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建立直辖市，人们在欢庆之余，引出许多话题。
大江东去，岁月流逝。古今3000年，纵横82000平方公里，孕育了多少风流人物，经历过多少兴衰往事。历史的合力共同铸成今天的大重庆。
一、“好耍不过重庆府。”
在早年，川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
……
合川酱油保宁醋，
荣隆二昌出麻布，
忠州出的豆腐乳。
好耍不过重庆府，
卖不出的卖得出。
这歌谣大约产生于民国初年。因为合川之为县在1913年始得名，过去从明代起历来称合州，既称合川，当在民国。但另一方面，自辛亥革命，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即废除府级建制，重庆府已不复存在；忠州也于1913年改为忠县。这样又似乎还在前清。如按地名学来观察，确有矛盾之处。不过，民间口头语言，鼎革不久……习惯沿用旧称，不足为怪。
歌谣反映了重庆附近各州府县的一些名优土特产品。这时基本还是农业经济，所谓名优特产主要是农业加工产品。这歌谣当然远远没有说够。重庆附近的名优特产岂止这么一点？例如，江津的柑橘、永川的皮蛋、大足的冬菜、涪陵的榨菜。
梁平的竹帘、开县的藤竹器、城口的生漆和桐油，如此等等，也都早已闻名遐迩……如要一一列举，将是一首长歌行。此处不过择要而言，略事点缀，以烘云托月……衬出重庆特色。
所谓“重庆府”，是指重庆府城——半岛山城。这里似乎不出产什么名优特产。
那时的重庆，还没有后来的汽车、摩托、时装、钟表、家用电器之类的现代工业产品，但仍是最繁华、最“好耍”的地方。一句话便突出了重庆最大的特点：物资集散地——别处卖不出的东西，这里“卖得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市场容量大。
以半岛山城为中心的重庆，从村落到城镇到大都会，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它交汇两江，位当要冲，东襟江汉平原，西引川西平原，南连云贵高原，北通黄土高原，占尽地利，集散物资，生产、流通、消费互相促进，因而必然地逐步兴旺发达起来。
重庆约在3000年前便为巴国国都，秦设巴郡置江州，南北朝时期为巴州，隋称渝州，北宋改恭州。南宋光宗即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从此得名。
二、重庆因之得名的宋光宗是个大昏君
1989年，重庆因得名800周年、正式建市60周年，开展纪念活动，宣传了一阵子。
宋光宗赵惇也因此出了一点小名，人们知道了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是个皇帝，重庆是因他而得名的。其实，这个人是一个窝囊废，大昏君。大约因为宋朝历史上的昏君太多，故而他反被“湮没”了。
他的曾祖父宋徽宗赵佶、叔祖父宋钦宗赵桓便是两个大昏君，被金兵掳去，瘐死北国，造成历史上有名的“靖康耻”。他的祖父宋高宗赵构更是一个无耻的“儿皇帝”，宠信汉奸秦桧，杀害抗金将领岳飞，遗臭万年。他的父亲宋孝宗赵昚还不坏，一改赵构的投降主义路线，做了几件好事：为岳飞平反昭雪，罢斥秦桧余党，起用抗金派将领张浚、虞允文等，颇思一番作为。但在选立“接班人”问题上却瞎了眼，以为老三赵惇“英武类己”，先是封在恭州为恭王，接着召回京城临安（今杭州）立为太子，又接着禅位给他，让他正式登基作了皇帝。
宋朝从徽宗起，便形成了一种不成明文的“内禅”惯例。皇帝到一定时候退休，让儿子作皇帝，自己作太上皇，如徽宗赵佶43岁时便禅位给长子赵桓，高宗赵构54岁时禅位给嗣子赵昚，赵昚62岁时禅位给了赵惇。皇帝居然也提前退休，乍看起来似乎开明之至，超前意识，其实是因为宋代中期以后国势衰弱，内忧外困，北方强邻金国屡屡入侵，掠财占地，耀武扬威，宋朝称臣纳贡，割地赔款，乞求苟且偏安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日子也不好过，有的是迫于压力，有的是求得解脱，便行告退。
这赵惇当了皇帝，恭州算是“潜龙之地”，即位当年便把恭州升格为重庆府，表示喜庆重重的意思。
但是这个皇帝不像他的老子，一点“英武”之气也没有，毫无作为，成天闹“家庭纠纷”，受制于老婆李氏皇后，是个“妻管严”，皇后妒悍擅权，干预朝政。
一次，赵惇洗手，一位宫女双手捧盒，跪地侍候，赵惇称赞了一声这宫女的手“好白”。就这点小事，便有马屁精把小报告打到皇后驾前，过不了两天，皇后送给皇帝一盒礼品，打开一看：赫然一双“好白”的手！还有一位黄贵妃，也在皇帝祭天斋戒的时候被皇后杀了。皇帝不但默然受之，无可奈何，还吓出一场大病……更直接涉及政局的是在她的挑拨操纵下，皇帝与太上皇之间，父子反目成仇。
赵惇即位不久，就拒不朝见太上皇。群臣再三谏奏，概不理睬。有时走到太上皇处所重华宫门前也停辇而返。赵昚病危，想见“皇儿”最后一面而不能，死了以后赵惇竟然拒不主持丧事。皇帝与太上皇之间闹不团结，几乎成了光宗一朝五年间的唯一大事，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做。赵惇此种行径冒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当时……程朱理学方兴未艾，讲究伦常孝道，即以皇帝之专也敌不过清议人心。就在太上皇刚死之时，皇室便与群臣联手把他推翻了，强迫他下台，“禅位”于儿子赵扩，是为宋宁宗。当然啰，也不能不作出安排，让他接替他与之反目的老子的位子，作了新的“太上皇”。这时，他不过47岁。
重庆人民是宽厚的。在庆祝得名800周年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皇帝宋光宗，但没有骂他，揭他的老底。重庆因为他得了这么一个洋洋喜气的名字，或许是这个昏君做过的一件好事吧！
三、重庆和巴县和川东
当年，重庆是府名，是县的上一级行政单位，府治设在巴县。府县两级衙门都在两江环绕的半岛中心区域。
巴县承袭巴国、巴郡、巴州的名称，在561年（南北朝的北周时期）建县，于今已1400多年，比重庆得名早600多年。直到1929年重庆建市，巴县县治仍在这里。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成为陪都，巴县才搬到城郊马王坪，解放以后又迁到鱼洞镇。如今，这千年古县已从最新地图上消失，其主体部分剩下一个重庆市的巴南区。这当然是经济大发展、农村城市化的结果。但一些老巴县人每谈及此，却不禁油然升起一种淡淡的惆怅之感和依依之情。
在清季中期以后，重庆府的辖区大体上划定下来，下属14个州、县、厅，即巴县……江北厅、涪州（涪陵县）合州（合川县）江津县、长寿县、永川县、荣昌县、綦江县、南川县、铜梁县、大足县、璧山县、定远（武胜）县。除南川、涪陵、定远（武胜）外，大约就是直辖以前的重庆所属范围。
明清两季，在省之下、府之上设置一级监察区，名曰道。后来实际上成为一级行政区。全四川分为五个道，重庆属于川东道。川东道的道台衙门也设在巴县的半岛之上。川东道下属重庆、绥定（今达州）夔府三府，忠州、酉阳两直隶州和石柱直隶厅。以现代建制作比较，相当于6个“地级”单位。为什么重庆府下辖和川东道下辖都有州、厅这一级建制呢？原来，州厅分直隶州、直隶厅和散州、散厅。直隶州厅，直隶于省——道，与府同级相当“地级”，只是“干部待遇”略有差别，府的行政首长知府的级别为从四品，直隶州的行政首长知州和直隶厅的行政首长同知是五品。而散州、散厅则是县级。现在不也有地级市、县级市吗？
川东道所属三府、二直隶州、一直隶厅共辖36个县、州、厅。除绥定（达川）府的六个县级单位（原来共七个县级单位，其中的城口后来划给了万县管辖）和武胜县外，其余部分也就是现在重庆直辖市的辖区。另外加一个潼南县，是民国初年由遂宁、蓬溪各划出一部分地方折置建县，原属川北道。现在属重庆市。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川东地区也曾经五度成立川东特别区委员会（有时是临时委员会）一级的党组织。前两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归四川省委领导；后三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属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那时，中共在国统区处于地下，当然不受国民党行政区划的限制，工作发展到哪里……组织便建立到哪里；而且，这时也已不存在川东一级的行政建制。川南、川北和贵州黔北一些地区党组织也一度归川东特委领导，但其主要工作地区在川东，特委的领导机构也一直驻在重庆。解放初期，曾成立川东区党委和川东行署。川东区和重庆市曾一度互相兼任，合署办公，不几天即分开。川东区行署所辖除当时的大竹专区外，也就是现在的重庆辖区。1952年，川东区撤销并入四川省。
重庆直辖市的设置及其辖区的划定，当然是根据现实工作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确定的。但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如今是水到渠成。
四、“三都之城”和三度直辖
好几种介绍重庆历史的书籍，都提到半岛山城为“三都之城”。既为都城，必有辉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建都，是在约3000年前，为巴国国都。但那时只是一个奴隶制时代的小诸侯国的国都，连秦砖汉瓦尚未发明，生产力有限，大约不过有一些土墙茅屋建筑群。但在同一时期作“横向比较”，可以说是在长江上游首创辉煌。
第二次建都，是元朝末年由农民起义领袖湖北人明玉珍引兵东来所建立的大夏国都。虽称为国，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元朝末年，长江沿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群雄并立，都对推翻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夏只存在了8年，便为明朝所灭，谈不上有多少建树。大夏皇宫旧址就是现在的重庆市工商联所在地。明清两代的重庆府知府衙门都设在这里。其周围一带在抗战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是重庆城最繁华的地区。
第三次建都，便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由南京迁来所建立的陪都，也是战时首都，前后八年半。这是重庆历史上空前辉煌的时期。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建立的战时首都，要比在此10年之前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搞“宁汉合流”而建立的南京“首都”要光彩得多。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求得胜利，实现了由东向西的生产力大转移，文化大扩展，人口大迁徙。这一幕空前壮丽，空前惨烈。新的中心就是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工业企业由战前的百余家增加到1690家，公司商店由1000余家增至27481家，人口由20余万增至120余万（包括区域扩大因素）银行钱庄由20余家增至126家，大学由2所增至32所，水陆空运都处于中心枢纽的地位。重庆现代化大城市的格局就是在那时奠定的。
人们不必避讳在国民党统治下曾经有一个繁荣的“陪都时期”，因为这繁荣归根到底是由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的同胞们，首先是由重庆人民——包括本地的和外来的所共同创造的。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与“三都之城”相辉映的是三度直辖。对此有点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首次直辖应数秦时巴郡。笔者以为，这一看法虽颇新颖但不准确。秦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郡治在江州（今重庆江北）郡是中央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如像后来的省一样，如说巴郡直辖（并非江州直辖）岂不是和说四川“直辖省”一样没有意义？
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直辖，应是市一级建制，即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市。
重庆第一次建立直辖市，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要弄清一个基本概念，即重庆的战时首都、陪都和直辖市这三重身份并不是一回事，按时间顺序是先后获得的。继“七七”事变后，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抗日战火在南北两面燃起，北平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危急。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本日移驻重庆”。自此，重庆就实际成为战时首都，但这时重庆还是四川省辖市。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命令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出，直辖于行政院，当时称特别市，相当于省级建制。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又命令，定重庆市为陪都。从此，重庆同时具有三重身份。陪都与临时性的战时首都不同，是永久性的，也是与首都并存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搞“五五”还都，回到南京，但重庆仍是陪都，当然也还是特别（直辖）市。按理说，陪都是首都之外的第二都城，地位应在其他城市之上。但国民党官僚统治阶级忙于“五子登科”，过河拆桥，无心他顾，重庆实际地位已一落千丈，每况愈下，远非昔比，直到解放。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完蛋，重庆的陪都地位当然不复存在。
第二次直辖是与第一次相衔接的。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驻重庆；重庆为直辖市，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1952年正式明确大区为中央派出机构）解放后的重庆，呈现一片全新的景象，人民当家做主，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顺利完成，消灭了封建制度，两年内完成成渝铁路建设，实现了四川人民40年的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中，重庆就占7项。这一时期是重庆生产发展最迅速，社会风气最良好，人们心情最舒畅的一个时期。尽管那时物质条件还不丰富，生活还较清苦，但至今人们仍然念念不忘。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决议，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
市建制。7月1日，重庆正式并入四川省为省辖市。
现在，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97年6月18日正式挂牌，重庆建立直辖市。这是历史上的第三次直辖市。历史似乎在重复，但不会在原地上重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重庆直辖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正迎着世纪之交的曙光，再创前所未有的辉煌。
五、千古风流人物和巴渝文化传统
重庆——现在说的是大重庆——历史上最大宗、最有特色的出产品是什么？是人……
千百年来，这里英雄辈出，代有贤人。在近现代史上更是人才荟萃，群星璀璨。
他们有的艰苦创业，服务乡梓，保卫乡梓；有的东出夔门，翱翔于更辽阔的天地……有的则是外来落户，扎根结果，把自己融化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中许多人的影响已超越他们所处的时空。他们前继先贤，后传来者，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形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巴渝文化的内核——重庆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渝出人物，究竟有什么共同特点呢？在笔者看来——
（一）激进壮烈
这是巴渝英杰的政治性格和个人素质上最显著的特征。从第一位开山鼻祖为保卫故国城池而自刎的巴蔓子，到解放前夕被集体屠杀的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无不如此。其间绵亘数千年，英才辈出，世代不辍。
历史进展到近代，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曲，民主革命前驱者巴县邹容应运而生。1903年他18岁，著《革命军》，自称“革命军马前卒”，20岁死于清廷监狱……《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前便发行上百万册，对唤起民众，推翻清廷，作用至大……民国建立，孙中山发布命令，追赠他为四川第一位陆军大将军。
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更如开闸放水，英豪涌现。新中国开国10大元帅中，两位老帅出生在这里：刘伯承和聂荣臻。刘帅在这里投军，在这里入党，在这里参与领导大革命。聂帅在故乡江津读书，青年时期远赴法国，投身革命。还有三位老帅自青少年时代起就与这方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朱老总在欧洲入党后，1926年返国，即奉派来重庆，参与领导武装运动，直到大革命失败；陈老总1922年被法国驱逐出境，即返回重庆，投入文化工作和军事工作，在此期间入团入党；贺老总自少年时期即仆仆于川湘道上，谋生糊口，观察社会，终于两把菜刀闹革命，揭竿而起。这五位老帅都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元勋，他们从血迹斑斑的旧中国冲杀出来，参与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重庆山水和人民还哺育了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邓小平是在这里走过他人生第一站的，他在重庆考入留法预备学校，而后扬帆远航，迈向当代中国的新高峰。他的万里之行也始于重庆。
重庆——巴渝大地是一座摇篮，从古至今，抚育了多少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
军事家、思想家。还有如像毛泽东说过的不可忘记的卢作孚这样的实业家。我们这里只能以最粗的线条，举其荦荦大者。如要详细例举，那可真是车载斗量，不可胜计了。
（二）兼容并蓄
重庆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善友好的秉性，善与外来户相处，很少排外情绪……历史上有很多外地人在这里大显身手，建功立业。重庆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传统是重庆人和外来户共同合作创建的。
有人说，重庆历史上出一流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但不出一流的文化人。乍一听颇不以为然，屈指一算，却又不得不承认，的确如此。
从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等等……都生长在川西天府腹地，川东似乎一个也没有。但是，却有许多一流的文人在这里创造了一流的文化遗产，如杜甫流寓奉节两年，面对无边落木，不尽长江，写下了《秋兴八首》这样的千古名篇；刘禹锡贬谪川东，写下“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的不朽名句，把当地民歌（竹枝词）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到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化名人更是荟萃重庆，创造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许多文化界人士都把重庆视为自己永久的第二故乡。
抗战期间，当然不仅只是文化界，各业各界众多的民族精英汇集在重庆，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共同奋斗。周恩来就先后在这里前后生活和工作了八年半……在他的带领下，由共产党人和党外志仁团结创立的“红岩精神”融党的传统。
民族传统和区域特色于一体，培育了无数后来人，至今仍然熠熠生光，放射异彩……
（三）根深叶茂
前面叙说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他们如同宝塔的塔尖，耀眼夺目，仰望可见。
但是他们的根底在塔基，这塔基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巴渝人民在这里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繁殖生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名有姓的英雄们是叶，名不见经传的匹夫匹妇是根，根深才能叶茂。
巴渝人民一以贯之的最基本、最宝贵的性格是吃苦耐劳，顽强坚韧，乐观幽默，能屈能伸。
你见过漫山遍野，乱石窝中一抔泥土上长出的庄稼吗？这是他们创造的。
你见过崇岩峻岭、千山万壑中的层层梯田吗？这层层梯田从山顶辐射向下，直至山底，数以百万亩计，所砌成的土石方累计起来，很可能不下于一座万里长城。
这是他们创造的。
你见过千里川江上的船夫吗？他们终生在激流险滩中行船放舟。走上水时，顶风拉纤，身背纤绳，足蹬石缝，一步一步地把船拖上险滩；放下水时，在惊涛骇浪中一泻千里，奔流直下，他们全神贯注，高呼号子，奋力摇橹，绕过暗礁，飞越湍流，终于达到彼岸，号子声也由激昂转为悠扬。此情此景就是巴渝人民的人生写照。
我们无须苛求于前人，来诉说与他们的优点特长常常是共生的缺陷和不足，也无须诉说各辈先贤所受到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后来人继承吸收，发扬光大，与时俱进。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