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通过考究海德格尔之存在论区分的特殊迂回，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否定句分析上了。我们发现，否定句与绝对的否定或虚无主义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存在的误解之上，即，建立在将存在者等同于存在，或将存在者的存在等同于存在本身的误解之上。依照我们上文的考察，我们说，否定句所否定的是具体事物，或者说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就像“this is not a book”中，“not”否定的是“book”，而不是“is（being）”一样。但是，一旦将存在者（book）误解为存在（is）后，就会把对存在者（book）的否定误以为是对存在（is）的否定，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误解，也是一般意义上之虚无主义产生的语言表达基础，虽然它有其虚妄性。当然，之所以产生这种虚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有限性，也就是说，一个有限的人无法经受住无数次的具体否定。经过多次具体否定之后，他就很容易走向对存在本身的否定，走向绝对的否定。
举例而言，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断地经历失败，最后就会失去自信，否定自身，但他不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特殊的否定，只能说明这一次失败了，并不能说明下一次一定会失败，因为，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绝对的否定。但是，由于人的有限性，他们无法承受住多次的失败，对很多人来说，多次的失败就等于最终的失败，所以，会有很多人失望，绝望，自杀等等。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误解，还只是一般的误解，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虚无主义，还是日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虚无主义，一种由理论思考所导致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策动者日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之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我们所说的由理论思考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是把存在者的存在误解为存在本身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蕴含于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中，近代以后开始暴露出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增，最终演化成现实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事件，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这种虚无主义的典型就是科学技术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或者说，由近代哲学所奠基的科学技术式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最终排挤了哲学，宣布了“哲学的终结”。
依照这种方式，在哲学与虚无的抗争中，哲学似乎被彻底击败了，因为作为绝对否定的虚无主义出现了，取得了优势地位，它甚至堂而皇之地宣布哲学的失败，宣布“哲学终结了”。然而，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呢？在虚无主义的冲击下，哲学是否真的一去而不复返呢？通过考察我们提到的由理论思考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我们将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当然，这种考察需要我们回到“哲学终结”的逻辑前提和历史条件，我们将在“现代性与哲学”的标题下考察这一问题。
五、现代性与哲学
只有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理论思考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才有可能被厘清，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反哲学本质，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现代性的虚妄性也将得以揭示。
现代性的兴起与扩增中同样包含了存在与虚无、时间和永恒的难题，或者说，包含了哲学地肯定这个世界的难题。不同的是，随着现代性的兴起，人们逐渐丧失了对哲学式的耐心和韧性，逐渐走上了否定存在本身的虚无主义道路。我们看到，哲学地肯定这个世界一直是个难题。自古希腊以来，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巴门尼德指出了存在的绝对肯定本质，但这种绝对的肯定本质总在承受着时间的洗刷：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去了的，人们再也看不到；到来的，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时间总把存在凸现为谜一样的东西，它似乎总在又总不在这些生灭变化之中，总是辩证的，恰如赫拉克利特所说，“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可见、可听、可闻、可感的个体而言，这种时间性的感受总是无法遏制的，总是情不自禁的和油然而生的，总是自然而然的。即使他承认巴门尼德式的绝对肯定，也总会感觉时间性的烦扰（sorge），或者说，与之朝夕相伴的人、物、事，总是无法摆脱的，每天都得与之打交道，而这既让人感到烦心（besorge），又让人感到烦神（fuersorge）。就此而言，如何处置这种时间性的烦扰，总是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难题。而这种日常性的烦恼，总会把人拉回到此时此地的生存境况，总会让人把应付当前的困难变成最为紧要的任务，让人变得“实际”，最后竟至于忘掉了“真际”，忘掉了存在的绝对肯定，变得麻木而趋向虚无。
由此可知，看到存在的绝对肯定本质并不能减少具体生活的生存性困难或艰难。
具体的生活总是很实际的，往低处讲，它需要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往高处讲，它需要游玩享乐、名位财权、自我实现。这些具体的需要或追求总是把可见世界定格为第一位的，最为真实的。在此意义上，真实就是具体、实际，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利益最大化，就是不断地向自身之外攫取和索求，就是对自然的鞭挞和对他人的剥削。最终而言，就成了现代性的物质化追求，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
现代性的问题最终可以表达为彻底的物质主义问题，即一切都趋向于物质或还原成物质的问题，或者说，一切都只有诉诸物质才能解决的问题。经过两千多年的迂回，如何规定物和处理物的问题，在近代之后变得切实可行了，一种处理和规定物的理论诞生了。随之而来，一种处理和规定物的实践也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近代西方的主体性哲学与科学技术活动。
近代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承继的是柏拉图主义的（Platonistic）传统，即从逻辑的角度规定事物的传统。与施特劳斯所说的柏拉图式的（Platonic）传统注重所谓“高贵的谎言”不同，柏拉图主义传统强调的是柏拉图的学院传统，即铭刻在阿卡德米大门上的传统：“不懂几何学者勿入”。这也是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明确被表述为学术研究的传统，恰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它是一种错失了真正意义上之哲学的传统，一种被柏拉图式谎言引入歧途的传统。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谈到谎言问题，他区分了“真的谎言”和“嘴上讲的谎言”，真的谎言是“受骗者把心灵上的无知说成是非常真的谎言”；嘴上讲的谎言“是心灵状态的一个摹本，是派生的，仅仅是形象而不是欺骗本身和真的谎言”。柏拉图把“真的谎言”看成一种灵魂上的恶，“是一种不论谁在自身最重要的部分——在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上——都最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是不论谁都最害怕它存在在那里的”，因为“上当受骗，对真相一无所知，在自己心灵上一直保留着假象——这在任何人都是最不愿意最深恶痛绝的”。就此而言，“真的谎言是不论神还是人都深恶痛绝的”。
也就是说，真的谎言是神人共愤的，或者用德鲁里解释的话说就是，“说灵魂谎言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真理，这种谎言反映了撒谎者深深的无知与自欺”。的确如此，依照柏拉图的看法，处于真的谎言中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这些人是所谓的“下愚”，他们无法辨别真假，浑浑噩噩，病入膏肓，无法教导。除此之外，“嘴上讲的谎言”是人们知道真相而试图隐藏真相时所讲的谎言，这种谎言视其动机，可分为卑劣的谎言和高贵的谎言，卑劣的谎言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用的谎言，是人们所说的普通意义上的谎言；高贵的谎言是为了高尚的目的而使用的谎言，是值得赞赏的，恰如柏拉图自己提到的，“语言上的谎言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用，对谁可用？所以人家对它才不讨厌？
对敌人不是可用的吗？在我们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中间，当他们有人得了疯病，或者胡闹，要做坏事，谎言作为一种药物不也变得有用了，可以用来防止他们作恶吗？在我们刚才的讨论中所提到的故事里，我们尽量以假乱真，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要利用假的传说达到训导的目的”。或者用柏拉图另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就是，“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
了解了柏拉图所谓高贵的谎言，再联系到他一再指出的“灵魂转向”，我们就能明白柏拉图特别突出数学地或者逻辑地规定事物的真实意图了。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热爱哲学，能实现灵魂转向的人少之又少，一般的人都只看到具体的事物，只相信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对看不见和摸不着的既不相信，也不感兴趣。因此，他们都非常实际，紧盯着具体的利益，为之争夺不休，由此导致人们道德上的败坏和城邦政治上的混乱。为了纠正一般人这种过于“实际”而导致的邪恶，柏拉图采用了“高贵谎言”的手法，即希望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数的或逻辑的规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具体事物上引开去，以此训练和提升他们的灵魂，尽量把他们从可见世界引向可思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提到，“既然提到学习算术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人们学习它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知识的话，那么它是一种精巧的对到达我们目的有许多用处的工具。……它用力将灵魂向上拉，并迫使灵魂讨论纯数本身；如果有人要它讨论属于可见物体或可触物体的数，它是永远不会苟同的”。由此可见，柏拉图注重数或逻辑的目的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他所谓高贵的谎言。
从提升灵魂，并指望达到灵魂转向的角度看，柏拉图用数或逻辑去规定具体事物的谎言的确是高贵的。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柏拉图倡导的这条数学或逻辑学的道路最终被确定为一条唯一的道路，一条通往具体事物而非灵魂的道路，这就是现代性的物质化追求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中的逻辑和历史条件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解说的问题。
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开始，一种用数或逻辑规定事物的方式开始统治西方的思想领域，就连最不注重现实世界的中世纪，逻辑地研究事物也没有缺位。也就是说，对神灵的崇拜开始变成对它的研究，而对神灵的研究，又被纳入了数与逻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