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曾对我说：“我选择生下你，是因为我想要去爱某样东西，并且它也会无条件地爱我。”我是她追求归属感的产物。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哪个地方，她不属于她的母亲，不属于她的父亲，也不属于她的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东西陪伴她成长，她想要一样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我外祖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在索菲亚相识并结婚，但一年之后军队就把他们赶了出来。政府掠夺了他们的家，把整块地方推平，重新建起了一座高级、崭新的白人社区迪莫福，意为胜利。和成千上万的黑人一起，我的外祖父母被迫迁居到索韦托，住在一个叫作美多莱的街区。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我的外婆带着我妈、我姨妈和我舅舅，搬去了奥兰多。
我妈是个问题少女，假小子一个，执拗又叛逆。我外婆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她们之间的亲情，在持续不断的对抗中被消磨殆尽了。但我妈妈特别喜欢她父亲，那位迷人、魅力非凡的泰普雷斯。在他一切没有意义的玩乐里，她都紧随不舍。他去小酒馆喝酒，她也跟着。她只想讨他欢心，和他在一起。泰普雷斯身边的不同女友经常把我妈赶跑，她们不喜欢看到他第一任婚姻的拖油瓶总在眼前晃来晃去，但这只会让我妈更想和她父亲在一起。
我母亲九岁的时候，和我外婆说，她不想和她再住一起了，想和父亲去住。“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就去吧。”外婆说。泰普雷斯过来接我母亲，她高高兴兴地跳上车，准备和她深爱的父亲一起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把她带回美多莱，也没解释为什么，就把她打包送到了他姐姐住的地方——科萨族的黑人家园特兰斯凯——他也不想要她。我妈妈在家里排行中间。她的姐姐是老大，家里第一个孩子。她的弟弟是唯一的儿子，是家里的命根子。他们都住在索韦托，由父母精心照料。但是我母亲排行老二，没人想要她。唯一一个她更没用处的地方应该就是中国了。
接下来的12年里，我妈妈再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她和14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棚屋里。这14个孩子分别来自14个不同的家庭，有14对不同的父母。所有的父亲或叔叔舅舅们都到城里去打工了，所以那些没人要或者养不起的孩子，就被送到这个黑人家园，住到了姨妈的农场里。
从表面上看，黑人家园就是南非部落的原址，它们是主权或半主权的“国家”，在这里的黑人都是“自由的”。当然了，这是个谎言。首先，黑人人口占了整个南非人口的80%之多，但黑人家园的领土只占整个国家领土的13%。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人们住在棚屋里。
南非白人区的乡村苍翠繁茂、水源丰富、草木葱茏。而黑人区的乡村则是人口密集之地，土地由于过度放牧而变得贫瘠不堪。除了依赖从城里寄回来的那点儿工资，一般家庭都是靠着农场的土地，有啥吃啥，勉强糊口。我母亲的姨妈接纳了她可不是为了做慈善，她得在那里干活。我母亲后来说：“我就是里面的一头母牛，也是一头公牛。”她和兄弟们早晨4点半就要起床，犁地、放牧，因为再晚一点儿，太阳就会把土地烤成硬邦邦的水泥地，酷热曝晒之下，除了树荫里，哪儿也不能待。
晚饭里可能会有一只鸡，14个孩子分着吃。我妈妈得和比她大的孩子打架，才能抢到一块肉、一勺汤，或者一块骨头让她可以吸点儿骨髓，这还是有晚餐的情况。如果没有，她就去偷猪食或者狗食。农民会给家里的牲畜倒一点儿残羹剩饭，我妈就去抢来吃。她太饿了，让动物们自己解决温饱问题吧。有几次，她甚至吃了土。她到河边去，从岸上挖了些泥巴，用水稀释了，做成了一碗灰不溜秋的“牛奶”，然后全喝了，感觉吃饱了。
但是我妈妈还算幸运的，尽管政府实施了班图教育政策，这个村子里有一所教会学校还在坚持开门。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白人牧师，教她学英语。尽管她没有吃的，没有鞋，连一套内衣都没有，但她学会了英语。她可以读，可以写。长大一点儿后，她就离开了农场，去隔壁镇的工厂找了份工作。工作是坐在缝纫机前缝校服，每天的报酬是一盘食物。她经常说，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是她自己挣来的。她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也不欠别人任何。
我妈妈21岁的时候，姨妈病了，她没法再待在特兰斯凯。我妈写信给我外婆，问外婆能否给她寄一张火车票的钱，大概30兰特，她想回家了。回到索韦托后，我妈妈报名了秘书课程，这令她抓住了白领世界的尾巴。她努力工作，但是，和我外婆住在同一屋檐下，她挣来的钱完全不能留作己用。作为秘书，我妈妈挣的钱比家里任何人都多，但是我外婆坚持要她上交所有的工资贴补家用。家里不论是需要一台收音机，一个烤箱，还是一个冰箱，都需要我妈来买。
有太多的黑人家庭穷极一生在填补过去的缺口。这是身为黑人以及贫穷的诅咒，这也是一代代人无法逃离的梦魇。我母亲将其称为“黑人债”。因为你的长辈们已经被剥夺殆尽，你不能把这些钱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进步，你只能把你挣来的钱给他们，把他们拉回生活的起点。在索韦托的家里，我妈妈获得的自由并不比在特兰斯凯的时候多，所以她又逃离了。她径直跑到火车站，跳上一列车，消失在了城市中。她下定决心，哪怕要睡在公共厕所，哪怕要依赖好心妓女们的善意帮助，她也要自己闯出一片天。
我妈妈从来没有坐下和我好好讲过她在特兰斯凯的故事。她只是偶尔爆一两句料，随便讲一点儿细节，譬如怎么在村庄中保持警惕，不被陌生男人强奸这种事。每当她跟我讲起这些，我就想，女士，你可能不知道十岁的小孩适合听什么样的故事。
由于我妈妈跟我讲的这些过往，我从来不觉得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从来不会自怨自艾。她常说：“了解你的过去，才能变成更好的人。但是不要总为过去悲泣。生活是充满痛苦的，让这些痛苦将你变得更强，不要执着于它。不要怨天尤人。”她从来不会怨天尤人。哪怕她没有经历过正常的童年，还遭受了父母的背叛，她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并决心不会再重复过去：我的童年绝不能像她的一样，从取名开始。科萨家庭给自己小孩取的名字总要带有点儿什么含义，而且这个含义总能在他后面的人生中有所体现。譬如我的表哥穆隆格斯的名字意为“修补的人”。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遇到麻烦，他总会过来帮我摆平事情。他是一贯的好孩子，会做家务，处理家事。而我的舅舅维莱尔，他是意外怀孕生下的孩子，名字的意思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而这基本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总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他可以跑去喝酒狂欢，人就不见了，然后一个星期后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
我妈妈的名字叫帕特莉莎·努拜伊赛罗·诺亚，意思是“奉献的人”。这也是她一直在做的事。她总是在奉献，奉献，奉献。当她还是个住在索韦托的小女孩时，就已经是这样了。她在街上玩的时候，经常碰到三四岁大没人管的小孩满街乱跑，这种孩子的父亲应该是不在身边，而母亲则一直酗酒。我母亲只有六七岁大，但她会把这样的小孩全都聚到一起，带着他们一起到小酒馆去。他们会从那些醉倒的大人身边捡空酒瓶，带去可以换瓶子的地方，拿到找回的零钱。然后她会带着这些钱，到小卖铺买吃的，给这些小孩吃。她是一个会照顾小孩的小孩。
到了该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她挑了“特雷弗”，这个名字在南非没有任何意义，在家族中没人叫过，甚至都不是从《圣经》上来的。这就是个名字而已。我妈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被命运束缚。她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
她也给了我能自由生活的本事。她让英文成为我的母语。她常常给我读书。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圣经》。我们其他的书，也基本都是从教堂得到的。我妈妈常常带着白人捐赠的盒子回家，里面装满了图画书、故事书，任何她能找到的书。她还报名参加了一个订阅会，我们经常能收到邮寄过来的书。通常都是那种指南书籍。譬如，如何成为好伙伴，如何变得诚实。她也买了一整套的百科全书。不过是十五年前的版本，早就过时了，但我能一直坐在那儿，仔细钻研。
我的书就是我的珍宝。我把它们摆在书架上，特别骄傲。我很爱惜我的书，要让它们保持崭新完好的样子。尽管我反复阅读，但我从来不会折书角，或弄弯书脊。每本书我都很珍惜。等长大一些后，我开始自己挑书来买。我喜欢幻想故事，喜欢沉浸于那些不存在的世界里。我记得有些书是讲白人小孩解谜还是什么鬼的，我可没时间读那些。我要读罗尔德·达尔，飞天巨桃历险记，好心眼儿巨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亨利休格的奇妙故事。这才是我的主攻方向。
为了一套纳尼亚传奇，我得跟我妈软磨硬泡。她不喜欢那套书。
她说：“那个狮子，是假神——假偶像！你记得摩西拿到法板下山之后发生了什么吧……”
“是的，妈妈。”我试图解释，“但是那头狮子是基督的形象。准确地说，它就是耶稣。这是一个阐释耶稣的故事。”
她对此并不买账。“不不不，朋友，那是假偶像。”
最后她还是给我买了。这是一次大大的胜利。
如果说我妈对我的教育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解放我的思想。我妈妈跟我说话就像和其他大人说话一样，这并不寻常。在南非，小孩和小孩玩，大人和大人聊天。大人会监督你，但是他们不会压低身段来和你对话。但我妈妈会。一直以来，我都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在给我讲故事，给我上课，尤其是《圣经》课。她特别喜欢旧约中的诗篇，我以前每天都要读那些诗篇。她还会考我：“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要怎么在生活中运用这层含义？”这就是我的日常。我妈妈教了我学校不会教的东西——她教会了我如何去思考。
种族隔离的终结是循序渐进的，并不像柏林墙那样在一天之内倒塌。种族隔离的墙是悄悄地产生裂隙，经年累月后才最终破碎。逐渐地，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让步，有些法条被废了，有些就干脆不实施了。在曼德拉被释放的几个月之前，到了一个临界点，让我和我妈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躲藏了。那是我妈决定要搬家的时刻。她感觉我们已经在镇上的小公寓里躲了够久。
现在国家开放了。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去索韦托的话还是会有牵累，我妈妈还是想摆脱家庭的阴影。而且，现在如果我妈牵着我走在索韦托的街道上，依然会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看那个妓女带着她和白人生的小孩。”在黑人区她依然会被这样看待。既然我妈不想搬去黑人区，也没钱搬到白人区，她决定搬到有色人种区去。
伊登公园位于东兰德，紧邻几个黑人小镇，是一片有色人种社区。在这里住着一半的黑人，一半的有色人种，她想，那不正和我们俩一样。我们可以在里面好好地伪装起来。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后来我们完全融不进当地的社区。但是当初决定搬家的时候，她是这么盘算的。而且，那是一个买房子的机会——我们自己的房子。伊登公园是一个“郊区”，虽然离城市边缘地带还有很远的距离。对于这种地方，地产开发商的说辞通常是：“嘿，穷人们，你们也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哦。看这个房子，虽然哪哪儿都不挨着，但是，你有个花园！”不知什么缘故，伊登公园的路都是用车名来命名的：捷豹街，法拉利街，本田街。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巧合，但是南非的有色人种确实是以钟情豪车而出名。这就好像一个白人街区把所有的路用不同的葡萄酒命名一样。
我还能记起搬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片段，我们开车来到一片我从没来过的地方，见到一群我从没见过的人。那是一个平坦的地方，没有多少树，地上有着和索韦托一样的红色泥土和草，但是那里有更体面的房子，铺好的路面，还有一种郊区的气息。从丰田路右转进来就是我们的小房子。房子装修很简陋，有点儿狭窄，但是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想，哇哦，我们真正开始生活了。我拥有了自己的房间，这太疯狂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在此之前，我都是和我妈妈以及表兄弟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我习惯了身边有其他人的存在，所以搬过去后，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和我妈睡在一起。
那时家里还没有继父的存在，晚上也没有小弟弟的哭声。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在经历一场盛大的冒险。她曾对我说：“这是你和我在对抗整个世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我和她不仅仅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团队。
搬去伊登公园后，我们终于有了车，就是那辆破旧的橙色大众甲壳虫，我妈买的二手车，没花多少钱。那车平均五次就有一次发动不起来。没有空调。每次我不小心开了风扇，通风口能把枯叶碎屑和灰尘喷我一身。每当它坏掉，我们就得去搭小巴，或者搭顺风车。我妈会让我蹲在路边的树丛里，因为她知道男人们会为一个单身女人停下车，而对带小孩的女人就不见得了。她站在路边，司机靠边停下，她打开车门，吹个口哨，我就冲过来。我能看到那些司机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他们迅速意识到自己并非接上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单身女子，而是接上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单身女子带着一个大胖小子。
而当车子可以发动的时候，我们会把车窗摇下来，一路灌着风，在酷热烘烤中前行。一直以来，那辆车的收音机都只停在一个台上。那个台叫“讲道台”，名字就暗示了这个台只播讲道音频和赞美诗。我妈不允许我换台。如果收音机收不到讯号，她就会塞进一盘吉米·斯瓦加特的传道磁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丑闻[3]。天，那可不好受。）
就算我们的车再破，那也是辆车，是自由的象征。我们不再是困于黑人小镇，需要等公交车才能出行的黑人家庭了，我们是闯荡世界的黑人一家。我们是醒来后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黑人一家。在我妈的工作地点和我的学校之间，有一长段路完全荒无人烟。那时候我妈就会让我来开车。在高速路上。那时我才六岁。她把我放在她腿上，让我掌控方向盘和指示灯，而她负责踩踏板和换档。这样开了几个月后，她又教了我怎么换档。她依然控制着离合，但我则会爬到她腿上，握住档，在开车过程中，她会告诉我要换几档。我们中途会经过一段路，那路会向下降到山谷深处，然后又从另一端升起来。这时候我们会先加速，然后换空档，松开刹车与离合，呜呼！俯冲下山，而后，急速上升！我们就已经喷射到路的另一头了。我们是飞过来的。
如果不用上学、工作或去教会的话，我们就会出去探索世界。我妈妈的态度一直是：“我选择了你，孩子，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要把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都给你。”她全身心地给予了我一切。她会找那种可以带我去玩又不用花钱的地方。我们走遍了约翰内斯堡的每一个公园。我妈妈会坐在树下，读《圣经》，我则会到处跑到处玩。礼拜天下午离开教堂后，我们会开车去乡村郊游。我妈妈会找到那种风景好的地方停下车，我们在那里野餐。我们从来没有野餐篮或野餐盘那样高级的东西，只有用厚纸包着的熏肠棕面包黄油三明治。直到今天，熏肠棕面包黄油还能立刻把我带回当时的场景。你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米其林餐厅摆在我面前，但只需要给我熏肠棕面包黄油，我就能飘飘欲仙。
食物，或者获得食物的途径，总能体现出我们生活得好还是不好。我妈妈总是说：“我的任务就是喂饱你的身体，喂饱你的精神，喂饱你的思想。”这正是她所做的，她会用所有的钱来买食物和书，几乎完全不会花钱在别的地方。她的节俭堪称传奇。我们的车几乎就是长着轮子的罐头皮，我们住在远离城镇的地方，我们的家具都极其陈腐，旧沙发上满是破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顶上带天线的那种。我们得用钳子换台，因为电视按钮都失灵了。大多数时候，你得眯着眼睛才能看清电视里在演什么。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二手的，来自亲善商店或者教会里白人的捐赠。学校里的其他小孩都会穿名牌，比如耐克或阿迪达斯。我从来没穿过带牌子的衣服。有一次我想让我妈给我买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我妈给我带回一双假冒的，阿比达斯。
“妈，这是假的。”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啊。”
“看这个标，这里有四条杠，真的只有三条。”
“走运啦你，”她说，“你比别人多一条杠。”
虽然我们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一直有教会，有书，有食物。说明一下，并不一定是特别好的食物。肉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如果我们最近过得不错，我们会吃鸡。我妈妈会把鸡骨头敲碎，把里面的骨髓吸得干干净净。我们不是在“吃”鸡，我们是在彻底消灭一只鸡。我们家是考古学家的噩梦，因为我们一丁点儿骨头都不会剩。如果我们说一只鸡吃完了，通常只会剩下鸡头。有时候我们仅有的肉是从屠夫那边买的“肉屑”。真的就是在切肉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些碎屑，带点脂肪，有的没的，店家会把这些碎屑扫到一处，装进袋子里卖。这一般是给狗吃的，但我妈会买回家来吃。有很长时间，我们只有肉屑吃。
屠夫也会卖骨头。我们管那个叫“汤骨”，但其实店里打的标签是“狗骨头”，人们买这个回家给狗当奖赏吃。如果那段日子真的很穷，我们就会依赖狗骨头。我妈妈会用它们炖汤。我们把骨髓都吸出来吃掉，吸骨髓是穷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我还记得我长大后第一次去一家高级餐厅，有人跟我说：“你得尝尝这里的骨髓。特别好吃，简直神了。”他们点了，侍者端了上来，我的反应是：“狗骨头。去你妈的！”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玩意儿好吃。
尽管我们在家过得很节俭，但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穷，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丰富多彩。我们总是在外面干这干那，去某个地方玩。我妈妈还经常开车带我去高级白人社区转悠。我们去看人们的房子，看他们的豪宅。主要看的是他们的墙，因为我们在路上也只能看到墙。我们会看着一堵墙从街区的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哇哦，这只是一栋房子。那么大一片地方只是给一家人住的。”有时候我们会靠边停车，走到墙边，她把我举在肩上，我就像一个小小的人形潜望镜，越过墙看里面的庭院，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有个大白房子！他们有两只狗！有棵柠檬树！他们有游泳池！还有个网球场！”
我妈妈会带我去其他黑人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她不会被那些可笑的固化思维限制，比如黑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之类的。她曾带我去冰场溜冰。约翰内斯堡还有一个汽车影院叫“顶星汽车影院”，位于城外一处矿山废石堆上，我妈妈会带我去那看电影。我们带上零食，把喇叭挂在车窗上。从顶星影院的位置，可以360度观赏整个城市的风景，城区，郊区，索韦托，一览无余。站在那里往任何一个方向眺望，我的视野都可以延伸好几英里。我感觉自己身处世界之巅。
我妈妈抚养我的方式，就好像没有任何限制，没哪里我不能去，没什么我不能做。当我回头想想，她养我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白人孩子——不是让我学白人文化，而是让我相信，世界是我的，我可以为自己发声，我的想法和决定都是重要的。
我们常和人说，你要追随你的梦想，但是你的梦想只能是在你能想象的范围内，而且这取决于你来自哪里，所以你的想象是会受限制的。在索韦托长大，我们的梦想就是在房子里多加个房间，也许门口再加个车道。也许有一天，在车道的尽头，还能再加一道铁门。因为那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但是世界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你所能看见的部分。我妈妈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可能性。让我惊讶的是，从来没人告诉过她这些。没人选择她。她自己做到了这一切。她仅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找到了自己的路。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妈妈在完全不知道种族隔离将要终结的情况下，就启动了她的小计划——我。在那时，没人能想到种族隔离会终结，一代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在我快六岁的时候，曼德拉被释放。十岁的时候，南非迎来了民主。但是她在完全不知道自由何时会到来的情况下，就让我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摆在桌面上的选择其实不多，无非是要么在镇上过苦日子，要么把我送到有色人种孤儿院，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生活过。我们只是往前走，快快地走，等到法律和所有人找上门时，我们已经远在好几公里之外，坐着那台亮橙色的狗屎一样的甲壳虫车飞翔在高速路上，窗户大开着，磁带里的吉米·斯瓦加特正在声嘶力竭地赞美耶稣。
人们会觉得我妈疯了。冰场，汽车影院，郊游野餐，这些都是白人的活动。大多数黑人的头脑里已经植入了种族隔离的逻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为什么要教黑人小孩做白人的事？邻居们和亲戚们常常来烦我妈，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啊？他一辈子都没法离开贫民窟的，为什么要给他看外面的世界？”
“那是因为，”我母亲会说，“哪怕他一辈子都离不开贫民窟，他也能知道，贫民窟不是整个世界。哪怕我只能让他明白这个道理，那也够了。”
一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很强势，但它在本质上有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它完全没道理。种族主义没有逻辑。试想一下：在南非，中国人被归类为黑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行为举止上类似黑人，他们就是中国人，但是和印度人不同，在南非的中国人数量不多，不足以形成一个确定的分类。尽管种族隔离是非常复杂且力求精确的制度，依然不知道怎么归类中国人，直到政府说：“呃，我们就叫他们黑人。这样简单多了。”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人却被归为白人。原因是南非政府希望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于进口他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所以日本人获得了白人的荣耀身份，而中国人还是黑人。我总是会想，一个南非的警察应该是分辨不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但他们的工作又是要确保肤色不正确的人不要做不正确的事。如果他看到一个亚裔人坐在只有白人能坐的长椅上，他会说什么？
“嘿，从那椅子上起开，中国人！”
“不好意思，我是日本人。”
“哦，非常抱歉，先生。我不是故意要种族歧视。祝您下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