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治水史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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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东南卷及其他(71)

第七,《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地理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感情丰富,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爱国主义读物。全书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自然之爱”。它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描写祖国河山,把当时南北阻绝、支离破碎的国土写得一团锦绣,表现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八,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的事,不仅在地理学史上,在其他科学史上,例子也是很少的。《水经注》正是由于它的包罗宏富,牵涉广泛,才形成郦学这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而且从明代以来,获得很大的发展,即使从我国的全部科学史来说,《水经注》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自豪的。

《水经注》的治水记载及其对治水的认识

《水经注》作为一部以水为纲的地理著作,水,是这部著作的关键词。在考辨、记述、解释、介绍江河湖泊时,水灾、治水、水利用、水利工程等等,也就成了这部著作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的确,在这部著作中,除了记录水灾30多次外,还记录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和治水、利用水的事迹,而这些记述又是与郦道元对水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评介《水经注》关于治水等记载的同时,应该与郦氏的水观念结合起来,这样似乎更清晰,更完备,也更符合这部著作的内在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治水和郦氏的水观念是无法剥离的。

《水经注》中的水灾记载:

据“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统计,在全部《水经注》中,郦氏记录了许多水灾。其中有年代和灾情可查的重大水灾,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北魏大和四年【公元480年】,一共记载了19次,其中有的水灾规模极大,如卷十五《伊水注》记载的三国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大水出,举高四丈五尺。”卷十六《谷水注》记载的前凉太始七年【公元361年】六月二十三日洪水:“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和瓠子河的水灾,连汉武帝也亲临现场,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卷二十四《瓠子河》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云:“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令郡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除了上述河川决口,洪水泛滥的灾害以外,《水经注》中还记载了许多在战争中以水代兵的事件。如卷二十八《沔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中记载的战国白起引西山长谷水攻楚之战:“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三十一《滍水注》记载的东汉初年昆阳之战:“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卷三十二《梓潼水》经“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注中记载的岑彭与公孙述沈水之战:“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所以郦道元在卷六《浍水》经“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中引《史记》所载智伯的话,说明水在某种情况下的可怕和危害程度:“《史记》称,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晋水可以浸平阳。”

在记录水灾的同时,郦道元也关注到缺水的危害,陈桥驿先生在《郦道元评传》中,为我们列举了《水经注》一书记载的几个有关故事,如在《水经注》卷五“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所记载的疏勒城凿井的故事即是其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在疏勒城这种地下水位极低的沙漠地带,深凿到十五丈尚未得水,结果官兵只有饮马粪汁,其狼狈可见。在郦道元所在的北魏,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卷五“河水”经“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中,记载了北魏进攻虎牢城【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黄河南岸】的故事:魏攻北司州刺史毛祖德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这里所说的“潜作地道取井”,据《通鉴》卷119,营阳王景平元年所记:“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说明北魏利用地形,在这深达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泄干,以断城内唯一水源。毛祖德坚守虎牢城达二百日,最后却因全城所赖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泄,终致城破兵溃。《宋书·索虏传》还记载了井水泄干后,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状: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虎牢城之战发生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距郦道元之时不及百年,郦氏借公事之便,亲自去看了北魏当年所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郦道元对此当然是铭记在心的。对于这些缺乏地表水的地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特别对地下水作了详细的介绍【全书记载的泉水包括温泉达240处左右】,尤其是对井水的介绍,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记载的长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经“西南过鲁县北”注中记载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像这类井所在的地区,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郦道元十分清楚,在人与水的关系中,井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关于水灾的记载,在《水经注》中还有不少,如,对中国最早的一次洪水记载就是在《水经注》中,其卷十五“洛水”篇载:“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这就是传说的中国最早的一次暴雨洪水记载。再如,黄泛区内的一些湖沼,像已见于先秦记载的柯泽、雷泽、菏泽、巨野泽、孟诸泽等,均见存于《水经注》中,这些湖泽的形成,大概是因为战国西汉时黄河下游堤距很宽,两岸相距五十里,大量泥沙随流落淤,决出堤外的泥沙相对减少,故而那些虽经受黄河洪水漫淤的湖沼,尚未遭完全淤平的厄运。像巨野泽在南北朝时湖区辽阔,“南近洙泗,北连清济”,巨野县为湖水所围。这恐怕是汉武帝时河水决入巨野泽后,湖底抬高,湖面扩大后因来水不断而长期未消的结果。对这些湖泽,《水经注》既有记载,更有对其洪涝情况的分析。总而言之,《水经注》关于水灾的记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郦道元对于人与水的关系是十分关注的。而在这些关注中,我们还可以探寻到他那独特的治水认识和治水思想。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二中,对巨马水介绍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郦道元关于水的重要观念或思想,它反映了郦氏对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水经注》中关于人与水的关系的记录为数不少。如,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十分重视河渠水利工程的记录,因为这类工程最能体现人与水的关系。在该书的卷十四“鲍丘水”中,郦道元重点介绍了魏刘靖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修建的车箱渠,他在“又东过潞县西”注中记述:“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12年之后,魏人又对这个工程进行了扩展,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对车箱渠做了延长,从昌平县到达潞县,再一次提高了车箱渠的灌溉功效。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景元三年辛酉……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这是对车箱渠的记述。在卷十六“沮水”注中,郦道元关于郑渠的记载是这样的:

沮水东注郑渠。昔韩欲令秦无东伐,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谓瓠中也。《尔雅》以为周焦获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命曰“郑渠”。

郑渠,是关中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书中对这个重要的水利工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卷三十三“江水”之经“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的注释中,郦道元对李冰修建的水利工程是这样记载的:

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邮在堰上,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

以上是郦道元关于三处水利工程的记述,一处是:“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一处是:“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一处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这三个水利工程都是人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的体现,也是人们利用水资源造福人类的典范。这三个水利工程也是对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所说的“万物无所不润”的极佳诠释。

除了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水经注》还记录了其他的水利工程,如,我国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在书中有所记载,其云: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迳黎浆亭,南文钦之叛,吴军北入,诸葛绪拒之于黎浆,即此水也。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

再如,长湖【即鉴湖】,这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经注》对此有以下记

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

《水经注》在记载灌溉万顷良田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还记录了许多灌溉超过千顷的农田水利工程中,如卷二十八“沔水注”中的白起渠,卷二十九“湍水注”的六门陂,卷三十一“淯水注”的豫章大陂,卷三十三“江水注”的湔堋,卷三十七《沅水注》的涔坪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