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王长江所著《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这是与本书的主题最为接近的一部专著，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一部从政党危机的角度来考察国外政党的学术专著，其研究对象涵盖了西方国家政党、前苏联东欧各国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研究的时间范围从政党产生时起一直延伸到当代。作者指出，考察国外政党的危机应从结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金钱、权力造成的危机着手。其中，“所谓结构危机就是指，政党内部现有的结构、机制和内部关系，不能胜任政党自己设立的目标，或是在形势和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能适应党的任务的转变，从而使政党面临困境”。
这种观点明显地突破了国内学者传统的研究框架。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政党体制危机的问题，“当由于政党出了问题而影响到政党体制，以至于政党体制再不能按原有的模式存在，再难以按原有的轨迹运作时，我们就可以断定，政党体制出现了危机”。这也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视角。在探讨政党危机的原因时，作者指出，“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党的结构危机源于政党在结构上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不适应”，应该说也是比较中肯的。2004年，王长江教授在其新作《政党现代化论》中，进一步把政党危机、政党变革和政党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将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政党衰落”视为政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考察“政党衰落”的原因和预测其发展趋向都很有意义。
在国内期刊登载的学术论文中，全面论述“政党衰落”或“政党危机”问题的寥寥无几，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罗云力撰写的《西欧政党政治的危机与解析》（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李路曲的《西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交易和政党的衰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刘长江的《政党的转型还是政党的衰落》（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段志超的《“政党政治危机”与当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形态》（载《求实》2009年第1期）等。概而言之，其主要观点如下：（1）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如今正在遭遇着一场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格局到合法性的全方位危机，危机并非集中于某个政党或某些类型的政党，也不止发生在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带有普遍性；（2）政党危机的根源不是传统政党的故步自封，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具体表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崛起等等；（3）危机的本质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动摇，而是政党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遭遇挑战，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从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转型的发展趋势；（4）危机并未达到导致西方政党整体衰落的程度，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些政党表现出了相当强的适应性，采取了诸如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政党体制的开放性、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一系列对策来巩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维持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转。上述观点中不乏真知灼见，“政党危机的本质是西方民主的转型”这一结论尤其具有启发性，对西方政党危机的各种表现及原因的分析也与本书所探讨的“政党衰落”主题有不少相通之处。
当然，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的学术成果远不止此。改革开放至今，有赖于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学术氛围的日臻浓厚，国内学者对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了解日益深入，对西方政党的国别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对美、英、法、德、意和瑞典等西方大国主要政党的理论演变、组织结构变化和政治实践均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论及。这些成果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多方面的学术视角和生动鲜活的个案材料。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西方“政党衰落”实际上是个非常笼统的说法。从上文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考察中不难看出，中外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一致的把握。
（1）本书中的“西方”包括了哪些国家？
不解决这个问题，本书的分析就无从展开，更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西方”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传统上，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包括了欧美各国，而且把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归入其中。为便于开展研究，同时考虑搜集到的资料情况，本书把研究范围限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未包括在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党发展的状况来看，西欧政党具有相同的逻辑起点，遵循着相似的变化路径。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美国政党的发展历程与西欧政党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从未产生过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群众党”。
不过，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总是作为西欧政党的对立面或替代者而出现的，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欧政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可比性显著增强，以致有的学者提出了“西欧政党美国化”的观点。况且，美国作为近代政党的发源地之一，又是现代政党政治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对本书的研究而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2）本书中“西方政党”究竟是指哪些政党？
要恰如其分地确定考察范围显然并不容易。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迪维尔热的《政党概论》问世之后，政党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绝大多数“政党衰落”论者并不想从根本上否定政党，也不认为所有类型的政党都在走向衰落。所以，考察范围不宜过大。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政党的分类五花八门：根据政党的不同起源可以把它们分为内生党和外生党；根据政党的阶级属性可以把它们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它们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可以分为左翼政党、中间政党和右翼政党，或者称为激进型政党、改良型政党和保守型政党；根据政党与社会分野的联系，可以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工人政党、农民政党，以及宗教政党和世俗政党；根据政党的首要目标不同，可以分为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追求职位最大化的政党、追求政策的政党和追求党内民主最大化的政党；根据政党活动的地域范围不同，又可以分为地区性政党、全国性政党和国际性政党。
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分类标准都无法把所有表现出“衰落”迹象的政党全部涵盖在内，以此为依据对西方“政党衰落”问题进行探讨很可能导致考察的范围过于狭窄。本书所说的“西方政党”是指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迪维尔热所说的“群众党”的发展阶段（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除外），从60年代起经历了基希海默尔提出的“全方位党”的发展阶段，此后又表现出卡茨、梅尔等人所说的“卡特尔党”特征的政党。这些政党大多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其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上台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