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注诗集者莫善于施元之之注《东坡全集》，任渊之注《山谷内集》。二君皆南渡初年人，去苏、黄两公未远，虽于两公所用典故未能尽知出处，而于两公时事见闻亲切，证据详审；其注本诠次诸诗，皆仿少陵诗史，用编年体，不分门类。施注苏诗，于注题之下发明诗意。任注黄诗，于目录每条之下总絜大纲，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其所为善本也。任氏之注，于诗中意旨亦能逐处发明。
许印芳的意见是较为公正的。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十五）作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任渊《山谷诗集注》刊行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它早于施注苏诗四十余年，而且注释体例对施元之发生了显著影响。任渊推求山谷诗“原本立意始末”，发明“诗中意旨”，因而其注本在学术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任渊为同代诗人之诗集作注释，他执经于黄庭坚，搜集了有关山谷题跋墨迹、各种流传刊本和私家抄本，熟悉黄庭坚的亲友以及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对山谷诗研究多年，于诗意深有体会，故其注本能于更高层面上阐释作品的含义。
（一）编年。注释诗集在目录里将全部作品按创作年代编排，编年附以作者年谱，此种体例即使不是创始于任渊，他也是较早成功运用这一体例的注家。在南宋庆元五年（1199）即《山谷诗集注》刊行四十四年之后，黄庭坚之从孙黄编定《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其中自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纪事皆参考并采用任渊所附的年谱。黄《山谷年谱序》云：“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阕。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任注），援据为详。第循洪氏（炎）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观者病之。此固家主子孙不容不任其责。”黄补充了元丰元年以前黄庭坚的事迹，使山谷年谱成为完璧。黄编订的年谱基本上采用了任渊对作品的编年及有关的史事，凡引用任氏者皆标明“按蜀本诗集注云”，亦有未标明者。《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任渊编在“元丰元年戊午，是岁山谷在北京”，《山谷诗集注目录》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山谷书云：“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又云：“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魏”即北京，“彭门”即徐州。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此。
山谷诗经过编年考证，可以反映出诗人的创作发展过程，突显诗人的创作背景，为理解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史实的依据。任渊的编年具有史事确切和文献翔实的特点。黄营编《山谷先生年谱》时曾对编年作品进行全面考订，纠正任氏之误者仅《次韵徐仲车》、《拜刘凝之画像》、《赠郑交》、《戏答张秘监馈羊》、《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道》、《效王仲至少监咏桃花》、《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例如《次韵徐仲车》三首，任渊云：“右三篇元在《紫极观诗》后，诗有‘万里远归来，烦公问健否’之句，盖晚年所作。”据此任渊编在崇宁元年（1102）。黄云：“此三诗蜀本（任注本）置于崇宁元年，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在先生无憾矣。’此书宜在荆南，盖有‘至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日。则此诗次，非当时所作。”黄因此编在元丰三年（1080）。任渊在《山谷诗集注原目》引言里谈到编年问题，黄订正者即属于“以类相从”而编年的作品。从他对任渊之编年的采用与考订，可见任注是能经受学术验证的。
（二）背景资料。任渊开始注山谷诗仅距诗人下世六载，对作品的历史背景颇为熟悉，而又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因而注释作品时提供了很珍贵的背景资料。例如《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斯文吕与张，泉下亦苏醒”，任注云：“‘吕’谓中丞吕诲献可，‘张’谓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天棋。按《实录·王安石传》：吕诲、刘述、刘琦、钱觊、孙昌龄、范纯仁、吕公著、孙觉、李常、胡宗愈、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列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山谷诗意，谓元祐初召用诸人，而献可、天祺皆前死矣。然朝廷选用谏官，时政一新，亦可伸其愤懑之气于泉下也。献可熙宁四年五月卒，天棋亦相继去。”若无任渊述及历史背景，后世读者很难理解此两句诗意。《叔父给事挽词》第一首“元祐宗臣考十科”，任注云：“‘宗臣’谓温公（司马光）。《汉书·萧曹赞》曰：‘为一代之宗臣。’温公为相，乞以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富，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任渊是关注当时社会现实的学者，熟悉本朝政事，故不必引用典籍，而是将作品的历史背景加以概括地说明。在这些历史背景消失之后，注家是很难了解某些细节的。
（三）解题。关于某篇作品的创作环境和作者的主旨，任渊在目录或诗题后均有适当的解说。《戏赠蜡梅》目录后任注云：“京师初不以蜡梅为贵，其得名乃白山谷始。”又于诗篇题后注云：“山谷书此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工撚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木身与叶乃类蒴藿。窦高州家有灌丛，能香一园也。’《王立之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戏作二绝，缘此盛于京师。’”这里不仅解题，还为我们留下了蜡梅见赏于后世的历史渊源的线索。黄庭坚晚年作的五绝组诗《谪居黔南十首》是用白居易诗略加改易而成的。此种情况当时诗坛已有争议，任渊特为解题云：
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则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
这引用宋人诗话对组诗的取材及时人评议作了介绍。任渊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诗法尤有深刻体会。我们且不论任氏之见解是否正确，但它毕竟有助于对山谷诗法的认识。
（四）诗意。任注在求索字面出处与事典解释之后，往往进而阐释句意并归结全篇之意。关于句意的阐释，例如《次韵寄晁以道》“良为鼻祖来，渠伊为伴侣”，任注引《汉书·扬雄传》后，释句意云：“此句借用，言心为万法之祖，而以道于法喜爱著之深。若曰与心俱生，不可弃去，然不知为法所缚。则有人有法，二见未忘，未免于封执之病。故末句为破除之，使超然独立，不与万法为侣也。”运用佛家禅理阐释清楚句意。《寺斋睡起》第一首“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炫”，任注引《庄子》后释云：“诗意谓巧诈之相倾，智愚之相角，与此数虫何异，得失竟安在哉？”这从字面进而探究深层的诗意。关于篇意的发掘，例如《古诗二首上苏子瞻》第二首是用比兴之体，任注云：“后诗‘松’以属东坡，‘茯苓’，以属门下士之贤者，‘菟丝’以自况。”由此提示，可以理解全篇寄托之意。《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第一首，任注云：“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诗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卒于此年，虽盖棺而是非之论未定，故黄庭坚发出“真是真非安在”的叹息，从更高的哲学层次看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任注对诗意的概括，使我们愈见诗人思想的深刻。
任渊是蜀中优秀的学者，他的《沂庵集》虽然佚散，但我们从其少数佚文和代表性名著《山谷诗集注》，可见他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见解，在南宋初年即以学术渊博而有国士之誉。任渊注山谷诗是有研究心得的，表现出解读的真知灼见。他不仅解释字面意义，寻求出处，而且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作品的编年考证，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探究主旨，阐释诗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自《山谷诗集注》问世近千年来，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指摘，但真正的失误之处是很少的。它在经历学术验证之后，迄今仍然是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名注本。
二 史容与史季温及其山谷诗集注
史容的事迹不见于史传，宋人笔记杂书亦罕记述。南宋嘉定元年（1208）钱文子的《芗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云：“公，蜀青衣人，名容，号芗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谢事，著书不自休，尝为《韵补》及《三国地名》，皆极精密。今年余七十，耳目清明，齿发不衰。它日传于世者，又将不止于数书而已。”笔者据此线索，对史容事迹试作简略考述。
史容，字仪甫，号芗室居士。关于史容的字，钱文子序言：“公（黄庭坚）所自编谓之《外集》者，犹不易通，史公仪甫遂继而为之注。上自六经、诸子、历代之史，下及释老之藏，稗官之录，语所关涉，无不尽究。予官成都，得于公之子叔廉而夜阅之。”这里两处尊称史容，一称“史公”，一简称“公”，称“史公”时又连称其字“仪甫”。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史容字“公仪”，乃是对钱序所述文字的误解所至。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目录》下署“青神史容注”，可知他是四川青神县人。青神在历史上又称“青衣”，清光绪修《青神县志》卷三载：“汉置南安县，属犍为郡，西魏置青衣县，取蚕丛氏青衣劝农桑为名，后周置青神县，并置青神郡，隋开皇初罢郡，以县属嘉州，唐武德八年移今治属眉州。”钱文子称史容为“青衣人”，乃是用的古县名。四川青衣江流经今青神县南二十里。嘉定元年（1208）钱氏作序时称史容“今年余七十”，当理解为刚过七十之年，应为七十一岁。据此逆推七十一年，即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为史容的生年。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跋》云：“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诗》，脱稿之日，永嘉白石钱先生文季为之序，引锓木于眉，盖嘉定戊辰岁也。是书已行于世，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据此在嘉定元年《山谷外集诗注》刊行时，史容七十一岁，此后又生活了“近十年”，则他当于嘉定十年（1217）辞世，享年八十高龄。
清代《眉山县志》记录宋代眉州进士有史容，他应为四川类试进士，何时及第则不可考。史容入仕之初曾为四川制置使署下职官。赵汝愚于淳熙十年（1183）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时开始类编《国朝名臣奏议》，于淳熙十二年（1185）任四川制置使，在成都时《奏议》一百五十卷定稿。史容曾应邀参加讨论，可见他在学术上甚受赵汝愚的器重。南宋庆元二年（1196）孟夏，四川通江县学落成，史容为作《儒学记》：“古者学校之设，非徒存古制为观美，盖附之教焉。”表明他崇尚古代学校制度并重视地方文教事业。此记是应四川阆中友人曹奇之请而作，时史容当在四川某地任地方官职。庆元五年（1199）二月知彭州（四川彭县）杨纬被免职，由史容继任。嘉泰元年（1201）史容在职期内受到朝廷的处分。《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三册“职官”七四之九记载：“以史容守彭州，用亲随冒请军粮，交通关节，夹造私酝货卖。”自此被放逐罢黜，终止了仕途。此后赋闲的七年间，他完成了《山谷外集诗注》，在嘉定元年于眉州刊行问世后，又不断进行增补。史季温说：“是书已行于世，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毁，遗稿幸存，今刻之闽宪治，庶与学者共之。”（《山谷外集诗注跋》）宋以来传世之本即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于福州的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