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至唐代而达到最辉煌的时代，树立了一座艺术的高峰。宋代诗人面对唐诗的成就，最初只能学习和模仿，很难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北宋古文运动展开的同时，诗坛也进行了诗歌革新，自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时代新的诗歌风貌，在唐诗之后出现了宋诗。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历史上的唐宋诗优劣的比较，它们各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成就，这确是诗史上不争的事实。从北宋中期开始，京都开封瓦市伎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市民文学的兴起，歌词、诸宫调、话本小说、戏文等市民文学走向繁荣，它们登上中国文学史之后与正统文学并行发展，而正统文学——包括古典诗歌在宋代以后渐趋于衰微。宋代以后中国的诗歌走向末路，总是在旧有的范式里徘徊，再也不能创造出新的时代特色了。唐诗和宋诗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在艺术上形成互补的关系：唐音、宋调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它们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两面，建立了两个艺术范式。当我们追溯北宋诗歌革新的历史时，可见到这场革新运动是有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的。清初学者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里说：
宋诗之始也，杨（亿）、刘（筠）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说者多有贬辞，然一洗西昆之习者欧（阳修）；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犹之草堂（杜甫）之推服王（勃）、骆（宾王）。梅（圣俞）、苏（轼）、王（安石）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陵（黄庭坚）以奇崛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
北宋诗歌革新运动促进宋诗特色的形成，这个过程如全祖望所述。我们可将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初期以欧阳修、苏舜钦、梅圣俞等发起诗歌革新，并取得胜利；二、中期王安石和苏轼发展了宋诗的特色，巩固了诗歌革新的胜利；三、后期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真正建立了宋诗的范式，宋诗的特色最后得以完成。我们对黄庭坚诗的解读与考察，只有将它置于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文化背景下，才可能认识它的艺术特色和它在宋诗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一 北宋的诗歌革新
北宋自建隆元年至庆历元年（960－1041）的八十余年间，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呈现繁荣景象，文化亦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诗坛却甚为寂寞。诗人们沿袭唐末五代诗风，趋尚浅近、枯寂或秾艳，因而远离社会现实生活，在艺术上则模仿唐法。北宋中期蔡居厚谈到宋初诗风时说：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居易）诗，故王黄州（禹偁）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亿）、刘中山（筠）、钱思公（惟演）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应物）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甫）最为晚出，三十年未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显晦，自有时哉！
元代诗学家方回将宋初诗风的情形概括得最为全面。他说：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徐铉、徐锴）、王元之（禹偁）、王汉谋（奇）。昆体则有杨（亿）、刘（筠）《西昆集》传世，二宋（宋庠、宋祁）、张乖崖（咏）、钱文僖（惟演）、丁崖州（谓）皆是。晚唐体则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于昭、怀古）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闲）、潘逍遥（阆）、赵清献（抃）之徒。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
白体宗尚中唐诗人白居易诗，然流于浅易粗率。晚唐体宗尚晚唐诗人贾岛诗，然流于枯寂贫乏。西昆体宗尚晚唐诗人李商隐诗，然流于纤巧秾艳。这三体诗风，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由王钦若、杨亿主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原名《历代君臣事迹》）。参加编纂工作诸公集聚于秘阁——皇家图书馆，他们闲暇时作诗互相唱和，历时三年。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由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将他们的唱和之作编集为《西昆酬唱集》。“西昆”指国家藏书处之秘阁，取《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至于群玉王山，先王之所册府”之意。此集两卷，共收入近体诗二百五十首，作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锷、陈越、李维、刘骘、丁谓、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诗人。这些诗人皆是朝廷贵胄，而以文学侍从为主。其中的主要作者是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他们三人之作共为二百零二首，占全集的百分之八十多，时杨亿和钱惟演皆任知制诰，刘筠为秘阁校理。他们发展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秾艳晦涩、柔靡纤巧的艺术风格。例如：
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
只待倾城终未笑，不曾亡国自无言。
风翻林叶迷归燕，露袅荷池触戏鸳。
湘水东归何日竭，烟篁千古见啼根。
——杨亿《无题》
华林酒满劝长星，青漆楼高未称情。
麝壁灯回偏照画，雀船波涨欲浮城。
钟声但恐严妆晚，衣带那知敌国轻。
千古风流佳丽地，尽供哀思与兰成。
——刘筠《南朝》
曲琼斜挂影沉沉，火齐屏风六曲深。
春瘦已宽连理带，夜长谁有辟寒金。
珠抛月浦空涵泪，琴怨兰台漫寄心。
碧玉可能攀贵德，阮郎追骑更骎骎。
——钱惟演《此夕》
《西昆酬唱集》的问世，标志着西昆诗风的形成，这在矫正浅近粗率的白体诗和枯寂贫乏的晚唐体诗的弊病时起到了作用。西昆诗是显得雍容华贵的，其中有少数作品具有现实批判的意义，而且艺术技巧非常高超，但就整体倾向而言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追求纯艺术的效果，尤其是缺乏思想境界的开拓与艺术的创新。宋人葛立方说：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故杨文公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公尝论义山诗，以谓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诗，有得于义山者为多矣。
西昆体诗人脱离现实生活，在普遍模仿李商隐诗的倾向下所作的诗大都是流连光景、空虚无聊的，而学西昆体的诗人们则在创作上走入了迷途。王安石批评说：“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厖，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方此之时，自守不污者少矣。”这种情况促使在北宋庆历间随着朝廷新政的实施而掀起了诗歌的革新运动。
北宋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间（1041－1048）的一次政治改革。当时国内外矛盾加剧，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赋敛增加，辽和西夏威胁北方和西北，积贫积弱之势形成。此前即有不少朝臣要求改革，至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采取改革措施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和富弼联名向朝廷建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吏治改革为中心。欧阳修等也纷纷支持新政，上疏言事。宋仁宗听取了大部分意见，新政陆续施行。诗歌革新运动在庆历新政时期得以开展，诗歌体现出时代的强音。然而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即庆历新政推行的十二年前，欧阳修等在西京洛阳已发动了诗文革新。当时西昆诗派的重要人物钱惟演任西京（洛阳）留守，在幕府里团结了一大批名士。欧阳修于此年登进士第，旋以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他“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欧阳修先后团结了梅尧臣、苏舜钦及稍后的王安石、苏轼，他们共同努力，使北宋诗歌革新运动在苏轼的时代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诗歌革新的前期，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的革新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年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庆历初召知谏院，改右正言，知制诰。嘉祐二年（1057）知礼都贡举，排抑时文，选取苏轼与苏辙的文章，使得整个文风得以改变，宣告了北宋文学革新运动的胜利。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一五三卷，其中《居士集》内存诗二十一卷八百五十七首；另著有《新唐书》、《新五代史》、《毛诗本义》等。关于文学革新，欧阳修反对“文以贯道”之说，提出“道胜文至”、“事信言文”；于诗歌则主张继承古代风雅、汉魏风骨和盛唐之音的传统。他说：
盖诗者，乐之苗裔欤？汉之苏（武）、李（陵），魏之曹（植）、刘（桢），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
他以此批评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诗风。在理论创新方面，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于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诗人穷困，才可能接触到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才可能表达普通民众的愿望，才可能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这样的诗才会具有艺术生命。此论显然是针对西昆派诗人在富贵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酬唱，远离社会生活的真实，自我陶醉于纯艺术的雕琢之中而表现闲愁闲闷的情绪。这就为诗歌的革新指出了一条广阔的现实的道路。稍后苏轼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在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中的历史功绩，他说：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例如其《食糟民》、《边户》、《答梅圣俞大雨见寄》、《答朱采捕蝗诗》等反映农民的苦难生活，其《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听平戎操》、《奉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白兔》、《寿楼》等是指陈时弊的政治讽喻之作。欧阳修晚年曾对儿子说：“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他对自己这三篇诗甚感自负，但确能体现其风格，例如：
庐山高哉几千里兮，根盘几百里，巍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里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晻霭，下压后土之鸿厖。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蹬窥空谾。千岩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流飞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矼。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厖。……
——《庐山高》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再和明妃曲》
此两诗皆风格豪健，意境宏大开阔。如宋人胡仔说：“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肊，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欧阳修不是孤立的。他在《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里，将自己比喻为一辆战车，而苏舜钦和梅尧臣便是负着战车奔驰的左右骖；他们同心协力完成诗歌的革新。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四川中江），生于开封。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庆历三年（1043）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之荐召试，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次年在京与欧阳修、梅尧臣等酬唱，十一月因政敌攻击而遭诬陷，被罢官为民，闲居苏州沧浪亭。著有《苏学士集》十六卷，诗存二百二十余首。其诗如《城南感怀呈永叙》、《吴越大旱》、《庆州贩》、《己卯冬大寒有感》、《夜闻秋声感而成咏同邻几作》、《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吾闻》、《夏热昼寝感咏》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爱国主义情感，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奇险、豪迈和粗犷的特点。他早年作的《对酒》：
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
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
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
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
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
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
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此诗抒写怀才不遇之慨叹，隐含建功立业而未遂的愿望。其晚年作的《览照》：
铁面苍髯目有棱，世间儿女见须惊。
心曾许国终平虏，命未逢时合退耕。
不称好文亲翰墨，自嗟多病是风情。
一生肝胆如星斗，嗟尔顽铜岂见明。
此诗表现了作者刚直磊落的品格，而又抒发了悲慨之情。以上两诗可以代表苏舜钦诗的艺术风格。欧阳修论及苏舜钦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意义时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舜元）及穆参军伯长（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苏舜钦倡导诗文改革尚在欧阳修之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安徽宣城）人。以父荫为河南主簿，历镇安判官。皇祐三年（1051）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迁尚书都官员外郎。著有《宛陵集》六十卷，存诗二千七百余首。梅圣俞论诗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所论的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很高的境界，亦是梅尧臣努力追求的。他主张继承中国的《诗经》与《离骚》的传统，极力反对流行的西昆诗风，这在其《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里表述得很明显：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
因事有所激，应物兴以通。
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
《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
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
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
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
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
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
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
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
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
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
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