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天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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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云致秋行状(2)

舞台工作队有个跟包打杂的,名叫赵旺。他本叫赵旺财。《荷珠配》里有个家人,叫赵旺,专门伺候员外吃饭。员外后来穷了,还是一来就叫“赵旺!--我要吃饭了”。“赵旺”和“吃饭”变成了同义语。剧团有时开会快到中午了,有人就提出:“咱们该赵旺了吧!”这就是说:该吃饭了。大家就把赵旺财的财字省了,上上下下都叫他赵旺。赵旺出身很苦(他是个流浪孤儿,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又是“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几个战斗组争相罗致的招牌,响当当的造反派。

就是这位赵旺老兄,曾经上过扫盲班。那时扫盲没有新课本,还是沿用“人手足刀尺”。云致秋在黑板上写了个“足”字,叫赵旺读。赵旺对着它相了半天面。旁边有个演员把脚伸出来,提醒他。赵旺读出来了:“鞋!”云致秋摇摇头。那位把鞋脱了,赵旺又读出来了:“哦,袜子。”云致秋又摇摇头。那位把袜子也脱了,赵旺大声地读了出来:“脚巴丫子!”(云致秋想:你真行!一个字会读成四个字!)

扫盲班结束了,除了赵旺,其余的大都认识了不少字,后来大都能看《北京晚报》了。

后来,又办了一期学员班。

学员班只有三个人是脱产的,都是从演员里抽出来的,一个贾世荣,是唱里子老生的,一个云致秋,算是正副主任。还有一个看功的老师马四喜。

马四喜原是唱武花脸的,台上不是样儿,看功却有经验。他父亲就是在科班里抄功的。他有几个特点。一是抽关东烟,闻鼻烟,绝对不抽纸烟。二是肚子里很宽,能读“三列国”,《永庆升平》、《三侠剑》,倒背如流。另一个特点是讲话爱用成语,又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他在学员练功前总要讲几句话:“同志们,你们可都是含荷待,大家都有锦绣前!这练功,一定要硬砍实,可不能偷工减!千万不要少壮不,将来可就要老大徒啦!--踢腿:走!”

贾世荣是个慢性子,什么都慢。台上一场戏,他一上去,总要比别人长出三五分钟。他说话又喜欢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所据经典,都是戏。他跟一个学员谈话,告诫他不要骄傲:“可记得关云长败走麦城之故耳?……”下面就讲开了《走麦城》。从科班到戏班,除此以外,他哪儿也没去过。不知道谁的主意,学员班要军事化。他带操,“立正!报数!齐步走!”这都不错。队伍走到墙根了,他不叫“左转弯走”或“右转弯走”,也不知道叫“立定”,一下子慌了,就大声叫:“吁!……”云致秋和马四喜也跟在队后面走。马四喜炸了:“怎么着!把我们全当成牲口啦!”

贾世荣和马四喜各执其事,不负全面责任,学员班的一切行政事务,全面由云致秋一个人操持。借房子,招生,考试,政审,请教员。谁的五音不全,谁的上下身不合。谁正在倒仓,能倒过来不能。谁的半月板扭伤了,谁撕裂了韧带,请大夫,上医院。男生干架,女生斗嘴……事无巨细,都得要管。每天还要说戏。凡是小嗓的,他全包了,青衣、花旦、刀马,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地教。

学员班结业,举行了汇报演出。剧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都到场看了--一半是冲着云致秋的面子去的。“咱们捧捧致秋!办个学员班,不易!”--“捧捧!”党委书记讲话,说学员班办得很有成绩,为剧团输送了新的血液。实际上是输送了一些“院子过道”、宫女丫鬟。真能唱一出的,没有两个。当初办学员班,目的就在招“院子过道”、宫女丫鬟,没打算让他们唱一出。这一期学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没少热闹。

致秋后来又当了一任排练科长。排练科是剧团最敏感的部门。演员们说,剧团只有两件事是“过真格”的。一是“拿顶”。“拿顶”就是领工资--剧团叫“开支”。过去领工资不兴签字,都要盖戳。戳子都是字朝下,如拿顶,故名“戳子拿顶”。一简化,就光剩下“拿顶”了。“嗨,快去,拿顶来!”另一件,是排戏。一个演员接连排出几出戏,观众认可了,噌噌噌,就许能红了。几年不演戏,本来有两下子的,就许窝了回去。给谁排啦,不给谁排啦;派谁什么角色啦,讨俏不讨俏,费力不费力,广告上登不登,戏单上有没有名字……剧团到处嘁嘁喳喳,交头接耳,咬牙跺脚,两眼发直,整天就是这些事儿。排练科长,官不大,权不小。权这个东西是个古怪东西,人手里有它,就要变人性。说话调门儿也高啦,用的字眼儿也不同啦,神气也变啦。谁跟我不错,“好,有在那里!”谁得罪过我,“小子,你等着吧,只要我当一天科长,你就甭打算痛快!”因此,两任排练科长,没有不招恨的。有人甚至在死后还挨骂:“×××,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云致秋当了两年排练科长,风平浪静。他排出来的戏码,定下的“人位”(戏班把分派角色叫作“定人位”),一碗水端平,谁也挑不出什么来。有人给他家装了一条好烟,提了两瓶酒,几斤苹果,致秋一概婉词拒绝:“哥们!咱们不兴这个!我要不想抽您那条大中华,喝您那两瓶西凤,我是孙子!可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不能让人戳我的脊梁骨。您拿回去!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当没有这回事!”

后来致秋调任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贾世荣。他这个副主任没地儿办公。办公室里会计、出纳、总务、打字员,还有贾主任独据一张演《林则徐》时候特制的维多利亚时代硬木雕花的大写字台(剧团很多家具都是舞台上撤下来的大道具),都满了。党委办公室还有一张空桌子,“得了,我就这儿就乎就乎吧!”我们很欢迎他来,他来了热闹。他不把我们看成“外行”,对于从老解放区来的,部队下来的,老郭、老吴、小冯、小梁,还有像我这样的“秀才”,天生来有一种好感。我们很谈得来。他事实上成了党委会的一名秘书。党委和办公室的工作原也不大划得清。在党委会工作的几个人,没有十分明确的分工。有了事,大家一齐动手;没事,也可以瞎聊。致秋给自己的工作概括成为四句话:跑跑颠颠,上传下达,送往迎来,喜庆堂会。

党委会经常要派人出去开会。有的会,谁也不愿去,就说:“嗨,致秋,你去吧!”“好,我去!”市里或区里布置春季卫生运动大检查、植树、“交通安全宣传周”,以及参加刑事杀人犯公审(公审后立即枪决)……这都是他的事。回来,传达。他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有闻必录。让他念念笔记,他开始念了:“张主任主持会议。张主任说:‘老王,你的糖尿病好了一点没有?’……”问他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什么,什么是张主任讲话的要点,答曰:“不知道。”他经常起草一些向上面汇报的材料,翻翻笔记本,摊开横格纸就写,一写就是十来张。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就叫我:“老汪,你给我瞧瞧,我这写的是什么呀?”我一看:哩哩啦啦,噜苏重复,不知所云。他写东西还有个特点,不分段,从第一个字到末一个句号,一气到底,一大篇!经常得由我给他“归置归置”,重新整理一遍。他看了说:“行!你真有两下。”我说:“你写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写呀。李笠翁说,要袖手于前,才能疾书于后哪!”--“对对对!我这是疾书于前,袖手于后!写到后来,没了辙了!”

他的主要任务,实际是两件。一是做上层演员的统战工作。剧团的党委书记曾有一句名言:剧团的工作,只要把几大头牌的工作做好,就算搞好了一半(这句话不能算是全无道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群众演员最为痛恨的一条罪状)。云致秋就是搞这种工作的工具。另一件,是搞保卫工作。

致秋经常出入于头牌之门,所要解决的都是些难题。主要演员彼此常为一些事情争,争剧场(谁都愿上工人俱乐部、长安、吉祥,谁也不愿去海淀,去圆恩寺……),争日子口(争节假日,争星期六、星期天),争配角,争胡琴,争打鼓的。致秋得去说服其中的一个顾全大局,让一让。最近“业务”不好,希望哪位头牌把本来预订的“歇工戏”改成重头戏;为了提拔后进,要请哪位头牌“捧捧”一个青年演员,跟她合唱一出“对儿戏”;领导上决定,让哪几个青年演员“拜”哪几位头牌,希望头牌能“收”他们……这些等等,都得致秋去说。致秋的工作方法是进门先不说正事,三叔二舅地叫一气,插科打诨,嘻嘻哈哈,然后才说:“我今儿来,一来是瞧瞧您,再,还有这么档事……”他还有一个偏方,是走内线。不找团长(头牌都是团长、副团长),却找“团太”。这是戏班里兴出来的特殊称呼,管团长的太太叫“团太”。团太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时绷着脸:“三婶今儿不高兴,给三婶学一个!”致秋有一手绝活:学人。甭管是台上、台下,几个动作,神情毕肖。凡熟悉梨园行的,一看就知道是谁。他经常学的是四大须生出场报名,四人的台步各有特色,音色各异,对比鲜明。“漾(杨)抱(宝)森”(声音浑厚,有气无力);“谭富音(英)”(又高又急又快,“英”字抵颚不穿鼻,读成“鬼音”);“奚啸伯”(嗓音很细,“奚、啸”皆读尖字,“伯”字读为入声);“马--连--良呃!”(吊儿郎当,满不在乎)。逗得三婶哈哈一乐:“什么事?说吧!”致秋把事情一说。“就这么点事儿呀?瞎!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了,等老头子回来,我跟他说说!”事情就算办成了。

党委会的同志对他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有时小冯或小梁跟他一同去,出了门就跟他发作:“云致秋!你这是干什么!--小丑!”--“是小丑!咱们不是为把这点事办圆全了吗?这是党委交给我的任务,我有什么办法?你当我愿意哪!”

云致秋上班有两个专用的包。一个是普通双梁人造革黑提包,一个是带拉链、有一把小锁的公文包。他一出门,只要看他的自行车把上挂的是什么包,就知道大概是上哪里去。如果是双梁提包,就不外是到区里去,到文化局或是市委宣传部去。如果是拉锁公文包,就一定是到公安局去。大家还知道公文包里有一个蓝皮的笔记本。这笔记本是编了号的,并且每一页都用打号机打了页码。这里记的都是有关治安保卫的材料。材料有的是公安局传达的,有的是他向公安局汇报的。这些笔记本是绝对保密的。他从公安局开完会,立刻回家,把笔记本锁在一口小皮箱里。云致秋那么爱说,可是这些笔记本里的材料,他绝对守口如瓶,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谁也不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什么,不少人都很想知道。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材料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出国或赴港演出,谁能去,谁不能去;谁不能进人民大会堂,谁不能到小礼堂演出;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戏,名单是怎么定的……这些等等,云致秋的小本本都起着作用。因为那只拉锁公文包和包里的蓝皮笔记本,使很多人暗暗地对云致秋另眼相看,一看见他登上车,车把上挂着那个包,就彼此努努嘴,暗使眼色。这些笔记本,在云致秋心里,是很有分量的。他感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也为此觉得骄傲,有时甚至有点心潮澎湃,壮怀激烈。

因为工作关系,致秋不但和党委书记、团长随时联系,和文化局的几位局长也都常有联系。主管戏曲的、主管演出的和主管外事的副局长,经常来电话找他。这几位局长的办公室,家里,他都是推门就进。找他,有时是谈工作,有时是托他办点私事--在全聚德订两只烤鸭,到前门饭店买点好烟、好酒……有时甚至什么也不为,只是找他来瞎聊,解解闷(少不得要喝两盅)。他和局长们虽未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但也可以说是“忘形到尔汝”了。他对局长,从来不称官衔,人前人后,都是直呼其名。他在局长们面前这种自由随便的态度很为剧团许多演员所羡慕,甚至嫉妒。他们很纳闷儿:云致秋怎么能和头儿们混得这样熟呢?

致秋自己说的“四大任务”之一的“喜庆堂会”,不是真的张罗唱堂会--现在还有谁家唱堂会呢?第一是张罗拜师。有一阵戏曲界大兴拜师之风。领导上提倡,剧团出钱。只要是看来有点出息的演员,剧团都会由一个老演员把他(她)们带着,到北京来拜一个名师。名演员哪有工夫教戏呀?他们大都有一个没有嗓子可是戏很熟的大徒弟当助教。外地的青年演员来了,在北京住个把月,跟着大师哥学一两出本门的戏,由名演员的琴师说说唱腔,临了,走给老师看看,老师略加指点,说是“不错!”这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在海报上印上“×××老师亲授”字样,顿时身价十倍,提级加薪。到北京来,必须有人“引见”。剧团的老演员很多都是先投云致秋,因为北京的名演员的家里,致秋哪家都能推门就进。拜师照例要请客。文化局的局长、科长,剧团的主要演员、琴师、鼓师,都得请到。云致秋自然少不了。致秋这辈子经手操办过的拜师仪式,真是不计其数了。如果你愿意听,他可以给你报一笔总账,保管落不下一笔。

致秋忙乎的另一件事是帮着名角办生日。办生日不过是借名请一次客。致秋是每请必到,大都是头一个。他既是客人,也一半是主人--负责招待。他是不会忘记去吃这一顿的,名角们的生辰他都记得烂熟。谁今年多大,属什么的,问他,张口就能给你报出来。

我们对致秋这种到处吃喝的作风提过意见。他说:“他们愿意请,不吃白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