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举
我是摩罗的朋友，我们曾经相识，有过友好的交往，他帮助过我，我不敢忘记。
对他的印象：一、善良，天生的；二、在精神和心理上曾承受过不少；三、有才华。这些都有他的书为证。虽然他自称“摩罗”，但他绝非尼采意义上的强者或超人，甚至相反。他的书我买过一本，他送过三本，他的一些文章即使到如今，也是我十分欣赏和喜欢的。
但是摩罗变了，变得很厉害，很奇怪，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贴一个标签，大约是民粹主义加部分意义上的新左派。这个变化大约是从去年甚至前年开始的，以今年最为显著。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猖獗五百年的西方霸权将成为地方性霸权》、《告别五四，回归康梁》、《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宋鸿兵〈货币战争〉与中国国胆》、《读刘仰〈中国没有榜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太平洋战略》、《乾隆回英王信的是非曲直》、《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从胡适到李银河的微妙变化》，等等；此前最典型的有：《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所有这些文字，最核心的意思大约有：1．鲁迅、胡适等五四前辈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工作是自虐行为，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跟着人家瞎起哄。2．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是对全世界的抢劫和掠夺，而基督教在这中间起了开路者的作用，基督教编撰了“欧洲优越论”的神话，极具排他性。3．敏感的敌人意识，比如西方人在近代到中国来，皆为了抢劫，所谓“西盗”，不分殖民主义分子、冒险家、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反正一锅煮，统统都是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势力；再比如，论到近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他喜欢用“围剿”一词概括，等等。4．对知识分子、对文化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5．对底层，有着牵及心魂的系念，有意无意代表“穷人”说话，对对穷人“不”友善的言语过分敏感。
我认为，国民性是真实的存在，不管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我们所具有的国民性成分，但我们确实有，而且很突出。当年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人等，留有大量文字，谈到中国人的特点，其中有缺点，也有优点。浏览这些由不同的人留下的文字，你会发现无论缺点还是优点，总有那么一些是共同的、重合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有其“特点”，这特点即所谓国民性。所谓反思国民性，主要是说我们“有”，并且其中许多是很不好的，亟须改进；而且这个“有”，不是说其他民族就没有，只是说我们“有”得比较普遍，所谓“特点”是也，所以才叫“国民性”。五四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热心于反省“国民性”，他们接继的正是此前西人的话题。就我阅读所及，结合自己49多年在中国社会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我不认为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察，在基本的方面是存有偏见或者是自虐的，更不认为他们的心态是阴暗的或者是不健全的。
我倒是觉得他们的观察是非常之准确，往往一针见血；在心态上，也是光明和正面为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变得好起来。其实国民性不光中国人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有，他们也有自己的国民性批判，不是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的书吗？
关于国民性，我认为讳疾忌医不是好办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容否认，且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怎样去改变这国民性？现如今，我也知道了，造成国民性的主要原因，不在文化，在制度，是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榨干了民族肌体的健康血液，造成了人性的萎缩和变异。
说到西方，说到传教士，说到基督教，我以为摩罗的知识不够全面和准确，判断缺乏精到细致的分析，先入为主的偏见太甚，所以结论只能是跟着感觉走的“意见”而已，不具有认真对待的价值。比如谈到丁韪良，摩罗发诛心之论，讲到一个什么“太平洋战略”。据我所知，丁氏本人有一本书，叫《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我阅读的印象，并不如摩罗所说。他75年的生命历程，在中国度过66年（1850—1916），他对中国是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希望中国能快速融入现代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据有一席之地。为此，他做过不少事情。他1916年在北京去世，死后与妻子合葬在西直门。摩罗还讲到，“基督是一个征服神”，果真是这样吗？我以为，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与资本主义商业贸易要分开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更要分开。如果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我的这个说法应当能接受。要讲良心，请仔细考察一下近代以来到中国来的成千上万的传教士，看看他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才好发言。讲“征服”也可以，关键看征服的是什么，是“人心”？是“人”？是“国家”？
至于爱国主义等话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知识奠基的问题，绝不能笼而统之地谈论。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曾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言说传统，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和法学，还涉及哲学和信仰神学，必须认真地去梳理和了解。记得是前年秋天，当我一口气读完林达介绍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四本书之后，深深为这一文明传统中所蕴涵的高度智慧所震撼，它绝不比现代科学体现的智慧低多少！两千五百年里，一代又一代哲人殚精竭虑，探讨和设计的这样一整套防范人性之恶、揄扬人性之善、保障人的权利的制度，需要怎样的心智呢？如果承认人性之恶，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将是这一制度潜在的敌人，如何有效地防范、疏导和卫护，这绝不是一人、两人的普通心智所能完成的。再比如，要谈爱国，得首先搞清楚，这国是谁的？爱国不是无条件的，王夫之区别“亡国”与“亡天下”，良有以也。对于被强盗和流氓绑架了的国家，如果要去爱它，我可得仔细思量一下怎么去爱，我不能跟着别人瞎起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听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
关于敌人意识，我以为这是弱者的一种不易超越的心结。我只能寄希望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希望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能更多地用光明的心态看待别人和别国；同时能更多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切实寻求改变之途。
我本来自于底层，我想自己是基本了解底层的。我从来都不以为底层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不论穷人富人，同样有好有歹。以缺陷说，在穷人中间，我多少次见证过人性的狭隘、偏执、仇恨和心态的畸形；这其实就像在富人中间见证到浅薄、无聊、自私、傲慢、无知、沾沾自喜一样。人性是相同的，并不分阶级和阶层。耶稣三年传道中，既有大量各式穷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从不避富者和贵者，他多次高高兴兴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坐席吃酒，向他们谈天国的福音，他平等地看待一切人。总之，我们切切不可以出身论高低，我们不应美化贫穷，就像我们不应鄙弃贫穷一样；对于富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从现实讲，人性成长的土壤很重要，能富有一点、尊贵一点，总比贫穷和卑贱要好些，人性发育起来也会顺利许多。据我这个年龄上的经验，我非常希望能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一批真正的贵族和绅士，社会和文明都需要精英，我们则太缺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阶层！
发端和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毋庸置疑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高消费、高能耗，过分的物质主义，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掠夺，等等。这些已远非西方的问题，早就成了全球问题，它们需要我们以十二分的认真去对待。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绝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甚至鄙弃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的理由，尤其不能成为护短扬己自我辩护的理由。西方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科学使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民主使人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科学和民主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信仰背景和思想背景，对于基督教以及其他，似应先行了解再下断语不迟。海德格尔晚年在谈话中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他的上帝指的不是西方（基督教）以外的。摩罗提到晏阳初，说他是中国近代第一号圣人，但须知，晏是基督徒。这一点是偶然的吗？还有一点，格外值得强调，西方现代文明绝不仅止物质主义一端，其精神文化所达至的高度，为每一个心态平正通达的人所衷心肯定。
最后，必须表明，在思考和解决人类当今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时，绝不应该拒绝投注目光到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资源，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谨慎、深入地向所有文明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学习，以寻求应对之策。
（作者系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