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老李屋里摆了好些凳子，知道他那些攻谷子低产关的农民朋友要来，老赵就留下来听了半天他们的座谈会。中午，他捧了一个串门大碗，盛了一碗高粱米饭，夹了几个腌辣椒和大家一同吃了饭。饭后，他问：“他们的饭钱是怎么算的？”老李说：“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这怎么行！”他转身就跑到总务处，“这钱以后由公家报。出在什么项目里，你们研究！”
访问了早稻田。
“张老，张老！我来看看您，不打搅吗？”
“欢迎，欢迎！不打搅，不打搅！”
“我来拜师了。”
“不敢当！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稻的普通的问题……”
“水稻我也想学。我是想来向您学日语。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工作需要，我学了点日语--那时要经常跟鬼子打交道嘛，现在几乎全忘光了。我想拾起来，就来找您这位早稻田了！”
“我不是早稻田毕业的。”
赵所长把“早稻田”的来由告诉早稻田，这位老科学家第一次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外号，他哈哈大笑：“我乐于接受这个外号。我认为这是对我个人工作的很高的评价。”
赵所长问张老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
“我需要一个助手。”
“您看谁合适？”
“沈沅。”
“还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柜子。”
“对！您看看我的这些资料！”
“柜子，马上可以解决，半个小时之内就给您送来。沈沅的问题，等我了解一下。”
“这里有一份俄文资料。我的俄文是自修的，恐怕理解得不准确，想请沈沅翻译一下，能吗？”
“交给我！”
沈沅正在菜地里收蔓菁，王栓赶着车下地，远远地就喊：“哎，沈沅！”
沈沅抬起头来。
“叫我？什么事？”
“赵所长叫你上他屋里去一趟。”
“知道啦。”
什么事呢？她微微觉得有点不安。她听见女工们谈论过新来的所长，也知道王栓说这人的心是一块阳泉炭，她有点奇怪，这个人真有这么大的魅力么？
前几天，她从地里回来，迎面碰着这位所长推了自行车出门。赵所长扶着车把，问：“你是沈沅吗？”
“是的。”
“你怎么这么瘦？”
沈沅心里一酸。好久了，没有人问她胖啦瘦的之类的话了。
“我要进城去。过两天你来找找我。”
说罢，他踩响了自行车的马达，上车走了。
现在，他找她，什么事呢？
沈沅在大渠里慢慢地洗了手，慢慢地往回走。
赵所长不在屋。门开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趴在桌上画小人。
孩子听见有人进屋，并不回头，还是继续画小人。
“您是沈阿姨吗？爸爸说，他去接一个电话，请您等一等，他一会儿就回来。您请坐。”
孩子的声音像花瓣。她的有点紧张的心情完全松弛了下来。她看了看新所长的屋子。
墙上挂着一把剑--一件真正的古代的兵器，不是舞台上和杂技团用的那种镀镍的道具。鲨鱼皮的剑鞘，剑柄和吞口都镂着细花。
一张书桌。桌上有好些书。一套“毛选”，很多农业科技书：《作物栽培学》、《土壤》、《植保》、《果树栽培各论》、《马铃薯晚疫病》……两本《古文观止》、一套《唐诗别裁》、一函装在蓝布套里的影印的《楚辞集注》、一本崭新的《日语初阶》。桌角放着一摞杂志，面上盖着一本《农大学报》的油印本：《京西水稻调查--沈沅》。
一个深深的紫红砂盆，里面养着一块拳头大的上水石，盖着毛茸茸的一层厚厚的绿苔，长出一棵一点点大，只有七八个叶子的虎耳草。紫红的盆，碧绿的苔，墨蓝色的虎耳草的圆叶，淡白的叶纹。
沈沅不禁失声赞叹：“真好看！”
“好看吗？--送你！”
“……赵所长，您找我？”
“你这篇《京西水稻调查》，写得不错呀！有材料，有见解，文笔也好。科学论文，也要讲究一点文笔嘛！--文如其人！朴素，准确，清秀--你这样看着我，是说我这个打仗出身的人不该谈论文章风格吗？”
“……您不像个所长。”
“所长？所长是什么？--大概是从七品！--这是一篇俄文资料，张老想请你翻译出来。”
沈沅接过一本俄文杂志，说：“我现在能做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不能？”
“好，我今天晚上赶一赶。”
“不用赶，你明天不要下地了。”
“好。”
“从明天起，你不要下地干活了。”
“……”
“我这个人，存不住话。告诉你，准备给你摘掉右派的帽子。报告已经写上去了，估计不会有问题。本来可以晚几天告诉你，何必呢？早一天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不好吗？有的同志，办事总是那么拖拉。他不知道，人家是度日如年呀！--祝贺你！”
他伸出手来。沈沅握着他的温暖的手，眼睛湿了。
“谢谢您！”
“谢我干什么？我们需要人，我们迫切地需要人！你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种地的，哪有把自己种出来的好苗锄掉的呢？没这个道理嘛！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
“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不突然。事情总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过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这人，老犯错误。我这些话，叫别人听见，大概又是错误。有一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讲呀！--我看，你先回去一趟。”
“回去？”
“对。回一趟你的老家。”
“我家里没有人了。”
“我知道。”
三个多月前，沈沅接到舅舅一封信，说她父亲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回国来了，想看看他的女儿。沈沅拿了信去找胡支书，问她能不能请假。胡支书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吧，等我们研究研究。”过了一个星期，舅舅来了一封电报，她的父亲已经死了。她拿了电报去向胡支书汇报。
胡文书说：“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点包袱--埋了吗？”
“埋了。”
“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
沈沅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她想看书，看不下去。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父亲。父亲劳苦了一生，现在，他死了。她觉得父亲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没有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告诉父亲。但是她觉得他好像知道了，她觉得父亲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好几天，她不停地胡思乱想。她觉得她的命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产党员，怎么会相信起命来呢？--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是很容易想起“命”这个东西来的。
好容易，她的伤痛才渐渐平息。
赵所长怎么会知道她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呢？
“你还是回去看看。人死了，看看他的坟。我看可以给他立一块石碑。”
“您怎么知道我父亲想在坟头立一块石碑的？”
“你的档案材料里有嘛！你的右派结论里不也写着吗？--‘一心为其地主父亲树碑立传’。这都是什么话呢！一个老船工，在海外漂泊多年，这样一点心愿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我们是无鬼论者，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泉下有知。但是人总是人嘛，人总有一颗心嘛。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心嘛。共产党员不是没有感情的。无情的人，不是共产党员！--我有点激动了！你大概也知道我为什么激动。本来，你没有直系亲属了，没有探亲假。我可以批准你这次例外的探亲假。如果有人说这不合制度，我负责！你明天把资料翻译出来--不长。后天就走。我送你。叫王栓套车。”
沈沅哭了。
“哭什么？我们是同志嘛！”
沈沅哭得更厉害了。
“不要这样。你的工作，回来再谈。这盆虎耳草，我替你养着。你回来，就端走。你那屋里，太素了！年轻人，需要一点颜色。”
一只绿豆大的通红的七星瓢虫飞进来，收起它的黑色的膜翅，落在虎耳草墨绿色的圆叶上。赵所长的眼睛一亮，说：“真美！”
不到假满，沈沅就回来了。
她的工作，和原先一样，还是做早稻田的助手。
很快到年底了。又开一年一度的先进工作者评比会了。赵所长叫沈沅也参加。
沈沅走进大田作物研究组的大办公室。她已经五年没有走进这间屋子了。俊哥儿李主持会议。他拉开一张椅子，亲切地让沈沅坐下。
“这还是你的那张椅子。”
沈沅坐下，跟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别人也向她点头致意。王作祜装着低头削铅笔。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一向很少说话的早稻田头一个发言。
“我提一个人。”
“……谁？”
“沈沅。”
大家先是一愣，接着，都笑了。连沈沅自己也笑了。早稻田是很严肃的，他没有笑。
会议进行得很热烈。赵所长靠窗坐着，一面很注意地听着发言，一面好像想着什么事。会议快结束时，下雪了。好雪！赵所长半眯着眼睛，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雪花无声地落在广阔的田野上。他是在赏雪么？
俊哥儿李叫他：“赵所长，您讲讲吧！”
早稻田也说：“是呀，您有什么指示呀？”
“指示？--没有。我在想：我，能不能附张老的议，投她--沈沅一票。好像不能。刚才张老提出来，大家不是都笑了吗？是呀，我们毕竟都还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还不能摆脱世俗的习惯和观念。那，就等一年吧。”
他念了两句龚定庵的诗：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接着，又用沉重的声音，念了两句《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沈沅在心里想：
“你真不像个所长。”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六稿
载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