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权力干涉、运动方式、商业炒作、利益争夺、极端思维、浮躁心理……，要进行教育改革，要坚守自己的教育思想，确实需要有王尚文先生所说的“下地狱”的决心和勇气。看清这一点，就知道王尚文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语文教育理想、理念，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我们正是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这就是我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王尚文先生教育思想背后的精神，及其对我们的启示：面对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界的诸多问题，我们如何自处？
我主要谈四点：
其一，在论争中坚守、调整、完善、发展自己的思想。
王尚文先生一直是所谓人文论、工具论论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何面对论争，对他以及我们自己都是一个问题。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说：“我至今仍然认为语文属于人文课程，但我对于工具论者怀有真诚的敬意。”我体会，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要“坚守”。不仅是因为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严肃思考、认真研究的结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而且学术研究的健全发展，不仅需要创新，还需要保守，即对基本学术立场与观点的坚持。人们经常讲“与时俱进”，其实是不能“俱进”的，应该有所进，有所不进。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点，如果有了而守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且这还是个陷阱，弄不好，就会蜕变为“流氓文化与学术”。鲁迅早已警告：“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通称为流氓。”我们对学术流氓应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学术流氓是没有自己的语文教育观的，他们随着长官意志而不断变换自己的立场：领导倾向工具论，他们比谁都要更“工具”；只要领导一谈“人文”，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工具论最坚决的反对者。这样的变，是无须逻辑与理由的，而且总是变得最彻底、最极端，而且随时准备因为领导意志或时尚的变化而重新翻盘。我们前面说到的语文教育的瞎折腾，上有长官意志，下面就有这些学术流氓在起作用，说到底，都是权力的作用。——当然，一般人的盲目趋新和学术流氓是有区别的，但也会构成其社会基础。
真正的严肃的学者和教师，是不会因权力意志和时尚而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这样的学者在工具论者和人文论者中都所在多有，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当然，坚守并不等于固执己见，还需要坚守中的自我调整。这涉及如何科学地看待学术观点的合理性限度的问题：对己所认同者，既要充分肯定其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有的遮蔽；对异己者的不同观念，要看到其总体的不能认同处之外，也还可能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因子，其谬误仅在其走到了极端。因此，在学术争论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观念的合理性，据理而力争；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特别是要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进而对自己的观点作出某种调整，完善与发展。我以为，王尚文先生对持工具论的学者始终保持尊重，以致后来发出“求同存异”的呼吁，原因即在于此，“同”是确实存在的，而“存异”更是有利于双方思想在相互制约、补充、渗透中得到更健全地发展。王尚文先生为此做出的努力，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如果我们把他在90年代初对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论述和他后来经过论战以后的阐释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其观点和立场的前后一贯性，这是最基本的；但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调整，或者说一些原来没有说清楚的，经过论战中对方的质疑，特别是面对实践中所发生的新问题，认识有了深化，阐述也就更为充分，全面和准确。比如明确提出：“人文原在语言之中”——用我的说法，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语文性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这样的认识与阐释，就显然更为科学，而且也可以说，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