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世纪后的红岩之恋
1994年2月13日，农历甲戌年正月初四，在北京的红岩老人们举办例行的“两岩姊妹”春节聚会。“两岩”者，指重庆的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曾家岩（“周公馆”所在地）还有一“岩”，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当年曾“三岩”并称。因《新华日报》人多，另行聚会。
都是“姊妹”，人员互有交叉。
他们都住在北京，平时分别也常有机会见面。但组织全体“姊妹”团聚，却缘起于1992年春节。倡议书是一篇炽热的散文诗：
我们离开红岩嘴，转瞬四十七年了。
“两岩”的年轻人，而今已满头霜花。
红岩嘴是我们昔年战斗的“宝塔山”，也是我们早年受教育的红色母校。
正是在红岩嘴，我们受到恩来、必武、颖超等同志的言传身教：学会做人，学会做共产党人；学会斗争，善于斗争。勇往直前，锐进不已。这儿是革命家庭，浓情厚谊的熏陶，丹心、爱心、热心，同心同德，服务人民。
我们在这里获得过高洁的爱，获得共产主义真理的教导。
无比珍贵的岁月，虽已“逝者如斯”成为过去，但是，却深深刻镌在我们大家的心头。
我们的生理体态仿似夕阳，而那心之海洋犹涌动着的浪潮：往年的事，往年的人……往年的场景，时时刻刻在我们面前闪烁。
有那么多的话，有那么多的情，需要抒表。我们的话题是：忘不掉的红岩。
一九九二年春节，我们得欢聚，得聊聊。请你略有准备，谈谈红岩之最。
“红岩之最”说不尽，道不完。最暖心的是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同呼吸共命运的战斗情谊。这革命情谊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文革”时，国家监察部长钱瑛（曾任南方局后期组织部长）被“四人帮”抓起来，受尽折磨。她的丈夫早年牺牲，无儿无女无家庭，病重监外就医时，也不准亲友看望。红岩战友何启君。
管平、方卓芬联名上书，请求到病床前服侍她。江青生杀予夺大权在手，不批准……钱瑛终于没见战友一面，含冤死去。而这时管平的丈夫荣高棠、方卓芬的丈夫许涤新却正被“四人帮”关在大牢里。她们完全懂得为一个“叛徒”、“黑帮分子”请愿意味着什么。但她们仍然签上了名，送出了报告。不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最能看出世人的真面目么？这就是红岩人的真情真面目。
不言而喻，他们中许多人解放后都当了“大干部”，现今都退下当老百姓。要聚会得有人跑腿。经互相推举，张黎群（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中纪委教育室主任）祝华（曾任商业部司长）刘恕（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颖（曾任外交部司长）当选为“联络副官”。他们四处打电话，或骑上自行车送通知，跑后勤。当时，连最年轻的小妹妹张颖都已经70岁了。
1994年，按轮子排到张颖做东，该到她家聚会。本来，她丈夫章文晋（也是一位红岩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分配有较宽敞的住宅，但在前一年章文晋病故，张颖主动把房子退还给公家，搬进一处较小的居室，住处局促，姊妹众多，难以接纳。“联络副官”们犯了愁，到处联系找地方。幸而一位川籍青年听说这一信息……完全出自对革命前辈的敬爱，义务提供一处场所，难题才得以解决。
老人们大都是挤公共汽车来的。居停主人听说宋平要来，便要联系公安保卫。大家赶紧制止，说这是“姊妹”聚会，不是公务活动，不搞什么警卫。廖志高多年脑溢血，半身不遂，行走不便，但在一大早就催妻子郑瑛快走，不要耽误了“姊妹”团聚。但这一天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夫人刘昂却没有来；就在前一天晚上，90高龄的钱之光去世了。几位“联络副官”已经知道了这个噩耗……但暂时保了密，强忍悲痛，故作欢颜，免得影响“姊妹”们的情绪。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已经得了信，只是出于同一心理，互相隐瞒着。
光阴流逝，往事如烟。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满头堆雪的老翁老妪，只留下一颗在红岩锤炼出的红心永不褪色，催动余热，闪出光亮。
二、省委委员做了招待所长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军校大门两旁镌刻着一副斗大字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可惜，作为当时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和他代表的国民党后来背叛了这个振奋人心的誓言，而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却继承和光大了这个传统。红岩村的大门虽没有刻上这样的字，字却刻在红岩人的心上。正是他们共有这样一颗大心，才有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这是真正的团结，真正的友谊。
1940年，湘鄂区党委撤销，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蔡书彬辗转来到红岩，住在招待所。在分配工作之前，任务是学习。
蔡书彬，老资格的革命者，大革命时期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在中央苏区，任中央政府监察委员；抗战初期，作湖南省委委员，经历赫赫。在南方局学习时，招待所缺人，他就代理起了招待所长，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迎来送往照顾同志，做了个大服务员。或许是他有这段经历，办招待所有了经验，以后回延安，果然正式作了招待所长。
那年月，在红岩，可没有名利之争，没有“官大含金量高”之想，没有“屁股冒烟，鸡犬升天”之事。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任书记并主持工作；周恩来作副书记，协助工作。这里当然不是讲实际作用的发挥，仅就职务安排而言，热衷研究当今“座次学”的人可能就不好理解。但这是真的，档案记载，活人作证，有证可考。
革命的人生观从来不是与生俱来，同志间的团结与友谊也不会天然形成。红岩人是经过打磨的。1943年整风审干，在红岩虽是和风细雨，却非温情脉脉。同志们对军事组负责人王梓木提出批评，说他有“军阀作风”。王梓木也是老资格人，党内地位较高，原先在西北军中工作，作战受伤致残，装有一条假腿。他直憨粗犷，对同志们的批评想不通，冲动之下，不告而别，离开红岩，跑到老长官冯玉祥家住下。这成了当时一件大事。领导赶紧派人作工作，他自己想了一夜，觉得不对，回到山上。这时，周恩来回延安了，董必武主持工作。支委会开会，批评王梓木的这个错误，他不接受；董必武找他谈话，他还是不怎么服气。周恩来回重庆后，请他来给予批评教育，他表示：“周副主席批评得很正确，完全正确，我接受。”周恩来问他：“你说，我批评你的内容和支部与董老批评你的一样么……”“是一样的。”“那么，你对支部和董老的批评为什么不服气呢？”他结结巴巴回答不上来。周恩来尖锐地指出：“我讲的和支部、董老讲的一样，而你反应却是两样，这不奇怪么？如果你还不服气，只好请毛主席出马了。”周恩来告诉他革命者要服从的只有一个东西：真理。周恩来的话如春雷惊蛰，如春风化雨……震撼了王梓木的心田，他终于心悦诚服地作出了深刻的检查，在人生的旅途中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以后到了延安，毛泽东还写信肯定了他的自我批评。新中国建立后，王梓木担任了某省高级领导职务。
三、推让鱼肝油与争护烈士遗孤
革命大家庭的亲密团结精神，不仅体现在红岩村中，在红岩外，在山下，中共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处境更为艰苦，相互需要更多的关照和爱心。在红岩精神的光照之下，许多同志为支援和保护战友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不少的烈士的遗孤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他领导的“电台。”
特支。特务到临江门韦家院坝成善谋家抓捕特支书记程途。成善谋是特支委员，掌管一部“电台”（实际只能收音）专门收听新华社电讯稿供给《挺进报》。
特务打听到这是“成老板”家，“成”“程”同音，以为不错，破门而入，问“谁是程途？”这时程途按约定正在来成家碰头的路上，千钧一发。成善谋挺身答应：“我就是程途。”家中人溜出去，在路上拦住了程途。程途转移脱险，成善谋被捕，关在渣滓洞，受刑的时候，他掷地有声地说：“宁为文天祥，不作洪承畴”，最后壮烈牺牲。
李承林是江姐的联络员，社会职业是合成银行万县分行的襄理，为党筹集经费。
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押解来重庆，关在渣滓洞。合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找特务头子徐远举说情援救。徐远举不买账，却也给了一点人情，同意可以送点东西进监。李承林体质弱，患肺结核，家属送去四瓶鱼肝油。李承林要和同狱室另外五个难友共享，大家不同意。争来争去，最后议定，让三个身体最差的同志食用，包括李承林在内；由李承林掌握分配，每人每天六滴，就着白开水喝。过了几天……大家发现李承林“作弊”：原来他给两个同志每人分六滴，自己只给四滴。大家抗议，他却依然故我。后来，六个同志都牺牲了，“两滴鱼肝油”的故事却在监狱里传开，流传了下来。
许多烈士牺牲了，有的留下孩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更是汇集了人间的酸楚与温馨。
解放后，1950年初，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雷雨田收到两个孩子。一个男孩，是本市一位女地下党员送来的；一个女孩，是广安县一位农民送来的。他们是两兄妹，是前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和左绍英烈士夫妇的遗孤。王璞在领导华蓥山起义中，不幸牺牲；妻子左绍英则被捕入狱，在狱中产下“监狱之花”。留在狱外的一儿一女由王璞的交通员袁尊一抚养。袁尊一四处奔波，经济拮据，只有一位母亲，母亲已老，看两个孩子力有不逮。袁尊一本与一位女党员有恋情，但这位女同志不愿也不会带小孩子。袁尊一经过再三踌躇，为孩子，与另一位女党员谢思颖结了婚，共同抚育遗孤。不久，袁尊一也被捕了，与左绍英都关在渣滓洞。
左绍英更是忧心如焚：孩子怎么办？这时，又一位女共产党员杨汉秀被关进女监……杨汉秀帮助照顾产后的左绍英，知道了她是王璞的妻子，便坦率告诉她自己是王璞单线联系的党员，她是大军阀、重庆市长杨森的亲侄女，特务只知道她到过延安，行为“左”倾，煽动造反，却抓不到她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还有可能出去，问左绍英有什么事要她办。左绍英说，最不放心的是孩子。杨汉秀要她放心……如能出去，一定把孩子找到。在“战犯求和”进行“北平和谈”的时候，杨森把杨汉秀保释出来。她在重庆找到袁尊一的母亲和妻子，与她们商量，男孩子仍然留在那里；女孩她带回广安老家，放在一位贫苦农民李自才家里抚养，把名字王凯改为李凯。然后，杨汉秀再到重庆，策动起义。杨森在穷途末路之际，翻脸不认人，亲自下令杀害了杨汉秀。解放后，谢思颖和李自才分别把孩子送到市委……由王璞的生前战友雷雨田收养。此时，孩子的生身父母王璞、左绍英牺牲了，抚养他们的袁尊一也牺牲了，但他们没有离开党的怀抱。两个孩子都有三个姓：
先都姓王；然后一个姓谢，一个姓李；最后都姓雷。其实应是四个姓：王璞本姓孙，湖南人，大革命时期的儿童团长，王璞是他在党内的化名。
从这两个孩子几度改姓的故事中，您不能悟出点什么吗？
四、《新华日报》的最高稿酬给了谁
马寅初是国际驰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甚至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字晦涩，不通……但是，他爱国。抗日中，他在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发表文章和讲演，公开点名，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大声疾呼，要求立即没收宋子文、孔祥熙和其他官僚资本家的财产，以充抗日军饷。马寅初的呼声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因而深受蒋介石的忌恨。1940年12月，蒋介石下令逮捕马寅初，投入息烽集中营。
周恩来立即和各界人士配合，奔走营救，并通过《新华日报》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把马寅初被捕的消息透露出来，引起社会舆论对马寅初的同情和对蒋政权的愤慨。1942年8月，蒋介石被迫释放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规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任何大学聘用、不准发表文章和演讲，使他毫无收入……仍陷困境。周恩来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派《新华日报》采访马寅初，并取回他的文章《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周恩来从头到尾看完，说“写得好”，叫《新华日报》第二天用一个整版一次全文登完，并致送最高稿酬，用这种特殊方式予以接济。马寅初深为感动。1944年11月的一天，郭沫若来看望马寅初，一进门就大声喊道：“大好消息，大好消息。”
马寅初忙问：“什么好消息？”郭沫若一边用手指击桌，一边吟哦他在1938年为欢迎朱总司令到武汉写的诗句：“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他接着说：“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告诉马寅初：“周公说将尽一切努力，争取恢复你的自由。”马寅初精神为之一振，拿出一瓶老窖泸州大曲两人畅饮起来。国民党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的全部自由。从此，马寅初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密，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中共的一位诤友。
解放后，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康生要把他划成右派，经周恩来的坚决保护，才得幸免。1972年，90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周恩来亲自批示……组织医疗力量，妥善进行手术，基本得到康复。这时，周恩来自己也得了癌症……周恩来去世之前，还派他的护理医生去看望马寅初，仍不放心，又打电话问服用什么药，效果怎么样。经过数十年的交往与观察，马寅初得出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1976年，周恩来去世，马寅初已经94岁，下肢瘫痪，不能行走。他极度悲痛，提出“我要去向总理告别”。家人怕他经受不住，多方劝阻，老人固执地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老人终于坐在轮椅上去向比他年轻16岁的知己、向他心中“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作了最后的告别。
古耕虞是四川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营四川的桐油、猪鬃大宗出口。他经营的“虎头牌”猪鬃在国际上长期盛誉不衰。抗战中，周恩来与他结识，成为朋友。四川解放时，他的四川畜产品公司资产900多万美元（当时约合黄金近10万两）都在国外，他本人也正住在香港。周恩来一声号召，1950年，他毅然回国，把全部资财交给国家，组成国营中国畜产品公司，出任总经理。如今，古老依然健在，年近百岁。谈起往事，他说：“900多万美元交公，我一点也不失悔，我相信周恩来。”
五、山城抗战风雨情
1932年2月，上海的《时报》、《新闻报》以及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报纸，先后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个启事称243人脱离共产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最著名的《申报》先是不登，受到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追查质问……迫不得已也登了。一时间沸沸扬扬，甚嚣尘上。
伍豪是谁？他就是周恩来的早年化名，党内知道、朋友知道、上海工人知道（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敌人也知道。敌人对周恩来恨之入骨，通缉追捕，始终抓他不到。于是想出这么一条诡计，炮制这则《启事》，企图诬陷周恩来，涣散人心，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斗争。其实，这时周恩来已经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敌人不知道，以为他还在上海与自己捉迷藏……这一事件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中央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政府公告，予以驳斥。敌人阴谋破产，但流毒却未肃清，“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又利用这一事件来诬陷周恩来。周恩来病重进手术室前，还要来自己写的说明材料，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签字，注明日期，可见他是何等看重此事。
炮制这则启事的主谋又是谁？他叫张冲，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他执笔伪造了这则启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拿到各报强令刊登。张冲因反共有功，青云直上，数年之间便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真是破格使用。
但就是这位以反共起家的张将军，在抗日战争中却成了周恩来的好朋友，成了推动和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坚持共同抗战的有功之臣。说怪也不怪，本来事物是复杂的，一切事，一切人，都往往具有多重性。
张冲在其反共生涯中，破坏不少共产党组织，抓住了不少共产党人。越是如此，他越感到迷惑：怎么这么多共产党人都这样强烈爱国？都这样理直气壮？都这样铁骨铮铮？张冲也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认为应该国共合作，共同抗战。
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张冲就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负责与中共代表团的日常联系，与周恩来交往最多。周恩来置昔日公仇私怨于脑后，真心诚意与张冲讲团结；张冲也从周恩来身上更加领略到共产党人的气度与风采，两人的共同语言是合作抗战，张冲在工作中给了周恩来不少方便与帮助。但张冲仍是拥护蒋介石。蒋介石要反共，周恩来和他的斗争必不可免。因此，张冲在夹缝中过日子……
1941年的“皖南事变”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也打击了张冲。他对心腹部下说：
“这叫我怎么有脸见人？”他自觉无脸见的人正是周恩来。无脸见也得见。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有岳飞也有秦桧，共产党是岳飞，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是秦桧……但他希望共产党让步以修好，周恩来当然不同意，却也不为此而疏远两人的关系。
1941年2月14日，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挑衅，一个宪兵队无理没收了一板车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怒不可遏，亲自跑去交涉，宪兵队拒绝返还。周恩来打电话给张冲，张冲立即赶来，帮助交涉，终于取回了全部报纸。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春寒料峭。张冲陪同周恩来步行回曾家岩“周公馆”。两个朋友，也是两个对手，漫步街头，一路谈心，都希望能渡过难关，把合作抗日事业坚持下去。
就在这一年，张冲病故。周恩来亲自祭奠，撰写悼念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碧血丹心，精忠报国”。想起那漫步于街头的风雨之夜，周恩来致送的挽联写道：“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见情见景，一语双关。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人。正是因为这样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才不仅能团结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还能团结广大群众和各界盟友，甚至能够团结那些虽曾给自身造成过严重伤害，但却有着爱国的一致目标的政治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