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民中的政党”衰落的性质及其变化趋势
当代西方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情况表明，“选民中的政党”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衰落的性质如何？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要回答政党的选民联盟是在“重组”还是在“解体”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改变了西方政党长期稳定的阶级基础，已“冻结”了近40年的选民与政党的结盟开始解冻，“政党选民联盟重组”（realignment）和“政党选民联盟解体”（dealignment）成为新的政治话题。“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概念是1959年由美国学者V.O.基提出的，1966年又经奥古斯都·坎贝尔进一步阐发，其基本含义是由于选民的社会构成的长期变化而导致大量选民重新权衡他们的政治归属，其投票对象从一党转向另一党，从而改变了政党体制内部各政党相对实力的均衡。“政党选民联盟解体”这一概念由英格尔哈特等人提出，最初主要用来描述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民主党的“新政”选民联盟的解体过程。
1977年，克鲁等人在描述英国选举政治的变化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英国政党的阶级基础的衰落。此后，这个概念被广泛地用来考察政党选民基础的变化和政党体制的沿革。
政党的“选民联盟重组”与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对当代西方“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作了不同的解释，对其发展方向也作了不同的判断，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政党的“选民联盟重组”关注的是选民的政党认同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的产生及其解决，认为当一种新的政治分化标准占据主导地位时，“选民联盟重组”就会发生；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更强调选民的政党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对矛盾能否得到解决、新的政治分化标准能否产生持怀疑态度，此外，这个概念还强调一些虽不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含义，但对选民的政党认同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变化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扩张，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途径；教育水平的提高使选民不像从前那样依赖政党的政治教育和动员；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末加入到选民队伍中来，他们的政党认同不像父辈那么强烈，在选举中更倾向于作出独立的判断，等等。第二，“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结果，是选民的政党认同在不同政党之间发生变动，以新的政党认同取代旧的政党认同，在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新的选民联盟；“政党选民联盟解体”则会导致各政党的稳定的选民认同不复存在，选民找不到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对眼前的政党政治感到失望，因而成为独立选民或者放弃政党转而采取其他政治参与手段，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
根据上述“选民联盟重组”与“选民联盟解体”的标准，在当代西方政党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变的过程中，“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既包含着“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意味，又带有“政党选民联盟解体”的色彩。也就是说，西方政党在历史上与特定阶级、阶层结成的联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选民基础尚未完全形成，总体上仍处在重组选民联盟的过程之中，但由于“就创造肯沃斯、达尔顿和韦尔登等人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政党认同并使之代代相传这一功能而言，‘全方位党’要比从前的政党逊色不少”，今天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获得“群众党”时期那样的长期对党保持高度忠诚的选民了。
一方面，今天我们看到的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选民中的政党”的衰落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政党选民联盟重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选民基于阶级归属的“党性投票”虽然有所削弱，但是“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这个概括即便是对美国的政党也是成立的”，西方社会的阶级分化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的阶级结构只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政党在拓展选民基础之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过去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是在试图保留原有的选民队伍的基础上把新兴的中间阶层纳入到支持者的行列中来，而新兴的社会阶层也的确需要有政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趋于稳定，形成一种新的、比较固定的阶级结构，那么重组政党的选民联盟、实现“选民中的政党”的复兴不是没有可能的。
再者，除了阶级分野之外，西方政党之间在民族、种族、宗教、地域、性别等方面的差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着，为选民确立和保持政党认同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低估西方政党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政党并非一味被动地受环境支配，它们也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政策取向、政治纲领甚至意识形态定位来适应新的环境，吸收新的社会力量来充实自己的选民队伍，现代社会便利的交通运输系统和发达的通信联络手段也给政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和动员大量选民的客观条件。政党的这种调整能力在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上文中谈到的社会党在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通过意识形态变革来吸引中间阶层选民就是很好的例子，“永恒的修正主义”在社会党人看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西欧国家，以绿党和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非主流政党在70～80年代的蓬勃发展一度导致主流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主流政党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拿来主义态度，通过修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拓宽党的政策领域，使之涵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要求。为了应对左翼社会运动及其政治代言人绿党的挑战，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主流政党在维护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根据生态原则重新定位经济政策，确立了生态目标和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增长目标的新战略。西欧中右翼主流政党也在移民问题、跨国多元文化问题、反对官僚主义政治阶级等一系列问题上吸纳了极右翼政党的许多政策主张。结果，主流政党轻松地将非主流政党曾经倡导过、尝试过、检验过的政策措施拿来运用，而不必冒太大的政治风险。社会运动和非主流政党实际上起了“桥梁作用”——成为主流政党拓宽政策领域、争取选民支持的“桥梁”。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对选民和政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选民的政党认同不可能再恢复到“群众党”时期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政党的“选民联盟解体”并非危言耸听。
第一，西方政党通过“意识形态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的策略，在中间阶层选民中招徕了大批新的拥护者，但却无法将他们整合成为一支坚定的支持者队伍，不能使政党获得稳定的选民基础。在战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党的两次意识形态和政策调整都曾收到过立竿见影的效果：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整使西欧国家拥护社会党的选民数量一度增长了40%，不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以及荷兰、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社会党在60、70年代先后上台执政，而且让原本就在台上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奥地利社会党地位更加稳固；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更是造就了一个“粉红色的欧洲”，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有13国出现了由社会党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中左翼政权。然而，导致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获成功的选民基础却不能长期保持，紧随着60、70年代的崛起而来的是80年代的沉沦，90年代的高潮之后就跌落到21世纪初的低谷。
随着英国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的失败，社会党人在西欧主要国家都失去了执政地位，标志着战后西欧社会党的第二波强势反弹走向了终结。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无法跳出“政治钟摆”周期性左右摆动的规律，也都不会走出一条真正通向持续成功的“新中间道路”。基希海默尔50年前对“全方位党”的质问在今天仍然显得格外有力，“摆脱了那些体现派系色彩的纲领和教义的束缚固然增加了它吸引选民的机会，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支持者对党的事业的投入程度有限的后果。政党从一个团结起来捍卫社会利益的组织、党员心灵的皈依以及用长远目光观察事物的平台，变成了一种鼠目寸光、千疮百孔的政治选择的工具，这使政党面临着与日用消费品承包商们相似的困境——如何才能把几乎相同的商品通过不同的方式打包以便招徕更多的顾客？”
第二，由于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通过代际传承和反复投票给同一政党的行为而获得稳定政党认同的社会学习模式被打破，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西方选民对政党依赖性减弱的趋势不易逆转。早期考察政党认同问题的学者认为，无党派的独立选民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边缘化群体，坎贝尔曾评论道：“独立选民是一个涉入政治不深的群体。他们对政治问题知之较少，对候选人的印象比较淡漠，对选举活动兴趣不高，对选举结果也不甚关心。”达尔顿也曾断言：“如果说政党依附表明公民支持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政府体制的话，那么在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同时发生的政党依附的衰落就成了公众在情感上脱离政治的第一个迹象。”
按照他们的说法，独立选民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不参与政治的选民增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独立选民是一批新型选民。他们对政治问题更感兴趣，而且政治技巧更娴熟，处理复杂的政治信息的能力也更强。与以往的独立选民相比，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党持中性的、冷淡的态度，不再选择通过政党这条“捷径”来参与政治，而是借助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民主、大众媒体、利益集团。有不少证据表明，今天的无党派选民中增长最快的就是这类选民。当代西方政党要赢得这批选民的支持，重建稳固的选民政党认同的难度非常大。最近开展的一项对1996～2005年10年间西方主要国家的选民政党认同所做的调查表明，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党认同下降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并不等同于完全否定政党在当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新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参与方式——大众媒体、利益集团、直接民主都不能实现公众的无政党参与。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部分地取代了政党的政治教育、政治动员的功能，但它们代表的社会利益过于狭隘，不像政党那样能够实现选民的利益整合；它们也无法将自己所代表的选民组织起来，更无法行使掌握国家政权的功能。直接民主的应用范围近年来虽然有所扩展，但还远远无法和政党相比。所以，政党仍然是“唯一能够组织选举并赋予选举过程合法性”的组织，媒体和利益集团只有跟政党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即使是那些没有政党认同的独立选民也不怀疑这一点。选举制度比较研究（CAES）在1996-1998年间对20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在回答“政党在本国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中是否必要”这个问题时，81%的瑞典选民、80%的德国选民、76%的英国选民回答“是”，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选民的政党认同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回答“是”的选民比例也达到了56%。显然，多数选民对政党在现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对“选民中的政党”衰落的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选民中的政党”确实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它仍是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和力量的基本源泉，在政党的“三张面孔”中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在当代选民的政党认同这条心理纽带日益松弛的情况下，建立长期而且稳固的选民联盟更加困难。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选票，西方政党进一步改变其意识形态、竞选策略和政治动员方式，努力与尽可能多的选民建立起广泛而灵活的关系。
为此，政党还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组织形态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而对政党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