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日本文学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来印证这一论断。日本古代作家都是皇国主义者，古代文学作品中虽很少出现直接歌颂天皇的作品，恐怕主要因为皇室的权威在《古事记》编纂后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中看，最需要别人歌颂和美化的人，常常是心虚的、不稳固的。武士势力崛起后，天皇的权力受到削弱，但天皇的权威却没有削弱，尊皇意识更加强化。在《平家物语》等战记物语中，作者对武士飞扬跋扈、轻视皇室权威做了明显的批评。到了近代文学中，受到西方民主文化影响的作家们，仍然将天皇作为精神支柱，森鸥外、夏目漱石两位文坛领袖，都在相关作品中对明治天皇的驾崩做了剧烈反应，同样的，这两位作家对明治天皇政府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包括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都表现出了支持的态度，并写下有关的汉诗为战争叫好。
其他所有作家都异口同声地为对外侵略呐喊助威。仅有的所谓反战的作品——如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诗《你不能死》，也不是反对侵略本身，而是痛惜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侵略大半个中国，此间日本文学通过多种形式，支持侵华战争，绝大多数程度不同地“协力”了侵略战争，或参与了军国主义团体组织，或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这一切，都是出于服从天皇的“圣断”，而天皇的“圣断”是毋庸置疑、绝对正确的。作家们这样做出自近乎本能的皇国意识和日本国家主义，并不认为这会将文学庸俗化。因此可见，日本作家所能超越的，只是国内的党派政治。他们不是“政治主义”者，却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当政治超出了国内的党派、政权之争，涉及对外扩张、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日本作家大都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国家利益，拥护和协助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的对外行动。直到今天，也有不少右翼的、保守的、主张对外奉行强硬路线的文人作家主张让天皇由战后的“象征天皇”重新成为国家元首。
二、情感表征：情趣性、感受性的极度发达
日本文学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日本文学的情感表现方面，我想概括为“情趣性、感受性的极度发达”。
日本文学，无论是长篇的物语，还是短小的和歌俳句，都注重情趣性、感受性的表达。所谓情趣性、感受性，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具有一定的情趣性、感受性，这是人类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所谓情趣性、感受性的极度发达，主要意味着思想性、说教性、哲理性、逻辑性、叙事性的相对薄弱。日本和歌、俳句形式十分短小，只能描写简单的物象，表现瞬间的情感波动和即时的心理感受。和歌的表现方式影响了随后产生的散文的物语文学，以和歌为中心的“歌物语”情节结构简单得近乎没有情节，可以说是和歌表现形式的一种延伸；在“歌物语”和“传奇物语”基础上形成的成熟的《源氏物语》，虽然卷帙浩繁，但在结构上基本上是短篇“歌物语”的连缀，叙事相当片段化，特色和基调仍然是情趣性与感受性。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将其概括为“物哀”。我在《东方文学史通论》中对“物哀”做了一个解释和界定：“‘物哀’
这个词很难译成汉语，其含义大致是人由外在环境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凄楚、悲愁、低沉、伤感、缠绵悱恻的感情，有‘多愁善感’和‘感物兴叹’的意思。”在日本的戏剧（能乐）理论中，理论家把这种格调概括为“幽玄”，“幽玄”就是一种语言难以表现的幽深的趣味和余情，是一种言外余韵与朦胧之美。现代学者铃木修次则把这一点概括为“幻晕嗜好”，他说：“日本人通常不好明确表态，宁可含糊其辞，具有一种特别喜爱含蓄的言外余韵、崇尚模糊的阴影及典雅的表达方式的倾向。这里权且称之为‘幻晕嗜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喜好朦胧的心理。日本人这种喜爱含蓄的余韵的心理，似乎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曾几何时，它发展为对感伤情绪的留恋。”
日本古典以情趣性、感受性为基调的“物哀”、“幽玄”的文学审美理想，对后来的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现代日本文学中，主流的文学价值观是“纯文学”的价值观。所谓“纯文学”，就是不以情节构架和组织的叙事取胜，而以情趣与感受的表达见长的文学。与此相对，那些讲究情节故事的组织构架并以此吸引读者的作品，被称为“大众文学”，在品位上处于“纯文学”之下。
日本文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发达的情趣性、感受性呢？
日本中村元先生在《东方民族の思维方式》一书中，从日语的表达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入手，对此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日语句子的表现形式更侧重感情的因素，而不那么注重理智的因素。日语句子的表现形式更适于表达感情的、情绪的细微差别，而不那么适于表达逻辑的正确性，日语不注重严密准确地表现事物，而满足于模糊的、类型化的表述。在早期的日语中，用来表示感性的或心灵的感情状态的语汇是很丰富的。另一方面，用来表示能动的、思维的、理智的和推理作用的语汇却非常贫乏。日语的词汇绝大部分是具体的和直观的，差不多还没有形成抽象名词。因此只用日语词汇就极难表现抽象的概念。后来佛教和儒教传入了日本，哲学的思考发展起来了，用来表达这些哲学思考的词汇完全是汉字，写法与汉文一样，只是读音不同而已。虽然佛教在一般民众中间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传播，但是佛教经典从来没有被翻译成日语。因为抽象概念太多，翻译成日语十分困难。在日语著作中，只要一涉及术语概念，日本学者就仍然因袭使用汉语词汇。中村元认为：“德国人以纯粹的德语建立了各种哲学体系。这种尝试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爱克哈特时代。另一方面，日本直到最近还没有发展出用纯粹和语来表述的哲学。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承认纯粹的和语不像梵语、希腊语或德语那样适合于哲学的思索。”的确，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又决定思维，日本语的情感性、感受性表达特点，决定了日本文学具有同样的特点。
日本另一位学者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中，则从日本古代的宫廷贵族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来解释“物哀”的审美情趣的根源。他认为，日本文学本来就是以同一家族的小集团为对象。在宫廷女官社会这样受限制的世界里，或者也可以说在趣味和嗜好颇为相同的被称为“同好者集团”的小社会里，首先产生了文学的要求。它恰好具有家族之间的语言活动性质。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必要盛气凌人，没有必要冠冕堂皇地进行思想、逻辑的说教，倒是有使人相互安慰、分担哀愁、体贴入微的必要，咏叹也最好只摘取心有灵犀的那一点，以心传心即可，在平常彼此了解的同伴当中，也就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做解释了，点到为止，只求对方心领神会。达到了这种境地的时候便诞生了短歌（和歌）的艺术形式。即使是物语文学，也不外乎是同宗同族的伙伴之间的语言文字的交流。在这样的世界里，“物哀”的感受，以及对于这种感受的领会，变成了重要的文学的因素。一句话，铃木修次认为，日本文学中的情趣性、感受性特点，来源于平安王朝女性作家较为封闭的家族氛围与人际关系。
当代日本学者土居健郎在《“撒娇”的心理构造》一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由于日本社会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家族性、集团性的结构，日本人心理上有一种“撒娇”的心理原型，那是类似于婴儿对母亲的依恋那样的感情，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相互依赖的感情。日本人的感受性、神经质、哀怨性、羞耻心、对上司的顺从、重礼节、物哀的审美心理等，都来源于“撒娇”的心理构造。按照土居健郎的“撒娇”理论，我们可以对日本文学的感受性、情趣性特色的形成做进一步体味和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以情趣性、感受性为主要特征的“物哀”的审美心理，也是一种类似于“撒娇”的心理表现。“撒娇”是事实上的弱者和情感心理上的弱者寻求心理支持的一种言语与动作行为，“撒娇”常常表现为哀怨、倾诉、娇嗔、感伤等消极的表达形式，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幽玄”的审美意识中，所包含的情绪和情调，与“撒娇”的情感与情调是十分一致的。因此，日本文学中弥漫的淡淡的哀愁、缠绵悱恻的情绪，广义上，可以归为一种“撒娇”的表现。它带有一种家庭化、亲属化人情的温馨，与中国文学、欧洲文学中的社会化的严肃、印度文学中的宗教化的神秘，形成了不同的格调。这种格调只有在剔除社会性的、局限于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纯文学”、“私小说”中才可以保持。
同时，将“撒娇”作为一种特殊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心理表现，也有助于理解日本文学的物哀、悲哀趣味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曾有一些学者从日本文学“物哀”趣味出发，断言日本民族是一个悲观的民族，但实际上，物哀、悲哀的趣味恐怕也只是一种“撒娇”的文学表现，事实上，日本民族总体上还是一个较为乐观的民族，虽然不是彻底的乐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等人享乐主义的作品得到印证。
日本学者和辻哲郎《风土》一书中，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解读了日本的丰富的情趣性、感受性的来源。他认为，日本因位于季风地带，季风地带特有的感受性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极为特殊，其特点是感情富于起伏变化。久松潜一在《日本文学的风土与思潮》一书中，将日本文学定义为“季节的文学”；美学家今道友信在《东方的美学》一书中，认为表现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都是来自于对植物特征的概括，如华丽、艳丽、娇艳、繁盛、苍劲、枯瘦、高大等等；静寂、余情、冷寂等，也大多与植物由秋到冬的季节性状态有关，所以他将日本人的这种被四季、台风所左右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基于植物世界观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