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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第四辑 我的同学朋友(6)

在北京大学授予石老名誉博士学位之前,我对石老和上述情况,所知甚少。去年10月14日,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教授陪石老和他的儿子汉基先生来到我家,拿出一帙他在台湾收购到的贝叶经,让我鉴定是什么佛典。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用泰文字母刻写的巴利文大藏经。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没有自己固定的字母,在印度,则用南印度字母抄写,间或也用天城体字母;在泰国,则用泰文字母;在缅甸,则用缅文字母;到了近代,英国的巴利经典刊行会(Pāli Text Society)使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巴利文学者以及佛教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拉丁字母。据德国梵学大师吕德斯的看法,泰文字母的巴利藏有许多优异之处,因此,石老在台湾购得的巴利贝叶经极有学术价值,又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我的鉴定显然使石老异常高兴,他立即将手头的一帙泰文字母巴利贝叶经赠送给我,我当然也十分高兴。

由于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过委员们的投票选举,让北京大学授予石老中国学术界最高荣誉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在1998年10月29日,地点是在北京大学新建图书馆大楼内。当时参加的显贵要人颇多。广东省几届领导人都不远千里来京参加了,可见石老在广东地位之崇高,声望之隆尊。到了12月1日,石老夫妇又偕汉云和她的女儿崔丈冰来访,带来了一帙缅文字母写的巴利藏。不知用的是什么工具,把缅文字母刻写在贝叶上,极细微,却极清晰。人们把刻成的贝叶摞成一摞,在这一摞的两面都涂上了黄金,足证此书之名贵。看样子是王宫中珍藏的宝典,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偷出来的。石老说,偷这种东西,如被发现,是要砍头的。说着便用右手在脖子前比画了一下。他要把这一帙宝典送给我,我立即拒绝,说:这是宝贝,应由石老自己珍藏。

从此我就同石老结成了朋友。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深感,结识朋友要有一点缘分的。缘分这玩意儿确有一点神秘难解,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想否定也不可能。它绝非迷信。有一些唯物主义“理论家”,大概会这样认为的。无奈事实胜于雄辩,这真叫做没有法子。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曾有过共事几十年之久的同事,到头来却仍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的语言,只好分道扬镳了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做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了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那一些情况,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我生平颇有几个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朋友。我们见面不过几次,谈话不过几小时。他的表情,他的谈吐,于我心有戚戚焉,两颗素昧平生的心立即靠拢,我们成了知己朋友。

我同石老的友谊颇有类同之处。

我上面说到,石老是佛山人,佛山属广东。我自己是典型的北方人,但颇有一些广东朋友,也曾多次到过广东。经过多年的体会与观察,我逐渐发现,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许多特点或者竟是优点。中国目前有五十六个民族,人口以汉族为最多。汉人分布地区极广,进入历史文化的视野比较早,他们创造了中华辉煌的文明,虽然目前仍然璀璨灿烂,生气勃勃,但是,我感觉,他们在某一些方面血管已经有点硬化了。反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仿佛正在壮年,年龄大大地轻于北方。他们无坚不摧,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他们似乎在眼前的路上,只见玫瑰,不见荆棘,因而胆子极大。仅以吃一项而论,俗话说:食在广州。记得当年印度友人师觉月博士曾对我说,印度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水里面的东西,除了船以外,中国人都敢吃;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以外,中国人都敢吃;中国人使用筷子精妙到能用筷子喝汤。前两句话用到广东人身上,似乎极为恰当。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无不是他们餐桌上的珍品,吃蛇已经是家常便饭。吃猴脑,吃猫,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则是我亲眼目睹的。我举这些吃的例子,没有别的用心,只想指出广东人勇气之大。广东人还绝不保守,他们敢于引进西方人的点心,把在中国流行了千百年的酥皮月饼改造成现在这样的广东月饼,大概是由于确实好吃,于是天下靡然从之,统一了神州的月饼坛。他们又引进了西方音乐,把中国旧乐与之融合,改造成现在的广东音乐,至少我这个乐盲——应该称为“乐聋”——听起来异常好听。这一点又证明广东人绝不保守,对新鲜事物极为宽容,心胸极为豁达。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了这一些特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革命或者革新的英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林则徐等,都生在闽粤,就丝毫也不足怪了。

我像博士卖驴一样,唠唠叨叨地写了这样一大篇,所为何来呢?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证明石老确是一个佛山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真正的佛山人、广东人,广东人所有的优点,他无不具备。我由石老而联想到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林志纯教授。林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一往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

然而,石老也是一个。要举例子嘛,就在眼前。今年11月8日,石老在中央教育部的支持下准备向全国一百零一所“211工程”的大学赠书,地点选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大是一所有九十多年历史的著名学府,从上海迁至广州,以面向华侨为主,兼收内地学生,学生数目已达一万多人,教师队伍整齐,图书设备丰富。这次赠书是一次空前壮举,石老和暨大都希望我能参加。但我自念年迈体衰,难耐长途跋涉,没有答应。可我万万没有想到,11月1日上午,石老竟在汉云和汉屏姐妹陪同下,不远数千里,专程从广州飞到北京,亲临寒舍催请。这颇有点出我意料,然而感激之情却溢满胸腔,我义无反顾,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有一件小事儿,颇值得一提。我正在写《新疆佛教史》中的一章,需要台湾出版的《高僧传索引》,但在北大图书馆中却只能找到其中的一本。这次见到石老,不禁向他提到此事,我只不过是试一试运气而已。然而我万没有想到,四五天以后,汉云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说,《高僧传索引》石老已经用十万火急的办法,从台湾购得,又用真正的特快专递的办法,运到了香港,共用去两千多港币。听了以后,我感激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一套书,然而茫茫大地,渺渺人寰,我托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可眼前竟不费吹灰之力,于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了。从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也能看到石老对朋友之忠诚,办事之雷厉风行,我钦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石老捐书的规模之大是绝对空前的。这一件事,从表面上看起来,能促进海峡两岸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其意义远不只于此。它能增强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而了解又能使感情增长。感情逐渐浓厚了,会大大地有利于统一。不管眼前还有多少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地在捣鬼、在破坏,中国有朝一日必然要统一,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的问题,螳臂是挡不了车的。等到将来吾中华土地金瓯重圆之日,麒麟阁上必然有石老的名字,这还用怀疑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多的,然而下笔不能自休,仿佛不是我拖笔写字,而是笔提着我写。写到这里,好像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用尽全力,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好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石老石景宜!

2000年1月8日

追忆德国两教授

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的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冯·格林(Dr.von Grimm)博士据说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