词散文和后人的评介文章，继续研究系统解读，有三个半月没出屋。
这唐宋十位，都是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二位是唐朝的，其余八位，宋朝独揽。曾巩、王安石、苏辙、苏轼、苏洵都是欧阳修的门下。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王安石还没得志时，便有意交结曾巩以便得到欧阳修的青睐。通过曾巩，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像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一样，极力举荐。苏洵也是以文章拜谒欧阳修，受到赏识后才文名大震。一夜之间，苏洵其文，便被争相传阅，竞效其笔法。
茅坤一边看一边生出感慨，国家不幸灾祸兴，人生不幸文章幸。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修列《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作《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惨于宫刑始撰《史记》、唐宋这十人或不得志或仕途坎坷或从朝下野，才使好文章有了孕育的温床。不幸之幸耶？
茅坤对这十人的感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走点。不走点，就有点背时。这是逻辑学的二律背反在人世间得到的一种独特验证。
在茅坤的脑海里，这十个人的命运，都和“变法”搅拌了一块。一起是“永贞革新”，还有“庆厉新政”、“王安石变法”。因为“变法”，官运不佳，下场都不太好，文章便好了起来。这是茅坤的新发现。
唐文学家韩愈三岁即孤，贞元进士后又因谏迎佛骨，触怒皇上，几乎被杀，多亏朝廷上有好人求情，才改贬为潮州刺史。要是没有这段，恐怕也写不出《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诗文名篇。
唐文学家柳宗元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任礼部员外郎。改革失败后，便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未到任又即加贬为永州司马。要不是有这一段，我们怎么能读到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呢？
当时主盟文坛的欧阳修要不是支持范仲淹的“庆厉新政”，也不会被贬到安徽滁州。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我们又怎么有可能看到《醉翁亭记》和他独自编撰的《新五代史》呢？
至于苏轼的《饮湖上初睛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卜算子》（缺月挂梧桐）、《念奴娇》（大江东去）、《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等名篇的出现，无一不与被贬有关。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王安石变法，要是没有王安石的变法，恐怕就没有苏轼那么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
欧阳修奠定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基础，苏轼不负老师厚爱，成了最后完成的它的人。苏轼的许多名篇，代表了宋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这十人的作品，茅坤曾有不同的涉猎，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系统地全面解读和深入研究。通过三个多月的钻研，这十个人的面貌便清晰起来，一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谜底也被接开了。茅坤终于发现，以前对他们诗词文章的解读，有不少是被错误曲解的。茅坤要站出来澄清事实——其创作欲被激活了，他要写书。
当时，茅坤刚刚拜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有吴承恩的《西游记》，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情便激动起来：自己要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何愁流芳百世传千古？现今，他手里大把赚着唐宋十大家的有关材料，心里头蹦出的念头压都压不住：唐宋十大家的材料我要能收集全，何不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叫做《唐宋十大家》。
他的念头一有，灵感就来了。脑海开始翻腾，那十个人物也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已经跃然纸上了。
我呢，也跟着唐宋文人，也跟着茅坤，一起搅和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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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两王八司马”事件，牵扯到了一起。
少年壮志不言愁。柳宗元生性好学，聪明出众，精通《诗经》、《离骚》，尤其是喜爱秦汉时期的作品。他13岁便能写出让人叫好的文章，21岁（德宗贞元九年）时便进士及第。但他生不逢时，朝廷腐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宦官正一步步掌握朝廷内部大权，藩镇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德宗皇帝在屡次对藩镇作战失败之后，便采取了外惧藩镇内惧宦官的姑息迁就的态度。宦官操纵的宫市，强买强卖，“置白望数十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阉人所卖物，但城宫市，则敛手付与，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高下者”……春去秋来一晃十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柳宗元，官做到监察御史，其政治见解为时人所赞叹，其学问文章更为时辈所推崇。为人真诚的他，一面认真做官积极写作，一面广事交游关注朝政。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韩愈并很快成为了文友，又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好哥们王叔文。
王叔文器重柳宗元的文才武略，柳宗元敬佩王叔文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生死相交的挚友。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王叔文很有政治头脑，早在顺宗皇帝当太子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接近太子，搞起了感情投资。当时的太子李涌好棋和书法。王叔文就用高超的棋艺叩开了自由出入东宫的大门。不久，他又把志同道合且擅长书法的王伾领进了东宫，一同侍奉太子。工夫不负有心人。日久天长，有志于变革的太子，在王叔文王伾引荐下，又结识了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陈谏、韩泰、韩晔、凌准、程异等十余位“有志之士”……
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驾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太子李涌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王叔文改革集团也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好风须借力，送我上青云。随之而来，韦执宜当了宰相，柳宗元做了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居中用事，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端”的政令：罢宫市，惩贪官污吏，并开始了“抓住财权，裁抑藩镇，制约宦官”的全面出击。上述措施，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有史料记载：“市里欢呼，人情大悦。”没想到，顺宗皇帝李涌无皇帝命，未老先衰，常常是卧病在床，王叔文决定的事往往由他的口再通过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妃牛昭容的嘴上传下达，这就引起了满朝文武大臣的不满。再加上王叔文的改革举措都是针对既得利益者动刀子的，因此阻力重重举步维艰：财权还没抓稳，抓兵权就受了困阻，宦官就翻了天。三月，宦官俱文珍和李忠言串通一气，先以顺宗皇帝名义宣召大臣上朝，然后又迫使其同意立李淳为太子。五月，顺宗皇帝迫于压力削减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七月，天不助王叔文，母亲病故不得不离职归家奔丧；紧接着宦官又把持了朝政，把陈谏等革新派的重要人物纷纷调离朝廷；八月，顺宗便无能为力的把皇帝的宝座拱手让给了太子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