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或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规范体系，体现这种价值范畴的大气魄、高格调，以及崇尚科学和人文的博雅特质。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立命之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唯此精神，大学才有天道地德，自由哲思，大学才能成其为“大”；唯此精神，大学才能追根求源，厚积薄发，薪尽火传，整个人类的文化命脉才能得以承继而又不断改革和创新。大学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精要的主要有四：一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二是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三是求实和批判的精神；四是引领社会文化的精神。
陈寅恪曾指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大学就是要出思想，就是要拥有理想主义。否则少了“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创造”，又怎么会有哲人威廉·詹姆斯眼中那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呢？然而仅仅有自由的富于创见的思想是不够的。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某一阵政治风向或者某一时社会风尚而盲从、乱转。大学应该是历史之延展，时代之表征，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持，有所向，有所创，以烛照社会之前进。有学者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但是，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形成的巨大感召力，使他们几乎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内心深处诚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大学与知识分子曾经一度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品格。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终止而结束，当今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就某种程度而言，大学应该是海洋，而不是“沼泽”。独立精神是一个大学得以存在的根基和底气。
大学还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之所。大学里时时刻刻都充满着科学与人文因子的碰撞，二者相得益彰。有研究说，知识精英们一直就相信这个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哲理大道、一种规则、一种定律、一种秩序，而且它能够严格遵守逻辑、遵守实证，这就是亘古至今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人类成功的奥妙。西方所谓的“academy”也即是大学一贯秉承的科学哲理精神。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以普遍的理性原则建构的，这是现代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典型特征。理性原则表现为普适的真理、公理和法理，具体体现为认知客观化、测量精确化、思维逻辑化、操作程序化、行为规范化、组织制度化、交往契约化。理性原则何以产生？它不是个别圣贤的偶然领悟，不是生活闲暇里的个人体验和创作，更不是权势者的规定，它是具有高度社会权威、超越世俗生活的专业文化共同体，在严格的语言和逻辑规范里长期孕育、建构、完善后，再通过一批批人才的培养和训练辐射到全社会。而大学正是这样的文化共同体，它每时每刻都在闪耀着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大学的科学精神缔造了整个理性的现代社会。至于大学的人文精神，更是不言而喻。理想的大学就是进行人文教育的地方。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的训练。大学的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应该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对于人的心灵、理性的观照和培养，本身就是其人文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所以，大学就是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守望者。这种对于人文精神的创建与坚守，不仅让其满怀人文的良知与情怀，而且使之成为传承、创造人类文明的源泉。
大学更是一个“意义的澄清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它以自己独有的品质，既在对问题的实证与反思中演绎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又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探寻着建设性的答案。批判精神反映出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反对一切封闭的、教条的思想观念，反映出了一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和开拓进取的求真精神，反映出了发扬学术探讨、学术评论和学术争鸣的求实精神。批判精神是理想主义信念的逻辑延伸，是大学不断追求超越的表现。它既希望超越现实，指向理想的未来，也希望克服自身的局限，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求实与批判的精神是一种理性怀疑的态度，是符合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因为大学本身就是探讨各种知识和学问的场所，它能对各种前沿、疑难问题等做出科学的判断，能按照知识的内在逻辑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大学成为一种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构，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有的理智力量。纽曼曾说，大学乃是事实和原理、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不仅描绘出理智的疆域，还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不侵犯”即是一种实证的态度，“不屈服”即是一种批判的品格。这正是大学求实批判精神的真谛。
真正的大学并不止于此，它同时还是引领社会文化的一杆大旗帜。学习型社会概念的创立者赫钦斯指出：理想的大学应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像一座灯塔，引领大众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做出科学的决断；通过对人性最深处的各种潜能的开掘，呼唤人类精神的复兴。事实上，中外大学发展史上都曾有过这方面骄傲的例子，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像但丁、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等这样的学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可以说，没有中世纪大学创造的新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有可能滞后；没有北京大学的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就要推迟。引领社会文化作为大学新的功能，内含特有的精神，与生俱来，唯我独尊，影响深远。柳斌杰署长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专题讲座中说，大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社会文化中心，大学出版在文化传承、传播、创新上的地位，实际上已超出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本身。
总之，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独立、科学与人文、求实与批判，以及引领社会文化的精神圣殿，在这些精神之花的滋养下，大学才得以安身、得以延续，整个人类文明也才得以繁衍生息。“大学是社会之光、犹海上灯塔；坚守大学是培育英才之圣地，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研究高深学问之学府；恪守大学在学术研究、创新上的自由与独立；坚持大学适应社会又引领社会应有之批判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胸怀境界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大，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培养的人才有大气魄、有大气概、有大节操，能够成为大丈夫。”
大学的这些精神特质对大学出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要求以其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大学出版在遵循出版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其同步坚守并维护其自由与独立、科学与人文、求实与批判，以及引领社会文化的品格，将大学闪耀的精神之光传承下去。也即是说，大学出版价值观应充分包含和传播这些大学精神；大学出版价值观就是出版价值观和大学精神共融的产物。
四、大学出版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大学出版必须以服务大学、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为目标
大学出版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办在大学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学为母体依托的出版社。这一特点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的特殊使命。
首先，从大学出版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从近代建立高等教育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出版事业一直与中国无缘。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国家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家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很多教学用书和学术专著，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国家对出版事业进行的调整中被宣布暂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解散也被迫停办。以此为起点，直至文革结束，大学出版事业陷入停滞。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和科学战线上拨乱反正，作为适应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作为解决社会上严重存在的出书难、买书难、出版周期太长等矛盾的一项有力措施，恢复并发展大学出版社才又引起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关心和重视。此后，大学出版在我国重新得以发展，大学出版体系一步步建立成形。由此可见：一、我国大学出版的诞生直接导源于国家对出版进行的专业分工，或者说直接导源于政府对出版资源进行的行政配置。大学出版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的，它承担着服务大学教学、繁荣学术的特殊使命。二、大学出版从诞生到暂停再到恢复新建的历程直观体现了大学对于大学出版的需要。这种需要决定了大学出版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出版的使命是和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基本职能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其基本职能是研究学术和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开展社会服务。而大学出版既然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履行编辑和传播大学学术、文化成果的特殊使命。
其次，从我国出版体系的现状来看，目前的570多家出版社从分布上讲，中央部委所属的出版社有一大批，它们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其成立初衷到现实运行状况及发展走势看，都难以在专业出版领域有大的作为。一些老牌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等，则一直比较重视专业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往往侧重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或着力不够，或基本不涉及。最近几年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它们对专业学术出版的兴趣也有所下降。而为数众多的隶属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地方出版社，包括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虽然也强调社会效益第一，但实际操作中明显更注重市场化、企业化，其文化属性和学术使命感从总体上看并不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显然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理所当然应当担负重任。
当前，高等教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在继续上升，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与学科建设的特殊使命在当代不仅没有减弱，相反还得到了强化。所以，大学出版的目标应当植根于这一特殊使命之上。大学出版的一切学术与教育活动、一切经营与管理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一主旨展开。大学出版应该“立足大学，面向市场，发展自身，服务学校和学术”，在为大学教学、科研、学术服务的过程中，将学校优势转化为出版资源优势，进而转化为市场优势，然后再将这一优势创造的效益奉献给学校，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如果说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尚有一定的有形指标可以衡量，比如教材所占出书比例、学术著作所占比重等，那么大学出版对于大学精神的守望与弘扬则更多地取决于大学出版人内心那杆秤。因为有些问题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的不容易。当一本平庸的书稿不要稿费还给很高的补贴时，说不做很难；当领导或朋友们委婉地希望帮忙出本职称书时，说不做很难；当面对沉甸甸的学术却只有几百册的销路时，说做也很难……而往往就是在这些难题面前，大学出版本该坚守的大学精神模糊了。坚守尚难做到，谈何弘扬？大学精神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怎样以出版的形式加以体现？大学精神中的人文与科学的理念之于出版的内涵是怎样的？大学精神中求实与批判精神如何换化为大学出版人的信念？这些恐怕都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笔者以为，作为秉承大学精神的一个载体，大学出版应该建构起一套有助于发扬大学精神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而这种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的形成，应建立在政府、大学以及大学出版社各方对于大学出版的价值观与目标求得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
价值观说到底标明了一种态度，而目标实质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尽管它们都不直接产生实际收益，但明确价值观和目标却是重要而必须的。因为这是制订大学出版发展战略所不可轻视的理性追求。大学出版作为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出版又作为现代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即在追求一己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兼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更为长远和谐的价值实现。在具备了这一价值底线的基础上，大学出版还要视其特殊性讲求对出版精神和大学精神的坚守、传承与弘扬，这是大学出版应当具备的“态度”，也是大学出版必须努力的方向。更进一步说，在大学出版前进的方向上，所有行为都应该服从于“服务大学”、“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的终极目标。其实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大学出版光明前景的基点所在。