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周恩来是我党自建党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在他的伟大一生中，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创立了不朽的业绩。其中一项特别突出、独具一格的建树，就是他在结交朋友方面的精辟论述和伟大实践。他把“交朋友。”
这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实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方法，身体力行，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抗日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统战思想和交友活动发展中的一个高峰。他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中共代表的合法身份，率领一批同志长期战斗在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南京、武汉，特别是陪都重庆。他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结交朋友，一方面致力维系国共合作；一方面大力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不仅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直接推动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且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的“交朋友”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融合了他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风格，最为人们感到亲切，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思念。
一、广阔胸怀，广交朋友
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革命事业“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只靠先锋队办事”。他说……“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画一个最大的圈子……团结在一起。”他指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有这样广阔的胸怀——“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样的人叫做大勇”。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大勇来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广交朋友。抗战期间，周恩来不仅和民主党派、文化界、工商界，以及国际友好人士交朋友，而且敢于和过去的敌人交朋友。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和地方实力派人士中，有的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曾经镇压过革命，杀害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主张联合抗日，有了这种变化，我们党就与他们合作，周恩来就与他们交朋友。在与我党和周恩来的交往中，有的人不断进步，成为抗日与民主运动中的先锋，成为我党的亲密朋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队伍。周恩来说：“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定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就是反动顽固力量的集中代表。周恩来一方面尽量团结他们抗日，一方面对他们的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这个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但这并不妨碍他与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交朋友，促进他们起了某些好的作用……例如，蒋介石有“文武二胆”：“文胆”陈布雷，“武胆”陈诚。周恩来和他们都有直接间接的交往，他曾帮助陈布雷找到“失踪”爱女的下落（陈的女儿为我党地下党员，在昆明西南联大念书，“皖南事变”后下乡隐蔽）并动员她转学回重庆，留在陈的身边，对此陈布雷一再表示感谢。周恩来还带口信给陈布雷……“对畏垒（陈的笔名）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钦佩；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服务。”陈布雷深受感动和震动，认为周恩来确是了不起的人才。抗战中他也曾写过一些宣扬抗战的好文章。1941年，他还与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周恩来抗战初在武汉时期，与陈诚的公私交谊更多更深一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并推动他早期在建立和支持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上起过明显的好作用。我党推荐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也是周恩来通过陈诚给蒋介石进言，得以顺利任命的。这两个人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彻底走向反动，但在抗战期间确曾起过一定的好作用。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和谁交了朋友，而在于谁影响谁。周恩来交朋友最终是要推动朋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周恩来交朋友的广阔胸怀还表现在他对待个人恩怨的态度上。他说，做一个领导者，在团结群众，结交朋友中，“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典范。抗战中，周恩来的一个主要谈判对手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大将。1932年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事件”，就是这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先生做主谋。抗战期间，张冲主张与我党联合抗日，并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我党联系，周恩来与之交往不下二三百次，“由公谊而增友谊”，“绝未以一时（两党关系）恶化，疏其关系”。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设法缓和矛盾，坚持两党合作。1939年春，周恩来到江南新四军视察工作；同年夏，返回延安，均得到张冲的真诚帮助。1941年，张冲去世，周恩来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同时，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这件事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周恩来广交朋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把它作为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列为全党的任务。1942年，在贯彻隐蔽方针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要求每个党员都交朋友。隐蔽方针和“三勤。”
任务的贯彻执行，使抗战期间国统区党的工作由轰轰烈烈转为扎扎实实，是国统区党组织臻于成熟的标志，对党的工作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患难与共，照顾朋友
周恩来交朋友除了共同对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法西斯主义这一基本点之外，还十分注意照顾朋友的利益，为他们着想。1942年，周恩来在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士刘文辉交谈中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四川地方力量才能得到保存与发展。刘文辉深为信服，随即接受我党派出的联络员，并在雅安刘的总部设立电台，与我党进入了实际合作的阶段，直到1949年在川西起义。1944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亲自与工商界人士交朋友，他特别突出爱国主义思想，强调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官僚资本统治，并在政治上、舆论上支持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使民族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工商政策，逐步向我党靠拢。为了反映朋友们的要求与政见，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开辟一个《友声》专栏，专门发表党外朋友的文章，为他们提供阵地……反映他们的呼声。
当朋友们发生危难的时候，周恩来总是立即伸出强有力的援助之手，给他们以切实有效的帮助。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寇占领香港，大量党外民主人士陷入敌占区。周恩来连续电令香港及有关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指示他们首先把知名的民主人士援救出险。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使包括国民党元老何香凝。
柳亚子，著名文化人茅盾、邹韬奋，以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国际友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在内共计七八百人得以安全脱险。
对于一些生活困难的穷困朋友，周恩来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抗战期间因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被蒋介石囚禁数年，释放后不予聘任，马寅初只得靠投稿为生，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又拒绝刊登。周恩来派《新华日报》记者登门拜访，把他的退稿全部在《新华日报》发表，并付给特别高额的稿酬。著名戏剧家洪深，1941年在重庆，因政治黑暗，生活困难，消极悲观，举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困难，不如归去。”后经抢救脱险。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探望慰问，并资助洪深全家休养治疗。演员秦怡，当时在重庆还不是很出名的“明星”，生活拮据，小孩生病，周恩来亲自去探望。抗战胜利后不久，继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牺牲后，又一民主战士陶行知因忧国伤时，劳累过度逝世。周恩来为之痛心疾首，专门致电党中央，提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要负责保护，经济上要给予帮助，政治上要时时关照。他这种患难之中见真情，处处关心朋友、爱护朋友、照顾朋友的事例比比皆是，使朋友们感念不已，永志不忘。
三、平等相待，尊重朋友
周恩来在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尊重朋友。他认为，党外有忧国忧民、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党外也有布尔什维克，而我们自己常常也有许多不是。他说：“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即使“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也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互相学习”。周恩来与朋友交往，总是尊重他们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成就，尊重他们的意见，平等相待，以诚相待……
周恩来在朋友中当然是起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的，但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从不盛气凌人和强加于人。他说，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别人头上，“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他有一个十分卓越的论点，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在许多场合下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他的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这正是他极为高超的领导艺术的反映。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环境恶化，斗争十分尖锐。周恩来坐镇重庆，发动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反击反共逆流。在连续10个月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友，与他们不仅谈团结抗战，而且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谈经济等等，因人而定，绝不千篇一律。这样，就把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来访朋友的自身专业结合起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共同语言……增强了朋友们对我党的了解、同情与支持。战时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谢伟思这样描述当年与周恩来的交往：“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这是一个世界观与我们完全不同，而对我比较公正友好的外国友人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周恩来的作风的客观写照。
周恩来尊重朋友也体现在他对党外朋友的信任上。他常常放手把工作委托给党外朋友做；对有的党外朋友，则完全当做党员一样地看待与使用。如郭沫若，由于他在文化事业上的杰出成就和崇高威望，周恩来极力支持在文化界树立起这面进步的旗帜。党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的方针，常常是通过郭沫若来体现和贯彻的。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亲自倡导并组织了对郭沫若和沈钧儒、冯玉祥、茅盾、老舍等民主人士的祝寿活动，这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同时也表达了我党对他们在政治上、事业上所取得成就的充分尊重与崇高评价，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光荣。
四、积极引导，帮助朋友
周恩来在与朋友交往中，由于立场、觉悟和水平的差异，互相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有矛盾。对此，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说：“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朋友中出了差错，他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或者进行必要的斗争，立足于推动朋友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朋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国民党CC派头子通过某位民主人士起草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几位救国会领袖一时不察，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在一家报纸上发表……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次日即约请这几位朋友交换意见，耐心向他们说明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苏联有自己的难处，要互相谅解，不能因此损害中苏关系。这几位朋友认识到这个声明的错误……极力给予挽回，并且“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大局，注意配合。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1945年，南方局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安，即与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他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和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他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对大后方党外文化人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他特别提倡这样的领导作风：“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本人就是这样的优秀典型。因此，朋友们衷心地爱戴他，跟着他前进。与他有过交往的朋友，无人不受他的深刻的影响。著名爱国老人沈钧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说道：“父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远。”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另一位工商界巨子古耕虞也是周恩来抗战期间交的朋友。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朋友们的肺腑之言，说明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周恩来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他们后半生道路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五、始终如一，不忘朋友
抗战时期，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周恩来在国统区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掌权的蒋介石集团从来未放弃反共政策，我党在国、共……日三方中仍处于劣势，我党在国统区仍处于地下状态，周恩来的工作仍然受到限制，受到压迫，处于逆境。他在逆境中指挥若定，广交朋友，不断赢得了友谊……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主动，在国统区逐步争取了各阶层广大群众对我党的了解与护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成为执政党、领导党，周恩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党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并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这对全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他始终不忘老朋友，继续结交新朋友，发展更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他对党外朋友给予特殊的关注和爱护。他提出，要把党外朋友“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特别注意听取党外朋友的批评，强调党外朋友对党的监督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入党，他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说，多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少了一个提意见的党外朋友。这正是周恩来看问题的高度。
解放以后搞了一些“左”的运动，他都尽可能保护一些朋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处境已十分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更困难。
但他仍然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办法保护那些与党长期合作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外朋友，使一些人免遭劫难，保住了许多党外精华。他的这种地位变了思想作风不变，交朋友始终如一的高尚政治品德，在党外朋友和全党全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人们在劫难中看到了在他身上保存着的党的优良传统……看到了党内正气，从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巨大的鼓舞，产生了强大的力量。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人们就是捧着悼念周恩来的白花涌向天安门的。
几十年来，周恩来关于交朋友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他所结交的朋友们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人们常常是透过周恩来的形象来了解新中国。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甚至当党在工作中发生失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由于党的失误而伤害了朋友的时候，许多朋友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而对我们党给予谅解，继续与我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这样深得人心，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与威望，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周恩来关于“交朋友”的伟大建树，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光彩。
建国以后在一段较长时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传统作风受到很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已经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并且较之过去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建党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现在的差距是全党的思想作风跟不上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全党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和高尚风格，进一步切实端正党风，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党内党外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成为党内党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必将和过去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一样，把改革和“四化”大业更快、更好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