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父母要是知道我这样……要是他们还活着。她吐了口气，简直不能再说下去。这个家族是毁了，她又叹道。——看了我一眼，顺手揭一揭嘴唇上的裂皮，说，我自己是无所谓的，活着，苟延残喘，可是他们……他们会怎么想？
她坐在那儿，肢体瘫软，由墙壁撑着。她是家族里最小的女儿，自小就倍受疼爱，长得美，聪明伶俐……她曾被寄予了厚望。谁也不曾想到，她现在会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吗？她侧头问我，笑了。又恢复了惯常的神情，天真，坦荡，无耻。
我笑了笑。其实也说不上什么不好，如果这是她的职业，她以此谋生。我告诉她，我是
个没有是非观念的人，可是——
可是什么？她笑道。
我低下头想了想，一下子也无从说起。
她说，你还是觉得不好。小家伙，我知道你的。你希望我做个好人，有一份安定的职业，商店服务员啦，公交车售票员啦，工人或者农民。每天起早贪黑，过皱皱巴巴的日子……她格格地笑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不行的。如果那样生活，我宁愿去死。
她摇了摇头，神色郑重起来：我不能那样生活。虽然很多人都是那样生活着的，每月拿固定工资，舍不得用。先存一部分在银行——唔，存活期还是定期呢？活期利率低，定期利率高；还是定活两便吧，零存整取。——她拿手撑住额头，作势想了想，笑了起来：那么剩余的钱就用于日常开支吧。吃的，穿的，公交车的月票费，孩子的书本费，还有人情来往……真是要命呵。小二子正在长个头，裤脚已经吊在脚脖子上了，球鞋一个学期就能穿出窟窿来，听说他在踢足球。这个该死的！老大爱臭美，才十六岁的小丫头片子，成天闹着要买新衣服。穿什么穿！一家老小，喝老娘的血，吃老娘的肉！……
我听着笑了起来，很惊诧她对街巷生活如此谙熟。她说，我丈夫就生活在这里头，刚结婚的那会儿，我在胡同里也住过一阵。
不是穷。她说，我也过过穷日子，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穷也可以穷到极处，就开始变通，生出希望。可不是这样子的，寒缩，揪心，太平……一年年地忍受下去，暗无天日。每花一笔钱都要记下来，生怕厚待了自己。人活着是为什么？不就是一口气吗？这口气要吐得舒展，穷也要穷得舒展。
我笑道，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穷就是穷，穷怎么能舒展？
她理屈，咬着嘴唇，朝我抱恨地笑笑。她说，都是大同小异的生活。好一些的，有份体面的职业，夹着公文包，有人巴结奉承，整天忙得兴兴头头的。或者坐在办公室里，一杯清茶，一份报纸……可是突然间抬起头来，几十年过去了！人老了，这一生平庸而健全，也不太能记住什么。
那真是恐怖的，她突然唉叹了一声，声音尖细，像在呻吟。那一瞬间，我也顿了一下，打个了个寒颤。我完全能够明白，那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老实平安，而且强大。人在其治下生活，被生下来，长大，一年年失去了幻想。眼睁睁地看着躯体在衰败，可是没有能力。都曾有过新鲜的血肉，也许不羁过，抗争过，可是又能怎样呢？到头来老了，那几乎在瞬息之间，犹如白驹过隙。生命就是这样邋遢，无知觉。
她说，我父母就是这样老去的。我小时候，就看见他们在衰老。怎么说呢，他们那时都年富力强，正忙于各自的事业，上面还有一个老太太罩着；逢着星期天，一家人围着饭桌坐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各说各的事情。——她扭过头去，顿了顿，似乎是看见了什么，也许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在等她说下去。
就是这些，我看见他们在衰老。我那时有六、七岁了，还没有念小学。真是奇怪得很，怎么就看见了这些？这日常场景里背后的东西，所有人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我看见了，非常清楚。——也许姥姥也看见了，她是过来人，对一切已明察秋毫。我跟她讨论过，我说我害怕。她说你害怕什么。我告诉她，我看见母亲在做家务活，捋着袖子。在院子里和隔壁的董阿姨切磋毛线衣的针法。她在阳光底下坐着，打着哈欠。风吹进她的衣衫里，她抱了一下肩膀，她感到冷吗？……姥姥不知我在说些什么。她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她问是什么。我没法回答。很多年前，我不知道那是时间，它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一天天地睁着眼睛。我看见了它的眼睛。
阿姐不说话了。我看着她。
姥姥比我有承受力，她坚强。隔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也坚强，很多关节我已经打通了。但是对于日常生活，我还是害怕。没有道理可讲的，现在我一个人过活，吃饭，穿衣，睡觉，打扫屋子，和我母亲没什么两样；可是也不能说就没有区别。区别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我知道。
她噢了一声笑道，你倒知道！
我笑了。我知道一个人正在老去，像所有人一样；她也很平庸，她甚至更堕落，以诈骗为生。但是不同的是，她反抗规律，反抗一切按部就班的东西……比如日常生活。她不沉迷于此，拒绝无知觉地服从。她的性格决定如此，她怎能隐忍于市井呢？她虚荣，贪欲，爱慕钱财，追求享乐……她敏感，脆弱，没有平常心——世俗性。她不在日常生活里。
她笑着咕哝道，我父母怎么把我养成这个样子？她轻轻地皱着眉头，很无奈的样子。
总之，你也看出了，后天教育在她身上没起反响。那就如一粒石籽落在湖面上，石籽沉下去了，湖面又恢复了平静。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少女，最终没能成为“共和国的建设者”，也拒绝做庸民。——在她看来，这两者也无区别。她按着自己的意愿生长，胸怀很多梦想，正如“色彩斑斓”。
她八岁了，就读于东城区的一所胡同小学。认识了很多字，也会说一些成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同学中有一些人来自底层，其中一个叫陈打铁，和她是同桌。他祖上是拉人力车的，解放以后，父亲进钢铁厂当工人。他这名字由此得来。家里孩子多，底子薄，五六张嘴嗷嗷待哺。这陈打铁一身寒素，两套蓝、灰卡其布衣服年年不败地穿着。短了，那是捉襟见肘；长了，那定是他父亲的改制的。
一个秀美的孩子，可是邋遢，含糊，迷迷登登的。成绩也不好。在学校里受欺负，常常就哭了。“阶级”一词就这样进入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的意识里，和书本里的不一样。她回家把这事跟父母说了，她说，不是解放了吗？穷人不是翻身做主人了吗？谁解放了？谁做主人了？她父母相视一笑，沉默了。她把陈打铁领回家，和他一起作业，把大院里的小伙伴介绍给他认识。她做这一切小心谨慎，生怕伤害了他。有时她也是随意的，拍他的肩膀，和他生气……完全拿他当自己人了。
然而她知道自己是不安的，她觉得愧疚。这个愧疚就是贫富的差别，等级制度。即便1962年，严控食品配给，她们家还过着等常的生活，吃米饭馒头。她记得小时候吃过猪肉炖粉条，姥姥偶尔也喝上杯牛奶，不知是不是此时。她母亲拿回来一份内参，一边看着，一边和父亲议论道，四川农民开始吃树皮了……声音非常小，别的内容也未听清楚。
陈打铁并不领情，他对她冷淡了许多。也许，这友谊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它有很多问题。她知道这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坐着，腊梅树在冷空的气流里开出羞涩的花，她知道自己是吃饱的，因而也是幸福的。她珍视这幸福。
物质给予人的好处，从来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于它给身处其中的人们造成了一种幻觉。这幻觉是华美的，像裘皮大衣里包着的冬天，温暖，且名贵。这是面子。面子很重要。还在于它把一类人群和另一类人群有效地区分开来，造成了某种尊严。说到底，物质就是尊严。陈打铁也是尊严的，然而穷人的尊严没有底子，内向，瑟缩，不踏实。像煤油灯的芯子，微弱地跳着；像寒冬夜行人。
刚学会“富丽堂皇”这句成语时，她回家描述着：一间窗明几净的屋子里，铺着毛茸茸的地毯，有电话，钢琴，电冰箱。花瓶里插着鲜花。窗外阳光灿烂，佣人正在花圃里忙碌。所有人都长得美，神情倜傥，衣衫华贵……钱是用不完的。一家人都笑了起来。姐姐纠正她说，富丽堂皇是形容建筑的。然而她很固执地以为它是用来形容生活的。
母亲认为她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价值观大有纠正的必要。她告诉小女儿，首先这种生活是不存在的，新社会讲究平等，财产共分。即便姥姥那个时代，富贵人家过日子也是算计的，钱花在明处，那是漂亮；算计在暗处，那是隐忍。
她听着，有点似懂非懂。她抵赖说，我也只是打个比方。
母亲继续说，我知道你在为陈打铁抱屈，人穷，遭坏孩子欺侮，这只是暂时现象。而且我们家的钱也是用得磕磕绊绊的，你小孩子不知道罢了。记住：一个人不能太贪图享乐，我们的社会不提供这样的土壤。你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受人尊敬。母亲又举例说明她在延安时代，穷是真穷，可是因为有理想和信念，“精神头十足”。什么是朝气蓬勃，什么叫意气奋发……这就是。可见，物质只是物质本身，它并不能带来什么。
很多年后，阿姐也不知道这席话在她身上是否产生过影响，那一年她八岁，聪慧伶俐。自小，家里就有两种空气，一个是姥姥的，一个是母亲的，这两种空气混杂在一起，对立又相融。总之，每个人的话都是对的，有源头，有历史，有亲历的事件做证据……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然而这些已经来不及细说了，1966年来了。春天。大院里的杨树长出了新绿。人们脱去冬装，在大街上走着，说笑着，回过头去看着，折进胡同口的一家粮油店顺便称两斤面粉。什刹海一带有人在晨练，春寒料峭，水面上结了层薄薄的冰。傍晚的少年宫里传出合唱团童稚的歌声。……人们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那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日新月异”的，人们已见怪不怪的。本以为这一年会平安地过去；再不济，运动来了，还是要过去的。什么不是这样过去的呢？一些人倒霉，另一些走上前台，然而老百姓还是安生的，过着他们简素的日常生活。
阿姐说，1966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年呢？按迷信说法，是有点神秘的。现在很多人拿它做文章，写小说，写回忆录，我看没什么必要。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青年人是误入歧途，浪费了大好青春……全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