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
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誉,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水清见底,淙淙流去,无止无休。
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作准备了。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但是,洛甫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因而他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洛甫面对着博古,他期望着大变故——改换领导的时机早些到来,此时,他只能沉默。
“洛甫同志,”博古不再亲切地称“思美”了,这种称呼太富于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够庄重,“听说你们中央队有个‘三人小集团’,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党的工作有许多不满,真的吗?为什么不当面说出来?……这样……很不好吧?……为什么不在会上……”
博古没法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来,洛甫他们是非组织活动,但博古错了。
行为与手段,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对错来定褒贬的,这种活动是为遵义会议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错了。
二十五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那种背后议论,可就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那就在于你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洛甫说得很真诚,很谨慎、也很策略,“第三国际的路线和指示也都是正确的。”他绝不多说一句话,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认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就基本上承认他博古也是正确的。某些枝节问题,工作上的疏漏,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话打住了,这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谈话,使他难受,两个同学之间既不想互相隐瞒又不愿袒露真情,这种尴尬场面还是早结束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的清秀的圆润的白净的脸,寻找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见洛甫的略微苍白的嘴唇有些颤抖。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了,沉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可是,他又不想结束,似乎为挽回他们的关系再努一把力。因为他和李德都感到,为了摆脱目前失败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巩固自己内部的阵线,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洛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微微痉挛,心灵上袭来一阵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绝望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你们又承认中央路线的正确,那么,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就应该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沉默,残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为难,他不能把毛泽东、王稼祥跟他谈的一切告诉博古,他不能单独跟博古争论军事上的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负责政府工作以来,对军事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他认为毛泽东解释得头头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凝视着盖满黑灰和挂满蛛网的小窗,开始意识到他与洛甫之间已经失去了坦诚对话的基础。觉得一阵难忍的压抑和窒闷。小屋内的空气是停滞的,散发着霉味。他需要透透气,便站起来告辞。
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表,只交谈了九分钟。多么漫长而又短暂的交谈。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洛甫代替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他如释重负,却又向坏处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为无权不满才拥护毛泽东的吧?毛泽东是利用你想掌权而把你分化了吧?”一会儿,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我不会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从河边小屋走出来时,绝对没有这般想。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洛甫会代替他。既然他们承认中央的路线完全正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他站在资水河边,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谈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对面前的景象产生出虚幻缥缈的感觉,惆怅塞满了肺腑,他忍不住深深呼吸,对面越城岭的巍峨的黑黝黝的山影,向他挤压过来;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
“啊!它多么象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呀!只是没有那么多雪!”苏联境内的黑海、亚速海、里海之间的高山、低地、平原、河流、森林、草原、荒漠,以及干、湿不同的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引起他多少回忆啊!此时,莫斯科的美丽无比的白桦林,大概已经黄落了。
一个幻象在他深度近视的眼前凝聚起来,终于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着质地优良的深灰色风衣,头发浓厚而闪亮;衬着白净的椭圆略长的面颊,目光熠熠有神,给人以潇洒、干练、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维奇同志(王明在苏联的名字)。他向博古送来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还没有被博古实实在在地捕捉住,这个笑容便在傍晚时分的蒙蒙岚气中消失了。
晚风袭来一阵透骨的寒气,博古打了个寒噤,他充分领略了历史的辛辣与人心的复杂。胸中猝然生出一股怒意。他觉得有许多话应该当着洛甫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吞吞吐吐是不明智的,目前,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无法进行了,可是,不如此,就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路线就无法贯彻!组织纪律是必须的,铁的纪律!对,我应该回去找洛甫挑明,让他把一切不满说出来,摆到桌面上!
博古被自己的独白鼓动起来,产生了一种难以遏止的欲望:要与洛甫争论个水落石出。
他转身向回走,一步一步走上倾斜的缓坡,但他每走一步就增加一分犹疑,我去跟他争论什么?有没有用?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大更糟?裂缝会不会越撕越大?你越不承认错,他就偏找你的错,你越说他错,他就越不承认错,这不正是人性的弱点吗?而这个弱点,不能说人人皆有,总是很普遍的,自古以来闻过则喜的能有几人?你把一个人的七分成绩说成十分,尽管也不真实,但他绝不会怪罪你,可是你把他的三分缺点说成四分,他不恨你一辈子才怪呢。
博古突然停住脚步,对洛甫的怨忿化成了自己的感悟:是啊,我这不是闻过则怒吗?我这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我的缺点而怨恨吗?当我指责他时,他是不是也在指责我?
博古走上斜坡,却不是向北而是向南,回总部去,他应该再找李德谈谈。也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不会这么简单,从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里,还咀嚼不出其中深味?“穷则变”,变什么?
博古又停住脚步,他的思绪开始转磨,他不愿意走进闹嚷嚷的街道,又转身沿着斜坡向下走,又走回原来伫立的地方。越城岭的色彩却已大不相同,那浓重暮霭笼罩下的山峰呈现出沉郁的青钢色,而那山峰后边的天幕上,业已沉落的太阳却蓦然间散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给越城岭绣上了一条燃烧的金边,它的幽寂黑暗的山谷却神秘得使人心慑。山峦起伏象汹涌的深海,……最后一缕光芒熄灭了。
博古观赏着眼前的景象,觉得与他的命运、处境、前程乃至思绪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感觉,是一种不停顿的经验流程。但目前的景象却象电影中的定格,永留他的记忆之中。
他决定回去,甚至也不跟李德谈起与“中央队三人集团”会面的情形,实在无可奉告。他托托自己深度的眼镜,径直走回去。虽然见到了周恩来,却没有谈什么,只说向下面走了走。他发现在他离开司令部这段时间,战斗机体照旧运转。他想早睡,但觉得有点饿,一天吃两顿饭,对于日夜奔波的人来说,很难适应。
夜深了,他仍不想睡,头脑里仍然沸腾着与洛甫抗辩的激情,这种自树靶子自己打的抗辩是那样激烈,比面对面更为逼真。
“对十九路军事变的策略是错误的!”这是洛甫指责的声音。“军事上,应该配合福建政府击败蒋介石,而不是把兵西调。”
“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连周恩来也曾有过这种设想,可是,我认为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福建政府,都是国民党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反动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都反对过蒋介石,可他们都是反共的,不过是大小军阀之分,这是阶级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