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赵明诚的家世及婚前生活
李清照与赵明诚都出生于书香门第，李、赵两家在北宋时期于文学成就方面都有着显赫的声名。李清照与赵明诚从小就生活在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庭之中，耳濡目染，家学渊源甚深。两家所交往的亲戚、友人，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家庭环境的相似，使李清照与赵明诚一样拥有良好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培养了共同的志趣爱好。这就为两人以后的婚姻生活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和思想基础。两人的婚姻，堪称“门当户对”。叙述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情感世界与婚姻生活，就必须将目光回溯到两人婚前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
第一节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李清照的家世出身
坐落在济南市东面的章丘县，西北濒临黄河，“荷花如锦水如天，狼藉秋香拥画船”[1]之美丽的绣江从境内蜿蜒穿过，县因境内章丘山而得名。这里，还有与趵突泉“相甲乙”的百脉泉，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县西面的龙山城子崖，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之所在。在这一派人杰地灵、山水毓秀的环境中，公元1084年，诞生了一位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文学家——李清照。
一、李清照的籍贯
关于李清照的籍贯，前人曾笼统地说是济南。清代学者进一步认为李清照的故居是在济南历城柳絮泉。这里，泉水清澈，柳絮飞扬，回塘幽隐，沙禽欢欣，一代词宗降生于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优美环境之中，仿佛能够相得益彰。历城地方志也十分欣喜地将这样一位历史名人揽入自己的修志范围。文士墨客则络绎不绝地前来寻访，吟诗留念。田雯《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说：“跳波溅客衣，演漾回塘路。清照昔年人，门外垂杨树。沙禽一只飞，独向前洲去。”（《古欢堂集》）高宅旸《味蓼轩诗抄》中的一首七绝，也含蓄深婉地抒发了怀古之幽思，诗说：“一斛清泉柳絮飏，萧萧故宅但斜阳。风流不独词人尽，金石飘零亦渐亡。”这类情思悠长的题咏，更叫后人坚信李清照的故居之所在。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说：“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济南人……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癸巳类稿》卷十五）《山东通志》有相同的说法。直到当代，郭沫若还为济南趵突泉边的“李清照纪念堂”题词说：“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说李清照是济南人不错，但把她的故居定为历城柳絮泉，不免有附会的成分。宋代济南，辖历城、章丘等县。明代万历年间所修的《章丘县志》，便认为李清照是济南章丘人。王仲闻先生《李清照事迹编年》也对“历城说”提出质疑，说：“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2]李清照的声名远在李格非之上，如果李清照幼年时曾依父母居住济南历城柳絮泉，将“李格非故宅”直接称为“李清照故宅”也无可厚非。后代名人依据此例者非常多。问题的关键是连李格非的故宅也不在历城。近年来，研究者又在章丘县明水镇西1500米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上面刻有李格非的文章，结尾说：“唯吾为同里人，质之区区，亦欲籍之以告请议之伯。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李格非在序中自称与章丘明水的廉先生是同里，又自署“绣江李格非”，“绣江”正是章丘明水的别称。所以，李格非的故宅应该在济南章丘明水。今天的研究者对此已经达成共识。
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学术空气与文学艺术气氛都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里。父李格非，字文叔，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宋史》为其立传。李格非幼小时便聪颖异常。当时都以诗赋的成就高低品评人物，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准则。李格非却独辟蹊径，留意经学，著数十万言的《礼记说》。熙宁九年（1076），李格非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出任郓州教授。教授是学官名，总领州郡学校，以经书、儒术、行义训导学生，并负责地方学校的一切管理工作。这是一个负责教育培养基础人才的要紧位置，宋代中央政府对此有相当的重视，熙宁六年（1073）三月之后各地教授都改由中央直接任命，然资序较低。这段时间，李格非刚刚进入仕途，在各地辗转为官，职位低下，家境贫寒。据说郓州郡守因为李格非家境的困窘，打算让他兼其他职务，多领取一份俸禄，却被清高的李格非拒绝了。
李格非在官场上磨炼了近十年，元丰八年（1085），奉调回到汴京，仕途上出现转机。回京师之后，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太学录是太学长官太学正的副手，协助管理太学学生。不久，转任太学正，迁为太学博士，以经书教授太学生。太学职务，品位虽然不高，但职掌清要，在“崇文”风气极其浓郁的宋代，颇受人们尊重。太学的这一系列职务十分适合学识渊博、清高孤傲的李格非。李格非到汴京后，开始有条理地安排自己的个人与家庭生活，购置了自己的居所。居有定所后，李格非便过起了清心读书著述的简朴生活。晁补之在元祐四年（1089）所写的《有竹堂记》中提到：“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鸡肋集》卷三十）这是李格非个性与志向的必然选择。
李格非回京任职之际，恰逢神宗去世，哲宗以幼龄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信任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文坛巨擘苏轼也因此回到汴京，受到朝廷的重用。这段时期政坛风云变幻的是是非非不是本书叙述的范围，但是，苏轼等人身居要职，奖掖文学人才，使许多出身低微而又才气横溢的人士获得了世人的重视，使得元祐文坛昌盛一时。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崭露头角或已经声誉卓著的文学之士，酝酿着一个文学创作高峰时期的到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李格非同样幸运地获得苏轼的赏识，《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之后，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名列“苏门后四学士”，其文学创作成就逐渐获得世人的注目。而后，李格非与苏门弟子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交往甚多，交情甚厚，这些当时著名作家的文集中都留有与李格非的酬唱之作。
在北宋后期政坛新旧党派纷争不已的动荡中，李格非自然因为其品格操行、政治观点、师友交际等因素而被卷入旋涡，颠簸起伏，备受牵连。首先是元祐末年，高氏去世，哲宗亲政。哲宗挟太皇太后垂帘期间多年仅为朝廷傀儡之怨气，报复贬斥旧党重臣，苏轼、苏辙兄弟首当其冲。这一场党派斗争，平心而论，并不是无原则的株连。哲宗以及得势的新党大臣，还是有相当的理智，他们只是把怨恨与报复措施集中在一部分旧党要臣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亲戚、师友身上，关系稍稍疏远者，不在牵累范围之内。李格非与苏轼的关系，当然不比“苏门四学士”，所以，一开始李格非并不是党争打击的对象。绍圣元年（1094）五月，朝廷立局“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宋史·哲宗本纪二》），当政者欲用李格非为检讨官。这是一个收集元祐大臣黑材料的专门机构，检讨的职责就是收集、检校这类黑材料。这与李格非耿直的秉性、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都大相径庭，这次任命当然被拒绝。李格非也因此得罪了当政者，被排斥出京师，通判广信军（今江西上饶）。
通判广信军期间，李格非曾出手惩治地方上一位妖言惑众、聚敛钱财的道士。某日在路上相逢该妖道坐车经过，李格非命人将其拖下，揭穿其奸诈欺骗的真面目，以杖痛殴之，并将其驱逐出境。李格非也因此而闻名当地。
随着党争的逐渐缓和，李格非再度被召回京师。尤其是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朝廷欲调和新旧两党，用人方面特意摒去党派界线。这次回京，李格非历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职务，仕途升迁，还算顺利。但是，朝廷上层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徽宗坐稳位子之后，受蔡京等蛊惑，对旧党展开更大规模、更加酷烈的打击迫害。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拜相，极力主张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同月，“禁元祐法”；九月，“立党人碑于端礼门”，被罗织入党籍的共309人。朝廷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颁布天下。列入党籍者纷纷被贬谪，乃至罢官。李格非也在党籍之内，罢职丢官，结束了仕途的颠簸生活。此后，李格非没有再出仕，在潦倒中默默去世，终年61岁。
李格非的文学创作，受到人们相当高的推崇。南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转引他人评价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司马迁）之后，一人而已。”虽为过誉之辞，但能说明宋人对其文章的推崇备至。《宋史·李格非传》的评价比较平实，说：“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从时人的评论及流传的少量作品来看，李格非最负盛名的是古文创作，这是欧阳修、苏轼等人诗文革新运动成功之后的文坛成就。据宋人文献不完全记载，李格非有诗文45卷、《礼记精义》16卷、《永洛城记》1卷、《史传辩志》5卷。可惜李格非的多种著作南宋时就非常少见，流传到今天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仅有《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笔记诗话的残篇断句。《全宋诗》辑录李格非的诗九首，残句二。成绩平平，乏善可陈。较出色者如《绝句》之一，说：“步履江村雾雨寒，竹间门巷系黄团。犹嫌肮脏惊鱼鸟，父老相呼拥道看。”李格非的诗歌创作成就，远远不如古文。
李格非的家世已经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考辨，根据推测，应该是名位不著但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书香门第，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族。李清照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之一中回顾说：“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齐鲁稷下，战国时期便学者云集，相互辩驳，学风昌盛由来已久。李清照将自己的父祖与这种学风直接联系，表明了她对自己家学渊源的自豪与自信。这样的家世传统，对李格非、以及李清照的后来的文学成就，影响至深。
三、宋代择婿风气与李格非的婚姻
谈到李格非的婚姻，李清照的母亲，就必须先来介绍宋代社会风气的转移。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兴盛衰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历史上君主或信任后妃，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倚赖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而由此导致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后妃、外戚、宦官、宗室擅权的局面深具警惕之心。直至元丰年间，吕公著还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神宗深以为然。（《长编》卷303）所以，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就造成了士大夫政治势力的一枝独秀。
为了保证士大夫阶层政治上的绝对可靠性，使得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宋代帝王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成功的改造使得这个阶层与赵宋政权同心同德，甘心俯首于皇权之下。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代士大夫出身以世家贵族为主，宋代则改变为以“寒族”为主。宋代士大夫的主要来源是科举考试，《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朝廷达贵对科举考试也有相当大的操纵能力，因为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度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宋代取士唯重科举，且彻底取消门第限制，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
为了保证士大夫阶层与赵宋王室的同心同德，宋代皇帝还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才，抑制“势家”的形成。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扫清仕进之路，宋代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开宝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长编》卷9）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试得进士179人，后再得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长编》卷26）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长编》卷68）。“内举不避亲”，尚是美德，更何况通过考试公平竞争脱颖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扫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5）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长编》卷16）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之下，北宋初期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5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榖、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8又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唯独在宋代才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升迁相当快，出将入相，显赫一时。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均见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作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士大夫阶层中，帝王又特别重视来自中下层的“孤寒”士人。这一系列治国方针政策的演变，带来了时人婚姻观念的改变。宋代名门贵族选择女婿，不以门第为重，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学、才能。名门贵族、朝廷重臣争先恐后地选取科举中第的贫寒士人为婿，一时蔚然成风。如被时人称为“太平宰相”的晏殊，就曾经嘱托其门生范仲淹为自己挑选女婿。范仲淹认为士人富弼“器业尤远大”，晏殊便择其为婿。而后，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坛上的成就远远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杨察，进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赠礼部尚书。当时的社会风俗甚至有女婿进士及第，由岳父家出钱让女婿赴琼林宴。庄绰《鸡肋编》卷中说：“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至庶姓而攀华胄，则谓之买门钱。”
李格非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先后被两位显赫的王氏贵族大家选做女婿的。李格非的前妻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庄绰《鸡肋编》卷中说：“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等科第。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王准选孙女婿，所重的就是科举出身。李格非的后妻，即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则是仁宗朝重臣状元王拱臣的孙女 [3]，同样出身名门，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亦善文”。父母双方的家学渊源，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缪钺先生因此称：“易安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论李易安词》）
此外，李清照还有一位弟弟名李迒，南渡后一度任敕局删定官，李清照晚年曾投奔这位弟弟。
第二节 女善倚声拈弱絮，客来把臂入疏林
——李清照早年的家庭环境与光彩照人的才华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正是李格非奉调回京的前一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词人李清照出生了。宋代下层官员，俸禄低微，有时甚至连保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有县尉曾题诗自嘲说：“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做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童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墨客挥犀》卷二）而且，宋代一任官员考评升迁期间，一般都有进京述职或等待新任命的空闲时间，他们往往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回家探亲。很难想象此时俸禄微薄的李格非会拖着产后不久的妻子与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女旅途奔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李格非在京师生活安定之后，才将她们母女接回一起居住。此前，李清照与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济南家乡，李清照也应当出生在家乡——济南章丘。
一、李清照个性生成的早年家庭环境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她精通音乐，在下文的介绍中还会频频涉及这一点。而且，李清照还擅长书法、绘画，她的作品，明清之际还较多地见诸记载。[4]当然，李清照最为擅长的还是文学创作，《碧鸡漫志》卷二称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才华横溢的李清照，在少女时代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天赋，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个性。
从李清照的一生所作所为来考察，她是一位个性鲜明、超越尘俗的女性，是一位别开生面的独创性作家。李清照能够卓立于众多女性之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这与她始终率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爽直、自由、不羁的个性密切相关。探索李清照个性的形成，对理解李清照的生平以及她对婚姻与家庭所采取的态度至关重要。个性是一种“具有意识性”的构成物，“是由个体的活动参加于其中的客观社会关系系统的运动而产生的”。[5]在这种“客观社会关系系统”中，个体通过社会活动或教育等等习染而形成个性。一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成长期，同样是个性逐渐形成、最后定型的时期。个性一经形成，其内质则很难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探索李清照个性的形成，必须把目光回溯到她早年的生活及其环境。
可以肯定地说，李清照有着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李清照父母的博雅能文，不仅传授给她以渊博的学识，同时也培养出作为一个大词人所必须具备的艺术才能。耳濡目染，李清照早年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仅仅有家学渊源对一位封建时代的女性来说还远远不够。历代封建士大夫家庭不乏聪慧的才女，却很少能有人像李清照那样脱颖而出。这里更关键的原因是李清照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之中，天真少女之身心都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率真的心灵较少受到扭曲。明辨这一点，方能深入透彻地理解李清照。
首先，这与其父李格非的学术渊源有关。李格非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仕途沉浮也与苏轼休戚相关，流传至今的《洛阳名园记》，颇有纵横家的议论气概，与苏轼文风一脉相传，可见，李格非的学术思想、人生态度都深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所论，崇尚真情与个性，鄙视程颐等理学家所倡导的“灭私欲则天理明”等违背人之本性的伦理规范。苏轼尤其反对将人的本性与欲望割裂，他说：“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6]苏轼所说，顺应人的自然真性，个人的语言行为乃至人格都可能得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因此，苏门师生的文学创作，较多地流露出创作主体的真情本性，经常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少有现实或世俗的顾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对此深恶痛绝，苏轼的政敌也多以此为口实，攻击苏门师友。例如，元祐三年（1088），后来成为李清照公公的赵挺之攻击黄庭坚“恣行淫秽，无所顾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一）；元祐六年（1091），杨康国攻击苏辙“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词”，苏轼尤过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五）。这与南宋人士对李清照创作的指责，如出一辙。李格非置身于苏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通脱的学术环境之中，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深受影响。表现于家庭管理与子女教育方面，李格非并不轻视或束缚女性，任随李清照自由发展身心，为李清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
李清照有《如梦令》词，描述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是最好的文献材料。词说：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里的“溪亭”“藕花”“鸥鹭”都是泛指，是李清照某次出游时的所见所闻。这时，李清照应该已经来到汴京父亲的身边，词中所写的是汴京周围某处的景色。这首词记载了李清照自在浪漫的闺中少女生活。词写自己由于醉酒贪玩而高兴忘归，最后误入“藕花深处”。不期而来的划船赶路少女，把已经栖息下来的“一滩鸥鹭”吓得四下飞起。小词的笔调极其轻松、欢快、活跃，语言朴素、自然、流畅。令人诧异的是一位大家闺秀，居然可以外出游玩到天色昏黑，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迷路之后，没有迷途的惊慌，没有归家唯恐父母责怪的惧怕，反而又兴致勃勃地发现了“鸥鹭”惊起后的另一幅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画面，欢乐的气氛洋溢始终。这样自由放纵的生活对少女李清照来说显然并不陌生，也是充分地获得父母家长的许可的。否则，只要一次严厉的责骂，美好的经历就可能化作痛苦的记忆。这首词显示出少女李清照的任性、真率、大胆和对自然风光的喜爱，这样的作为及个性与李格非自由的家教、宽松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与李清照同时代的袁采记载说：“司马温公（光）居家杂仪，令仆子非有紧急修葺，不得入门中。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袁氏世范》卷下）如果李格非也像司马光一样，甚至像《牡丹亭》中陈腐不通的杜宝，不允许女儿到自家花园游玩，李清照当然就没有上述的机会和情趣了。即使当今社会，许多父母对未成年女儿的牵肠挂肚之管束，也要比李格非严厉，更多一些规范和戒条。遥想一千多年前，古人有如此通达开明的态度，真是令人钦佩。李清照自主、自强、自信的品格在这样的环境中缓慢形成。成年之后，李清照始终不肯“随人作计”的独立性格，对爱情的大胆率真追求与表达，就根植于早年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
二、李清照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
少女李清照纯真、自由的个性，充分地展露在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中。有了《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的叙述，就可以知道少女李清照外出游玩是比较随意、尽兴的。家庭的诗书教育是一个方面，山水景物的陶冶成为李清照早期教育的另一个方面，这就培养了李清照对生活的热爱与极其敏捷独到的审美感受能力。李清照总是欢欣鼓舞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品赏美丽的景色风光，生活是如此的美好而灿烂。《怨王孙》说：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文人墨客向来有“悲秋”的传统，所谓“悲哉秋之为气也”。面对秋天枯萎憔悴的花草，萧条冷落的景色，人生不如意之事就会涌上心头，多愁善感的文人不免就凄凄惨惨、唏嘘感涕、伤心不已。宋代之前，只有极个别心胸开阔的诗人跳出“悲秋”的传统，以欣喜的眼光赏识着秋天的美景。中唐诗人刘禹锡一生频遭挫折，却始终不改倔强刚硬的个性，他对秋天的景色就有另外一副眼光，《秋词》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歌否定了历来“逢秋悲寂寥”的陈词滥调，独标“秋日胜春朝”的观点。请看：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鹤排云而上，是多么的高扬豪迈。诗人的诗情也因此被引向了碧霄，变得视野开阔，心胸爽朗。晚唐诗人杜牧出身名门，才华出众，自视甚高，一生积极想有所作为，他对秋日景色也有另一番赏识，《山行》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日远上寒山，诗人不着眼于冷落萧条的景色，依然兴趣勃勃。当他遥望发现“白云生处有人家”时，一种欣慰喜悦的情感涌上心头。诗人浏览景色，发现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日别致景色，火红的色彩中充满了生机，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高朗爽健、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特色。
李清照作为女子世界中的豪俊，其豁达的胸襟、爽朗的个性、开阔的视野，毫不逊色于前辈优秀诗人。面对“红稀香少”的暮秋季节，词人不是在为荷花稀落、荷叶枯萎等流逝的风光景色而惋惜感伤，而是兴趣盎然地与“水光山色”相亲，品尝大自然“无穷”的美妙，以充满诗意的画笔勾勒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深秋湖面风景图。这里，湖水浩渺，波光粼粼，清澈的绿波与岸边的“□花汀草”相映成辉。整个画面的色调清新秀丽，景物疏落有致。少女的欢欣，使得“莲子已成荷叶老”的深秋湖面也透露出勃勃生机。词人是这样喜爱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以至流连徘徊，依依难舍。然而，词人却转折一层表达，不直接写自己流连忘返的情思，而是写“眠沙鸥鹭”对早早归去游人的埋怨，以表述自身对“水光山色”的无限依恋之情。可以设想，词人今天又是一次“兴尽晚回舟”，临别之际却再度留恋，完全陶醉于迷人的风光景色之中。只有感觉到现实生活的美好灿烂，对现实生活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词人才会用如此轻灵欢快的笔调去描绘暮秋景色，以如此爽朗开阔的胸襟去拥抱自然。
李清照一生中留下了许多题咏花卉的词作。这些作品同样显示出词人对自然景色的无限喜爱之情，对美的事物的敏锐捕捉与表达能力。这些词作中一些比较舒畅欢快的作品，应该是少女时候的创作。如一首《渔家傲》说：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这首词写雪里赏梅的情趣，突出雪梅晶莹的外观和高洁的品格。在大雪覆盖的严寒冬季，透过雪中一枝“寒梅”，词人已经感觉到“春信”的即将来临。少女的欢快和浪漫，洋溢在这酷冷的日子里。为了好好端详这一片雪白背景中独自傲放的“寒梅”，词人准备了“金尊”美酒，放怀畅饮。冬日的景色，因这一枝“寒梅”而平添数分“旖旎”风光，变得妩媚多姿。词人以“玉人新浴”“新妆”写“寒梅”的净洁、清丽、高雅，对此“寒梅”同样流连忘返，以至明月升起，天地间一片晶莹玲珑剔透。“此花不与群花比”，雪里“寒梅”的秀丽、高洁、孤傲，都是超然于群芳之上的，这又隐隐是少女李清照卓然独立、桀骜不驯性格的写照。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向往的少女李清照，在她的笔下，写秋景而不萧条，写冬景而不严酷，处处挥洒着少女的青春活力。
李格非在仕途上的稳步升迁，给了李清照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经济保障。少女李清照，无衣食之忧，无长辈严厉的呵斥，生活过得是这样的愉悦欢乐。少女时代在汴京度过的无忧无虑时光，一直到晚年，李清照还记忆犹新，历历如在眼前。南渡以后，李清照某年元宵佳节曾回忆起当年在汴京的生活情景，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永遇乐》）“中州”，指的是北宋都城汴京。那时候，北宋社会仍然被繁花似锦的表面现象所掩盖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徽宗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说：“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待字闺中的李清照有的是闲暇时间，有的是欢度佳节的热情。如同每一位欢欣期待热闹佳节到来的天真少女一样，李清照在这“三五”元宵之夜，盛装打扮，头上戴着装饰珠翠的帽子，又插戴着以金丝为饰的雪柳之类的首饰。女伴之间，相互召唤出游，争相比赛谁的化妆、谁的首饰今夜更加整齐美丽。一片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景象。
三、李清照的咏史诗
在令人健康自由发育成长的家庭环境里，李清照的强烈自信被培养起来了，胸襟也变得格外宽阔。这集中表现在她大胆自由的文学创作才能的发挥上。李清照不仅仅创作被时人认为是“言情”消遣的小词，而且还敢于与父执们比美，创作“言志”的诗歌，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个人政治观点。元符年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字文潜），作《浯溪中兴颂》七言歌行。浯溪，在今湖南省祁阳县。中唐诗人元结喜爱当地水清石秀，便在溪旁筑屋定居。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元结撰写《大唐中兴颂》碑文，记叙了“安史”叛乱、肃宗扫清叛军、大唐帝国得以中兴的史实，由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石崖上，时人称之为“摩崖碑”。张耒的诗歌流传开来以后，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广泛，黄庭坚、潘大临等著名诗人都有和作。张耒的诗歌，大约由李格非带回家，李清照见了以后跃跃欲试，写下《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7]。诗云：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鬼神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张耒原诗内容比较单一，仅仅是歌颂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功绩；李清照的和作，视野开阔，接触到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深层历史原因。首先，李清照追究了“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的现实原因。唐玄宗做了“五十年”的太平天子，后期已经完全没有励精图治的志向与作为，过起了“酒肉堆中不知老”“传置荔枝多马死”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最终导致“胡兵忽自天上来”的奇祸。其次，李清照透过中兴的光环，看到唐王朝“子仪光弼不自猜”之类的潜伏危机。大乱刚刚结束，皇帝便对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李光弼产生了猜疑。君臣同心同德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天心悔祸人心开”只能是泛泛的安慰，事实上，唐帝国的中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再次，李清照对历代文人“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的谀颂作风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对后人“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的不知反思历史的健忘症而深感忧虑。这里包含着对张耒原作的批评，对现实社会的隐忧。其四，李清照还将笔触深入到玄宗、肃宗父子争夺权利、钩心斗角的龌龊一面。“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帝王家的残酷斗争比“安史之乱”还要可怕，完全揭穿了帝王标榜“孝德”的假面目。最后，李清照谴责了肃宗朝李辅国、张后的勾结专权，暗示唐王朝的又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这就是不知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惨痛结果。
赋诗言志，在封建社会里是男人们的事情。李清照不但不甘寂寞，而且还表现出更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诗歌出自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笔下，叫人十分诧异。这既表现了李清照早年阅读面的广泛和深入，又显示出天才少女的非凡见识和不平常的胸襟。明代陈宏绪称赞这两首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鹿脯矣”（《寒夜录》卷下）。王灼所说的“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在这里也得到了落实。纵观李清照的一生，她从来也不愿意默守闺中，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弱女子，始终对国家大事有一份个人的关心与热情，每每形诸诗歌题咏。道学家朱熹还曾因此非常不满地说：“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熹基于性别歧视的立场，非议李清照的锋芒毕露，正好说明了李清照不同凡响的自强、自信的个性。
这一系列优秀的诗词创作，使闺中李清照的名声渐渐传播开来。这对李清照后来幸福的婚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人还注意到李清照的文学创作才华是对父母秉性的继承，清人陈景云说：“（李清照）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也。”[8]将李格非、李清照父女，比作东汉末年蔡邕（官中郎将）与其女儿蔡琰，是非常恰当的。《续修历城县志》引王鸿《有竹堂怀李文叔》诗说：“草堂环碧竹千寻，文叔高怀足古今。女善倚声拈弱絮，客来把臂入疏林。”非常形象地写出李格非、李清照父女文才相继的盛况。
第三节 一面风情深有韵，眼波才动被人猜——少女李清照的思春情怀
在父母的温馨呵护下，在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家庭环境中，在风光秀美的湖光山色景致里，无忧无虑长大的李清照，对美的事物有一份独特的敏锐和细腻的情感，这一切也同时培养了李清照感情的丰富细腻。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的觉醒，少女李清照少了一些天真烂漫，多了一些难以言说的心事。面对春来秋去的景色，李清照渐渐变得娴静而更多一份婉转的深思。闺中生活是自由的，但也不能免除少女内心深处的寂寞。《浣溪沙》说：
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理瑶琴。远岫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
独处小院，独对闲窗，春色深深，词人领略了一份不可捉摸的寂寞孤单。“重帘未卷”，是词人没有心思、没有情绪的结果。而重帘遮挡之后，闺中光线越发昏暗，词人的寂寞又深了一层。这样无言的寂苦，只好通过“理瑶琴”来排遣。“理瑶琴”，是少女李清照所接受的早期教育的一个方面，是她的日常活动之一。从李清照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十分精通音乐，早期的全面教育为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词人倚楼之际，还看见室外薄暮时候缕缕缠绕于远山的云絮，微风吹拂下的蒙蒙细雨。敏感的少女立即联想到：春色已深，春光将逝，在这风雨之中，梨花恐怕要纷纷凋谢了。户外景色的逐渐暗淡，春天美景的逐渐凋零，让少女心头那一丝丝飘忽的愁绪更加拂之不去了。一味天真烂漫，反而显得肤浅。有了这一缕缕说不清楚的愁绪纠缠，少女李清照显示出安闲宁静的一面，李清照成熟了。
李清照此时会留恋自己喜爱的即将消逝的春日美景，惋惜美好时光的短暂，这闺中寂寞愁绪的背后，隐然飘荡着一丝少女“思春”的情怀。《如梦令》说：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昨夜一场“雨疏风骤”，摧残海棠，催送春天归去，敏感的词人不用到户外观察，用细腻的心灵去感觉，就能知道肯定是一幅“绿肥红瘦”的狼藉景象。以淡淡的愁怀去体察自然景致的细微变化，也是由词人的特定心境决定的。昨夜的饮酒入睡，是否有什么宽慰不了的私人情怀呢？结合下文对春日景色渐渐离去的着急，不难体会出少女对自己虚度闺中光阴的焦虑。“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这一份对美好青春年华的珍惜，是古往今来感情敏锐细腻的女子所共有的。古代女子的唯一好出路就是寻觅到一位如意郎君，嫁一位好丈夫。所以，少女珍惜青春年华之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丝丝缕缕的“思春”情怀，李清照也不例外。日后，李清照对自己的婚姻有如此深沉的一份情感投入，在早期这些伤春伤怀的作品里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来了。这首词的构思也十分巧妙，词人用对话构成情感的递进深入，用粗心的“卷帘人”来反衬自己的敏感细腻，将少女幽隐不可明说的情怀含蓄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词中所表达的意境，前人、今人诗词中也屡屡涉及。盛唐孟浩然《春晓》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是舒适的，酣恬沉睡的诗人不知拂晓已到，是处处啼鸟声惊醒了他，春天清晨的勃勃生机透过“啼鸟声”显露出来。醒来后，诗人立即想起昨夜的风雨，于是便关心有多少花瓣被催落。诗人听闻啼鸟声的欣喜，对落花的关心，都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这首五言绝句着重表现的是抒情主人公春晓之际的舒适，语意缓缓，对“花落”的担忧也是淡淡而来，渐见深情的。晚唐韩偓将这一番诗意改用问句表达，《懒起》说：“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对落花投以更多的关注，但“侧卧”的从容姿势说明诗人的心情并不那么紧张迫切。与李清照同时的大词人周邦彦也有过类似的艺术构思，其《六丑》说：“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吐辞典雅的词人，将落花比拟作“楚宫倾国”般的美人，语意又婉转一层。李清照的词显然直接从韩偓作品中变化而来。这种被他人反复表述过的诗意，李清照出之以全新的构思。对话的双方身份明确了，反衬的作用更加明显。“绿肥红瘦”的比拟，令人耳目一新。小词用语浅近平白，语意却深沉含蓄，表现了花季少女的朦胧浅淡愁思。宋人对这首词就非常赏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说：“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词略），‘绿肥红瘦’，此语甚新。”《藏一话腴》甲集卷一则说：“李易安工造语，如《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这样朦胧浅淡的愁思，在李清照其他一些游赏景物的小词中也时时流露。《浣溪沙》说：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
寒食清明，春光融和，春风和煦。这是闺中少女一年中最忙碌、最欢快的季节，可以招呼女伴一起踏青出游，或斗草比试，或荡秋千嬉戏。江梅虽已凋残，杨柳又是依依，景色秀丽宜人。然而，一丝拂之不去的愁绪缭绕于词人的心头。从清晨玉炉沉香的袅袅残烟里，从依恋“山枕”而久久回味的昨夜梦境中，少女淡淡的愁思隐约可见。春日里，有什么事情能令性情活泼欢快、生活自由自在的李清照发愁呢？大约就是到了性别觉醒年龄少女的思春情怀了。昨夜的梦境恐怕也与这样一位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有关。词人不明明白白地将愁绪的具体所指道破，少女有少女的害羞、矜持，词人只是通过黄昏时刻、疏雨稀落、打湿秋千如此一幅迷蒙的画面，将深藏心底的愁绪略略说出。待字闺中、到了嫁娶年龄的李清照，由于这一份少女的思春情怀，少了一些早年的雀跃，而显得娴静成熟。
李清照毕竟是开朗活泼、大胆率真的，她很少也不愿意受封建礼教的规范。对少女内心最羞于启齿、最隐秘的那份思春情感，有时竟然脱口而出。《浣溪沙》说：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
词写一位获得爱情滋润因而显得熠熠生辉、艳丽照人的青春少女幽会前后的情感体验。期待幽会时的喜不自禁、幽会后的寄信重约再见日期，都说明这次幽会给女主人公带来非常甜蜜的感受。上片写幽会前少女的动人情态：面如芙蓉，清丽秀美，掩饰不住的内心喜悦化作满脸灿烂的笑容。尤其是斜靠在“宝鸭”香炉上默默回味爱情的甜美时那秋波一转，更是将心底的秘密暴露无遗。“眼波才动被人猜”一句，得历代评论家的赏识，清人田同之称其“真色生香”（《西圃词说》）。思春少女娇媚、多情的神态，被词人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下片写幽会回来之后的情思。满脸的“风情”韵致，说明这位少女还沉浸在幽会的甜蜜之中。才分手不久，立即对意中人思念不已，分别的愁恨便阵阵涌来。于是，少女将这“娇恨”写入信笺，寄予对方，焦急地重约在“月移花影”的朦胧美好夜晚再度相见。词人非常巧妙地将笔墨落在幽会前后的期待与回味之描写上，而将幽会的过程轻轻地放过。既含蓄隐约，又细腻深入地写出思春女子情感体验、情态表现的丰富多彩。因为幽会时的喜悦与幽会前后的情感微妙变化相比，反而显得单调。
李清照本人是否真正经历了这样一场甜蜜的幽会，还值得商讨。或许这仅仅是李清照借题发挥的题咏之作，然其中必然渗透了李清照的个人情感体验，或者说是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封建卫道士往往由于这首词的感情写得过于流露而否定其为李清照的作品，这正是不理解李清照大胆率真、独立自信的个性而造成的误会。
第四节 归来堂里小鸳鸯，翁佐崇宁政事堂——赵明诚的家世
李清照的未来丈夫赵明诚，也出身于一个文化气息极其浓厚的官宦家庭。
赵明诚父赵挺之（1040-1107），字正夫，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初为登州、棣州教授，元丰末通判德州。任地方官期间，敏捷有才干，擅长处理棘手复杂的日常政务。如哲宗即位初，赏赐兵士缗钱，德州郡守贪婪而不按时发放，导致兵变。乱兵冲入郡守官府，郡守以及府中其他官员纷纷逃避，唯赵挺之坐堂上，问明情况，立即发放赏赐钱，并惩办为首作乱者，平定了一场风波。哲宗元祐元年（1086），赵挺之因其出色的吏才而引起朝廷注意，召试馆职，除集贤阁校理。次年，转为监察御史。宋代君主非常重视谏官，任谏官者往往是得皇帝信任者，负责监督朝廷百官的职守，具有自由广泛的发言权，而且升迁相当快。至此，赵挺之的仕途一帆风顺，且前程无量。
赵挺之应进士试以及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朝廷新旧党争激烈、朝中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的时期。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得不到朝廷旧臣的支持，只得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新的人才以为羽翼。赵挺之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士及第的，可以想见，赵挺之在考试策论中必定有迎合新政的议论，因此博得当政新党的欢心，一举中的。这一榜的状元叶祖洽，就是因为策论专门投合用事的新党，而被主试官（同时也是新党中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确定为第一名的。这一榜的许多进士后来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竭尽全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北宋后期新旧党争中的风云人物。讨论这一场变法的利弊得失，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王安石政治集团中的新进者，多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之徒，个人品德都有可非议之处。王安石等新党领袖秉性固执，听不得不同意见，在朝野守旧势力的包围下，在朝臣的一片反对声中，他们改从进士考试的途径聚集政治力量。而参加科举考试者，尚未涉足官场，并未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中的多数人的策论能够得到新党的赏识，确实仅仅是一种曲意的投合。在这种以党争为背景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应对敏捷、善于看风使舵的投机取巧之徒。这一榜的叶祖洽、赵挺之、蔡京，都是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物。他们这些人既有令人叹服的处理具体政务的干练才能，又没有一定的个人操守。蔡京在元祐年间旧党当政期间，也曾不遗余力地迎合司马光。赵挺之同样没有坚持自己新党的政治立场，依然得元祐大臣重用。而蔡京、赵挺之在徽宗年间对元祐大臣的迫害，无所不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赵挺之的言行及其为人，苏轼已经多有了解。元祐初年朝廷召试赵挺之的时候，苏轼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宋史·赵挺之传》）但是，元祐政坛当时被精通争权夺利之术的老辣官僚“朔党”所把持 [9]，他们非常嫉恨苏轼的声望及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对苏轼的青睐有加，于是便利用各种政治势力打击苏轼。赵挺之成为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赵挺之转任谏官之后，果然秉承当政大臣旨意，从苏轼的文字中罗织罪名，污蔑苏轼诽谤去世的神宗皇帝。赵挺之对苏轼的仇恨，为徽宗年间的残酷党争迫害种下了祸根。
赵挺之被“朔党”利用完以后，元祐四年（1089）即被赶出朝廷，通判徐州，次年改知楚州。这应该使赵挺之对整个旧党的仇恨更深一层。元祐末年，赵挺之凭借自己的才干，又逐渐升迁到京东路转运副使的重要职务上来。哲宗亲政，彻底发泄自己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形同傀儡的怨气，全面起用新党人物。赵挺之虽然不是新党中的关键人物，政治立场也不太坚定，但他与新党渊源很深，此时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历任太常少卿、吏部侍郎等职。至元符初年（1098），一路升迁到中书舍人，改任给事中，历任中书与门下两省的部门长官，离拜相只有数步之遥了。
徽宗即位，赵挺之积极迎合得势的宰相曾布的旨意，倡导“绍述”之说，即承继神宗、哲宗推行“新法”的施政方针，继续重用新党，排斥旧党。这一次对旧党的迫害比起哲宗朝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宋史·赵挺之传》），成为执行皇帝与宰相旨意、迫害旧党的急先锋。赵挺之借此机会发泄自己对苏轼以及元祐大臣的积怨，并因此飞黄腾达。崇宁元年（1102）六月，升任副宰相；崇宁四年（1105）三月，因阿谀蔡京得蔡京的极力推荐，出任宰相。拜相之后，因争夺权利，又与蔡京反目。其间，曾短期得势，最终被蔡京排挤出中央政府，闲居在家，郁郁而终，终年68岁。《全宋诗》录其作品三首。时有清新平易的诗句，如题友人居所说：“华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画。前贤有遗迹，卜筑俟来者。”（《朱氏天和堂》）另一首说：“西风浙江远，秋色方在目。”（《送罗正之年兄出使二浙》）赵挺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才干方面。
纵观赵挺之的一生，其政治立场大致是站在新党一面的，也因新党而中第、升官、拜相。然而，另一方面，赵挺之善于阿谀逢迎，无一定的个人操守，一段时间在旧党之中也游刃有余。赵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个人作风，最终被世人认识得清清楚楚而遭唾弃。苏轼门下陈师道，也是当时“江西诗派”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与赵挺之为连襟。陈师道晚年贫困至极，冬天无御寒棉衣，妻子向赵挺之家借得一件。陈师道非常厌恶赵挺之的为人，知道棉衣来历后立即要求送还，自己却因寒冷得病去世。赵挺之的品行操守与政治立场，与李格非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的一荣一枯也相去甚远。这直接影响到两家日后的交往，以及李清照对公公的态度。近人樊增祥《题李易安遗像》诗因此有句说：“归来堂里小鸳鸯，翁佐崇宁政事堂。”（《石雪斋诗集》卷二）就是对这一段史实的评说。
赵明诚是赵挺之的第三子，字德甫（又作德父、德夫），生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长李清照三岁。前面还有二位兄长赵存诚（字中甫）、赵思诚（字道甫）。赵明诚后面起码还有一位妹妹，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曾一度将行李寄存在她家。兄弟中唯独赵思诚还存诗二首，《全宋诗》录入。
赵明诚自小喜欢诗书，尤其喜欢收集古代的金石刻录文字，自称“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雅雨堂本《金石录序》）。哲宗元祐四年（1089），赵明诚九岁，其父赵挺之通判徐州，赵明诚随侍父亲身边，就从当地收集到《晋乐毅论》《隋化善寺碑》等古代刻录。哲宗绍圣年间，赵明诚约十六七岁，于金石收录方面就已经小有名气。此时，赵明诚已经随父亲回到汴京，他的姨夫、也是文坛成名人物陈师道，正在徐州任职，写信告诉赵明诚说：“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摩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雅雨堂本《金石录序》）赵明诚于是从陈师道处拓得此碑刻。陈师道这时候不是写信给自己的连襟赵挺之谈文论字，而是与后辈赵明诚谈论，既表明陈师道对赵明诚的赏识，又说明赵明诚在当时收藏界已经崭露头角。元符元年（1098），赵明诚十八岁，咸阳出土传国玉玺。玉玺送到京师后，将作监李诫亲手摹印二本，其中一本就是送给赵明诚的。可见赵明诚当时在这方面的声望。
赵明诚在徽宗年间的求学经历和仕宦出身，要追溯到神宗年间学制和科举制度的变革。神宗熙宁四年（1071），朝廷颁布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上舍生优异者直接授官。哲宗亲政与徽宗即位之后，继续推行三舍法，入太学学习就成为出仕的一个必要途径，众多官宦子弟纷纷进入太学学习。赵明诚到汴京后，入学条件已经具备，因此被父亲送入太学读书。关于赵明诚以后的事迹，将在叙述李、赵婚姻时继续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