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会误解本文标题的“轻”与“清”二字相连，是不是误用或校对的差错。不是的。轻，是相对重而言的。现在的水，承载是太重了，泥沙与杂物，加许许多多工业污染在内，给人的生存也带来太重的压力，所以必须减负变轻。清，则不言而喻，污浊到不能饮用不能浴用也不能耕用的水，叫人看都没法看了。清便既是人们的期望，也是经过治理之后的事实了，当然也是相对曾经的不清而言。
二、衰朝弱国，辽宁几乎无力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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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古时属关外边区，地广人稀，比中原开发较晚。直到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才有了最早一次社会治水活动记载：“辽东都督巫凯筑广宁【今北镇市】、海州【今海城市】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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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才开始筑辽河堤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盘山开挖减河【双台子河】，第二年竣工，辽河才有了分泄洪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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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奉天省水利局组织修建了引浑河水的水田灌溉工程，水道从沈阳城东至北陵西南，长13公里，垦稻田万余亩。为保持辽河航运水深，缩短辽河下游航距，民国十一年【1922年】营口辽河工程局在辽河——双台子河之间开挖一条人工运河——新开河，并于二道桥子以下修建一座大型拦河闸——马其顿闸，与人工运河配套。两项工程同于民国十三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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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时期，伪交通部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柳河上建成了一座以滞洪滞沙为主要功能的闹德海水库。
总体上，旧中国，辽宁地区的水利基础很是薄弱，如下数字便是那个“很”字的注脚：到新中国建立前，偌大一个省的土地上，只有5座水库、4座塘坝、65处灌溉站、156眼机电井，灌溉面积91万亩，治涝面积0 .4万亩，低矮的堤防2000多公里。水利设施规模小，标准低，且年久失修，根本无法抵御水旱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保障。
三、一身朝气的新中国，辽宁年年治水
1 .前40年
新中国建立后的辽宁，既要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极其薄弱又破烂不堪的水利基础，又要面对接连不断的洪旱自然灾害。仅在1949—1990年的40年间，辽宁共发生洪水26次，平均1 .6年一次，其中特大洪水4次，平均10 .5年一次，一般洪水13次，平均3 .2年一次；发生旱灾的频次也有增加，而且出现了连续9年和10年发生旱灾的情况，并出现了同一年西旱东涝和先旱后涝等复杂水旱灾害。
新中国的辽宁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采取筑堤修库、建站挖沟、打井开渠、截流引水、蓄能发电、治山保土等措施，全面开发水利和水能资源，综合治理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据从新中国建立至1990年底的统计，全省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达77亿元，投入人工236亿个工日，动用土石方79亿立方米，兴建各类水利工程11万处。辽宁大地上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江河整修初见成效。这些水利工程有效地保护了耕地，保护了城乡的防洪安全，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控制了水土流失，解决了农村大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难和防病防氟改水问题，基本上满足了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需要。
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这40年间，辽宁省水利建设，大体上可分为5个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又很困难，基本建设投资较少。针对当时河道堤防多年失修、标准又很低的情况，重点进行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等大河堤防的恢复和整修，防洪投资约占这个阶段水利基建投资的一半，并修复了一些灌溉工程。1952年全省水田面积比1949年增加20万亩。与此同时，着手进行了大伙房水库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从1953起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指引下，水利建设步伐加大。1953—1957年累计完成水利基建投资近2亿元，平均年投资约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年投资的22倍。这个期间主要是集中力量兴建对防洪、灌溉有重大作用的浑河大伙房水库工程，5年共投资1 .62亿元，占同期水利基建投资的81％。该工程1954年开工，1958年建成，工程质量优良，总库容21 .87亿立方米，基本上控制了浑河的洪水，并为下游129万亩水田提供了水源。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1958年起国民经济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受全国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之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干扰了水利建设的正常开展。1958年，在“一年消灭涝灾，两年水利化”的浮夸口号影响下，水利建设出现了追求高指标、一哄而起、盲目发展的局面。1958—1960年平均每年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达1 .1亿元，兴建的水利工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全省兴建山谷水库236座，其中大型水库29座，另外新建平原水库52座，并大搞河网化。1958年，在大伙房水库还没有全部竣工时，就开始兴建辽河支流上的清河水库和浑河谟家堡大闸等大型水利工程。1959—1961年兴建浑江沙尖子水库、大凌河白石水库、太子河莅窝水库、辽河石佛寺水库和营口双台子河大闸“四库一闸”工程，三年共投资5605万元。1960年还动工修建沈盘新河，当年投资536万元。1958—1960年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和技术上的可能，许多工程被迫停工下马，其中“四库一闸”和沈盘新河工程一无所成，半途而废，造成数千万元的损失。平原水库和河网工程由于淹没、占用大量耕地，造成库区周围耕地盐碱化，52座平原水库中有41座不得不废库还田。清河水库也是在“大跃进”时期边设计、边修改、边施工兴建的，计划三年建成，结果一年零八个月主体工程即投入运用，后因1964年溢洪道发生大塌方，延至1966年才竣工。其间，各市、县动员民工为主兴建的一些大型水库有的中途停工，有的建成后坝基长期严重漏水，成为病险库，有的被水毁造成重大损失。从1961年起，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辽宁省压缩了水利基建规模，水利投资大量减少，停止了一批在建项目，集中力量搞好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1961—1965年相继完成了清河、南城子、宫山嘴等三座大型水库及其他中小型水库工程，一批问题多、危及防洪安全、水源无保证、效益不大的水利工程被淘汰，基本上扭转了水利建设盲目发展的局面。除续建和配套了一部分大中型水库工程外，全省新增机电井3182眼，总数达到7400眼；增加灌溉站218座，总数达到1293座；增加排水站72座，总数达到77座。全省增加实灌面积60万亩，总数达到456万亩；治涝面积增加182万亩，总数达到244万亩：水土保持面积增加784万亩，总数达到1607万亩；河道堤防增加2000公里，总数达到3979公里。为解决“大跃进”期间水利建设出现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根据1962年水利电力部提出的《关于加强水利管理工作的十条意见》的要求，全省加强了水利管理工作，在较大的水库和灌区相继建立健全了基层管理机构，配备了专业人员。1962年省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灌区水费征收与管理办法》，开展了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重点推广了浅湿灌溉经验，增加了管理单位的收入，使一批水库和灌区管理单位扭转了过去长期处于亏损和靠国家补贴的局面。总体上，“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虽然受到“左”的错误干扰和影响，出现很多问题。但这一时期上马的工程最多，经后来的调整和整修，许多工程发挥了很好的效益，为全省的水利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这个时期，国家水利投资增加，水利基建规模不断扩大。但受“左”的思想影响，水利建设中的“平调风”、“浮夸风”重新抬头。1966—1976年辽宁省国家水利建设投资达11 .9亿元，为1949—1965年17年总和的1 .37倍；完成土石方38 .44亿立方米，超过1949—1965年完成土石方量的3倍。在“农业学大寨”和“建设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的口号下，许多地方不顾群众承受能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搞大会战，盲目追求进度，完成的投资和工程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许多工程基础工作跟不上，质量差，尾工多，遗留问题多，配套工程迟迟不能完成，损失浪费严重。
这一时期全省新增水库720座，其中大型水库11座、中型水库16座、小型水库693座，水库总数达到992座。在建成的各类水库中，有90％存在工程标准低、施工质量差、工程不能配套等问题，需除险加固才能保证水库安全。由省直接投资建设的太子河参窝水库于1970年复工兴建，由于施工中片面追求进度，大坝混凝土浇筑不按规范要求操作，工程未竣工坝体就出现裂缝，1972年建成后，坝体裂缝继续发展，成为病险库，不得不降低水位运用，后经多次除险加固，才转入正常运行。柴河水库1972年10月仓促开工，在“三年任务两年完”的口号下，片面赶进度，不按设计要求施工，大坝建成后形成“橡胶坝”，1975年汛期大坝滑坡，溢洪道闸墙、堰体都产生裂缝，1976年被迫进行补强加固，仅这一项就浪费资金2452万元。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受“上新的、搞大的”口号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不区别地区条件地搞起了旱田灌区，开挖绕山渠道，修建“英雄大渡槽”，搞多级提水灌溉，工程浩大，用工多，投资大，管理运行费用高。有的灌区建成后，土地不平整，不能发挥效益，甚至半途而废。1967—1976年，有效灌溉面积虽然增加了798万亩，总数达到1415万亩，但1976年耕地【不含果树、林地等灌溉面积】实灌面积只有1044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74％，比1966年下降11％。1974—1976年全省“大打治涝歼灭战”，3年治涝投资6236万元，建设了一批排涝站和排水沟道工程。到1976年，全省初步治涝面积达到1229万亩。但是遗留问题较多，全省已治理涝区中各级排水沟道有40％没达到设计标准，尚需配套的桥涵闸达3 .6万座。因此排水出口虽然达到5年一遇以上排水标准，但涝区内部沟系却达不到出口标准，造成排水不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辽宁从1973年开始大力建设机电井，4年内共新增机电井6万眼。1976年全省配套机电井达到9 .2万眼。但由于受“建设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口号的影响，不考虑地下水状况，搞“奉命打井”，盲目追求指标，造成井的布局不合理，水源无保证，有些井打不出水来，有的遇旱井干，成为废井。10年间，虽然新增堤防3882公里【主要是中小河流堤防】，但是在“河靠山、路靠边”的口号下，大搞夹河坝，极力缩小河道行洪断面，结果每年汛期都有不少夹河坝被冲毁，不仅不能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反而造成水冲沙压耕地的危害。10年间，全省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增加1573万亩，总数达到3320万亩。由于水土保护工程质量低，管护工作跟不上，使其不能很好发挥工程效益。相反，由于山区乱砍滥伐，陡坡开荒严重，新的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加，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甚至破坏速度大于治理速度的局面。
历史转折与“六五”时期【1977—198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水利工作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自1980年起，压缩水利基建规模，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改变了重建设轻管理、重骨干轻配套的片面性，逐步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整顿和加强水利管理、搞好配套挖潜、开展综合利用上来。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对水利投资有所减少，新建工程不多，但水利工作仍然取得了较大发展，充分发挥了水利工程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全省实灌面积由1977年868万亩发展到1980年的997万亩，增长14 .86％；全省治涝面积由1977年1261万亩发展到1980年的l415万亩，增长12 .21％。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水利工作进一步发展，到1985年底，全省农田实灌面积达到1030万亩，其中水田面积达到773万亩，比1980年增加的171万亩。特别是1984—1985年，为了改造中部地区中低产田，在中部地区水田井灌区实行统一规划，两年内新打水田井5000眼，开发水田82万亩，使全省井灌水田达到111万亩。在治涝方面，重点抓了沟系清淤扩建和沟渠建筑物配套，5年共清淤土方1亿立方米，配套桥、涵、闸2万座。全省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从1980年的3879万亩增加到1985年的4499万亩，其中小流域治理面积达到683万亩。
1980年以前，全省只解决了41 .94万人、13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到1985年，累计解决了139 .68万人、51 .66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其中，1980—1985年解决饮水困难人数为1980年以前的2 .3倍，解决饮水困难牲畜数为1980年以前的3倍。
全省还对原有机电井进行了全面普查，并重新进行了调整，淘汰一部分闲置的废井，使机电井数量从1980年9 .77万眼下降到1985年8 .15万眼，但机电井的平均单井效益从40亩提高到60亩。
通过总结经验，改变了过去水利单纯为农业服务的观念，确立了水利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为更好地满足各部门用水的需要，1979年全省开展了水资源调查，根据全省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的需要，进行了水资源平衡工作，在全省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仅1980年就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实际供水113 .78亿立方米。其中，农牧业用水77 .87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68 .4％；工业用水27 .29亿立方米，占24％；城镇生活用水4 .88亿立方米，占4 .3％；农村人畜用水3 .74亿立方米，占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