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组织与完善政府运作的功能
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大多是在政党的主导下进行运作的，政党不仅要组织政府，而且要制定、实施各种政策，并随时承担其人事任命和政策执行所造成的后果。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扩大化、精密化和专业化对政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赋予议会中的政党（议会党团）和行政机构中的政党（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一部分高级官员）更大的权力，也使它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选民以政党为标签来评估政府的绩效，或者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支持原执政党作为对其治国业绩的褒奖，或者抛弃原来的执政党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西方学者对“群众党”功能的界定非常详尽。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和马丁·P·瓦滕伯格（Matin P.Wattenberg）分别考察了“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所承担的功能，对这些功能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这些功能包括：
选民中的政党：
简化选民的选择
教育公民
创造认同和忠诚的符号
动员选民参与
作为组织的政党：
录用政治领袖并争取政府职位
培训政治精英
表达各种政治利益
整合各种政治利益
政府中的政党：
获得政府多数
组织政府
实现政策目标
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起来
确保政府对其行为负责
控制政府的行政机构
促进政府的稳定
对如此之多的功能该如何把握呢？巴托里尼和彼得·梅尔创造性地将政党的上述功能分为两组：（1）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治教育和动员，等等。（2）制度性或程序性功能：包括录用政治领导、组织议会和政府、执行政策并为政策效果承担责任，等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此外，布隆代尔等人也做了类似的划分，把政党的功能分为“代表”功能和“领导”功能。
通过执行上述功能，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公民和团体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及决策设定了程序规范，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使政治生活规范化。此外，政党不仅提供了经常性的参与途径，缓解了高涨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借助于对纲领和政策的调整、人事变更及轮流执政等方式来转移、释放或消解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预防公众通过不正常的非法手段强行参政，起到了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政党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党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奠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石；从制度层面上看，政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
“群众党”以其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完备的功能而著称，它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之上的，同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党模式，这类政党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对比状况，被西方学者誉为“代表了政党发展的最高峰”。不过，“群众党”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世纪末崛起的左翼“群众党”经过数十年的积蓄力量阶段，终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法、德等国家掌握了政权，它们在选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西方政党体制内“从左向右的传染”过程，被处在政治光谱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所效仿，直到50年代迪维尔热的传世名作《政党概论》问世之时，旧式的资产阶级“干部党”所剩无几，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已经确定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建立起了强大而稳固的政党组织，吸收了大批党员，基本上完成了向“群众党”的转化，“群众党”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后终于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在西方政党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党模式。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运行环境的变化
“群众党”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成为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但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动摇了主流政党传统的选民基础；通讯联络手段的巨大发展、媒体作用的日益增强改变了选举的运作方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危及政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二战后勃兴的利益集团以及分别从左翼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两类新兴政党成了新的挑战者，它们为了争夺公众的支持与传统的主流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切使整个西方国家的选举市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群众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成为“政党衰落”理论兴起的深刻根源。
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导致西方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二战后兴起的以原子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增长，而且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后果，是使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过去，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尽管雇佣劳动者中存在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但蓝领工人是主体，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态。然而，自60、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取代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而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第一要素，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服务业和知识生产者增加，形成了人数逐渐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中间阶层。
对于什么是中间阶层，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按照人们的职业、收入水平、劳动方式、名望、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多重标准来界定这个概念，指出了这个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的许多特征。概而言之，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是依靠知识与技术谋生的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技术工作和服务工作，脱离了直接生产性的活动，有别于教育程度低下、工作条件恶劣和经常面临失业威胁的传统产业工人；他们薪酬稳定而且比较丰厚，但没有大笔私产，不对自己所服务的机构享有财产分配权，因而不是资产者；在政治上，这个阶层崇尚自由民主，但思想保守，求稳怕乱，对社会变革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因而被称为“社会稳定器”。根据这些标准，被纳入当代西方社会中间阶层的，除了小农场主、小雇主、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中间力量之外，还包括了专业人员、经理人员、中低级官员和职员、科研人员等二战后新兴的中间群体。
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造成了冲击。在战后初期那种阶级界限比较清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主流政党各有其对应的阶级力量、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左翼政党依靠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体，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广泛而深入地干预经济，倡导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右翼政党代表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的利益，信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主张限制福利水平。然而，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出现，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了与传统的左右二元政党体制相适应的政党选民基础产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豪和身处底层的贫困者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1950～1970年，美国制造业的中层经理增长了23%，服务业的经理人员和中央与地方政权机关的中级官员增长近2．2倍。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中间阶层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已经超过70%。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的中间阶层在全体劳动者之中所占比重也先后达到了45%至60%。不仅如此，由于中间阶层的成长与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明程度提高相伴，人们普遍以属于这一阶层为荣，在主观上认同中间阶层者甚至超过了中间阶层的实际人数。例如，有调查表明，21世纪初瑞典中间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5%，但人们对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率高达8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中间阶层的比重大约为50%，却有75%的社会成员认为自己属于这个阶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第一位目标——上台执政，就必须赢得拥有大量选票的中间阶层的支持。为了吸引这部分的选民，西方政党普遍淡化左右政治界限，努力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安全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平衡，试图在保留传统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从其他政治思想中汲取合理的成分，以此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更全面地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有学者把这种策略称为“政党选民基础的中间化”。不过，选民基础中间化的策略要收到预期的效果还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中间阶层选民的异质性决定了政党选民基础的脆弱性。中间阶层不仅人数众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迥异，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阶级意识淡漠。面对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任何政党要制定出一个既能包容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又要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政党的纲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中间阶层的选民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不错，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他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比较广泛，形成政治见解的过程比较独立，不像过去属于特定阶级的选民那样对某个政党有强烈的依附性和忠诚度，而是倾向于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政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因素对选民的影响增强了，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的选民人数日渐增加。
这一状况表明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政党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与大众传媒的发展
媒体对政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能够成百上千倍地扩大政党政治宣传的受众，因此政党与媒体的结合早已有之。在所有的大众传媒中，历史最长的是报纸，它具有成本低廉、阅读方便等优点，但也有时效性较差、不易使读者产生感性认识等不足。
广播的出现，解决了困扰前人的一个难题——“从生理上讲，即使是精力再充沛的演说家，也难以使1万名听众同时听到自己的声音”，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曾以态度诚挚亲切、语言质朴无华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化解了长期郁积在选民心中的不满和疑虑，为推行新政赢得了理解和支持。在历史上，政党曾经垄断了政治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报纸和广播电台要么依附于政党，要么具有鲜明的党派倾向，因而成为政党的喉舌。在选举中，政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向选民传播关于竞选的消息，宣传本党的纲领、政策和候选人，培养选民对本党的忠诚，为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鼓动选民投本党候选人的票，对候选人能否在选举中获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代，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式传媒已经无所不在，与旧式传媒相比，它们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容量更大、范围更广，而且实现了文字、声音、图像并茂，感染力极强。为了利用好这些新媒体来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政党不得不改变其以往的运作方式，甚至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加以调整。
（一）电视
1960年9月26日夜，肯尼迪与尼克松两人在7000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进行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年轻英俊、大方自然的肯尼迪战胜了老成刻板、神情紧张的尼克松，成为电视这一崭新媒体影响西方政党政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此，电视成了西方政党传播政治信息、争取选民支持的常用手段，政党领袖在大选前进行电视辩论也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惯例，英国曾长期以电视直播议会中每周举行一次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首相问答”来替代政党领袖之间的电视辩论，但在2010年4月15日，英国工党领导人现任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保守党领导人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终于走到镜头前，举行了英国历史上首次电视辩论会，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家庭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了现场直播，收视率甚至超过了重大体育赛事，辩论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本来被认为是大选中陪衬的自民党领袖克莱格独领风骚，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心目中的主角布朗和卡梅隆。
电视介入政党政治，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原有逻辑发生了变化，政党在选举中的传统运作方式受到了新兴传媒的极大挑战。过去，在动员数量庞大的选民时，公职候选人离不开政党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电视的广泛应用大大削弱了政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使竞选活动中出现了以候选人和大众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组织为主线来展开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给西方政党带来新的资源的同时，也使它们面临着一些新问题：第一，改变了政党选拔领导人和公职候选人的标准。由于电视图像比平面媒体更容易对选民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候选人应该具有较好的外在形象，同时还必须熟知电视的报道方式和运作逻辑，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电视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