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对父亲的生活一无所知。我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在我看来，他跟其他父亲一样平凡，总是教育我要遵纪守法。在家里，他也从未提及年轻时做伪造者的往事。不过，确实曾经有一件事让我起疑。那天我在学校里考砸了，决心向父母隐瞒一切，于是打算模仿母亲的笔迹签字，我从来不敢伪造父亲的，因为根本做不到。我先在纸上来来回回练习了半天，随后小心翼翼地在考卷上签了字。后来，母亲无意中看到我的本子，立刻明白我在作假，把我大骂了一顿。我满心羞愧，回房间钻进毯子里。父亲下班回家，他走进我的卧室。我躲在毯子下面吓得要死，以为会被斥责一顿，但父亲在床边坐下，拿着我的本子突然笑出了声，他笑得太用力，根本停不下来。我把脑袋伸出毯子，满心疑惑。父亲一脸笑意地看着我说：“你至少该伪造一个更像的啊，萨拉，你看看你签的字多小！”随后他就大笑着离开了。
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天知道的。因为父亲从没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说：“孩子们，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是慢慢地才有所了解。小时候我喜欢把耳朵竖起来听大人们聊天，当时我就听说父亲曾参加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小女孩，我一直以为“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我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着枪的样子。后来，有出版的书里提到他的名字，他本人也出现在一些纪录片中。直到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完全想不到等我终于长大成人后，会花上几年的时间来整理、编辑父亲的传记。我需要唤醒无数记忆，找到数不清的人，拜访无数的地方。
父亲之前的战友分散在世界各地，想拜访他们的话就要跑很多地方：有的在葡萄牙，有的在阿尔及利亚，还有的在以色列、瑞士、意大利、美国、拉丁美洲……其中有些人早已失联，有的甚至可能已经去世了，尽可能多地找到并采访他们成了一件非常急迫的事，因为尚且在世的见证者不多了。我意识到时间正飞速流逝，父亲也已不再年轻，他将马上迎来七十八岁生日，而我二十四岁，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阿莱克。所有这一切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并不会长生不老。阿莱克的出生给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担忧：阿莱克会有机会了解他的外公吗？如果不能，那是否将由我来给他讲述外公非凡的一生呢？
有一天，当阿莱克正在婴儿车里牙牙学语时，我问父亲能否让我为他写本书，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回到家后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他只担心一件事：“萨拉，你知道有个东西叫‘法定时效’吗？”父亲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哪怕他曾经救过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今是否仍会面临进监狱的风险。因为每一次父亲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其实都是在触犯法律。他为了这份“事业”甘冒坐牢的风险，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这也就是为什么父亲直到那么多年以后才同意揭开自己的秘密。
我们约定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见面。我提醒父亲：“你得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哪怕要为此唤醒一些痛苦的回忆。所以，你确定要和我分享这一切吗？”他热切地回答说：“是。”然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是一场灾难。为了不遗漏聊天中的任何细节，我带了一个录音机，当我一打开它，父亲的声音突然就变了，变得犹豫、迟疑，有时几乎听不清。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或者用一个简单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来回答，或者嘟囔几句。以至于到了最后，我没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于是第二次见面时，我决定不开录音机。结果奇迹般地，父亲打开了话匣子，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录音机这个看似平凡无奇、丝毫没有攻击性的小话筒，却在不经意间暗示父亲这是一场警方审讯，在他面前我俨然成了一个盖世太保[1]军官。放弃录音机后，我买来几个上学时用的本子，在一整年的采访时间里都用它来做聊天记录。就这样一点点地，我们的关系也从父女变成了知心密友。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父亲流露出来的那种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和因幸存而产生的负罪感，令我深受感动，他一生都怀抱着这两种感情。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三十多年来牺牲一切、坚持为人们伪造证件的根本原因。这里所说的“牺牲”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经济上的牺牲——为了避免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伪造证件从不收钱，这让他总是处于破产状态；比如感情上的牺牲——父亲的双重生活曾多次导致他和爱人分手，反复的不辞而别会让伴侣认为他并没有真心投入这段感情，甚至已经出轨，最终她们会提出分手；再比如家庭的牺牲，早在他和我的母亲莱拉结婚之前，父亲就有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父亲把我介绍给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时，我还很小，而且刚到法国没多久，他俩大我三十岁。父亲遗憾于没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亲手把他们带大。姐姐则告诉我说，父亲曾有一次离开家长达两年，其间音信全无，就连走的时候都没说声再见。他们当时以为父亲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长时间的杳无音信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们。如今，我终于更加理解为什么父亲不太愿意谈论过去了，同时也庆幸自己能有一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爸爸。
这本书作为我多年潜心工作的结晶，于2009年在法国面世，与此同时，我又做回了演员和编剧。看到书的出版，父亲和我既开心又兴奋，但逐渐又被一种感伤的心情所笼罩，对我们来说，从这样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中走出来，就好像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那感觉相当痛苦。在过去这几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两人之间的“小仪式”，也分享了许多彼此的秘密。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新故事，一个和之前一样丰富而美好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书店里的书很快就卖完了，媒体也蜂拥而至。国家和地方媒体上都出现了许多赞美之词，我们在电视、电台和新闻报道里也有露面，我还被邀请去“TEDx巴黎”做了一次录像演讲，这也是本书得到强烈反响的原因之一。后来，这本书被接连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还有现在的英文。我们去了上面所列的这些国家，和读者、书商、记者见面，同时父亲和我也会继续留出一些宝贵的时间共处。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冒险持续到了今天，我们时不时地去到中学和大学里，父亲会在这些地方演讲，这也是所有事情里他最喜欢的：可以将他的知识传递下去。当父亲第一次在一百名左右十六七岁的高中生面前演讲时，就被孩子们的同理心和专注力打动了——因为那个年纪的孩子大多很叛逆。礼堂里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们完全沉浸在父亲所讲述的故事里，而且提了很多非常切题的问题。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你看到他们有多专注了吗？我从没想过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会对我这种老古董感兴趣。”我告诉父亲，他口里的“孩子们”其实和他当年加入抵抗组织时一样大，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对他产生认同。
在签名会和读者见面会上，有不少人带来了一些旧日的伪造证件——那都是属于他们父母或祖父母的物品，想知道这些有没有可能“恰巧”出自我父亲之手。他们很信任我们，想通过我们来发掘家族历史里的一些故事。我们听了很多故事，见过很多了不起的人，在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在所有会被反复提到的问题里，我选了一个与写作本身直接相关的，想在这里解答一下：为什么这本书用的是第一人称，就好像是父亲在回忆自己的故事一样，即便这本书其实是由我来写作的。事实上，最初我用的是第三人称过去式，但几章过后，叙事突然停滞，无法再继续下去。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写作瓶颈期”，因为我完全知道自己想要写什么，但我却无能为力。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毫无缘由，哪怕光是想到要坐在电脑前都会让我感觉不适，于是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完成这项计划的能力。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用过去式来写这本书，就像是在提前准备父亲的讣告，尤其当他本人正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回答我的提问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把他慢慢推进坟墓。我恍然大悟：必须得让父亲自己来说！我删掉了所有草稿，打算从头再来。这一次，我要用第一人称，让父亲讲述自己的故事。
2015年10月1日，父亲九十岁了。如今他和母亲一起生活，多年的地下工作中所经受的种种折磨早已恍若隔世，他很高兴能成为一名丈夫、父亲和祖父，他岁数很大却依然精力旺盛……这本书的出版也让他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我之前提到过一些父亲曾经不得不做出的个人牺牲，还有一点我没提到。因为父亲这辈子都拒绝接受来自抵抗组织的报酬，为了谋生，他让自己成了一名可以横跨多个领域的摄影师：拍过明信片、广告片，以及产业纪实照片（北部煤矿、法国炼糖厂等）；另外，父亲还为展会目录和海报拍过数不胜数的艺术品照片；他也是那些动态艺术家的御用摄影师，比如安东尼奥·阿西斯[2]、赫苏斯·拉斐尔·索托[3]、卡梅洛·阿登·奎因[4]、雅各布·阿甘[5]等；同时，作为巨幅摄影专家，父亲还为同马塞尔·卡尔内[6]、勒内·克莱尔[7]等知名导演合作过的场景设计师亚历山大·特劳纳[8]的电影布景拍过照片。
除工作外，出于喜好，父亲还拍摄了成千上万张极富艺术感的照片，期待着有一天能将它们展出。他把胶卷全部冲印出来放在了鞋盒里，之后，盒子一个接一个摞得越来越高，但父亲从未发表过这些照片，因为当时的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所以也从来没人见过他的作品。数千张底片就这么安静地躺在一堆鞋盒里。多浪费啊！我知道有些牺牲是无法挽回的，但这不然，从初出茅庐的摄影师开始做起或许并不晚——即便他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最终，父亲决定把这些照片都印出来，用他精美的作品揭开一个明暗交错的世界的面纱——这也是父亲最爱的主题。照片主人公大多是工人、地下情人、二手商贩、真正或伪装的模特、散架的玩偶、胡子拉碴的流浪汉……从圣旺的跳蚤市场到皮加勒的红灯区，父亲记录下了人们的表情、孤独的影子、街上的光线、城市的优雅以及它的边缘——所有这些构成了他世界里的一切。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在一些文化机构和巴黎的画廊完成了几次展览，父亲那些从未发表过的照片大获成功。看到父亲和其他摄影师一起讨论自己的作品，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时，我十分感动（当然，父亲在那些人里面已经算是“元老”了）。
我儿子现在十二岁。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朋友们的父亲都会在睡前为他们读《格林童话》，我的父亲给我讲的却是普通人的英雄故事。这些谦逊的英雄始终坚定着理想信念，经过努力，他们最终在看似不可能的境遇里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有军队做后盾，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一小群有信念、有勇气的男人和女人罢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其实是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确实听懂了父亲想要通过这些半隐喻半自传式的“故事”传递给我的信息，时至今日，我也在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儿子听，告诉他要一直、一直相信自己的梦想。
萨拉·卡明斯基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