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天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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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寂寞和温暖(1)

这个女同志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当中显得有点特别。她有很多文学书。屠格涅夫的、契诃夫的、梅里美的。都保存得很干净。她的衣着、用物都很素净。白床单、白枕套,连洗脸盆都是白的。她住在一间四白落地的狭长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面墙上一个四方块里有一点颜色。那是一个相当精致的画框,里面经常更换画片: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列维坦的风景……

她叫沈沅,却不是湖南人。

她的家乡是福建的一个侨乡。她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滨海的小城里。母亲死得早,她是跟父亲长大的。父亲开机帆船,往来运货,早出晚归。她从小就常常一个人过一天,坐在门外的海滩上,望着海,等着父亲回来。她后来想起父亲,首先想起的是父亲身上很咸的海水气味和他的五个指头一般齐,几乎是长方形的脚--常年在海船上生活的人的脚,大都是这样。

她在南洋读了小学,以后回国来上学。父亲还留在南洋。她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在学校的宿舍里度过的。她在国内没有亲人,只有一个舅舅。上初中时,放暑假,她还到舅舅家住一阵。舅舅家很穷。他们家炒什么菜都放虾油。多少年后,她还记得舅舅家自渍的虾油的气味。高中以后,就是寒暑假,也是在学校里过了。一到节假日、星期天,她总是打一盆水洗洗头,然后拿一本小说,一边看小说,一边等风把头发吹干,嘴里咬着一个鲜橄榄。

她父亲是被贫瘠而狭小的土地抛到海外去的。他没有一寸土,却希望他的家乡人能吃到饱饭。她在高中毕业后,就按照父亲的天真而善良的愿望,考进了北京的农业大学。

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那年她二十五岁。

二十五年,过得很平静。既没有生老病死(母亲死的时候,她还不大记事),也没有柴米油盐。她在学习上从来没有感到过吃力,从来没有做过因为考外文、考数学答不出题来而急得浑身出汗的那种梦。

她长得很高。在学校站队时,从来是女生的第一名。这个所里的女工、女干部,也没有一个她那样高的。

她长得很清秀。

这个所的农业工人有一个风气,爱给干部和科研人员起外号。

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叫王作祜,工人们叫他王咋呼。

有一个中年的技师,叫俊哥儿李。有一个时期,所里有三个技师都姓李。为怕混淆,工人们就把他们区别为黑李、白李、俊哥儿李。黑李、白李,因为肤色不同(这二李后来都调走了)。俊哥儿李是因为他长得端正,衣着整齐,还因为他冬天也不戴帽子。这地方冬天有时冷到零下三十七八度,工人们花多少钱,也愿意置一顶狐皮的或者貉绒的皮帽。至不济,也要戴一顶山羊头的。俊哥儿李是不论什么天气也是光着脑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有一个技师姓张,在所里年岁最大,资历也最老。工人们当面叫他张老,背后叫他早稻田。他是个水稻专家,每天起得最早,一起来就到水稻试验田去。他是日本留学生。这个所的历史很久了,有一些老工人敌伪时期就来了,他们多少知道一点日本的事。他们听说日本有个早稻田大学,就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大学毕业的,派给他一个“早稻田”的外号。

沈沅来了不久,工人们也给她起了外号,叫沈三元。这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所里一个姓胡的支部书记在大会上把她的名字念错了,把“沅”字拆成了两个字,念成“沈三元”。工人们想起老年间的吉利话:“连中三元”,就说“沈三元”,这名字不赖!他们还听说她在学校时先是团员,后是党员,刚来了又是技术员,于是又叫她“沈三员”。“沈三元”也罢,“沈三员”也罢,含意都差不多:少年得志,前程万里。

有一些年轻的技术员背后也叫她沈三员,那意味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沈沅在政治条件上、业务能力上,都比他们优越,他们在提到“沈三员”时,就流露出相当复杂的情绪:嫉妒、羡慕,又有点讽刺。

沈沅来了之后,引起一些人的注目,也引起一些人侧目。

这些,沈沅自己都不知道。

她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天到这里时的情景。天刚刚亮,在一个小火车站下了车,空气很清凉。所里派了一个老工人赶了一辆单套车来接她。这老工人叫王栓。出了站,是一条很平整的碎石马路,两旁种着高高的加拿大白杨。她觉得这条路很美。不到半个钟头,王栓用鞭子一指:“到了。过了石桥,就是农科所。”她放眼一望:整齐而结实的房屋,高大明亮的玻璃窗。一匹马在什么地方喷着响鼻。大树下原来亮着的植保研究室的诱捕灯忽然灭掉了。她心里非常感动。

这是一个地区一级的农科所,但是历史很久,积累的资料多,研究人员的水平也比较高,是全省的先进单位,在华北也是有数的。

她到各处看了看。大田、果园、菜园、苗圃、温室、种子仓库、水闸、马号、羊舍、猪场……这些东西她是熟悉的,她参观过好几个这样的农科所,大体上都差不多。不过,过去,这对她说起来好像是一幅一幅画;现在,她走到画里来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想:我也许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她的工作分配在大田作物研究组,主要是做早稻田的助手。她很高兴。她在学校时就读过张老的论文,对他很钦佩。

她到早稻田的研究室去见他。

张老摘下眼镜,站起来跟她握手。他的握手的姿态特别恳挚,有点像日本人。

“你的学习成绩我看过了,很好。你写的《京西水稻调查》,我读过,很好。我摘录了一部分。”

早稻田抽出几张卡片和沈沅写的调查报告的铅印本。报告上有几处用红铅笔画了道。

沈沅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很幼稚。”

“你很年轻,是个女同志。”

沈沅正琢磨着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搞农业科学研究,是寂寞的。要安于寂寞。一个水稻良种培育成功,到真正确定它的种性,要几年?”

“正常的情况下,要八年。”

“八年。以后会缩短。作物一年只生长一次。不能性急。搞农业,不要想一鸣惊人。农业研究,有很大的连续性。路,是很长的。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欢呼。是的,很寂寞。但是乐在其中。”

张老的话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从此以后,她每天一早起来,就跟着早稻田到稻田去观察、记录。白天整理资料,晚上看书,或者翻译一点外文资料。

除了早稻田,她比较接近的人是俊哥儿李。

俊哥儿李她早就认识了。老李也是农大的,比沈沅早好几年。沈沅进校时,老李早就毕业走了。但是他的爱人留在农大搞研究,沈沅跟她很熟。她姓褚,沈沅叫她褚大姐。沈沅在褚大姐那里见过俊哥儿李好多次。

俊哥儿李是个谷子专家。他认识好几个县的种谷能手。谷子是低产作物,可是这一带的农民习惯于吃小米。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想摘掉谷子的低产帽子。俊哥儿李经常下乡。这些种谷能手也常来找他。一来,就坐满了一屋子。看着俊哥儿李那样一个衣履整齐,衬衫的领口、袖口雪白,头发一丝不乱的人,坐在一些戴皮帽的、戴毡帽的、系着羊肚子手巾的,长着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农之间,彼此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亲热,是很有趣的。

这些种谷能手来的时候,沈沅就到俊哥儿李屋里去。听他们谈话,同时也帮着做做记录。

老李离不开他的谷子;褚大姐离开了农大的设备,她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因此,他们多年来一直过着两地生活。有时褚大姐带着孩子来这里住几天,沈沅一定去看她。

她和工人的关系很好。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女工们都愿意和她挤在一起--这些女工不愿和别的女技术员接近,说她们“很酸”。放羊的、锄豆埂的“半工子“也常来找她,掰两根不结玉米的”甜秆“,拔一把叫作酸苗的草根来叫她尝尝。”甜秆“真甜。酸苗酸得像醋,吃得人眼睛眉毛都皱在一起。下了工,从地里回来,工人的家属正在做饭,孩子缠着,绊手绊脚,她就把满脸鼻涕的娃娃抱过来,逗他玩半天。

她和那个赶单套车接她到所的老车倌王栓很谈得来。王栓没事时常上她屋里来,一聊半天。人们都奇怪:他俩有什么可聊的呢?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主要是王栓说,她听着。王栓聊他过去的生活,这个所的历史,聊他和工人对这个所的干部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早稻田“、”俊哥儿李“、”王咋呼“,包括她自己的外号”沈三元“,都是王栓告诉她的。沈沅听到”早稻田“、”俊哥儿李“,哈哈大笑了半天。

王栓走了,沈沅屋里好长时间还留着他身上带来的马汗的酸味。她一点也不讨厌这种气味。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来了。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儿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她不得不和他们接触的,还有一些人。一个是胡支书,一个是王作祜。胡支书是支部书记,王作祜是他们党小组的组长。

胡支书是个专职的支书。多少年来干部、工人,都称之为胡支书。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夏锄的时候,他高兴起来,会扛着大锄来锄两趟高粱;扬场的时候,扬几锨;下了西瓜、果子,他去过磅;春节包饺子,各人自己动手,他会系了个白围裙很热心地去分肉馅,分白面。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和一个和他关系很亲密的老工人、老伙伴,在树林子里砍土坷垃,你追我躲,嘴里还笑着,骂着:“我操你妈!”一玩半天,像两个孩子。他的本职工作,是给工人们开会讲话。他不读书,不看报,说起话来没有准稿子。可以由国际形势讲到秋收要颗粒归仓,然后对一个爱披着衣服到处走的工人训斥半天:“这是什么样子!你给我把两个袖子捅上!”此人身材瘦削,嗓音奇高。他有个口头语:“如论无何。”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把“无论如何”说成“如论无何”,而且很爱说这句话。在他的高亢刺耳、语无伦次的讲话中,总要出现无数次“如论无何”。

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为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这一年里,经他的手,已经送了两个。一个因为打架,一个是查出了历史问题--参加过一贯道。这两个工人的家属还在所里劳动,拖着两个孩子。

他是个酒仙,顿顿饭离不开酒。这所里有一个酒厂。每天出酒之后,就看见他端着两壶新出淋的原汁烧酒,一手一壶,一壶四两,从酒厂走向他的宿舍,徜徉而过,旁若无人。

胡支书的得力助手是王作祜。

王作祜有两件本事,一是打扑克,一是做文章。

他是个百分大王,所向无敌。他的屋里随时都摆着一张空桌、四把椅子。拉开抽屉就是扑克牌和记分用的白纸、铅笔。每天晚上都能凑一桌,烟茶自备,一直打到十一二点。

他是所里的笔杆子,人称“一秘”。年轻的科技人员的语文一般都不太通顺。他是在中学时就靠搞宣传、编板报起家的,笔下很快。因此,所里的总结、报告、介绍经验的稿子,多半由他起草。

他尤其擅长写批判稿,不管给他一个什么题目,他从胡支书屋里抱了一堆报纸,东翻翻,西找找,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写出一篇文情并茂的批判发言。

所里有一个老木匠,说了一句怪话。有人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咳,挣一壶醋钱。”有人反映给支部,王作祜认为这是反党言论,建议开大会批判。王作祜作了长篇发言,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会开完了,老木匠回到宿舍,说:“王作祜咋呼点啥咧?”王咋呼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沈沅忽然被打成了右派。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整风的时候,在党内的会议上提了意见,批评了领导?

因为她提出所领导对科研人员不够关心,张老需要一个资料柜,就是不给,他的大量资料都堆在地下?

因为她提出对送去劳改的两个工人都处理过重,这样下去,是会使党脱离群众的?

因为她提出群众对胡支书从酒厂灌酒,公私不分,有反映?

因为她提出一个管农业的书记向所里要了一块韭菜皮,铺在他的院子里,这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传开了很不好听,工人说:“这不真成了刮地皮了?”

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她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顾名思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也得抓出一两个右派,才能完成“指标”。经过领导上研究,认为派她当右派合适。

主要的问题,据以定性的主要根据,是她的一篇日记。

这是一篇七年以前写的日记。

她的父亲半生漂泊在异国的海上,他一直想有一小片自己的土地。他把历年攒下的钱寄回国,托沈沅的舅舅买了一点田,还盖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子。他想晚年回家乡住几年,然后就埋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坟头,坟头立一块小小的石碑,让后人知道他曾经辛苦了一辈子。一九五一年土改。土改的工作队长是个从东北南下的干部,对侨乡情况不太了解;又因为当地干部想征用他那座房子,把他划成了地主。沈沅那年还在读高中。她不相信她的被海风吹得脸色紫黑、五个脚趾一般齐的父亲是地主,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她的困惑与不满。

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在农大入党的时候,农大党组织为了核实她的家庭出身,曾经两次到她的家乡外调,认为她的父亲最多能划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她的成分没有问题,批准了她的入党要求。她对自己当时的困惑和不满也做了检查,认为是立场不稳,和党离心离德。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